4月11日，一起行政诉讼案件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来自贵州遵义的村民丁某坐在原告席，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并坐在丁某对面的被告席上。据了解，陈副省长是我国行政诉讼史上，出庭应诉的第一位省部级领导干部。
　　行政诉讼在坊间被称之为“民告官”。作为权利救济的重要手段，它为百姓搭建了一个与政府讲理论法的“擂台”，而“较量”的规则便是《行政诉讼法》。
　　然而，究其过往，“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已经成为行政诉讼过程的三大顽疾。受此左右，“民告官”特别是被告方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往往被列为行政案件中的敏感案件，原告想要在被告席上一睹平日里只能在媒体镜头前出现的行政“一把手”以及班子成员的风采，简直就是一种奢望。
　　不仅如此，就算法院能够排除干扰，依法立案，依法审理，根据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政府作出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最终也会被“打上马赛克”，理由是：败诉，会有损政府形象。于是，除了原告自己，外围民众很难知晓行政诉讼案的胜负详情。而没有了民众的监督，随后的执行环节多半被弱化或者搁置了。
　　长此以往，民众心底自然会画出一个问号：在讲理论法的“擂台”上，“官贵民贱”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哪个才是真规则？
　　事实上，在这一个问号没有拉直以前，民众在维权的过程中，最朴素而简单的思维逻辑是“信访不信法”。
　　笔者看来，百姓之所以有勇气“民告官”，最本能、最直接的诉求是“告”。通过行政诉讼，民众希望将自己认为不公的遭遇告诉给行政机关的“一把手”，认为“官员级别越高，越是一言九鼎，越是为民说话”。
　　但事与愿违的是，一些地方上的领导干部在媒体的镜头前可以神采奕奕，但遇到“民告官”案件需要自己出庭应诉时，其中一些人不仅要顾忌自己的面子问题，还会担心仕途会因此受到影响，于是便想方设法“躲猫猫”，安排“替身”代之了事。
　　结果呢？长期告官却不见到官，让小矛盾生生憋成了大苦深仇，加剧诉讼当事人与行政机关的对立，随之而来的便是前面所说的“信访不信法”。
　　笔者认为，百姓告官能见官亦难也不难，关键在于在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身为“关键的少数”的领导干部能否在理念上主动完成从“权本位”到“法本位”，从“官本位”到“民本位”的回归；能否在行为上主动消除民众质疑，拒绝“躲猫猫”，亲自出庭，抓住庭审的机会，与老百姓在法律框架下沟通，进而亮出所在政府依法行政的底色。
　　值得庆幸的是，从去年新的《行政诉讼法》和“立案登记制”同步实施以后，百姓“民告官”诉权得到了充分保障，而此次贵州省的陈副省长出庭应诉无疑是对保障效果最好的解读，同时也赢得了民众和媒体的掌声。
　　由此可见，只有出庭应诉的行政“一把手”或班子成员越来越多，民众才能更真切地体验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更真实地感受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