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8月16日《检察日报》报道，2006年6月22日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及附加议定书生效，8月12日至13日，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中欧‘反酷刑公约及附加议定书’国际研讨会”，来自英国、德国等国的专家及国内的专家100余人就如何防止和遏制酷刑展开了热烈讨论。看到此，笔者不由得想起了《水浒》，想起了《水浒》中描写的刺配刑。
　　元末明初问世的《水浒》是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著名小说，数百年来流传甚广,据此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水浒》同样受到了当今老百姓的极大喜爱。在观看中,许多观众都注意到梁山好汉中宋江、卢俊义、林冲、武松、杨志等人上山前都被朝廷处以“刺配”之刑，脸上刺有醒目的“金印”，究竟什么是“刺配”呢？
　　刺配刑起始于五代后晋天福年间，宋初，太祖以“一扫五代之荣”，“务存仁恕”相标榜，推行“刺配之法”，即对赦免死罪的案犯处以“决杖、流配、刺面”三种合用的刑罚。随着阶级矛盾的发展，在“颇用重典”的趋势下，罪情严重的流配犯也要加杖和刺面。
　　刺面有部位的区别，刺面的标记有刺字和其他记号的区别，刺的深度因所配的地区远近不同而有所差异。受刺配之人有的付以军籍（如林冲、杨志），遇赦轻者纵还，重者终身不赦。至宋孝宗时，刺配之法多达五百余条，流配人犯超过十万，失去了原来宽减死罪的意义。
　　刺配刑的出现是古代黥刑的“复活”，从法制史角度看，是历史的倒退。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北宋末年，其时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朝廷刊印、发行全国的封建法典《宋刑统》已实施一百多年了。明人丘睿在《大学衍义补》中说：“宋人承五代为刺配之法，既杖其脊，又配其人，而且刺其面，是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而兼受三刑也”。
　　刺配刑和其他刑罚相比较，对于犯罪人而言，除了一时的体肤之痛外，更重要的是心理创伤难以愈合。从犯罪学看，刺配刑不利于罪犯的心理矫正，只会把犯过罪的人从心理上长期和社会隔离开。《水浒》电视连续剧中，宋江屡次提及招安之事，武松按捺不住，猛然撩起额头上的头发，高声叫道：“哥哥不要忘了我们脸上的金印！”一时间，宋江竟无语凝噎。由此可见即使是宋江这样一个满脑忠君报国思想的人，心理上也难以抹去刺配之刑投下的巨大阴影。
　　犯罪是一种社会冲突，在许多情况下，刑事司法通过适用刑罚在表面上排除了冲突所引起的社会障碍，但未能消除冲突主体对社会秩序与法律制度的心理对抗，甚至还会加剧对立情绪，在刑事诉讼之后衍变为主体间的长期对抗乃至引发更剧烈的冲突，应当说，这种结果并不符合刑事司法的根本目的。为避免上述不利后果的发生，刑事司法仅仅做到正确适用刑罚是不够的，還必须通过多种途径平衡冲突主体的对抗性心理。其中最主要的，是尊重作为刑事诉讼核心人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格，使其在诉讼中受到公正对待。在现实中，也许许多普通民众表达不出“侵犯人权”之类的话，然而在他们内心深处往往埋藏着最朴素的思想，那就是“我也是人，你们也应把我当人看待”。尤其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他们是弱者，也许他们可以容忍承受些许的肉体磨难，但这并不阻碍他们对做人的基本人格尊严的追求，任何漠视、侵犯人权的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尤其是酷刑。
　　古罗马哲人泰伦斯有句名言：“我是人，人类的一切都与我的血肉相关。” 刺配刑的盛行反映了宋朝刑罚制度的残酷。但任何统治都不是残酷刑罚所能维持下去的，于是便有了“逼上梁山”的说法，也就有了我们今日欣赏到的精彩《水浒》。
　　作者：刘晓勇，法律硕士，江苏省东海县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科科长 [222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