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源于对稳定措辞、平等价值或者其他预设的价值立场来选择干预生产过程，而不是允许最大化创造后，再去干预分配，基本都是要失败的。

　　很少见到像黄宗智这样有深厚的发展经济学和史学功底，同时能将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现状清晰描画的学者。比较美国现在平均2600亩的农业土地经营规模，和中国平均10亩的农业土地经营规模，除了暴露出中国单位劳动产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距外，更直接说明了农业劳动力的过剩程度，以及那些欢呼两部门经济发展中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意见对农业现代化自身的理解是多么不足。
　　但是黄宗智先生由农村劳动力仍然太密，得出由农业资本和现代化的农业企业来大规模组织农业生产和经营的模式不适合中国的结论，却是错误的。为了让更多利润留给农戶，或者为了大批农业劳动力就业的稳定，这些都是站不住脚的。在工业部门，中国早已走出了这个思维逻辑的牵绊。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允许“先创造再分配”，1990年代大批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中改制、员工下岗的冲击，中国也走过来了。这不是说当时的改革没有负效应，尤其是在对企业员工原有的股权保障和失业者的社会保障存在严重缺失的情况下，改革有很多需要反思总结的内容。
　　今天在农业部门要提高生产效率、走向现代化农业，按户分田、确保人人就业的承包制度是导致最大交易成本的制度障碍。在允许承包权兑换股权、并在农村地区建立覆盖广泛的低保等社会保障制度下，让有志于农业的大资本和现代企业深入覆盖农村和农业地区，把农业经营体制转变为资本与企业雇员共同面向市场的关系，是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最好出路。张五常先生曾经提到过，中国的很多县级单位完全可以转变为公司制和企业化管理，其实也正是对应了中国经济中县域以下农业部门的严重落后现状的一种抽象化建议。
　　从目前中国已经走向农产品进口，尤其是中高端具有企业品牌的农产品进口大国的趋势来看，农业部门生产经营和农村经济体制的严重落后，正让中国广大农业和农村地区错过先工业化地区带来的农村人口经由农业而转向现代化的机会。像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决定在南美组织蓝莓生产再销到中国市场，是因为中国境内没有足够多的合宜土地、农技与经营人力吗？当然不是。与果蔬禽蛋比较，在主粮商品生产领域的土地经营制度障碍，尤其明显。至于说利润流向哪里的问题，且不说放开生产后在分配环节的税收调节一直都是一个有效选项，如果生产环节没有足够的规模和自由组织经营的环境，利润和能够导致现代化农业企业生存的条件根本就不存在。在农业工业产业规划布局十分先进的上海，保留了松江区作为现代农业区的规划，让农业可以就近获得工业和发达区域的市场机会。在那里目前100多亩的经营规模，大致带来家庭农场十多万的年收入，与夫妻在外打工的年收入相仿，因此导致了农业经营的竞争。尽管松江区自己并没有去约束集中经营的规模，但是农业经营的竞争以及租赁分散土地的制度成本叠加，已经限制了规模扩张和农业经营资本化企业化的程度。
　　英国的工业革命之前和工业革命初期，是先经历了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革命的。而任何源于对稳定措辞、平等价值或者其他预设的价值立场来选择干预生产过程，而不是允许最大化创造后，再去干预分配，基本都是要失败的。工业如此，农业也如此。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只有农业大企业化资本化一条路。即便是走企业化的人民公社制，以集体或者国有性质的资本来集中经营现代农业发展农业企业，类似黑龙江农垦或者各地幸存的少数公社类集体经济，也优于绝大多数的联产承包制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