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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现代上海史诗”，《长恨歌》的诞生无疑与上海有着深刻的情缘。本文主要从《长恨歌》的上海叙事角度入手，通过对城市印象的描摹及城市内核的挖掘，探究其光亮与虚浮，阴暗与坚实的双重特质。
【关键词】：王安忆；长恨歌；上海
在当代文坛，提起王安忆，我们最易联想到的是她笔下的上海都市以及她的上海叙事风格。可以说，在创作三十余年的过程当中，她一步步走进上海历史的深处，触碰上海文化的内核，尤其是成书于1995年的《长恨歌》，更是以一个全新的高度书写上海这座现代城市的兴衰沉浮。正如王安忆自己所言，这“是一部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
一.浮光掠影中的都市印象
提及上海，我们总是不难联想到以往文学作品中关于它的书写与刻画：早在1932年茅盾创作的《子夜》当中，就以上海市景为依托，初步打开城市印象的天窗；之后海派作家的创作，更是细致全面地描摹沪上生活，丰富了文学作品中的上海形象；时至40年代孤岛时期，张爱玲的一系列作品，从对上海的外观描写深入到人心的变异，进一步反衬城市的浮华与虚无。
当代作家王安忆在重新题写上海这座城市时，与以往作家的着意彰显不同，她总是有意无意地将有关都市繁华奢靡的叙述隐藏起来，但这种不可撼动的城市印象即使显得相对微弱，也仍不容忽视。
一方面，豪华阔气的建筑，高档奢侈的场所，疾驰奔跑的名车，都昭示着这城市物质层面的奢华、颓靡；另一方面咖啡厅、电影院、照相馆的背后是一派的小资生活情调，是安于享乐的灵魂的絮语。这气派与腔调构成了城市中最令人向往的那一面，令人们将上海看作天堂。
具体来看，书中第一部分着重表现1946—1948解放前夕上海难掩的繁华与阔气，哪怕是为灾区筹募赈款这样庄重的事项都要借以选举上海小姐的形式来进行。此外，以李主任为例侧面表现出的国民政府官员的雄厚物资财力，借爱丽丝公寓的绮丽氛围以及寄居在此的女性群体身份显现的奢侈糜烂的生活方式，都无一不说明了上海已宛若走向极致。新中国成立后，在简单朴素，戒奢戒躁的社会环境下，既有王琦瑶一行人用镶金边带托盖的茶碗喝着下午茶，亦有不敢越雷池却只能在弯曲发梢、衬衣领子、围巾系发、鞋带花头上做文章的淮海路行人。改革开放之后的城市生活，心是不变的。橱窗中时装的更新令人目眩；舞会派对中成串的光芒有增无减；如豆的汽车、拓宽的街道、招摇的新区、拔地而起的酒店高楼统统彰显着这座城市的中心从来就不曾变过，那景观依旧辉煌夺目，因了这地方从始至终都是锦绣与华光的代名词。
随着生活水平日益提升，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掀起了一阵上海怀旧热的浪潮，以一些外在的形式去追忆三四十年代的生活方式，看着老照片、月份牌幻想着昔日的繁华盛景。王安忆的《长恨歌》恰恰写于此时，因此当时最早有人认为她是在迎合大众的口味，然而在之后几年的研究中又有研究者认为她非但不是在逢迎取巧，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像鸽子一样告诫人们这上海繁华梦的不切实际与荒谬，这种对虚无的、空洞的繁华的追逐是不可行的，也是没有出路的。而今，成书又二十年有余，我们透过当今的视角不难发现，上海的急速发展已显现出更大的魅惑力，这城市依然沿着此前一百多年的道路前行，走在时尚的最前端，用它华丽、光亮的外壳兀自绽放着，招摇着，哄骗着世人；以高雅浪漫著称的百年淮海路也依然是全上海公认的最美丽、最摩登、最有腔调和情调的一条街，终年不改。因此，我们不妨认为，王安忆否定的不仅仅是旧上海那种精雕细琢、糜烂腐朽的繁华梦，也是对上海延续至今的璀璨绚烂的都市风情的一种重新审视，对都市人心的一次重新呼唤，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二.潜入暗礁里的都市内核
提到关于民间生活的叙述，我们无法忽视一个大帽子——开篇的第一章，它全景式的描述上海最基本的市民生活，显现出与以往认识中的绚烂夺目的上海全然不同的另一面，即阴暗琐屑。可以说，作者对这部分的描写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她着意彰显出城市印象与内里的不同，一面是将繁华做到了极致，一面是琐屑的如蝼蚁一般的生活。在宏观的概括上，她在这顶大帽子上分开细述，如残破阴暗的弄堂、粗俗鄙陋的流言等等；而在微观层面，她反复多次地描写弄堂生活中不同的场景片段，如几十个煤球炉子在弄堂里生烟，晾衣衫的竹竿纵横交错，像在烟幕中升旗，将人们的日常生活揉碎了呈现在读者眼前。
作者用这种白描式的筆法将种种不为人知的一面重现，打破了人们脑海中的都市幻影，令初读者产生排拒心理，不禁扼腕这城市竟有如此拖泥带水，自降身价的地方，看似是对上海市井生活的一种揭底，一种嘲弄，一种不满，然而，却是欲扬先抑。的确，它是狗屁倒灶，粒粒屑屑的，却蕴藉着一股烟火人气的感动，它永远不会繁荣绚烂，却最真切可感。在王安忆看来，这才是生活的常态，是切肤的体验，作者正是要借这琐碎、平常、萎缩、不堪道出这城市的真实，指明那些红灯酒绿的欢娱是建立在基本生活之上的，正如她自己所说“这东方巴黎的璀璨，是以这暗做底铺陈开来的”，是如果没有这一层，便达不到上一层的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直指上海华贵风气下大恢弘，小精致背后的虚无，延续其一贯的民间叙事与构建精神高度的写作风格。
可以说，上海文化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个人本位，更多地关注自身，追求个人的发展与超越。因此，在这种个体本位精神的指引下，我们看到的是无数的如蚁的生命在做挣扎。他们懂得，生活无所依傍，只能自谋出路，为自己早作打算，王琦瑶，康明逊，萨沙，再到后辈的张永红，长脚，无一不是小心翼翼地生活，恨不能将心思掰作八份只为一个思虑周全。这些人看似聪明伶俐，八面玲珑，其实这都是步步为营、小心谨慎的结果，他们执着于生计，把生活做得极细，一朝一夕，一点一滴，都拼尽全力。王安忆对这种上海底层市民的生存心理曾有过一段这样的概述，“上海弄堂里的做人，是悉心悉意，全神贯注的做人，眼睛只盯着自己，没有旁骛的。不想创造历史，只想创造自己的，没有大志气，却用尽了实力的那种。”因此我们不难看出上海民众对待生活的态度是认真恳切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虔诚的，在他们眼中只要把眼前过去，就是个长久之计。这是一种生存精神，也是一种见底的挣扎，我们从中看到的是民间生活中蕴藏的顽强不息的生命力与脚踏实地的坚实的人生状态。
一直以来，王安忆都对这种民间的力量持有一种颂赞的态度，她对朴素的精神向度的追求几乎成为贯穿其创作的主旨之一，比如在《富萍》、《桃之夭夭》、《天香》中亦都有所体现。而在这里，她用卑琐生活中迸发出的不息的生存活力和那繁华的场面、虚无的精神进行对峙，正是她对于民间理念的一次深刻地诠释。
参考文献：
[1] 王安忆. 长恨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2] 王安忆. 上海的女性. 上海文坛，1995年第9期.
[3] 王安忆.重建象牙塔.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
[4] 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作家，1995年第10期.
[5] 陳思和.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十五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6] 吴义勤. 王安忆研究资料.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
【关键词】：王安忆；长恨歌；上海
在当代文坛，提起王安忆，我们最易联想到的是她笔下的上海都市以及她的上海叙事风格。可以说，在创作三十余年的过程当中，她一步步走进上海历史的深处，触碰上海文化的内核，尤其是成书于1995年的《长恨歌》，更是以一个全新的高度书写上海这座现代城市的兴衰沉浮。正如王安忆自己所言，这“是一部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
一.浮光掠影中的都市印象
提及上海，我们总是不难联想到以往文学作品中关于它的书写与刻画：早在1932年茅盾创作的《子夜》当中，就以上海市景为依托，初步打开城市印象的天窗；之后海派作家的创作，更是细致全面地描摹沪上生活，丰富了文学作品中的上海形象；时至40年代孤岛时期，张爱玲的一系列作品，从对上海的外观描写深入到人心的变异，进一步反衬城市的浮华与虚无。
当代作家王安忆在重新题写上海这座城市时，与以往作家的着意彰显不同，她总是有意无意地将有关都市繁华奢靡的叙述隐藏起来，但这种不可撼动的城市印象即使显得相对微弱，也仍不容忽视。
一方面，豪华阔气的建筑，高档奢侈的场所，疾驰奔跑的名车，都昭示着这城市物质层面的奢华、颓靡；另一方面咖啡厅、电影院、照相馆的背后是一派的小资生活情调，是安于享乐的灵魂的絮语。这气派与腔调构成了城市中最令人向往的那一面，令人们将上海看作天堂。
具体来看，书中第一部分着重表现1946—1948解放前夕上海难掩的繁华与阔气，哪怕是为灾区筹募赈款这样庄重的事项都要借以选举上海小姐的形式来进行。此外，以李主任为例侧面表现出的国民政府官员的雄厚物资财力，借爱丽丝公寓的绮丽氛围以及寄居在此的女性群体身份显现的奢侈糜烂的生活方式，都无一不说明了上海已宛若走向极致。新中国成立后，在简单朴素，戒奢戒躁的社会环境下，既有王琦瑶一行人用镶金边带托盖的茶碗喝着下午茶，亦有不敢越雷池却只能在弯曲发梢、衬衣领子、围巾系发、鞋带花头上做文章的淮海路行人。改革开放之后的城市生活，心是不变的。橱窗中时装的更新令人目眩；舞会派对中成串的光芒有增无减；如豆的汽车、拓宽的街道、招摇的新区、拔地而起的酒店高楼统统彰显着这座城市的中心从来就不曾变过，那景观依旧辉煌夺目，因了这地方从始至终都是锦绣与华光的代名词。
随着生活水平日益提升，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掀起了一阵上海怀旧热的浪潮，以一些外在的形式去追忆三四十年代的生活方式，看着老照片、月份牌幻想着昔日的繁华盛景。王安忆的《长恨歌》恰恰写于此时，因此当时最早有人认为她是在迎合大众的口味，然而在之后几年的研究中又有研究者认为她非但不是在逢迎取巧，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像鸽子一样告诫人们这上海繁华梦的不切实际与荒谬，这种对虚无的、空洞的繁华的追逐是不可行的，也是没有出路的。而今，成书又二十年有余，我们透过当今的视角不难发现，上海的急速发展已显现出更大的魅惑力，这城市依然沿着此前一百多年的道路前行，走在时尚的最前端，用它华丽、光亮的外壳兀自绽放着，招摇着，哄骗着世人；以高雅浪漫著称的百年淮海路也依然是全上海公认的最美丽、最摩登、最有腔调和情调的一条街，终年不改。因此，我们不妨认为，王安忆否定的不仅仅是旧上海那种精雕细琢、糜烂腐朽的繁华梦，也是对上海延续至今的璀璨绚烂的都市风情的一种重新审视，对都市人心的一次重新呼唤，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二.潜入暗礁里的都市内核
提到关于民间生活的叙述，我们无法忽视一个大帽子——开篇的第一章，它全景式的描述上海最基本的市民生活，显现出与以往认识中的绚烂夺目的上海全然不同的另一面，即阴暗琐屑。可以说，作者对这部分的描写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她着意彰显出城市印象与内里的不同，一面是将繁华做到了极致，一面是琐屑的如蝼蚁一般的生活。在宏观的概括上，她在这顶大帽子上分开细述，如残破阴暗的弄堂、粗俗鄙陋的流言等等；而在微观层面，她反复多次地描写弄堂生活中不同的场景片段，如几十个煤球炉子在弄堂里生烟，晾衣衫的竹竿纵横交错，像在烟幕中升旗，将人们的日常生活揉碎了呈现在读者眼前。
作者用这种白描式的筆法将种种不为人知的一面重现，打破了人们脑海中的都市幻影，令初读者产生排拒心理，不禁扼腕这城市竟有如此拖泥带水，自降身价的地方，看似是对上海市井生活的一种揭底，一种嘲弄，一种不满，然而，却是欲扬先抑。的确，它是狗屁倒灶，粒粒屑屑的，却蕴藉着一股烟火人气的感动，它永远不会繁荣绚烂，却最真切可感。在王安忆看来，这才是生活的常态，是切肤的体验，作者正是要借这琐碎、平常、萎缩、不堪道出这城市的真实，指明那些红灯酒绿的欢娱是建立在基本生活之上的，正如她自己所说“这东方巴黎的璀璨，是以这暗做底铺陈开来的”，是如果没有这一层，便达不到上一层的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直指上海华贵风气下大恢弘，小精致背后的虚无，延续其一贯的民间叙事与构建精神高度的写作风格。
可以说，上海文化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个人本位，更多地关注自身，追求个人的发展与超越。因此，在这种个体本位精神的指引下，我们看到的是无数的如蚁的生命在做挣扎。他们懂得，生活无所依傍，只能自谋出路，为自己早作打算，王琦瑶，康明逊，萨沙，再到后辈的张永红，长脚，无一不是小心翼翼地生活，恨不能将心思掰作八份只为一个思虑周全。这些人看似聪明伶俐，八面玲珑，其实这都是步步为营、小心谨慎的结果，他们执着于生计，把生活做得极细，一朝一夕，一点一滴，都拼尽全力。王安忆对这种上海底层市民的生存心理曾有过一段这样的概述，“上海弄堂里的做人，是悉心悉意，全神贯注的做人，眼睛只盯着自己，没有旁骛的。不想创造历史，只想创造自己的，没有大志气，却用尽了实力的那种。”因此我们不难看出上海民众对待生活的态度是认真恳切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虔诚的，在他们眼中只要把眼前过去，就是个长久之计。这是一种生存精神，也是一种见底的挣扎，我们从中看到的是民间生活中蕴藏的顽强不息的生命力与脚踏实地的坚实的人生状态。
一直以来，王安忆都对这种民间的力量持有一种颂赞的态度，她对朴素的精神向度的追求几乎成为贯穿其创作的主旨之一，比如在《富萍》、《桃之夭夭》、《天香》中亦都有所体现。而在这里，她用卑琐生活中迸发出的不息的生存活力和那繁华的场面、虚无的精神进行对峙，正是她对于民间理念的一次深刻地诠释。
参考文献：
[1] 王安忆. 长恨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2] 王安忆. 上海的女性. 上海文坛，1995年第9期.
[3] 王安忆.重建象牙塔.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
[4] 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作家，1995年第10期.
[5] 陳思和.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十五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6] 吴义勤. 王安忆研究资料.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