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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来自民间的死亡报告
山西最大民营钢企海鑫钢铁已处全面停产边缘，实际负债达100亿元以上;四川某钢铁企业陷入困境，负债高达272亿元;浙江、四川、新疆、河南等地近半数担保公司已处歇业状态，广东30多家大中型担保公司因不堪重负而退出融资性担保市场;上半年，浙江仅某地法院受理的金融借款纠纷就达529件，超过去年全年收案总量，涉及银行等金融机构30多家，涉案企业近千家……
类似情况，绝非仅存于江浙一地。随着市场竞争压力加大，企业在宏观政策调整、经营成本提升和自身管理不足等因素的多重挤压下，相继出现了重大经营困难。
不仅如此，今年以来，国内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企业贷款利率比发达国家高近2～3倍。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票据直贴利率已达8%～10%，处近年来高位。由于直接融资领域门槛高、渠道狭窄，加之今年来银根紧缩，原本就被金融机构拒之门外的大多数中小企业，更加难以得到银行的资金支持。为维持企业正常运转，一些企业不得不倚重传统金融体系之外的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甚至走上高利贷等灰色融资渠道。一些省份高利贷月利率已达5%～8%，个别地方甚至被推高至10%～15%。这无异于饮鸩止渴，让企业走上恶性循环的不归路。
据统计，2014年以来被新闻媒体公开报道的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破产清算、企业主“跑路”等较大事件就达500余起，这些企业遍布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既涉及房地产、钢铁、矿产、金融、服装等传统行业，也包括电商、传媒、新能源等新兴行业;从企业规模看，既有几十上百人的中小企业，也有年产值上百亿元的民营集团，更有特大央企;从行业分布看，既有如钢铁行业这类重灾区，也涵盖小贷、融资、担保、农牧、房地产等众多行业。从东部发达省份到西部欠发达地区，各行业、企业破产潮、倒闭潮、“跑路”潮已愈演愈烈。
中国经济新常态
以此看来，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已经陷入新的困境，再不改变就老了。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是由多种因素以某种方式组合起来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此即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在支撑经济增长的诸多结构中，最重要者，当推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正是这些结构的变化，使得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的时期。
过去30余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迅速提高，第三产业份额缓慢增长。与之相应的是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这一进程的本质，就是大量的劳动人口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即农业、种植和养殖业等），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即制造业和建筑业）转移。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第一产业（在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农业的10倍），这种转移意味着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日益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因之加快，此即“结构性增速”。但是，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第二产业已趋饱和，劳动力和资源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然而，研究显示，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制造业（在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上海，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70%）。基于这样的差异，当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和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之时，中国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必将下降，由之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必然下滑。
再看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是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生产要素。在过去30余年中，每年高达1000万人的劳动投入增长，是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随着转移人口日趋下降，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劳动投入的增长率将逐步下降，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也将长期并存。就资本投入而言，过去30余年，中国的资本投入增长率是逐年提高的，然而，近年来，人口日趋老龄化、传统工业化接近尾声以及消费率的缓慢提高，已经导致中国几十年高悬的储蓄率趋于下降。这使得无通货膨胀的资本投入亦呈逐渐下降之势。而技术进步缓慢，一直是中国经济的痼疾。总之，这三个因素叠加，导致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趋于下降。
分析20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及其变化趋势，我们倾向于认为，自2008年开始，国民经济落入一个新的次高速增长的平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经济减速是经济增长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是一个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自然过程，很难通过政策刺激来改变它。
实践走在争议之前
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一是出口，二是房地产。出口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长期保持两位数甚至高达20%的增长，而房地产开发及其拉动的相关产业更是占到中国GDP的15%左右，并且是经济体中许多其他领域的支柱。横向比较市场规模可以看出，中国在2011年和2012年新修的房子超过美国过去一个世纪的总量。从国内来看，抵押贷款导致过去五六年的信贷激增，并且城镇居民中有90%的人口至少拥有一套房子。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天津出席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时，提到了对中国市场的个体创业者的支持态度，这是以往难得一见的，政府把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如此强烈地寄望于民间个体创业者身上。“中国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劳动者近两亿人。如果这么多人哪怕是其中的大部分人能发挥出他们的聪明才智，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体力加脑力，制造加创造，开发出先进技术乃至所谓的颠覆性技术，中国发展就一定能够创造更多价值，走上新台阶。” 他甚至提到了“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并说，“试想，13亿人口中有八九亿的劳动者，如果他们都投入创业和创新创造，这将是巨大的力量。”
正因为这样，这一轮经济改革的方式值得期待。过去10年以来，在谈到改革问题的时候，往往特别强调“顶层设计”。而这种“顶层设计”的思路往往变成了“顶层争议”;“顶层争议”又往往变成了议而不决，裹足不前。改革本身不同于具体的工程设计。“顶层设计”无非是指出一个探索的方向，许多重大问题必须从实践中找到答案，必须发挥基层的创造性。
改革方式的创新还体现在让实践走在争议之前，以实际效果来判断是非。改革是前人所没有尝试过的伟大实践，任何理论都不可能给出百分之百的答案，只能让实践走在争论的前面。而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大国经济和超大型社会，地区间的差异和超大型的社会规模恰恰是让各个基层单位发挥创造力、想象力，不断探索的最佳条件。
总之，这一轮改革是过去10年来中国社会各界反复呼吁、长久期待的关键性的全面改革。这一轮改革成功与否，将直接关乎中国能否实现2021年“第一个百年”目标，也关乎中国未来市场经济的大格局和基本的制度框架。如果这一轮改革能如期而至、扎实落实，中国经济在经过一两年相对痛苦之后，将有可能重新回到增速接近甚至超过8%的良好局面。
山西最大民营钢企海鑫钢铁已处全面停产边缘，实际负债达100亿元以上;四川某钢铁企业陷入困境，负债高达272亿元;浙江、四川、新疆、河南等地近半数担保公司已处歇业状态，广东30多家大中型担保公司因不堪重负而退出融资性担保市场;上半年，浙江仅某地法院受理的金融借款纠纷就达529件，超过去年全年收案总量，涉及银行等金融机构30多家，涉案企业近千家……
类似情况，绝非仅存于江浙一地。随着市场竞争压力加大，企业在宏观政策调整、经营成本提升和自身管理不足等因素的多重挤压下，相继出现了重大经营困难。
不仅如此，今年以来，国内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企业贷款利率比发达国家高近2～3倍。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票据直贴利率已达8%～10%，处近年来高位。由于直接融资领域门槛高、渠道狭窄，加之今年来银根紧缩，原本就被金融机构拒之门外的大多数中小企业，更加难以得到银行的资金支持。为维持企业正常运转，一些企业不得不倚重传统金融体系之外的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甚至走上高利贷等灰色融资渠道。一些省份高利贷月利率已达5%～8%，个别地方甚至被推高至10%～15%。这无异于饮鸩止渴，让企业走上恶性循环的不归路。
据统计，2014年以来被新闻媒体公开报道的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破产清算、企业主“跑路”等较大事件就达500余起，这些企业遍布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既涉及房地产、钢铁、矿产、金融、服装等传统行业，也包括电商、传媒、新能源等新兴行业;从企业规模看，既有几十上百人的中小企业，也有年产值上百亿元的民营集团，更有特大央企;从行业分布看，既有如钢铁行业这类重灾区，也涵盖小贷、融资、担保、农牧、房地产等众多行业。从东部发达省份到西部欠发达地区，各行业、企业破产潮、倒闭潮、“跑路”潮已愈演愈烈。
中国经济新常态
以此看来，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已经陷入新的困境，再不改变就老了。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是由多种因素以某种方式组合起来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此即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在支撑经济增长的诸多结构中，最重要者，当推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正是这些结构的变化，使得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的时期。
过去30余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迅速提高，第三产业份额缓慢增长。与之相应的是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这一进程的本质，就是大量的劳动人口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即农业、种植和养殖业等），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即制造业和建筑业）转移。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第一产业（在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农业的10倍），这种转移意味着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日益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因之加快，此即“结构性增速”。但是，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第二产业已趋饱和，劳动力和资源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然而，研究显示，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制造业（在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上海，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70%）。基于这样的差异，当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和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之时，中国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必将下降，由之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必然下滑。
再看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是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生产要素。在过去30余年中，每年高达1000万人的劳动投入增长，是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随着转移人口日趋下降，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劳动投入的增长率将逐步下降，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也将长期并存。就资本投入而言，过去30余年，中国的资本投入增长率是逐年提高的，然而，近年来，人口日趋老龄化、传统工业化接近尾声以及消费率的缓慢提高，已经导致中国几十年高悬的储蓄率趋于下降。这使得无通货膨胀的资本投入亦呈逐渐下降之势。而技术进步缓慢，一直是中国经济的痼疾。总之，这三个因素叠加，导致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趋于下降。
分析20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及其变化趋势，我们倾向于认为，自2008年开始，国民经济落入一个新的次高速增长的平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经济减速是经济增长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是一个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自然过程，很难通过政策刺激来改变它。
实践走在争议之前
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一是出口，二是房地产。出口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长期保持两位数甚至高达20%的增长，而房地产开发及其拉动的相关产业更是占到中国GDP的15%左右，并且是经济体中许多其他领域的支柱。横向比较市场规模可以看出，中国在2011年和2012年新修的房子超过美国过去一个世纪的总量。从国内来看，抵押贷款导致过去五六年的信贷激增，并且城镇居民中有90%的人口至少拥有一套房子。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天津出席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时，提到了对中国市场的个体创业者的支持态度，这是以往难得一见的，政府把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如此强烈地寄望于民间个体创业者身上。“中国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劳动者近两亿人。如果这么多人哪怕是其中的大部分人能发挥出他们的聪明才智，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体力加脑力，制造加创造，开发出先进技术乃至所谓的颠覆性技术，中国发展就一定能够创造更多价值，走上新台阶。” 他甚至提到了“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并说，“试想，13亿人口中有八九亿的劳动者，如果他们都投入创业和创新创造，这将是巨大的力量。”
正因为这样，这一轮经济改革的方式值得期待。过去10年以来，在谈到改革问题的时候，往往特别强调“顶层设计”。而这种“顶层设计”的思路往往变成了“顶层争议”;“顶层争议”又往往变成了议而不决，裹足不前。改革本身不同于具体的工程设计。“顶层设计”无非是指出一个探索的方向，许多重大问题必须从实践中找到答案，必须发挥基层的创造性。
改革方式的创新还体现在让实践走在争议之前，以实际效果来判断是非。改革是前人所没有尝试过的伟大实践，任何理论都不可能给出百分之百的答案，只能让实践走在争论的前面。而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大国经济和超大型社会，地区间的差异和超大型的社会规模恰恰是让各个基层单位发挥创造力、想象力，不断探索的最佳条件。
总之，这一轮改革是过去10年来中国社会各界反复呼吁、长久期待的关键性的全面改革。这一轮改革成功与否，将直接关乎中国能否实现2021年“第一个百年”目标，也关乎中国未来市场经济的大格局和基本的制度框架。如果这一轮改革能如期而至、扎实落实，中国经济在经过一两年相对痛苦之后，将有可能重新回到增速接近甚至超过8%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