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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11日，在第22个“世界人口日”，一条新闻引发了舆论各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广东常住人口已达到1.043亿，成为中国第一人口大省。而恰恰这个中国第一人口大省，正在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这看似有些“不合逻辑”的申请背后隐藏了哪些深意？
“老龄化”来敲门：计划生育当调整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人口为13.4亿人，从人口出生率来看，中国已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表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所提供的信息表明，中国已经到了调整计划生育具体政策的时候。
在当天举行的“未来中国人口发展挑战——兼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研讨会上，胡鞍钢表示，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坚持这一基本国策应当毫不动摇。但是，制定计划生育具体政策的目标、内涵、措施要随着时代发生变化，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阶段有不同内容，否则会陷入教条主义的陷阱。
他说，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份文件发表已过去30年，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在已经到了调整计划生育具体政策的时候。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原所长曾毅表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大陆2010年总人口13.4亿，比2000年增长5.84%，年均增长0.57%，显示中国的生育水平已经很低。人口普查还表明中国人口老化进程加快，继续保持现行生育政策极不利于应对人口快速老化的严峻挑战。
曾毅呼吁，中国的生育政策应逐步平稳过渡到在适当晚育与间隔前提下城乡妇女都允许生二孩。他认为，生育政策平稳调整造成的出生人数增加，有利于拉动内需，扩大就业。新增婴儿在20年后进入劳动年龄时正值 “人口负债期”，不但不会增加就业压力，而且将大大减轻劳力资源萎缩与人口老化的压力。(中新网，记者 周兆军)
“一胎”政策该调了？
胡鞍钢的看法代表了国内绝大多数人口学者们的共识。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彭希哲说：“广东省的少儿比例也只有16.89%，与全国16.60%相当。我们感觉广东应该是偏高一点，广东过去一段时间的总和生育率比东部沿海地区要高一点。如果这个六普数据是真实的，那么人口政策面临非常严峻的问题，调整迫在眉睫，绝对不可以推迟了。”
“我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达20年之久，现在已经下滑到了1.5以下，再不调整政策，极有可能掉入‘低生育水平的陷阱’。到时候即使政府鼓励生育，生育水平也上不去，眼前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人口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助理教授蔡泳亦忧心忡忡。
超低生育率，以教育部门的统计来看，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据教育部公报，2009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小学、初中)15512.41万人，比2000年减少19.5%，其中2009年小学生人数比2000年减少22.61%，2009年初中人数比2000年减少13.03%。这说明出生人口在1995年之后，连续10年呈递减效应，而且下降之势越来越加剧。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友华估算，如果现在开始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二孩(简称为单独政策)，中国峰值人口将在2030年前抵达，峰值人口规模在14.38亿左右；从现在开始实行普遍生二孩，中国峰值人口将在2033年前抵达，峰值人口规模在14.60亿左右。两个方案均明显低于中央提出的将中国人口总量控制在15亿左右的目标。由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尚未公布详细的数据，他的这个数据只是一个粗略估算。
“未来总是充满着不确定性，未来人口发展趋势预测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对中国人口发展趋势预测的准确性，主要取决于假设的妇女未来生育率水平与妇女未来实际生育率水平相一致的程度。因此，我们这里的人口预测与未来实际人口发展之间一定存在着差异，而且预测周期越长，误差也会越大。但有一点是比较有把握的，那就是在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内，生育政策调整后中国人口的变动趋势与大致方向是基本确定的。”陈友华说。
丁克或晚生：广州户均不足3人？
5月16日，广州市统计局发布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时，全广州市的常住人口为1270.08万人，与10年前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994.30万人相比，增长27.74%。外来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33.29%，提高到现在的37.48%。
全市常住人口中，共有家庭户368.44万户，家庭户人口为1006.9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73人，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21人减少0.48人，比全国户均的3.1人也要少。
广州市统计局局长王旭东表示，在广州的家庭户中，多为三口或两口之家，特别是年轻人不和父母住、晚生或不生孩子的问题开始凸显。“传统的大家庭模式正在消失，由此可能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尤其是养老。有关部门必须提升社会养老服务。”
数据还表明，广州0岁—14岁的少儿人数比例正在下降。
根据普查结果，在外来人口中，有92%的人正处于15岁—64岁的劳动年龄阶段。由于外来人口的进入，广州的老龄人口比重被降低。户籍人口的总负担系数为31.5%，即100名劳动人口需要负担31.5名非劳动人口。这说明广州正处于劳动力人口的黄金时期，也就是处于“人口红利”时期。“不过，广州正处于‘人口红利’的末端时期。”王旭东说。
上海面对人口“负增长”？
2301.91万！
这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六普”)公布的上海常住人口的最新数据。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相比，10年间，上海市常住人口共增加628.14万人，年均增长率为3.24%，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68倍。2010年上海常住人口密度为3503人/平方公里，是全国人口密度的20余倍，与2005年相比，上海市区域每平方公里增加699人。
随着全国及各地“六普”调查结果的陆续公布，关于我国特大城市究竟如何进行人口布局再次引发广泛关注。特别是上海，其人口总量压力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仅占上海土地面积1/10的中心城区承载了超过全市一半的人口。
“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增长原因和全国人口增长的原因是不同的。”上海市第六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上海市统计局副局长朱章海告诉记者，“全国人口普查显示的人口增长，主要体现的是人口的自然增长，而上海人口的快速增长，是一种地域间流动带来的机械增长，而非人口自然增长带来的。”
基于“六普”调查结果可以清楚看到，位于上海市中心区域的黄浦、卢湾、静安等中心城区人口减少较多，而位于城乡接合部和市郊的闵行区、浦东新区(包括原南汇区)、松江区、嘉定区和宝山区等则有较多的人口增量。
“近10年来上海人口分布呈现中心城区人口减少和近郊区域人口增加的变化，与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化有一定关系”，上海市统计局负责人告诉记者，“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搬离上海市中心区域，而选择了在市郊开设工厂或设立总部基地，从而使外部人口涌入这些区域寻找工作机会。这也是地域间流动给上海人口带来的机械增长的表征。”
不过，上海户籍人口却正在逐渐减少。“上海常住人口近5年的增长可谓迅猛，但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增长已连续18年为负增长。”上海市统计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老龄办和上海市统计局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2月31日，上海市户籍总人口为1412.32万人。这意味着目前在上海的外来人口和本地户籍人口的比例已经是2：3，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是1：2(1900万常住人口中约600万为非户籍人口)。
根上海统计局和相关部门预计，如果按照上海现有外来人口的导入速度发展，未来5年内，上海非户籍人口和户籍人口的比例就会突破1：1。
上海市老龄办向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末，上海市户籍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331.02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23.4%。而“六普”调查的结果显示，上海常住人口的年龄结构更加年轻化了，以65岁以上人口的口径，常住人口的老龄化水平为10.12%，比2000年下降了1.34个百分点。
然而，由于老龄化是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涉及到医疗、养老等各类政府公共政策，在我国户籍制度并未有重大改变的前提下，户籍人口统计下的老龄化更具有现实意义。上海市老龄科研中心等部门预测，进入“十二五”后，上海市户籍老年人口还将快速增加。2015年上海市户籍老年人口或将超过430万，占户籍总人口比例将近30%。事实上，上海于197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全国早了整整20年，老龄化程度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10个百分点，逼近甚至超过日本等发达国家。
上海保监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11年——2030年将是上海老龄化人口迅猛增长期，在这20年间，60岁及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1.78万人，到2030年将猛增至561.26万人。”
事实上，上海老龄人口总数和分布的问题也牵涉到上海未来总体的人口布局问题，如何按照人口变动趋势进行布局，将考验政府如何进行社会资源的公平和有效分配。
“老龄化”来敲门：计划生育当调整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人口为13.4亿人，从人口出生率来看，中国已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表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所提供的信息表明，中国已经到了调整计划生育具体政策的时候。
在当天举行的“未来中国人口发展挑战——兼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研讨会上，胡鞍钢表示，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坚持这一基本国策应当毫不动摇。但是，制定计划生育具体政策的目标、内涵、措施要随着时代发生变化，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阶段有不同内容，否则会陷入教条主义的陷阱。
他说，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份文件发表已过去30年，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在已经到了调整计划生育具体政策的时候。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原所长曾毅表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大陆2010年总人口13.4亿，比2000年增长5.84%，年均增长0.57%，显示中国的生育水平已经很低。人口普查还表明中国人口老化进程加快，继续保持现行生育政策极不利于应对人口快速老化的严峻挑战。
曾毅呼吁，中国的生育政策应逐步平稳过渡到在适当晚育与间隔前提下城乡妇女都允许生二孩。他认为，生育政策平稳调整造成的出生人数增加，有利于拉动内需，扩大就业。新增婴儿在20年后进入劳动年龄时正值 “人口负债期”，不但不会增加就业压力，而且将大大减轻劳力资源萎缩与人口老化的压力。(中新网，记者 周兆军)
“一胎”政策该调了？
胡鞍钢的看法代表了国内绝大多数人口学者们的共识。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彭希哲说：“广东省的少儿比例也只有16.89%，与全国16.60%相当。我们感觉广东应该是偏高一点，广东过去一段时间的总和生育率比东部沿海地区要高一点。如果这个六普数据是真实的，那么人口政策面临非常严峻的问题，调整迫在眉睫，绝对不可以推迟了。”
“我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达20年之久，现在已经下滑到了1.5以下，再不调整政策，极有可能掉入‘低生育水平的陷阱’。到时候即使政府鼓励生育，生育水平也上不去，眼前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人口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助理教授蔡泳亦忧心忡忡。
超低生育率，以教育部门的统计来看，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据教育部公报，2009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小学、初中)15512.41万人，比2000年减少19.5%，其中2009年小学生人数比2000年减少22.61%，2009年初中人数比2000年减少13.03%。这说明出生人口在1995年之后，连续10年呈递减效应，而且下降之势越来越加剧。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友华估算，如果现在开始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二孩(简称为单独政策)，中国峰值人口将在2030年前抵达，峰值人口规模在14.38亿左右；从现在开始实行普遍生二孩，中国峰值人口将在2033年前抵达，峰值人口规模在14.60亿左右。两个方案均明显低于中央提出的将中国人口总量控制在15亿左右的目标。由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尚未公布详细的数据，他的这个数据只是一个粗略估算。
“未来总是充满着不确定性，未来人口发展趋势预测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对中国人口发展趋势预测的准确性，主要取决于假设的妇女未来生育率水平与妇女未来实际生育率水平相一致的程度。因此，我们这里的人口预测与未来实际人口发展之间一定存在着差异，而且预测周期越长，误差也会越大。但有一点是比较有把握的，那就是在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内，生育政策调整后中国人口的变动趋势与大致方向是基本确定的。”陈友华说。
丁克或晚生：广州户均不足3人？
5月16日，广州市统计局发布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时，全广州市的常住人口为1270.08万人，与10年前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994.30万人相比，增长27.74%。外来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33.29%，提高到现在的37.48%。
全市常住人口中，共有家庭户368.44万户，家庭户人口为1006.9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73人，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21人减少0.48人，比全国户均的3.1人也要少。
广州市统计局局长王旭东表示，在广州的家庭户中，多为三口或两口之家，特别是年轻人不和父母住、晚生或不生孩子的问题开始凸显。“传统的大家庭模式正在消失，由此可能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尤其是养老。有关部门必须提升社会养老服务。”
数据还表明，广州0岁—14岁的少儿人数比例正在下降。
根据普查结果，在外来人口中，有92%的人正处于15岁—64岁的劳动年龄阶段。由于外来人口的进入，广州的老龄人口比重被降低。户籍人口的总负担系数为31.5%，即100名劳动人口需要负担31.5名非劳动人口。这说明广州正处于劳动力人口的黄金时期，也就是处于“人口红利”时期。“不过，广州正处于‘人口红利’的末端时期。”王旭东说。
上海面对人口“负增长”？
2301.91万！
这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六普”)公布的上海常住人口的最新数据。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相比，10年间，上海市常住人口共增加628.14万人，年均增长率为3.24%，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68倍。2010年上海常住人口密度为3503人/平方公里，是全国人口密度的20余倍，与2005年相比，上海市区域每平方公里增加699人。
随着全国及各地“六普”调查结果的陆续公布，关于我国特大城市究竟如何进行人口布局再次引发广泛关注。特别是上海，其人口总量压力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仅占上海土地面积1/10的中心城区承载了超过全市一半的人口。
“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增长原因和全国人口增长的原因是不同的。”上海市第六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上海市统计局副局长朱章海告诉记者，“全国人口普查显示的人口增长，主要体现的是人口的自然增长，而上海人口的快速增长，是一种地域间流动带来的机械增长，而非人口自然增长带来的。”
基于“六普”调查结果可以清楚看到，位于上海市中心区域的黄浦、卢湾、静安等中心城区人口减少较多，而位于城乡接合部和市郊的闵行区、浦东新区(包括原南汇区)、松江区、嘉定区和宝山区等则有较多的人口增量。
“近10年来上海人口分布呈现中心城区人口减少和近郊区域人口增加的变化，与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化有一定关系”，上海市统计局负责人告诉记者，“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搬离上海市中心区域，而选择了在市郊开设工厂或设立总部基地，从而使外部人口涌入这些区域寻找工作机会。这也是地域间流动给上海人口带来的机械增长的表征。”
不过，上海户籍人口却正在逐渐减少。“上海常住人口近5年的增长可谓迅猛，但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增长已连续18年为负增长。”上海市统计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老龄办和上海市统计局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2月31日，上海市户籍总人口为1412.32万人。这意味着目前在上海的外来人口和本地户籍人口的比例已经是2：3，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是1：2(1900万常住人口中约600万为非户籍人口)。
根上海统计局和相关部门预计，如果按照上海现有外来人口的导入速度发展，未来5年内，上海非户籍人口和户籍人口的比例就会突破1：1。
上海市老龄办向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末，上海市户籍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331.02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23.4%。而“六普”调查的结果显示，上海常住人口的年龄结构更加年轻化了，以65岁以上人口的口径，常住人口的老龄化水平为10.12%，比2000年下降了1.34个百分点。
然而，由于老龄化是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涉及到医疗、养老等各类政府公共政策，在我国户籍制度并未有重大改变的前提下，户籍人口统计下的老龄化更具有现实意义。上海市老龄科研中心等部门预测，进入“十二五”后，上海市户籍老年人口还将快速增加。2015年上海市户籍老年人口或将超过430万，占户籍总人口比例将近30%。事实上，上海于197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全国早了整整20年，老龄化程度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10个百分点，逼近甚至超过日本等发达国家。
上海保监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11年——2030年将是上海老龄化人口迅猛增长期，在这20年间，60岁及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1.78万人，到2030年将猛增至561.26万人。”
事实上，上海老龄人口总数和分布的问题也牵涉到上海未来总体的人口布局问题，如何按照人口变动趋势进行布局，将考验政府如何进行社会资源的公平和有效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