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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房 伟
参加者：明子奇 张丽 张伟
主持人语：“最爱郊居四月初，庭前橘发两三株。风吹南亩秧波绿，时有蛙声到小庐”。暖风吹来，伴随着文学的香气，这期四季评我们邀请了山东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明子奇、张丽、张伟来为我们点评。明子奇着重探寻文学创作的本质，向内触摸灵魂，向外对话世界。范小青的《你的位子在哪里》，张翎的《心想事成》，王祥夫的《怀鱼记》等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之作。张丽探讨着文学的经典命题——人，在品评作品的过程中思索人生。冯俊科的《老地主张磨油》，李进祥的《绵羊》，马卫巍的《青天歌》等作均属精品。张伟侧重于从历史与现实之中挖掘事件的真相，探索人性的奥妙，对《歧路花园》（陈雪）、《丑女桑桑》（陈永和）等作的品评深刻而独到。
笔端轻触灵魂，描摹人世百态
明子奇
当下的文学创作可谓异彩纷呈，不管是在期刊还是在网络上，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而在博客论坛及公众号上，写作更是变成了全民狂欢，在这个时代，创作似乎变成了一件看起来很容易的事。然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从来不是多数人的事，向内触及灵魂、向外描摹世界的作品仍然是我们急需的，抛开浮躁的文学快餐，深入文学内里，我们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
《中国作家》2017年第4期刊载了范小青的《你的位子在哪里》，这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当代“官场现形记”。小说主人公为某局副主任孙建中由于“巧合”给局长孙子涵替了一次会，然而替会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不仅开会的人都以为他就是孙局长，甚至连妻子都以为自己“荣升”了。事情变得越来越可怕：由于自己是个冒牌货，所以在人前根本不敢承认自己是局长孙子涵，可正因如此，关于局长“架子蛮大，别人和他打招呼，他爱理不理”的流言便在官场当中散布开来。孙建中这才发现事情闹大了，可当他去寻找散布流言的肇事者——同样为领导替会的“假许长明”时，却发现“假许长明”所在的单位也上演着同样的剧情：不仅找不到许长明的替身，也没有人承认发生过替会这回事，甚至连接待他的钱主任也是由单位的小金冒充的……最终，所有单位的替会统计结果竟然都是零，纸面上皆大欢喜的“会风改进，飞跃性进步”更衬出了现实的荒诞。《你的位子在哪里》在艺术表现方面有些像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又有些像莫里哀的《伪君子》，让我们在哈哈一笑之后体会到现实的荒诞与无奈。作品在鞭挞官场不正之风的同时更展示了根治官场顽疾的艰巨性，在扭曲的体制中，找准自己的“位子”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容易的事。
《天涯》2017年第2期收录了张翎的《心想事成》，这篇小说在表现现实生活的荒诞性方面与范小青的《你的位子在哪里》不谋而合。小说的主人公程小玉是典型的凤凰女，毕业后在北京做着枯燥的文案策划工作。某一天，她收到了来自乡下的母亲祝她“心想事程（母亲的别字）”的贺卡，但工作的压力和庸俗的人际关系却使她感到事事不顺，于是她向上司撒谎说爷爷去世需要去参加葬礼，借此在工作夹缝中获得几天喘息的时间。然而吊诡的是，在这之后不久她的爷爷竟然真的去世了。为了掩盖之前的谎言从而真的去参加爷爷的葬礼，程小玉只好又编出了另一个谎言：男友王匡原得了病，需要住院手术。通过这个谎言，程小玉成功地回到了家乡参加葬礼，然而就在这一过程中，男友竟如爷爷一般，真的因急性肾结石住了院。故事的最后，男友因生病时程小玉不在身边从而质疑起她对自己的感情，最终与之分手，而程小玉只能带着无尽的烦恼，痛恨着寓言的自我实现，重归于平庸的生活。如加缪《局外人》中的默尔索一般，故事里的程小玉实际上也是生活中的“局外人”：脱胎于乡土中的她在工作环境中是一个局外人，而回到家乡的她又成了熟悉景物之中的外乡人，甚至在与王匡原的感情生活当中，她也是一个局外人，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爱王匡原，也不能和王匡原的生活完全合拍……“海子已死，我还活着。”现实生活在程小玉那里永远是平庸中掺杂着荒诞，心想事成带给她的也从不是好运气。
“一定有属于我的大鱼在什么地方等着。”《老人与海》当中老人的坚定信念历来为读者津津乐道。大作家往往对大鱼有所偏爱，不管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还是麦尔维尔的《白鲸》，抑或是张炜的《寻找鱼王》，都将大鱼作为描摹的重点，在他们的笔下，大鱼不仅是自然界中的生物，更是超自然力量的象征。王祥夫的《怀鱼记》（《湖南文学》2017年第4期）同样讲述了一个与鱼有关的意味深长的故事：胖江边上的老乔桑曾是一名优秀的渔人，并因优秀的渔技当上了村长，然而，渔民日复一日的打鱼生活使得胖江早已无鱼可打，用当地人的话说是这条江早已经给搞空了。或许是对过去的打鱼生活念念不忘，或许是因过去对鱼犯下的杀孽太重，一场大雨过后，老乔桑得了怪病——他总是觉得自己的肚子里有一条大鱼，这条鱼搅得他寝食难安，儿子树高和树兴为了治好父亲的心病，联合村长帮老乔桑动了一场假手术，骗他说已经将肚中的大鱼取了出来，然而老乔桑看到那条鱼的时候却说那不是自己肚中的大灰鱼。故事在树高和树兴到街上去买大灰鱼，打算回来继续通过“手术”根治父亲心病的计划中戛然而止，而老乔桑的心病是否能够根治成了一个永远的谜。无疑，作者王祥夫讲述的这个荒诞故事是有着深刻寓意的，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使得大鱼再无栖身之地，只能到人们的肚腹中寻找安居之地，与肚中之鱼进行斗争的艰巨性丝毫不亚于在大江上与狂风巨浪抗衡，从这个意义上讲，老乔桑所面临的是和《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以及《白鲸》中的亚哈船长同样严峻的挑战，所不同的是，老乔桑的斗争少了一丝悲剧英雄的色彩，多了一丝因果报应的无奈。
好的小说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塑造饱满的人物形象。李西闽发表在《福建文学》2017年第4期上的《孤独旅行家》便为我们塑造了王大嘴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在讲述者王小烟看来，叔叔王大嘴无疑是一个传奇：独自一人在世界上环游，几次遭遇凶险，身上留有伤疤，既领略过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欣赏过异域风情，更因陷入旅行造假风波而在网上火了一把……带着这份好奇以及对平庸日常的厌恶，王小烟最终和叔叔一起踏上了环游西藏之旅。在旅途当中，王小烟发现叔叔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样玩世不恭和放荡不羁，在时而冷漠无情时而嬉皮笑脸的外表之下，叔叔其实仍然保有着一颗赤子之心，这集中体现在他对自然的热爱以及对万物的尊重上面，而“我”更是在与叔叔的相处过程中了解到传奇背后的故事：他脸上的伤疤并非来自与棕熊的搏斗，而是在非洲遭遇骚乱所致；攻击他旅行造假的美女驴友单丽实际上是他曾经的恋人……王大嘴这一人物形象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习惯于特立独行的孤独生活，是美丽大自然中的浪子，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细心而又温柔的人，在旅途中他仍能记得王小烟小时候最爱吃的食物，此外，他还有着野性的生命力，在生活与爱情方面皆不甘于凡俗，努力突破自我。王大嘴這一形象让人联想到索普《曾达的囚徒》当中的鲁道夫，古典也好，现代也罢，他们本质上是一类人，都有着良善的赤子本心与探寻世界的渴望。 《四川文学》2017年第4期刊载了胡增官的《民权巷猫事》，这部作品在选材方面和老舍的《月牙儿》有相似之处。故事从主人公小兰入住民权巷做皮肉生意讲起，描述了她从事性工作的辛酸历程。年轻时的小兰曾经是一名按摩技师，洁身自好的她坚持只做“半套”，不做“全套”，并将第一次献给了爱她的满有福。“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满有福突然中了二十万的六合彩，并借这笔钱迅速与小兰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然而幸运之中却隐藏着灾祸，婚后的满有福忙着挣钱，却在一次拉土作业中被埋入了天坑，已过而立之年却又没有一技之长的小兰为了挑起养育女儿的重担，背井离乡做起了皮肉生意，在灰色的民权巷当中，她结识了有情有义的老嫖客老崔，智商偏低但一直默默关心她的扫路工龙小元，然而，职业性质决定了她注定无法一帆风顺，同巷的“老妖婆”因为嫉妒她的生意好，最终对她大打出手，而警察的介入最终使得民权巷的地下生意走向萧条，故事的最后，小兰离开了民权巷，去寻找新的生活。在《月牙儿》当中，月亮是串联故事的重要线索，而在《民权巷猫事》当中，猫成了影响小兰人生抉择的重要事物。正是在受到“老妖婆”的打击之后，小兰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并在收养野猫的过程中回忆起了自己年轻的过往——那时的她也养猫，并在养猫过程中建立起了对生活的热情。重新养猫意味着小兰重拾了对人生的信心。面对被小兰救活的小猫，快嘴街坊说：“我知道，是小兰救下的小家猫，不是无聊人玩的宠物猫。”与《月牙儿》中的主人公不同，小兰最终又由“宠物猫”变回了“家猫”，从良是小兰开启新生活的第一步。
凡一平的《风水师》（《广西文学》2017年第4期）讲述了一个在当下颇为敏感的话题——拆迁。身为作家的“我”在一次签售会上遇到了老同学樊光良，得知他成为了一位有名的风水师，从这位老同学口中，我了解到他匪夷所思的发迹史：身为风水师的他结识了官员胡刚，并利用自己的身份去说服钉子户搬家，从而达到拆迁的目的。胡刚依靠樊光良，顺利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拆迁工作，并因此在官场上一路顺风，从镇党委书记开始，一步步做到了副市长。作者透过风水师这个特殊的职业，将为了完成拆迁任务以保证仕途而无所不用其极的官僚嘴臉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而对作者来说，反思拆迁其实也是在反思当下整个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当中的两个细节，一是大学生出身的胡刚本身并不迷信风水，但为了完成政治任务却不得不出此计策，引人深思；二是樊光良最后所提到的，风水不能挽救一种东西，就是寿命。的确，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很长也很短，在有限的生命里不择手段地“进步”，最终换得的仍将是一无所有的凄凉。实际上，不管是胡刚也好，樊光良也好，都是环境的牺牲品，他们在挣扎着想摆脱困境的同时，反而深深地陷进了泥潭。
“人老珠黄”或许是中年妇女最不爱听的词之一，处在这个年纪的女性很难像年轻时那样光彩照人，但这并不代表她们丧失了情感需求。青禾的《阿惠》（《厦门文学》2017年第4期）便讲述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心路历程。主人公阿惠是一名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妇女，拥有着一个同样平凡的家庭：丈夫碌碌无为，热衷于到老年保健知识学习班“听课”，为的是领诸如珍珠米、花生油等廉价的免费纪念品；女儿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嫁了一个同样高中毕业的装修工同学；婆婆重病在床，全靠她一个人照顾，而三个小姑子处处给她制造麻烦，间或对她冷嘲热讽；至于阿惠自己，除了留有年轻时的一点风韵以及年轻时对文学梦的一丝幻想，整个人便被埋进了庸常的生活之中。然而，好友安妮的到来打破了她一地鸡毛式的旧生活，安妮的丈夫方先生是大学教授，博学而又温文尔雅的他触动了阿惠久无波澜的心房，在一次次接触当中两人生发了好感，但最终未曾越过红线。我们可以将阿惠的经历与《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的经历做个对比，同样是面对无趣的家庭，同样是遇到了对自己心存好感的心上人，作为有夫之妇的阿惠和安娜在行为上却有很大差异。阿惠是幸运的，在不惑之年能够碰到知己方先生，阿惠又是不幸的，现实约束着无法在这样的年纪再次追寻幸福。作者的性别意识是鲜明的，一次暧昧的思想出轨揭开了当下女性的生存困境。
《西湖》2017年第4期刊载了孙智正的小说《句群》，这是一篇几乎没什么故事的小说。孙智正被称为“写作领域的发明家”，在创作方面锐意求新，《句群》便带有非常明显的创新色彩。小说由二十个不到百字片段构成，这些片段以描写事物和主人公的意识流动为主，带有梦呓的色彩。小说当中对于事物描写极为细致，如第一部分对“一个打火机”的描述：“我又看了一下，打火机做成了手枪的形状，手枪柄上好几块地方磨掉了，露出了黄铜色，你知道黄铜色比古铜色亮多了，我拿着枪……锥形的火刺刺直叫，火都是蓝色的，搞得我碰都不敢碰，感觉一碰就会在指肚上烧穿一个洞”。在对事物的描写过程中，故事情节反而被淡化了，而文中诸如“那么我们可以猜想，应该到处都是我们没有看见的影子，影子的影子，影子的影子的影子的影子的影子，我不太懂，我不懂”式的呓语更增加了文本的阅读难度。从《句群》当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类似“新小说”的反小说色彩，碎片化的写作方式、日记体的文本样式和超文本式的文本结构都是作者大胆突破常规的产物，通过写作创新，孙智正完成了对文学创作本质的又一次反思。
漫漫人生路
张 丽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在打开包装之前，你永远无法知道它的滋味。在这条名为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将获得不同的阅历，拥有不尽相同的心路历程，或幸福或痛苦，或圆满或抱憾，或热闹或孤单……人生就像一出折子戏，一切颠沛流离与悲欢离合都将化为作家笔下写不完的故事，且让我们跟随他们的笔致，赏人间烟火，品百味人生。
冯俊科的《老地主张磨油》刊载于《北京文学》2017年第4期，这是一个由饥饿年代“偷醋”事件所引发的故事。在贫瘠的乡村，醋是不可多得的奢侈调味品，饱受饥饿折磨的“我”时常去“五类分子”张磨油家捞醋柿子、偷醋吃。当被这位老地主捉贼拿赃后，贫农出身的“我”扬言要捅破他与王狗头媳妇私通的事，这才得以“全身而退”。在这条“偷醋”的明线下隐藏着土改分浮财的暗线——张磨油祖上辛辛苦苦攒下的家业在土改时化为一场空，老宅院被王狗头之父王飞龙据为己有，自己只能住进王狗头家的土院子草上房，而这种毫无公平可言的惊天大逆转在那个年代却再也正常不过。最终，摘掉地主之帽的张磨油在年迈时和王狗头媳妇居家过起日子，他又回到了从前的家。于冯俊科那不事雕琢、亲切自然的文风下，既有感性的表达，又有理性的思考，一句“恁家？这原本就是俺家”给人留下无尽的反思空间。 李进祥的短篇小说《绵羊》发表在《飞天》2017年第4期，开篇“穆和一直以为他自己是一只羊”便一下子吸引住读者的目光。地主之子杨大山是一个放羊的好手，挨批斗后并不分辩，见人也更恭顺，靠“装羊”安稳度日；文革后包产到户，杨大山和儿子所分土地太贫瘠，遂以放羊发家致富，这难免招人眼红；在村民外出打工撂荒土地后，他们又买了上百亩土地，似乎“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过去了”。然而，好景不长，嫉恨杨家的村民在生态移民搬迁时，将全村地打乱重分，土地再次被分掉，穆和只好重操放羊的旧业。土地，向来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所，从杨家两次失去土地的遭遇中，我们可以洞见人性的幽微复杂，也许，人也只不过是被欲望所俘获的两足无毛动物罢了。
2017年第4期的《青年文学》收录了马卫巍的《青天歌》，这是一首氤氲着悲壮、苍凉、哀婉的基调而又温情脉脉的歌。方四斤是一位吹响器的好手，唢呐、大锣、小锣、板鼓、二胡、坠琴样样在行，凭借着与生俱来的本事，在四邻八乡的红白喜事上总能博得满堂喝彩，一干就是七十年。虽然打了一辈子光棍，他却是个好面子的人，逢人办事就给人随礼，村人的质疑抵不过他“愿意”。年老后住在养老院的方四斤决意收回这些年散出去的份子钱，他为自己筹办了一场风光的葬礼，一曲悲怆的《青天歌》让人听着就想潸然泪下，到手的礼金竟有万余元。“人生荣辱事，最终化青烟”，百年之后一切都会烟消云散，四斤选择用这些钱延续王寡妇的性命而非防老，这一举措为世态炎凉的社会增添了一抹亮色。在马卫巍的笔下，平凡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总能触动我们心底最柔弱的那根弦，推倒横亘在人与人之间的“心墙”，让大家相信在冰冷的人生中仍有温暖所在。
秦岭的《吼水》刊载于《当代》2017年第2期，作者以明亮、鲜活的口吻，讲述发生在人与马之间一波三折的恩怨纠葛。尖山村是一个极度缺水的村落，全村只有邓念泉家一口水柜，在政府的补贴下，村人开始修建水柜储水，外出打工的董球也重返尖山，从骡马市场救下将成为餐桌上菜肴的马来驮建材。然而，在大旱之下，这匹马为“一口水”咬掉了对它有救命之恩的董球的左耳，就在村人以为马儿免不了再次被送到骡马市场待宰的命運时，董球却把它牵到了马帮度日。在修好水柜后，马儿又独自跑回董球家，迟迟不肯离去。小说的结尾以携子弃董球而去的妻子归来吼水告终，他的生活似乎圆满了……秦岭的作品始终充满一种温柔的慈悲，他以不蔓不枝的笔墨徐徐展开人与人、人与马的故事，生活不只是眼前的大旱，还有温润如水、沁人心脾的清凉。
《雪莲》2017年第7期刊载了苗雨田的短篇小说《王满贯打工记》，这同样是一个与大旱有关的故事，他对社会底层务工人员的关注与同情，显示了70后小说家的责任与担当。旱灾之年，丰收无望的柳林村泥瓦匠王满贯与徒弟牛肖满只能进城谋生，在农民的身份之上加了一个“工”字。从最初到蔬菜市场卸菜到在医院门诊楼施工，二人从不敢懈怠一分一秒，他们勤劳苦干，执着坚毅地承受生命的重负，但生活却总不尽如人意。长时间高强度的体力劳作使王满贯患上贫血症，为了省钱养家他拒不就医，最终晕倒在工地上却再也没能醒来。王满贯像是当代的骆驼祥子，“这个鬼城”在压榨完他身上最后一滴骨血后又毫无情义地抛弃了他，名为满贯却落得如此凄惨下场发人深思，祥子的悲剧究竟何时才能终止？
白远志的《身外之物》刊载于《朔方》2017年第4期，这是一篇关注女性命运与地位的短篇小说。紫萝的一生都在为这个家而默默付出，操劳了大半辈子才发现“夫不正、子不孝、媳不贤”全让她给赶上了。她认为在体内放节育环是对女性的侮辱，它不亚于被粗鲁地强暴，年老后便执意要拿去这个“身外之物”，却在取环的手术中发现自己患上子宫肌瘤，最终发生癌变不得不将子宫割去，曾经孕育过生命的神圣的子宫也成了“身外之物”。从头到尾，都是她一个人在承受这些，没人心疼她陪她检查或是做手术，丈夫打麻将彻夜不归，儿媳也不愿照顾她只知道伸手要钱，她对这个家已不抱任何期望……紫萝的故事其实是整个女性群体命运的隐喻，在小说中，白远志以小见大，发出“一个女人一辈子难道就这样吗？”的诘问，寄寓着作者对提高“第二性”地位的期待。
曹乃谦的中篇小说《工矿科九题》发表于《山西文学》2017年第4期，作者在此延续了先前浅近平白、幽默风趣的文风，描摹特殊年代的人情世态。故事发生在大同市公安局二处工矿科，全篇由九个妙趣横生的小故事组成，时空自由流转，全不受限。无论是对“我”那出不懂人情世故的“死相”的描写，还是对领导作风、官场习气的揭露，抑或是对琐碎日常的呈现，都给人以细腻、真实之感。在小说中，有“我”迟迟不能入党的酸楚，也有不愿与领导下棋受气的无奈，但更为动人的或许是母亲对“我”的谆谆教导。在曹乃谦的笔下，母子深情与个人成长贯穿全文，那种温馨与慈爱溢于言表，汩汩流淌在一支妙笔下。爱，永远是世间最美好的事。
《安徽文学》2017年第4期收录了章剑的《亲爱的麻将》，讲述发生在“两腿带泥”的新兴城市居民之间的故事。“抓一把泥土，把故乡带进城市”，这是一群被拆迁补偿卷入城市化的农民，他们在享受城市便捷的同时却遭遇精神上的荒原。入住城市后，苏幺鸡上班之余的主要休闲方式便是和诸多牌友打麻将，在牌场上和人调侃逗趣、打情骂俏，在牌场外到五妹家解象牙麻将的“残局”，而所谓“残局”不过是两人发生不正当关系。而读到结尾，我们发现五妹家果真有一副象牙麻将，它是爷爷留下来警戒后人的，所谓“麻将娱情不娱赌”，在牌场上输掉的不止是金钱还有岁月。在章剑的小说中，从底层出来的小市民即使一脚踏进城市，另一只却仍陷在农村的泥淖中无法自拔，他们凌空高蹈，无所依傍，是精神缺钙的一代。也许，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容易的，但“人闲鬼事多”，如何改变内心世界的迷惘、虚空与无聊却任重道远。
彭扬的中篇小说《故事星球》是2017年第4期《人民文学》的头条，讲述青年人自主创业的逐梦之旅。阿信，一位满怀激情与梦想的科幻迷，在辞职和被分手后，联合朋友创建“故事星球”团队，从事文化产业。他们始终坚守自己的标准和底线，光明磊落，胸怀坦荡，拒绝“官僚做派的合作方”，立志“做个干净的公司”，不钻营、不计较，秉承一颗单纯的初心，努力成长为自己想要的模样，在太阳的光辉下野蛮生长。小说的人设、情节、语言等都十分贴近当下青年的真实处境，可见作者扎实的文学功底与处理细节的能力，而故事中的主人公所传播的正能量也是时下青年所缺少的。只要用心做好每件事，敢于追梦，不断探索，布满荆棘人生之路终会开出紫色的小花。 现实以外，人性之中
张 伟
有人说，小说的底质是从虚构的故事中描摹真实的人性。现实与历史的背后，往往有难以诉说的灵魂呓语和精神焦虑。在当代作家们的笔下，那些光怪陆离的梦境、众说纷纭的事件、斑斑驳驳的历史、以及令人唏嘘的结局，不仅仅是简单的修辞想象，而是意在描摹存在的另一种真相，在这种真相的背后，隐藏着无数人性的秘密。
《十月》2017年第2期刊载了房伟的《去国》，探讨了民族危亡之际的荒诞又艰辛的民族命运。该小说将汪精卫的人生经历糅进他与日本签订和约这一主要事件中。小说以汪精卫被行刑的场景开始，围绕签订着中日和约这一事件，描写了签订条约的动机、遇刺、手下反目、与日谈判、奔走昆明等多个小事件，同时又将其幼时读书时光、少年出国留学、入狱成“民国烈士”、开坟焚尸等经历以片段化形式展现，这样历时性的人生跨度中彰显出共时性的意义，时间被空间化了。作者既批判了汪的妥协软弱，也看到了生命个体的汪在大历史之中的惶惑。他惧怕黑暗、喜爱文学、焦虑躁动、孤独寂寞。另外，该作品语言有着浓厚古典意味，劲道独特，作者对史料运用自如，彰显着良好的史学素养和谨慎态度。
不同于历史长河中的人性，在梦境与爱情中，人性有了更多的内涵。陈雪的《歧路花园》发表于《大家》（2017年第2期），以小说的形式展开了一场关于梦境与爱情的哲学辩论。小尹在与朋友外出游玩的时候，遇见了多年未见的旧情人大叔，想起曾和大叔有着八年多的感情和刻骨铭心的爱，小尹心中五味杂陈。她与大叔相识于美国，两人迅速陷入爱河，然而小尹发现自己不过是大叔生活的调味剂，两人之间的爱情图像不过是一场场性爱游戏，备受伤害的小尹终于选择了离开大叔。当多年以后两人再见面时，他们对于过去的爱情梦境进行了哲学式的辩论。令人唏嘘不已的是，这场对话竟是小尹精神分裂下的虚构，她以幻想的方式对心中的创伤进行抚摸。梦醒之后的她，却陷入了更旷阔的悲伤之中。这小说以简单干净的语言，描绘了个体情感的创伤与爱情的无意义。
《上海文学》2017年第4期刊发了陈永和的《丑女桑桑》，以极其日常化的书写展示命运的偶然性。作者的语言十分细腻，刻画了生活图景之中的人性变化。相貌丑陋的桑桑已经30岁了，却还未出嫁，这成为赵老师和赵师母的心头大事。面对母亲的叨扰和催婚，桑桑不愿将就，她坦然地接受了自己的外貌，甚至以丑为美，要丑出新高度。她爱上了姐姐欣欣的男友三宅，并以欣欣的名义与三宅约会。当母亲建议欣欣将男友让给桑桑时，小说的矛盾冲突到达了顶点。离家出走的欣欣和三宅的生活并不美满，当三宅向桑桑哭诉自己的性无能时，故事发生了戲剧性的转折，最终以桑桑和三宅的结婚收尾。小说对人性的描摹是在大片日常生活的背景下进行的，不论是赵老师和赵师母、桑桑和三宅、还是欣欣和老男友，三段错位的婚姻，均是在赌气、偶然的情况下进行的。或许作者所要表达的，便是人生命运的卑微与偶然。
梁晴的《岁末》发表于《雨花》2017年第7期，以双重叙述话语的形式，通过讲述景的人生经历，书写文革年代里的爱情。正如题目“岁末”，人生岁月之末，主人公景正处于美人迟暮的年纪，她对往事的回首，充满物是人非的悲凉。景的初恋是一位才华横溢、清高狂妄的青年，因越过界碑进入缅甸境内被认定为叛国，遂被流放青海进行改造，十年后车祸去世。景的爱情破灭以后，嫁给了将军，将军去世后她便孤身一人，独自品尝着文革之后的创伤。作者以两套叙事话语进行结构布局，一套以景与关关的日常生活对话展开，讲述景的人生经历；另一套以景第一人称的独白方式，展示她的情感体验和心理波动。两套叙述话语相互补充，增加了小说的张力。另外，小说的行文之间，流淌着对生命逝去的无奈与坦然，不论多么轰轰烈烈的人生，最终也会归于尘土、归于虚无。
《山东文学》2017年第4期刊载了凌可新的《2011年娱乐事件》。该小说截取社会现实的一角，借小公务员的人生经历批判那些泯灭的人性。小说情节的展开源于主人公的名字，局长丁铁喜欢在局里搞娱乐活动，副科长黄金贵因为无意之中与局长争执黄金和铁孰贵孰轻的问题，而被局长怀恨在心。局里摆酒宴小聚惟独没有邀请黄金贵，正在他心情烦闷之际，却偶遇纪检查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黄金贵因被留在办公室办公意外得到上级褒奖，而局长及其他人员却被通报批评。小说中的矛盾被激化，最终以局长被调走，黄金贵升职结尾。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不是让读者为黄金贵的“胜利”高兴，而是以辛辣的讽刺揭示公务员体制内僵化、腐败的思想和生活。不管是黄金贵还是汪得水，都是被体制磨平了的既可悲又可怜、失去个体活力的小人物。作者以平实内敛的笔法，于冷静客观的语调中对人性的变异进行讽刺。
《青春》2017年第4期收录了张敦的《张敦小说二题》，均属“吉祥三傻”系列。该篇小说由《傻子不宜离家出走》和《你爹回来了》两个短故事构成，实则两个故事均以第一人称的傻子视角进行叙述，相互对照、相互补充。前者通过弱智化的视角，讲述了河北人傻翔跑去四川报仇，杀人未遂却被人贩子卖到陕西砖窑作苦力的悲惨经历。后者通过傻翔的儿子傻康的视角，对父亲的行为进行解释和补充。小说中傻翔虽然智商偏低，但却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和荣誉感，他无法忍受刘建强对妻子的强暴行为，以极其笨拙的方式报仇。从他的行为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卑微弱小却又倔强的灵魂。小说充满了浓郁的方言味道和民间文化色彩，神妈妈作为一个具有感召力的民间象征，却与人性的阴暗共谋，暗示了民间文化秩序的衰落。
蜀虎的《癔症》发表于《海燕》2017年第4期。该小说以叙事断裂、叙事空白等多种叙述方法组织文本，情节神秘莫测，引起读者们极大的兴趣。作者通过一个女人的癔症，讲述了缺乏逻辑的、碎片化的故事。一名在矿办工作的叫紫竹的女人、一个民警调查“失联”领导、一个不断给紫竹打电话和约会的陌生男人、一份失踪的矿上员工簿、矿厂部始终不向市里安全部门交出失踪人员名单……在一连串没有具体逻辑的情节背后，留给读者的是一片片想象的空白。虽然我们隐约可以猜到故事的真相，然而在小说的结尾，却以紫竹在医院的精神科醒来结束。一切究竟只是一个女人的精神幻想、还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这正是小说的迷人之处，现实与虚构的界线被真正打破了，留给读者的，是无限的遐想与期待。
肖璀辉的《破茧成蝶》发表于《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11期。该作品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以朴素的语言，讽刺了当下社会中政府部门工作程序的繁杂和琐碎。华冰为了心中向往的文秘工作，而放弃了原本待遇优越的工作。进入部门后的第一份工作，是负责出一份关于大型公益活动的简报，他对此极为看重，废寝忘食迅速完成。令人意外的是，不论在修改意见上、还是在领导签字发行上，都经历了百般周折、诸多磨难。工作程序的繁杂、以领导为中心的潜规则、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推诿，形成了独特的讽刺意味和喜剧效果。作者以严谨客观的语调，串联起故事的来龙去脉，揭示生活的荒诞与人生命运的偶然。同时，这篇小说也暗示着人生的悖论，华冰费力争取到的工作岗位，带给他的却是无尽的精神焦虑，选择与得失所带来的荒谬感跃然纸上。
王祖远的《岛上的女人》发表于《牡丹》2017年第10期。这篇小说通过讲述一个女人的虚荣心与自尊心，展示现实之外的人性深度。沈采薇是一个追求时髦优雅的生活方式的女性，大学毕业后她为了梦想放弃了爱情，来到香港。面对的却是住房拥挤、物价高昂、失业待家的困境，强烈的虚荣心使她宁可独自受苦，也要用谎言弥补圆梦。小说描写了另外两个叫采薇的女人，如果说阿薇的平凡生活象征着沈采薇的落魄与不幸，那么女明星杨采薇的生活则暗示着她的高傲与自尊。作者以不同人物的人生经历进行比照和映衬，凸显女主人公的人生经历的错位与尴尬，同时也揭示身在香港的大陆人面对现实的无奈与黯然的心境。当然，作者为这部小说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沈采薇最终从灰暗人生境遇中走出，走向新的生活方式，而另外两个叫采薇的女人亦走过生命的低潮，迎来曙光和黎明。
本栏责任编辑：王方晨
参加者：明子奇 张丽 张伟
主持人语：“最爱郊居四月初，庭前橘发两三株。风吹南亩秧波绿，时有蛙声到小庐”。暖风吹来，伴随着文学的香气，这期四季评我们邀请了山东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明子奇、张丽、张伟来为我们点评。明子奇着重探寻文学创作的本质，向内触摸灵魂，向外对话世界。范小青的《你的位子在哪里》，张翎的《心想事成》，王祥夫的《怀鱼记》等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之作。张丽探讨着文学的经典命题——人，在品评作品的过程中思索人生。冯俊科的《老地主张磨油》，李进祥的《绵羊》，马卫巍的《青天歌》等作均属精品。张伟侧重于从历史与现实之中挖掘事件的真相，探索人性的奥妙，对《歧路花园》（陈雪）、《丑女桑桑》（陈永和）等作的品评深刻而独到。
笔端轻触灵魂，描摹人世百态
明子奇
当下的文学创作可谓异彩纷呈，不管是在期刊还是在网络上，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而在博客论坛及公众号上，写作更是变成了全民狂欢，在这个时代，创作似乎变成了一件看起来很容易的事。然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从来不是多数人的事，向内触及灵魂、向外描摹世界的作品仍然是我们急需的，抛开浮躁的文学快餐，深入文学内里，我们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
《中国作家》2017年第4期刊载了范小青的《你的位子在哪里》，这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当代“官场现形记”。小说主人公为某局副主任孙建中由于“巧合”给局长孙子涵替了一次会，然而替会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不仅开会的人都以为他就是孙局长，甚至连妻子都以为自己“荣升”了。事情变得越来越可怕：由于自己是个冒牌货，所以在人前根本不敢承认自己是局长孙子涵，可正因如此，关于局长“架子蛮大，别人和他打招呼，他爱理不理”的流言便在官场当中散布开来。孙建中这才发现事情闹大了，可当他去寻找散布流言的肇事者——同样为领导替会的“假许长明”时，却发现“假许长明”所在的单位也上演着同样的剧情：不仅找不到许长明的替身，也没有人承认发生过替会这回事，甚至连接待他的钱主任也是由单位的小金冒充的……最终，所有单位的替会统计结果竟然都是零，纸面上皆大欢喜的“会风改进，飞跃性进步”更衬出了现实的荒诞。《你的位子在哪里》在艺术表现方面有些像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又有些像莫里哀的《伪君子》，让我们在哈哈一笑之后体会到现实的荒诞与无奈。作品在鞭挞官场不正之风的同时更展示了根治官场顽疾的艰巨性，在扭曲的体制中，找准自己的“位子”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容易的事。
《天涯》2017年第2期收录了张翎的《心想事成》，这篇小说在表现现实生活的荒诞性方面与范小青的《你的位子在哪里》不谋而合。小说的主人公程小玉是典型的凤凰女，毕业后在北京做着枯燥的文案策划工作。某一天，她收到了来自乡下的母亲祝她“心想事程（母亲的别字）”的贺卡，但工作的压力和庸俗的人际关系却使她感到事事不顺，于是她向上司撒谎说爷爷去世需要去参加葬礼，借此在工作夹缝中获得几天喘息的时间。然而吊诡的是，在这之后不久她的爷爷竟然真的去世了。为了掩盖之前的谎言从而真的去参加爷爷的葬礼，程小玉只好又编出了另一个谎言：男友王匡原得了病，需要住院手术。通过这个谎言，程小玉成功地回到了家乡参加葬礼，然而就在这一过程中，男友竟如爷爷一般，真的因急性肾结石住了院。故事的最后，男友因生病时程小玉不在身边从而质疑起她对自己的感情，最终与之分手，而程小玉只能带着无尽的烦恼，痛恨着寓言的自我实现，重归于平庸的生活。如加缪《局外人》中的默尔索一般，故事里的程小玉实际上也是生活中的“局外人”：脱胎于乡土中的她在工作环境中是一个局外人，而回到家乡的她又成了熟悉景物之中的外乡人，甚至在与王匡原的感情生活当中，她也是一个局外人，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爱王匡原，也不能和王匡原的生活完全合拍……“海子已死，我还活着。”现实生活在程小玉那里永远是平庸中掺杂着荒诞，心想事成带给她的也从不是好运气。
“一定有属于我的大鱼在什么地方等着。”《老人与海》当中老人的坚定信念历来为读者津津乐道。大作家往往对大鱼有所偏爱，不管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还是麦尔维尔的《白鲸》，抑或是张炜的《寻找鱼王》，都将大鱼作为描摹的重点，在他们的笔下，大鱼不仅是自然界中的生物，更是超自然力量的象征。王祥夫的《怀鱼记》（《湖南文学》2017年第4期）同样讲述了一个与鱼有关的意味深长的故事：胖江边上的老乔桑曾是一名优秀的渔人，并因优秀的渔技当上了村长，然而，渔民日复一日的打鱼生活使得胖江早已无鱼可打，用当地人的话说是这条江早已经给搞空了。或许是对过去的打鱼生活念念不忘，或许是因过去对鱼犯下的杀孽太重，一场大雨过后，老乔桑得了怪病——他总是觉得自己的肚子里有一条大鱼，这条鱼搅得他寝食难安，儿子树高和树兴为了治好父亲的心病，联合村长帮老乔桑动了一场假手术，骗他说已经将肚中的大鱼取了出来，然而老乔桑看到那条鱼的时候却说那不是自己肚中的大灰鱼。故事在树高和树兴到街上去买大灰鱼，打算回来继续通过“手术”根治父亲心病的计划中戛然而止，而老乔桑的心病是否能够根治成了一个永远的谜。无疑，作者王祥夫讲述的这个荒诞故事是有着深刻寓意的，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使得大鱼再无栖身之地，只能到人们的肚腹中寻找安居之地，与肚中之鱼进行斗争的艰巨性丝毫不亚于在大江上与狂风巨浪抗衡，从这个意义上讲，老乔桑所面临的是和《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以及《白鲸》中的亚哈船长同样严峻的挑战，所不同的是，老乔桑的斗争少了一丝悲剧英雄的色彩，多了一丝因果报应的无奈。
好的小说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塑造饱满的人物形象。李西闽发表在《福建文学》2017年第4期上的《孤独旅行家》便为我们塑造了王大嘴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在讲述者王小烟看来，叔叔王大嘴无疑是一个传奇：独自一人在世界上环游，几次遭遇凶险，身上留有伤疤，既领略过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欣赏过异域风情，更因陷入旅行造假风波而在网上火了一把……带着这份好奇以及对平庸日常的厌恶，王小烟最终和叔叔一起踏上了环游西藏之旅。在旅途当中，王小烟发现叔叔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样玩世不恭和放荡不羁，在时而冷漠无情时而嬉皮笑脸的外表之下，叔叔其实仍然保有着一颗赤子之心，这集中体现在他对自然的热爱以及对万物的尊重上面，而“我”更是在与叔叔的相处过程中了解到传奇背后的故事：他脸上的伤疤并非来自与棕熊的搏斗，而是在非洲遭遇骚乱所致；攻击他旅行造假的美女驴友单丽实际上是他曾经的恋人……王大嘴这一人物形象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习惯于特立独行的孤独生活，是美丽大自然中的浪子，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细心而又温柔的人，在旅途中他仍能记得王小烟小时候最爱吃的食物，此外，他还有着野性的生命力，在生活与爱情方面皆不甘于凡俗，努力突破自我。王大嘴這一形象让人联想到索普《曾达的囚徒》当中的鲁道夫，古典也好，现代也罢，他们本质上是一类人，都有着良善的赤子本心与探寻世界的渴望。 《四川文学》2017年第4期刊载了胡增官的《民权巷猫事》，这部作品在选材方面和老舍的《月牙儿》有相似之处。故事从主人公小兰入住民权巷做皮肉生意讲起，描述了她从事性工作的辛酸历程。年轻时的小兰曾经是一名按摩技师，洁身自好的她坚持只做“半套”，不做“全套”，并将第一次献给了爱她的满有福。“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满有福突然中了二十万的六合彩，并借这笔钱迅速与小兰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然而幸运之中却隐藏着灾祸，婚后的满有福忙着挣钱，却在一次拉土作业中被埋入了天坑，已过而立之年却又没有一技之长的小兰为了挑起养育女儿的重担，背井离乡做起了皮肉生意，在灰色的民权巷当中，她结识了有情有义的老嫖客老崔，智商偏低但一直默默关心她的扫路工龙小元，然而，职业性质决定了她注定无法一帆风顺，同巷的“老妖婆”因为嫉妒她的生意好，最终对她大打出手，而警察的介入最终使得民权巷的地下生意走向萧条，故事的最后，小兰离开了民权巷，去寻找新的生活。在《月牙儿》当中，月亮是串联故事的重要线索，而在《民权巷猫事》当中，猫成了影响小兰人生抉择的重要事物。正是在受到“老妖婆”的打击之后，小兰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并在收养野猫的过程中回忆起了自己年轻的过往——那时的她也养猫，并在养猫过程中建立起了对生活的热情。重新养猫意味着小兰重拾了对人生的信心。面对被小兰救活的小猫，快嘴街坊说：“我知道，是小兰救下的小家猫，不是无聊人玩的宠物猫。”与《月牙儿》中的主人公不同，小兰最终又由“宠物猫”变回了“家猫”，从良是小兰开启新生活的第一步。
凡一平的《风水师》（《广西文学》2017年第4期）讲述了一个在当下颇为敏感的话题——拆迁。身为作家的“我”在一次签售会上遇到了老同学樊光良，得知他成为了一位有名的风水师，从这位老同学口中，我了解到他匪夷所思的发迹史：身为风水师的他结识了官员胡刚，并利用自己的身份去说服钉子户搬家，从而达到拆迁的目的。胡刚依靠樊光良，顺利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拆迁工作，并因此在官场上一路顺风，从镇党委书记开始，一步步做到了副市长。作者透过风水师这个特殊的职业，将为了完成拆迁任务以保证仕途而无所不用其极的官僚嘴臉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而对作者来说，反思拆迁其实也是在反思当下整个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当中的两个细节，一是大学生出身的胡刚本身并不迷信风水，但为了完成政治任务却不得不出此计策，引人深思；二是樊光良最后所提到的，风水不能挽救一种东西，就是寿命。的确，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很长也很短，在有限的生命里不择手段地“进步”，最终换得的仍将是一无所有的凄凉。实际上，不管是胡刚也好，樊光良也好，都是环境的牺牲品，他们在挣扎着想摆脱困境的同时，反而深深地陷进了泥潭。
“人老珠黄”或许是中年妇女最不爱听的词之一，处在这个年纪的女性很难像年轻时那样光彩照人，但这并不代表她们丧失了情感需求。青禾的《阿惠》（《厦门文学》2017年第4期）便讲述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心路历程。主人公阿惠是一名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妇女，拥有着一个同样平凡的家庭：丈夫碌碌无为，热衷于到老年保健知识学习班“听课”，为的是领诸如珍珠米、花生油等廉价的免费纪念品；女儿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嫁了一个同样高中毕业的装修工同学；婆婆重病在床，全靠她一个人照顾，而三个小姑子处处给她制造麻烦，间或对她冷嘲热讽；至于阿惠自己，除了留有年轻时的一点风韵以及年轻时对文学梦的一丝幻想，整个人便被埋进了庸常的生活之中。然而，好友安妮的到来打破了她一地鸡毛式的旧生活，安妮的丈夫方先生是大学教授，博学而又温文尔雅的他触动了阿惠久无波澜的心房，在一次次接触当中两人生发了好感，但最终未曾越过红线。我们可以将阿惠的经历与《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的经历做个对比，同样是面对无趣的家庭，同样是遇到了对自己心存好感的心上人，作为有夫之妇的阿惠和安娜在行为上却有很大差异。阿惠是幸运的，在不惑之年能够碰到知己方先生，阿惠又是不幸的，现实约束着无法在这样的年纪再次追寻幸福。作者的性别意识是鲜明的，一次暧昧的思想出轨揭开了当下女性的生存困境。
《西湖》2017年第4期刊载了孙智正的小说《句群》，这是一篇几乎没什么故事的小说。孙智正被称为“写作领域的发明家”，在创作方面锐意求新，《句群》便带有非常明显的创新色彩。小说由二十个不到百字片段构成，这些片段以描写事物和主人公的意识流动为主，带有梦呓的色彩。小说当中对于事物描写极为细致，如第一部分对“一个打火机”的描述：“我又看了一下，打火机做成了手枪的形状，手枪柄上好几块地方磨掉了，露出了黄铜色，你知道黄铜色比古铜色亮多了，我拿着枪……锥形的火刺刺直叫，火都是蓝色的，搞得我碰都不敢碰，感觉一碰就会在指肚上烧穿一个洞”。在对事物的描写过程中，故事情节反而被淡化了，而文中诸如“那么我们可以猜想，应该到处都是我们没有看见的影子，影子的影子，影子的影子的影子的影子的影子，我不太懂，我不懂”式的呓语更增加了文本的阅读难度。从《句群》当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类似“新小说”的反小说色彩，碎片化的写作方式、日记体的文本样式和超文本式的文本结构都是作者大胆突破常规的产物，通过写作创新，孙智正完成了对文学创作本质的又一次反思。
漫漫人生路
张 丽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在打开包装之前，你永远无法知道它的滋味。在这条名为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将获得不同的阅历，拥有不尽相同的心路历程，或幸福或痛苦，或圆满或抱憾，或热闹或孤单……人生就像一出折子戏，一切颠沛流离与悲欢离合都将化为作家笔下写不完的故事，且让我们跟随他们的笔致，赏人间烟火，品百味人生。
冯俊科的《老地主张磨油》刊载于《北京文学》2017年第4期，这是一个由饥饿年代“偷醋”事件所引发的故事。在贫瘠的乡村，醋是不可多得的奢侈调味品，饱受饥饿折磨的“我”时常去“五类分子”张磨油家捞醋柿子、偷醋吃。当被这位老地主捉贼拿赃后，贫农出身的“我”扬言要捅破他与王狗头媳妇私通的事，这才得以“全身而退”。在这条“偷醋”的明线下隐藏着土改分浮财的暗线——张磨油祖上辛辛苦苦攒下的家业在土改时化为一场空，老宅院被王狗头之父王飞龙据为己有，自己只能住进王狗头家的土院子草上房，而这种毫无公平可言的惊天大逆转在那个年代却再也正常不过。最终，摘掉地主之帽的张磨油在年迈时和王狗头媳妇居家过起日子，他又回到了从前的家。于冯俊科那不事雕琢、亲切自然的文风下，既有感性的表达，又有理性的思考，一句“恁家？这原本就是俺家”给人留下无尽的反思空间。 李进祥的短篇小说《绵羊》发表在《飞天》2017年第4期，开篇“穆和一直以为他自己是一只羊”便一下子吸引住读者的目光。地主之子杨大山是一个放羊的好手，挨批斗后并不分辩，见人也更恭顺，靠“装羊”安稳度日；文革后包产到户，杨大山和儿子所分土地太贫瘠，遂以放羊发家致富，这难免招人眼红；在村民外出打工撂荒土地后，他们又买了上百亩土地，似乎“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过去了”。然而，好景不长，嫉恨杨家的村民在生态移民搬迁时，将全村地打乱重分，土地再次被分掉，穆和只好重操放羊的旧业。土地，向来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所，从杨家两次失去土地的遭遇中，我们可以洞见人性的幽微复杂，也许，人也只不过是被欲望所俘获的两足无毛动物罢了。
2017年第4期的《青年文学》收录了马卫巍的《青天歌》，这是一首氤氲着悲壮、苍凉、哀婉的基调而又温情脉脉的歌。方四斤是一位吹响器的好手，唢呐、大锣、小锣、板鼓、二胡、坠琴样样在行，凭借着与生俱来的本事，在四邻八乡的红白喜事上总能博得满堂喝彩，一干就是七十年。虽然打了一辈子光棍，他却是个好面子的人，逢人办事就给人随礼，村人的质疑抵不过他“愿意”。年老后住在养老院的方四斤决意收回这些年散出去的份子钱，他为自己筹办了一场风光的葬礼，一曲悲怆的《青天歌》让人听着就想潸然泪下，到手的礼金竟有万余元。“人生荣辱事，最终化青烟”，百年之后一切都会烟消云散，四斤选择用这些钱延续王寡妇的性命而非防老，这一举措为世态炎凉的社会增添了一抹亮色。在马卫巍的笔下，平凡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总能触动我们心底最柔弱的那根弦，推倒横亘在人与人之间的“心墙”，让大家相信在冰冷的人生中仍有温暖所在。
秦岭的《吼水》刊载于《当代》2017年第2期，作者以明亮、鲜活的口吻，讲述发生在人与马之间一波三折的恩怨纠葛。尖山村是一个极度缺水的村落，全村只有邓念泉家一口水柜，在政府的补贴下，村人开始修建水柜储水，外出打工的董球也重返尖山，从骡马市场救下将成为餐桌上菜肴的马来驮建材。然而，在大旱之下，这匹马为“一口水”咬掉了对它有救命之恩的董球的左耳，就在村人以为马儿免不了再次被送到骡马市场待宰的命運时，董球却把它牵到了马帮度日。在修好水柜后，马儿又独自跑回董球家，迟迟不肯离去。小说的结尾以携子弃董球而去的妻子归来吼水告终，他的生活似乎圆满了……秦岭的作品始终充满一种温柔的慈悲，他以不蔓不枝的笔墨徐徐展开人与人、人与马的故事，生活不只是眼前的大旱，还有温润如水、沁人心脾的清凉。
《雪莲》2017年第7期刊载了苗雨田的短篇小说《王满贯打工记》，这同样是一个与大旱有关的故事，他对社会底层务工人员的关注与同情，显示了70后小说家的责任与担当。旱灾之年，丰收无望的柳林村泥瓦匠王满贯与徒弟牛肖满只能进城谋生，在农民的身份之上加了一个“工”字。从最初到蔬菜市场卸菜到在医院门诊楼施工，二人从不敢懈怠一分一秒，他们勤劳苦干，执着坚毅地承受生命的重负，但生活却总不尽如人意。长时间高强度的体力劳作使王满贯患上贫血症，为了省钱养家他拒不就医，最终晕倒在工地上却再也没能醒来。王满贯像是当代的骆驼祥子，“这个鬼城”在压榨完他身上最后一滴骨血后又毫无情义地抛弃了他，名为满贯却落得如此凄惨下场发人深思，祥子的悲剧究竟何时才能终止？
白远志的《身外之物》刊载于《朔方》2017年第4期，这是一篇关注女性命运与地位的短篇小说。紫萝的一生都在为这个家而默默付出，操劳了大半辈子才发现“夫不正、子不孝、媳不贤”全让她给赶上了。她认为在体内放节育环是对女性的侮辱，它不亚于被粗鲁地强暴，年老后便执意要拿去这个“身外之物”，却在取环的手术中发现自己患上子宫肌瘤，最终发生癌变不得不将子宫割去，曾经孕育过生命的神圣的子宫也成了“身外之物”。从头到尾，都是她一个人在承受这些，没人心疼她陪她检查或是做手术，丈夫打麻将彻夜不归，儿媳也不愿照顾她只知道伸手要钱，她对这个家已不抱任何期望……紫萝的故事其实是整个女性群体命运的隐喻，在小说中，白远志以小见大，发出“一个女人一辈子难道就这样吗？”的诘问，寄寓着作者对提高“第二性”地位的期待。
曹乃谦的中篇小说《工矿科九题》发表于《山西文学》2017年第4期，作者在此延续了先前浅近平白、幽默风趣的文风，描摹特殊年代的人情世态。故事发生在大同市公安局二处工矿科，全篇由九个妙趣横生的小故事组成，时空自由流转，全不受限。无论是对“我”那出不懂人情世故的“死相”的描写，还是对领导作风、官场习气的揭露，抑或是对琐碎日常的呈现，都给人以细腻、真实之感。在小说中，有“我”迟迟不能入党的酸楚，也有不愿与领导下棋受气的无奈，但更为动人的或许是母亲对“我”的谆谆教导。在曹乃谦的笔下，母子深情与个人成长贯穿全文，那种温馨与慈爱溢于言表，汩汩流淌在一支妙笔下。爱，永远是世间最美好的事。
《安徽文学》2017年第4期收录了章剑的《亲爱的麻将》，讲述发生在“两腿带泥”的新兴城市居民之间的故事。“抓一把泥土，把故乡带进城市”，这是一群被拆迁补偿卷入城市化的农民，他们在享受城市便捷的同时却遭遇精神上的荒原。入住城市后，苏幺鸡上班之余的主要休闲方式便是和诸多牌友打麻将，在牌场上和人调侃逗趣、打情骂俏，在牌场外到五妹家解象牙麻将的“残局”，而所谓“残局”不过是两人发生不正当关系。而读到结尾，我们发现五妹家果真有一副象牙麻将，它是爷爷留下来警戒后人的，所谓“麻将娱情不娱赌”，在牌场上输掉的不止是金钱还有岁月。在章剑的小说中，从底层出来的小市民即使一脚踏进城市，另一只却仍陷在农村的泥淖中无法自拔，他们凌空高蹈，无所依傍，是精神缺钙的一代。也许，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容易的，但“人闲鬼事多”，如何改变内心世界的迷惘、虚空与无聊却任重道远。
彭扬的中篇小说《故事星球》是2017年第4期《人民文学》的头条，讲述青年人自主创业的逐梦之旅。阿信，一位满怀激情与梦想的科幻迷，在辞职和被分手后，联合朋友创建“故事星球”团队，从事文化产业。他们始终坚守自己的标准和底线，光明磊落，胸怀坦荡，拒绝“官僚做派的合作方”，立志“做个干净的公司”，不钻营、不计较，秉承一颗单纯的初心，努力成长为自己想要的模样，在太阳的光辉下野蛮生长。小说的人设、情节、语言等都十分贴近当下青年的真实处境，可见作者扎实的文学功底与处理细节的能力，而故事中的主人公所传播的正能量也是时下青年所缺少的。只要用心做好每件事，敢于追梦，不断探索，布满荆棘人生之路终会开出紫色的小花。 现实以外，人性之中
张 伟
有人说，小说的底质是从虚构的故事中描摹真实的人性。现实与历史的背后，往往有难以诉说的灵魂呓语和精神焦虑。在当代作家们的笔下，那些光怪陆离的梦境、众说纷纭的事件、斑斑驳驳的历史、以及令人唏嘘的结局，不仅仅是简单的修辞想象，而是意在描摹存在的另一种真相，在这种真相的背后，隐藏着无数人性的秘密。
《十月》2017年第2期刊载了房伟的《去国》，探讨了民族危亡之际的荒诞又艰辛的民族命运。该小说将汪精卫的人生经历糅进他与日本签订和约这一主要事件中。小说以汪精卫被行刑的场景开始，围绕签订着中日和约这一事件，描写了签订条约的动机、遇刺、手下反目、与日谈判、奔走昆明等多个小事件，同时又将其幼时读书时光、少年出国留学、入狱成“民国烈士”、开坟焚尸等经历以片段化形式展现，这样历时性的人生跨度中彰显出共时性的意义，时间被空间化了。作者既批判了汪的妥协软弱，也看到了生命个体的汪在大历史之中的惶惑。他惧怕黑暗、喜爱文学、焦虑躁动、孤独寂寞。另外，该作品语言有着浓厚古典意味，劲道独特，作者对史料运用自如，彰显着良好的史学素养和谨慎态度。
不同于历史长河中的人性，在梦境与爱情中，人性有了更多的内涵。陈雪的《歧路花园》发表于《大家》（2017年第2期），以小说的形式展开了一场关于梦境与爱情的哲学辩论。小尹在与朋友外出游玩的时候，遇见了多年未见的旧情人大叔，想起曾和大叔有着八年多的感情和刻骨铭心的爱，小尹心中五味杂陈。她与大叔相识于美国，两人迅速陷入爱河，然而小尹发现自己不过是大叔生活的调味剂，两人之间的爱情图像不过是一场场性爱游戏，备受伤害的小尹终于选择了离开大叔。当多年以后两人再见面时，他们对于过去的爱情梦境进行了哲学式的辩论。令人唏嘘不已的是，这场对话竟是小尹精神分裂下的虚构，她以幻想的方式对心中的创伤进行抚摸。梦醒之后的她，却陷入了更旷阔的悲伤之中。这小说以简单干净的语言，描绘了个体情感的创伤与爱情的无意义。
《上海文学》2017年第4期刊发了陈永和的《丑女桑桑》，以极其日常化的书写展示命运的偶然性。作者的语言十分细腻，刻画了生活图景之中的人性变化。相貌丑陋的桑桑已经30岁了，却还未出嫁，这成为赵老师和赵师母的心头大事。面对母亲的叨扰和催婚，桑桑不愿将就，她坦然地接受了自己的外貌，甚至以丑为美，要丑出新高度。她爱上了姐姐欣欣的男友三宅，并以欣欣的名义与三宅约会。当母亲建议欣欣将男友让给桑桑时，小说的矛盾冲突到达了顶点。离家出走的欣欣和三宅的生活并不美满，当三宅向桑桑哭诉自己的性无能时，故事发生了戲剧性的转折，最终以桑桑和三宅的结婚收尾。小说对人性的描摹是在大片日常生活的背景下进行的，不论是赵老师和赵师母、桑桑和三宅、还是欣欣和老男友，三段错位的婚姻，均是在赌气、偶然的情况下进行的。或许作者所要表达的，便是人生命运的卑微与偶然。
梁晴的《岁末》发表于《雨花》2017年第7期，以双重叙述话语的形式，通过讲述景的人生经历，书写文革年代里的爱情。正如题目“岁末”，人生岁月之末，主人公景正处于美人迟暮的年纪，她对往事的回首，充满物是人非的悲凉。景的初恋是一位才华横溢、清高狂妄的青年，因越过界碑进入缅甸境内被认定为叛国，遂被流放青海进行改造，十年后车祸去世。景的爱情破灭以后，嫁给了将军，将军去世后她便孤身一人，独自品尝着文革之后的创伤。作者以两套叙事话语进行结构布局，一套以景与关关的日常生活对话展开，讲述景的人生经历；另一套以景第一人称的独白方式，展示她的情感体验和心理波动。两套叙述话语相互补充，增加了小说的张力。另外，小说的行文之间，流淌着对生命逝去的无奈与坦然，不论多么轰轰烈烈的人生，最终也会归于尘土、归于虚无。
《山东文学》2017年第4期刊载了凌可新的《2011年娱乐事件》。该小说截取社会现实的一角，借小公务员的人生经历批判那些泯灭的人性。小说情节的展开源于主人公的名字，局长丁铁喜欢在局里搞娱乐活动，副科长黄金贵因为无意之中与局长争执黄金和铁孰贵孰轻的问题，而被局长怀恨在心。局里摆酒宴小聚惟独没有邀请黄金贵，正在他心情烦闷之际，却偶遇纪检查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黄金贵因被留在办公室办公意外得到上级褒奖，而局长及其他人员却被通报批评。小说中的矛盾被激化，最终以局长被调走，黄金贵升职结尾。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不是让读者为黄金贵的“胜利”高兴，而是以辛辣的讽刺揭示公务员体制内僵化、腐败的思想和生活。不管是黄金贵还是汪得水，都是被体制磨平了的既可悲又可怜、失去个体活力的小人物。作者以平实内敛的笔法，于冷静客观的语调中对人性的变异进行讽刺。
《青春》2017年第4期收录了张敦的《张敦小说二题》，均属“吉祥三傻”系列。该篇小说由《傻子不宜离家出走》和《你爹回来了》两个短故事构成，实则两个故事均以第一人称的傻子视角进行叙述，相互对照、相互补充。前者通过弱智化的视角，讲述了河北人傻翔跑去四川报仇，杀人未遂却被人贩子卖到陕西砖窑作苦力的悲惨经历。后者通过傻翔的儿子傻康的视角，对父亲的行为进行解释和补充。小说中傻翔虽然智商偏低，但却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和荣誉感，他无法忍受刘建强对妻子的强暴行为，以极其笨拙的方式报仇。从他的行为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卑微弱小却又倔强的灵魂。小说充满了浓郁的方言味道和民间文化色彩，神妈妈作为一个具有感召力的民间象征，却与人性的阴暗共谋，暗示了民间文化秩序的衰落。
蜀虎的《癔症》发表于《海燕》2017年第4期。该小说以叙事断裂、叙事空白等多种叙述方法组织文本，情节神秘莫测，引起读者们极大的兴趣。作者通过一个女人的癔症，讲述了缺乏逻辑的、碎片化的故事。一名在矿办工作的叫紫竹的女人、一个民警调查“失联”领导、一个不断给紫竹打电话和约会的陌生男人、一份失踪的矿上员工簿、矿厂部始终不向市里安全部门交出失踪人员名单……在一连串没有具体逻辑的情节背后，留给读者的是一片片想象的空白。虽然我们隐约可以猜到故事的真相，然而在小说的结尾，却以紫竹在医院的精神科醒来结束。一切究竟只是一个女人的精神幻想、还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这正是小说的迷人之处，现实与虚构的界线被真正打破了，留给读者的，是无限的遐想与期待。
肖璀辉的《破茧成蝶》发表于《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11期。该作品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以朴素的语言，讽刺了当下社会中政府部门工作程序的繁杂和琐碎。华冰为了心中向往的文秘工作，而放弃了原本待遇优越的工作。进入部门后的第一份工作，是负责出一份关于大型公益活动的简报，他对此极为看重，废寝忘食迅速完成。令人意外的是，不论在修改意见上、还是在领导签字发行上，都经历了百般周折、诸多磨难。工作程序的繁杂、以领导为中心的潜规则、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推诿，形成了独特的讽刺意味和喜剧效果。作者以严谨客观的语调，串联起故事的来龙去脉，揭示生活的荒诞与人生命运的偶然。同时，这篇小说也暗示着人生的悖论，华冰费力争取到的工作岗位，带给他的却是无尽的精神焦虑，选择与得失所带来的荒谬感跃然纸上。
王祖远的《岛上的女人》发表于《牡丹》2017年第10期。这篇小说通过讲述一个女人的虚荣心与自尊心，展示现实之外的人性深度。沈采薇是一个追求时髦优雅的生活方式的女性，大学毕业后她为了梦想放弃了爱情，来到香港。面对的却是住房拥挤、物价高昂、失业待家的困境，强烈的虚荣心使她宁可独自受苦，也要用谎言弥补圆梦。小说描写了另外两个叫采薇的女人，如果说阿薇的平凡生活象征着沈采薇的落魄与不幸，那么女明星杨采薇的生活则暗示着她的高傲与自尊。作者以不同人物的人生经历进行比照和映衬，凸显女主人公的人生经历的错位与尴尬，同时也揭示身在香港的大陆人面对现实的无奈与黯然的心境。当然，作者为这部小说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沈采薇最终从灰暗人生境遇中走出，走向新的生活方式，而另外两个叫采薇的女人亦走过生命的低潮，迎来曙光和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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