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东京奥运赛场上，各国运动员频频夺金时，也出现了这样令人心酸的一幕：8月1日，难民隊代表捷安查克（James Chiengjiek）在参加男子800米田径初赛时，被其他选手意外绊倒。他尴尬地起身追赶，最后慢了其他选手10多秒才冲线。到达终点后，他跪在赛场崩奔溃大哭。
这与赛场上的欢呼声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我们在为取得金牌者喝彩时，也看到，这些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并非只是为了拿金牌，而是为了证明他们的国家还存在。
从积极地参加奥运会，到渴望通过金牌证明国家的综合国力，再到淡化金牌的平常心，纵观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不同国家，可以看到，奥运金牌所蕴含的价值观正在不断发生变化。
我国重视竞技体育的渊源颇深，尤其是1930年代一度流行的“国术救国”，社会上始终弥漫着体育救国的气息。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经济落后，政局混乱，贫弱的中国将国家形象的改观，寄希望于奥运赛场上的展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2年，23岁的刘长春成了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中唯一的中国运动员。但由于长达近一个月的海上漂泊，他的体力被耗尽，在赛场上的成绩不尽如人意：100米预赛位列第5名，200米的成绩则位居第4名。
虽没有拿到奖牌，刘长春却迈开了中国走向奥运会的第一步。
1952年，新中国代表团首次在芬兰举办的赫尔辛基奥运会亮相。当时只有吴传玉一人参加了男子100米仰泳项目。不过他在预赛时就惨遭淘汰。
从证明国家存在，到展示新中国形象，尽管中国选手在这两次参赛中都默默无闻，但国民对此却有不少期待。一颗渴望获得奖牌，撕掉“东亚病夫”标签的种子早已埋进了国民的内心。
直至在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斩获15枚金牌，极大激发了国民的民族自豪感。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的表现被认为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一度被上升至民族荣辱观层面。
与渴望获得国际认可不同，英国对于金牌的重视，始于1908年伦敦奥运会之后的历届大溃败。迫于来自社会和民众的多方压力，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英国为运动员提供政府津贴。运动员可以全职训练，不必担心经济来源。随着体育津贴制度的推行，英国在悉尼以及雅典奥运会上的奖牌数有了极大进步。
而日本似乎很容易受到奖牌“感动”。日本在雅典奥运获金牌数目超过往年，面对几十年都未曾有的战绩，日本举国上下开始发起奥运“金牌风”。随着上升的金牌数字，奥运会收视率在日本一天比一天高。有些日本经济学家甚至还拿奥运金牌的数目来分析日本的经济成长率，并表示：“奥运金牌多将带动日本人的信心，经济攀升也更有希望。”
苏联解体后，奥运金牌在俄罗斯一向备受重视。正是这种对奖牌的渴望，让俄罗斯斥资500亿美元打造了索契冬奥会，金、银和铜牌得主的一次性奖励金额分别为400万、250万和170万卢布。
除了金钱奖励，为了激励运动员夺冠，一些“囊中羞涩”的国家也会给予运动员其它物质方面的奖励。比如，津巴布韦女子曲棍球队曾在1980年获得金牌，津巴布韦直接给每名队员奖励了一头牛。
在东京奥运会田径男子1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苏炳添以9.98秒的成绩获得第六名。图为苏炳添（中）在比赛前。
但国家和民众对金牌的执念，也在无形中给运动员施加了巨大压力。有媒体曾报道，在里约奥运会上，由于津巴布韦运动员没拿到任何奖牌，原总统穆加贝十分失望。
在“唯金牌论”的社会舆论下，人们似乎很难容忍一名备受关注的运动员因失误或是伤病黯然退场。
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上，由于东欧阵营的回归等多方因素的影响，中国运动员的成绩也不理想，仅获得5枚金牌。特别是在奥运赛场上，被国人看好的体操王子李宁竟然在吊环项目上失误，无缘奖牌。这直接碾碎了国人的“金牌梦”。
由于社会并未及时疏导民众对“金牌”的渴望情绪和负面言论，加之国民普遍脆弱的自尊心，直接导致刘翔成了下一个“李宁”。
2008年，中国以51枚金牌居金牌榜首位，超越美国，成为奥运历史上首个登上金牌榜首的亚洲国家。
北京奥运会上的“榜首效应”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民众变得更为自信。彼时我国在全球舞台上地位也逐渐上升，国家也更自信。
在国家和个体的双重自信下，北京奥运会后不少人抛弃了“唯金牌论”的观念，呈现出一种较为理性的国民心态：金牌固然重要，但在赛场上奋力拼搏的运动员，同样值得被尊敬。
对于金牌，一向执着的韩国也有了转变。在过去，韩国是一个以在国际体育大赛上获得亚军为“罪过”的国家。而“金牌至上”的观念，也引发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韩国“花滑女王”金妍儿在花样滑冰女单决赛中卫冕失利，韩国电视台统计韩国选手的奖牌数时，甚至在金妍儿所获银牌后面用括号标注“实际上是得金牌”。
而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韩国跆拳道代表团以“零金牌”结束了本次征战，韩国国内批评的声音却并不大，很多韩国民众表示享受这一比赛过程。此外，获得银牌的韩国选手李多彬、获得团体银牌的女子击剑队和未能获得奖牌的游泳运动员黄善宇，同样赢得了一片赞美之声。
2012年伦敦奥运会。
种种现象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各国对于金牌的认知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唯金牌论”的观念正在被逐渐淡化。在东京奥运会田径男子100米决赛中，中国飞人苏炳添以9秒98的成绩获得了第6名。尽管没能登上领奖台，但他从第一次跑进10秒，到跑进奥运决賽，跑赢了时间，跑出了亚洲风采，赢得人们尊重。
回归理性和奥运精神后，国际社会对奥运会的关注点也在转变——从关注结果，到更注重比赛过程;从在意奖牌数量，到更在乎弱势项目上的新成绩;从关注金牌选手，到也关注那些自我突破、无国籍选手。奥林匹克格言也从“更快、更高、更强”，新增了“更团结”，以适应时代发展。
但是淡化金牌，不等于不在乎金牌。
从国家层面看，至今也没有哪个国家否认，奥运金牌关系到国家荣誉。毕竟在奥运会赛场的背后，是国家资源的不断角力。
比如在里约奥运会赛场上，新加坡运动员约瑟夫·斯库林在100米蝶泳比赛中击败菲尔普斯，获得新加坡历史上首枚奥运会金牌。回国后的约瑟夫·斯库林被视为民族英雄。新加坡政府给他发放了75万美元的奖金。普京的保镖耶夫根尼·季先科获得了拳击金牌，俄罗斯内务部专门授予他奖章，普京还专门向他写信道贺。
在本次东京奥运会的男子标枪比赛中，印度选手秋普拉为国家争取到了历史上第一枚奥运会田径金牌。印度总理莫迪随即向秋普拉送上祝福，称他“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将被永远铭记”。秋普拉所在的哈里亚纳邦首席部长宣布，将奖励秋普拉6000万卢比奖金（约合520万元人民币）。
在竞技体育中，金牌从来都是、今后还将继续是运动员追求的最高目标。对每个运动员而言，到了奥运赛场上，所代表的都不光是自己，还有整个国家。当面对失误、犯规等终生遗憾时，不是任何人都能用一句“享受比赛”来轻松应对。
对于各国民众来说，在愈发崇尚“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个人健康大于竞赛成绩”等理念时，大家依然十分重视奥运成绩，尤其是在各国备受瞩目的传统大项上，能否夺金，依旧是被关注的重点。
但奥运赛场上的竞技不止关乎金牌，更重要的在于运动员身上所传递出的“奋力拼搏，实现自我”的奥运精神。就像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所说：“奥运会最重要的不是赢，而是参与。人生中最本质的东西，不是凯旋，而是奋力拼搏。”
淡化“金牌情结”后，我们迎来了上述奥运精神的回归。正如当我们看到赛场上那支由29人组成的难民代表队时，没有人会不承认，这些跨越山海赶赴奥运赛场的运动员们，早已收获了那枚属于自己的“金牌”。
这与赛场上的欢呼声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我们在为取得金牌者喝彩时，也看到，这些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并非只是为了拿金牌，而是为了证明他们的国家还存在。
从积极地参加奥运会，到渴望通过金牌证明国家的综合国力，再到淡化金牌的平常心，纵观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不同国家，可以看到，奥运金牌所蕴含的价值观正在不断发生变化。
不同国家的“金牌执念”
我国重视竞技体育的渊源颇深，尤其是1930年代一度流行的“国术救国”，社会上始终弥漫着体育救国的气息。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经济落后，政局混乱，贫弱的中国将国家形象的改观，寄希望于奥运赛场上的展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2年，23岁的刘长春成了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中唯一的中国运动员。但由于长达近一个月的海上漂泊，他的体力被耗尽，在赛场上的成绩不尽如人意：100米预赛位列第5名，200米的成绩则位居第4名。
虽没有拿到奖牌，刘长春却迈开了中国走向奥运会的第一步。
1952年，新中国代表团首次在芬兰举办的赫尔辛基奥运会亮相。当时只有吴传玉一人参加了男子100米仰泳项目。不过他在预赛时就惨遭淘汰。
从证明国家存在，到展示新中国形象，尽管中国选手在这两次参赛中都默默无闻，但国民对此却有不少期待。一颗渴望获得奖牌，撕掉“东亚病夫”标签的种子早已埋进了国民的内心。
直至在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斩获15枚金牌，极大激发了国民的民族自豪感。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的表现被认为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一度被上升至民族荣辱观层面。
与渴望获得国际认可不同，英国对于金牌的重视，始于1908年伦敦奥运会之后的历届大溃败。迫于来自社会和民众的多方压力，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英国为运动员提供政府津贴。运动员可以全职训练，不必担心经济来源。随着体育津贴制度的推行，英国在悉尼以及雅典奥运会上的奖牌数有了极大进步。
而日本似乎很容易受到奖牌“感动”。日本在雅典奥运获金牌数目超过往年，面对几十年都未曾有的战绩，日本举国上下开始发起奥运“金牌风”。随着上升的金牌数字，奥运会收视率在日本一天比一天高。有些日本经济学家甚至还拿奥运金牌的数目来分析日本的经济成长率，并表示：“奥运金牌多将带动日本人的信心，经济攀升也更有希望。”
苏联解体后，奥运金牌在俄罗斯一向备受重视。正是这种对奖牌的渴望，让俄罗斯斥资500亿美元打造了索契冬奥会，金、银和铜牌得主的一次性奖励金额分别为400万、250万和170万卢布。
除了金钱奖励，为了激励运动员夺冠，一些“囊中羞涩”的国家也会给予运动员其它物质方面的奖励。比如，津巴布韦女子曲棍球队曾在1980年获得金牌，津巴布韦直接给每名队员奖励了一头牛。
但国家和民众对金牌的执念，也在无形中给运动员施加了巨大压力。有媒体曾报道，在里约奥运会上，由于津巴布韦运动员没拿到任何奖牌，原总统穆加贝十分失望。
理性与奥运精神的回归
在“唯金牌论”的社会舆论下，人们似乎很难容忍一名备受关注的运动员因失误或是伤病黯然退场。
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上，由于东欧阵营的回归等多方因素的影响，中国运动员的成绩也不理想，仅获得5枚金牌。特别是在奥运赛场上，被国人看好的体操王子李宁竟然在吊环项目上失误，无缘奖牌。这直接碾碎了国人的“金牌梦”。
由于社会并未及时疏导民众对“金牌”的渴望情绪和负面言论，加之国民普遍脆弱的自尊心，直接导致刘翔成了下一个“李宁”。
2008年，中国以51枚金牌居金牌榜首位，超越美国，成为奥运历史上首个登上金牌榜首的亚洲国家。
北京奥运会上的“榜首效应”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民众变得更为自信。彼时我国在全球舞台上地位也逐渐上升，国家也更自信。
在国家和个体的双重自信下，北京奥运会后不少人抛弃了“唯金牌论”的观念，呈现出一种较为理性的国民心态：金牌固然重要，但在赛场上奋力拼搏的运动员，同样值得被尊敬。
对于金牌，一向执着的韩国也有了转变。在过去，韩国是一个以在国际体育大赛上获得亚军为“罪过”的国家。而“金牌至上”的观念，也引发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韩国“花滑女王”金妍儿在花样滑冰女单决赛中卫冕失利，韩国电视台统计韩国选手的奖牌数时，甚至在金妍儿所获银牌后面用括号标注“实际上是得金牌”。
而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韩国跆拳道代表团以“零金牌”结束了本次征战，韩国国内批评的声音却并不大，很多韩国民众表示享受这一比赛过程。此外，获得银牌的韩国选手李多彬、获得团体银牌的女子击剑队和未能获得奖牌的游泳运动员黄善宇，同样赢得了一片赞美之声。
种种现象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各国对于金牌的认知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唯金牌论”的观念正在被逐渐淡化。在东京奥运会田径男子100米决赛中，中国飞人苏炳添以9秒98的成绩获得了第6名。尽管没能登上领奖台，但他从第一次跑进10秒，到跑进奥运决賽，跑赢了时间，跑出了亚洲风采，赢得人们尊重。
回归理性和奥运精神后，国际社会对奥运会的关注点也在转变——从关注结果，到更注重比赛过程;从在意奖牌数量，到更在乎弱势项目上的新成绩;从关注金牌选手，到也关注那些自我突破、无国籍选手。奥林匹克格言也从“更快、更高、更强”，新增了“更团结”，以适应时代发展。
金牌的价值不容否认
但是淡化金牌，不等于不在乎金牌。
从国家层面看，至今也没有哪个国家否认，奥运金牌关系到国家荣誉。毕竟在奥运会赛场的背后，是国家资源的不断角力。
比如在里约奥运会赛场上，新加坡运动员约瑟夫·斯库林在100米蝶泳比赛中击败菲尔普斯，获得新加坡历史上首枚奥运会金牌。回国后的约瑟夫·斯库林被视为民族英雄。新加坡政府给他发放了75万美元的奖金。普京的保镖耶夫根尼·季先科获得了拳击金牌，俄罗斯内务部专门授予他奖章，普京还专门向他写信道贺。
在本次东京奥运会的男子标枪比赛中，印度选手秋普拉为国家争取到了历史上第一枚奥运会田径金牌。印度总理莫迪随即向秋普拉送上祝福，称他“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将被永远铭记”。秋普拉所在的哈里亚纳邦首席部长宣布，将奖励秋普拉6000万卢比奖金（约合520万元人民币）。
在竞技体育中，金牌从来都是、今后还将继续是运动员追求的最高目标。对每个运动员而言，到了奥运赛场上，所代表的都不光是自己，还有整个国家。当面对失误、犯规等终生遗憾时，不是任何人都能用一句“享受比赛”来轻松应对。
对于各国民众来说，在愈发崇尚“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个人健康大于竞赛成绩”等理念时，大家依然十分重视奥运成绩，尤其是在各国备受瞩目的传统大项上，能否夺金，依旧是被关注的重点。
但奥运赛场上的竞技不止关乎金牌，更重要的在于运动员身上所传递出的“奋力拼搏，实现自我”的奥运精神。就像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所说：“奥运会最重要的不是赢，而是参与。人生中最本质的东西，不是凯旋，而是奋力拼搏。”
淡化“金牌情结”后，我们迎来了上述奥运精神的回归。正如当我们看到赛场上那支由29人组成的难民代表队时，没有人会不承认，这些跨越山海赶赴奥运赛场的运动员们，早已收获了那枚属于自己的“金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