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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大食堂”在年轻人看来，是个新鲜事物，但是对六七十岁的人来说，却再熟悉不过，并且已经存在于他们的记忆深处。当年，“大跃进”催生了一个“新生事物”，就是农村的公共食堂。那时的农村就像机关、部队一样，男女老少到点儿后就去食堂排队打饭，家里的锅碗瓢盆也没了用武之地，于是便“砸锅炼钢”。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同时也是较早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运动中出现严重问题的中央领导人之一。
公共食堂渐显困窘，毛泽东初窥端倪
1958年夏天，“大跃进”运动进入高潮。在部分农村，人民公社已经有了雏形。一些地方热情很高，甚至直接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可以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所有个人财产和个人债务都一股脑儿“共了产”，分配上完全实行供给制。人民公社化以后，公共食堂得到了普遍推广，而且成为农村生活集体化、军事化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各地在农忙食堂的基础上，开始大办农村公共食堂。1958年，全国农村各地兴办了300多万个公共食堂，4亿多农民在食堂吃饭，占农村总人口的70%以上。“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一时间成为传遍大江南北的口号。
这种没有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大食堂”，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1959年，全国上下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粮食形势日趋紧张，公共食堂也显得捉襟见肘。为了克服困难，很多公共食堂采用“瓜菜代、二稀一干”等方法来节约粮食，但粮食仍然入不敷出，社员普遍反映吃不饱。这时候大家又发挥想象力，各地公共食堂几乎同时在“粮食增量法”上做起了文章。如河南省鲁山县张官营公社创造了1斤玉米蒸5斤馍的经验，打破了玉米只能做窝窝做糊糊的老陈规，提高了利用率；遼宁黑山县大虎山卫星人民公社三台子副业生产队创造了“苞米食用增量法”；广西柳州地区大力推广的“双蒸法”：即将米干蒸半小时后分装入罐，加上凉水，1斤米加4斤水，用猛火蒸1小时，能使每斤米出饭5斤，比原来增加40%以上等。但吃过这些“增量法”煮出来的饭的人，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吃了这种饭不耐饿，人也没精神。
兴办不久的公共食堂遭遇了瓶颈，毛泽东虽然身居中南海，但也听到了一些关于公共食堂不好的声音。1958年10月左右，毛泽东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说，安徽省灵璧县的冯亩乡、杨町乡、尹集乡由于灾情严重已饿死了人。毛泽东特别震惊，于是要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赶快派人调查，了解情况。调查证明了匿名信所说情况属实，安徽省委还专门做了处理。由此，毛泽东感到，大好的形势背后可能有严重的问题。于是在10月19日，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信，要陈伯达带张春桥去河南遂平卫星公社进行调查。10月下旬，他又让新华社负责人吴冷西和秘书田家英分别去河南修武县和新乡县的七里营人民公社调查。
毛泽东自己也趁南下机会，不断找人交谈，了解情况。他离开北京，准备到郑州开一次有部分中央和省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专门讨论人民公社的问题。经过河北石家庄、邯郸地区及河南新乡地区时，毛泽东稍作停留，和当地工作人员谈话，了解社员的生活。他经常问谈话人，当地办了食堂没有，办得怎样，老百姓反映怎么样。除了这些概略性的东西，毛泽东还特别细致地问：吃了多少盐、多少米？菜和肉都够吗？这时候向毛泽东汇报的人，未必都说出了真实的情况，但毛泽东也不难从中窥见一些端倪，觉察到人民公社存在的一些问题。
到了郑州后，吴冷西和田家英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自己调研的情况。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反映，虽然“包”吃穿等，但大家生活水平不高，这些都是平均主义，不是共产主义。毛泽东仍然坚持自己一贯的风格，边听汇报，便提出问题。当他听说有的公社实行了军事化，集体居住，周末才回家时，很气愤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11月2日至10日，第一次郑州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批评了陈伯达取消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言论，说这时候需要让大家冷静下来，“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他感到“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需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去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但这个时候，毛泽东脑海里仍然还是向往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会议期间他说过：斯大林对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要多少年未说明期限，这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现在已开始准备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我们吃饭不要钱，是各取所需的萌芽。凡是可以做的必须逐步去做。这不能不说是共产主义因素。
在随后的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释放了一些“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需要降温的信号。1959年2月至4月，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解决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和分配问题。明确承认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缩小供给制的比例和范围，改“吃饭不要钱”为“吃饭要钱”；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允许农民搞私养家禽、家畜等家庭副业；把第一次郑州会议提的“旧账一般不算”改变为“旧账一般要算”，要求各地对刮“共产风”时调用的农民财物实行退赔。毛泽东说：“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算账也可以锻炼干部”。
5月，针对公共食堂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央提出“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和“口粮应该分配到户”等原则，并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对公共食堂进行了初步的整顿，主要是按照便于生产、便于社员生活的原则，调整了食堂的规模，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食堂。整体而言，毛泽东和中央此时期对公共食堂虽有理性认知，但第一考虑还是在改善调整的基础上坚持公共食堂，并争取办好公共食堂。
农民堂弟来告状，毛泽东觉察事态严重
尽管中央给出了调整改善公共食堂的方案，但这并不足以让公共食堂“起死回生”。1959年至1961年，由于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地方由于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了浮肿病。这时候“反右倾”破坏了正常的党内生活，干部群众都不敢说话，所以毛泽东能看到的真相有限。这时候，终于有两个农民站出来，向毛泽东告了一状，道出了基层农村的真相。 这两个农民，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一个是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东仙。身为农民的他们，想当面向毛泽东陈情。1960年9月下旬，两人相约到了北京。这时候因处于国庆前夕，毛泽东要处理的事情特别多，所以一直没有时间接待他们。当时他们住在毛泽东的姨表兄、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王季范家中。王季范将他们反映的问题归纳为10条，并表示愿意陪同他们前去见毛泽东。
但毛泽东实在是太忙了，尽管两位农民堂弟都着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再三催毛泽东秘书约见面时间，但到国庆后，他们都没见着毛泽东。秘书无奈地说，主席太忙了，能否将材料交给他，由他转给毛主席。二人没有答应，一定要面见毛泽东，因为他们还记得毛泽东曾经说过的，很多乡里来信根本就收不到。又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的秘书再次找到两人，告知主席还是没有时间。毛泽荣和文东仙铁了心要见毛泽东，说：“他没时间，我们自己去找他。”于是两人到了中南海警卫局，请接待室的同志打电话找毛泽东。毛泽东正在开会，派人把两人安排在中南海接待室住下。
过了几天，他们二人和王季范终于见到了毛泽东。毛泽荣把家乡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讲到公共食堂时，毛泽荣说：“公社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现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煮的烂白菜；一些社员出工不出力，不少人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疗养院住了好多人，医疗跟不上……”文东仙也说：“主席，你可以派人去调查。”王季范也着急了，主动请缨：“主席，您可以派我每年去两个省视察，去摸摸真实情况。”
毛泽东听了汇报，十分难过。他继续追问，你们现在的口粮怎么分的？毛泽荣回答：“小孩每天3两，大人1斤。”“老秤还是新秤？”“新秤。”王季范插嘴道：“主席啊，别说农村，我现在也吃不饱，每天只有7两米，两个孙子在学校读书也吃不饱。”毛泽东听了心情更加沉重。
主席扑下身子调研，全面了解食堂情况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尽管从两个堂弟那儿得知了一些情况，但这对于解决问题远远不够，于是毛泽东开始着力调查农村公共食堂的情况。由于日理万机，毛泽东不能亲赴基层调研，于是他通过开会听取省、地、县各级领导的汇报，或者派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去基层调研然后听取汇报等方式了解情况。1961年1月20日前后，毛泽东派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三人各带一个调查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用10天到15天的时间，各调查一个最好的和最差的生产队。这3个调查组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具体的、有重要价值的一手资料，成为毛泽东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
1月下旬，毛泽东乘火车离开北京，于2月3日到达广州。在将近半个月的路程中，毛泽东沿途听了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和广东七省省委及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3个调查组组长的汇报，还和一些县委书记谈话，了解情况。
2月6日，途经浙江的毛泽东听了田家英的汇报。田家英调研的合和生产队是当时不太好的一个生产队，食堂办起来有困难。田家英如实汇报说，这个生产队的社员都不愿意在食堂吃饭，现在食堂都成了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打了饭回家热热才吃。浙江省的其他领导也有相关的汇报。毛泽东听后，觉得田家英等人所言极是，口径也因此放松了许多。他对浙江省的相关领导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要考虑农民的需求，要根据情况去做。”
2月10日，毛泽东一行人到了江西。在火车上，毛泽东又听取了江西省委负责人的汇报，其中也有一些负面的声音。于是，毛泽东再次重提食堂要多样化。他说，食堂要考虑不同人的不同需求，单身汉、尚未有孩子的年轻夫妇愿意吃常年食堂，就办常年食堂；有孩子的人，农忙时候挪不开手脚做饭，可以办农忙食堂满足他们。但毛泽东话锋一转说，有的人根本不愿意吃食堂，不必强求，他们就不必吃食堂。显然，毛泽东比在浙江时更进了一步，甚至允許农民在吃食堂和不吃食堂中选择，这就为解散食堂埋下了伏笔。
经过一路南下调研，毛泽东已经看到了食堂的诸多弊端，但他并没有直接下令解散食堂，而是提出食堂要多样化和农民吃食堂自愿的原则。既然吃食堂都自愿了，毛泽东为何不直接下令解散食堂？这可能有2个原因：一是他对解散食堂条件不足的担心。如果没有铺垫就一声令下解散食堂，农民回家开火有条件吗？毕竟家里的锅碗瓢盆已经进了火炉。如果真要考虑解散食堂，也需要时日准备炊具；二是进入他耳朵的声音还不齐整，这时候也有人说食堂好。以江浙地区为例，当时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一起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柯庆施认为食堂好，但江渭清却不以为然，毫不客气地当着柯庆施的面向毛泽东指出了食堂的3点不好：一是食堂浪费粮食；二是办了公共食堂，不许养家畜，没有肉和蛋吃；三是吃食堂特别浪费。当时柯庆施几次想打断江渭清的话，但毛泽东都坚持要江渭清说完。江渭清的批评正切中了公共食堂的弊端，后来不少干部批评公共食堂也大致不离这几点。因为“反右倾”的影响，当时党内民主还比较欠缺，大家说话都比较谨慎。当时，江渭清汇报也是吞吞吐吐，毛泽东鼓励说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江渭清才放开胆子直言。江渭清的意见一语中的，在场的周恩来、胡乔木等人都觉得在理，毛泽东当时也表态，江苏的食堂可以解散。但这时江渭清却不同意马上解散，就像前文提及的那样，他提出江苏地区解散食堂需要3个月时间，让农民去准备炊具。
可以说，南下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毛泽东体会了食堂的弊端，此时他以及中央其他的领导同志对兴办公共食堂显然有所动摇了。这种动摇态度在3月15日至23日召开的广州工作会议上得以反映。会上讲到食堂问题，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指出：有些地方反映，办食堂要拆桥、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草案）》，后文称“六十条”），其中关于公共食堂的规定特别灵活，各地采取自愿的原则，办与不办食堂根据各地情况自由决定，即便是要办公共食堂，形式也要多样化。这其实就是为解散公共食堂提供了一个过渡和准备时间，条件具备的地方可以自行解散，条件不具备的地方准备条件再说。 大兴调研之风显露实情，毛泽东下决心解散公共食堂
《农业六十条（草案）》颁发后，毛泽东急需了解基层百姓对此政策的看法，看看“六十条”在实践中的效果。于是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调研。刘少奇率队在湖南长沙县、宁乡县调研44天，周恩来到河北武安县调研，朱德在四川、河南等地调研，陈云在上海青浦县农村等地调研，邓小平和彭真在北京市郊调研。奔赴各地的中央领导人在调研中看到了农村的真实情况，不说是触目惊心，但至少也感触颇多。刘少奇最后和老家人道别的时候不住地说：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不起你们，这次回来，看到这里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责任，要向你们承认错误。周恩来看到了人们“回家”的愿望，即便是单身汉，也愿意回家做饭，不愿意再吃吃不饱饭的食堂了，显然不管什么形式的食堂，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朱德的总结更到位，食堂有五不好—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粮食，浪费时间，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
毛泽东也没有停歇，他始终在去各地的路上听取各方人士的意见，了解老百姓对“六十条”的看法。可以说，这时候的汇报少了很多水分，许多汇报人都把自己的所见所闻真实地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也因此获悉了底下解散食堂的心声。这期间对毛泽东触动最大的可能属胡乔木、张平化的汇报了。4月9日，张平化、胡乔木向毛泽东汇报了他韶山老家的情况。2月份，在毛泽东南下的火车上，二人已经向毛泽东汇报过一次相关情况。因为胡乔木当时调查的是湖南一个较好的地方，看到的情况也是好的，所以二人对食堂持肯定态度。但这次汇报虽与上次时隔不到两个月，二人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却来了个大转弯。在讨论“六十条”时，张平化毫不讳言地指出，食堂问题是农民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现在讲食堂好的和坏的人都很多，并承认之前自己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毛泽东深有同感地说：“愿意参加食堂的人是少数啊！”
刚从毛泽东老家韶山调研回来就马不停蹄汇报工作的胡乔木似乎更尖锐。他直指问题的关键所在：一是社员的肚子吃不饱，很多人出现了严重的水肿病；二是取消社员的自留地后，社员没有了土地，无法发展家庭农副业，直接导致了农民家庭经济收入的减少；三是基本资源消耗严重，国有山林遭到严重破坏，自然植被受到侵害，水土流失的现象严重，生产条件已经受到破坏；四是公共食堂在管理体制上存在很大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他说，现在干部和群众对食堂都特别敏感，“原来我在长沙看到的情况，是食堂搞得好的。同时还有这么个原因，就是过去省委一贯强调这个东西，干部们、群众也因此不敢议论这个问题，所以没有怀疑的言论。这回‘六十条’这么一说，好些大队反映，念叨这一条的时候，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了一句：‘可以不办。’家里吃饭，多一点少一点，他就是量体裁衣了；而吃食堂呢，有那么多定额，反正要吃掉，吃掉了还觉得不够，吃得不好”。毛泽东也补充：“食堂饭菜没有家里饭菜好吃。”
胡乔木继续介绍，韶山5个大队89个食堂，已经散了50个，讨论“六十条”后，估计还要继续散。毛泽东问：那剩下30多个为什么还要继续？胡乔木回答说：因为思想不解放，我们宣传食堂优越性很久了，說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说完，胡乔木甚至直言不讳地建议，现在解散食堂有利，也可以解散食堂。毛泽东于是道出了他和江渭清等人的共同担心：解散食堂后，农民锅灶、粮食、柴火等不够回家开火。胡乔木根据自己的调研，肯定地说，虽然有困难，但群众会自己解决的。
此后，毛泽东赴南昌、杭州等地，边走边听，听到的都是各地群众对解散食堂的拍手称赞。毛泽东显然心里也有打算了。毛泽东的这种想法最明显地表现在他对待胡乔木解散食堂报告的态度上。
当时，胡乔木觉得向毛泽东的口头汇报不够，于是4月14日专门就食堂问题呈书毛泽东一一《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报告很直白：“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来看，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报告详细列举了食堂的种种问题，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没有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
毛泽东肯定了胡乔木的意见。他把胡乔木的来信和4个附件批给张平化，请他印发湖南三级干部会议予以讨论。过了几天，毛泽东和刘少奇、陶铸、胡乔木、王任重开会，大家较为一致地认为，兴办食堂是一件脱离群众的事情。4月26日，中共中央将胡乔木的信及附件转发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的参考。如此“兴师动众”地印发胡乔木解散食堂的建议，显然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不再坚持通过食堂多样化解决食堂困难的观点了，他已经考虑彻底放弃公共食堂了。
事实上，如胡乔木所说的那样，公共食堂本身困难多多，农民们早就盼望着解散公共食堂，只是碍于政策规定和上级指示，还在勉强维持。所以，当中央下发“六十条”提出食堂遵循“自愿”原则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农民选择了“自愿”不办食堂。中央的意见出来后，农村公共食堂纷纷解散了。
公共食堂渐显困窘，毛泽东初窥端倪
1958年夏天，“大跃进”运动进入高潮。在部分农村，人民公社已经有了雏形。一些地方热情很高，甚至直接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可以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所有个人财产和个人债务都一股脑儿“共了产”，分配上完全实行供给制。人民公社化以后，公共食堂得到了普遍推广，而且成为农村生活集体化、军事化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各地在农忙食堂的基础上，开始大办农村公共食堂。1958年，全国农村各地兴办了300多万个公共食堂，4亿多农民在食堂吃饭，占农村总人口的70%以上。“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一时间成为传遍大江南北的口号。
这种没有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大食堂”，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1959年，全国上下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粮食形势日趋紧张，公共食堂也显得捉襟见肘。为了克服困难，很多公共食堂采用“瓜菜代、二稀一干”等方法来节约粮食，但粮食仍然入不敷出，社员普遍反映吃不饱。这时候大家又发挥想象力，各地公共食堂几乎同时在“粮食增量法”上做起了文章。如河南省鲁山县张官营公社创造了1斤玉米蒸5斤馍的经验，打破了玉米只能做窝窝做糊糊的老陈规，提高了利用率；遼宁黑山县大虎山卫星人民公社三台子副业生产队创造了“苞米食用增量法”；广西柳州地区大力推广的“双蒸法”：即将米干蒸半小时后分装入罐，加上凉水，1斤米加4斤水，用猛火蒸1小时，能使每斤米出饭5斤，比原来增加40%以上等。但吃过这些“增量法”煮出来的饭的人，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吃了这种饭不耐饿，人也没精神。
兴办不久的公共食堂遭遇了瓶颈，毛泽东虽然身居中南海，但也听到了一些关于公共食堂不好的声音。1958年10月左右，毛泽东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说，安徽省灵璧县的冯亩乡、杨町乡、尹集乡由于灾情严重已饿死了人。毛泽东特别震惊，于是要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赶快派人调查，了解情况。调查证明了匿名信所说情况属实，安徽省委还专门做了处理。由此，毛泽东感到，大好的形势背后可能有严重的问题。于是在10月19日，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信，要陈伯达带张春桥去河南遂平卫星公社进行调查。10月下旬，他又让新华社负责人吴冷西和秘书田家英分别去河南修武县和新乡县的七里营人民公社调查。
毛泽东自己也趁南下机会，不断找人交谈，了解情况。他离开北京，准备到郑州开一次有部分中央和省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专门讨论人民公社的问题。经过河北石家庄、邯郸地区及河南新乡地区时，毛泽东稍作停留，和当地工作人员谈话，了解社员的生活。他经常问谈话人，当地办了食堂没有，办得怎样，老百姓反映怎么样。除了这些概略性的东西，毛泽东还特别细致地问：吃了多少盐、多少米？菜和肉都够吗？这时候向毛泽东汇报的人，未必都说出了真实的情况，但毛泽东也不难从中窥见一些端倪，觉察到人民公社存在的一些问题。
到了郑州后，吴冷西和田家英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自己调研的情况。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反映，虽然“包”吃穿等，但大家生活水平不高，这些都是平均主义，不是共产主义。毛泽东仍然坚持自己一贯的风格，边听汇报，便提出问题。当他听说有的公社实行了军事化，集体居住，周末才回家时，很气愤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11月2日至10日，第一次郑州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批评了陈伯达取消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言论，说这时候需要让大家冷静下来，“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他感到“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需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去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但这个时候，毛泽东脑海里仍然还是向往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会议期间他说过：斯大林对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要多少年未说明期限，这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现在已开始准备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我们吃饭不要钱，是各取所需的萌芽。凡是可以做的必须逐步去做。这不能不说是共产主义因素。
在随后的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释放了一些“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需要降温的信号。1959年2月至4月，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解决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和分配问题。明确承认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缩小供给制的比例和范围，改“吃饭不要钱”为“吃饭要钱”；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允许农民搞私养家禽、家畜等家庭副业；把第一次郑州会议提的“旧账一般不算”改变为“旧账一般要算”，要求各地对刮“共产风”时调用的农民财物实行退赔。毛泽东说：“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算账也可以锻炼干部”。
5月，针对公共食堂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央提出“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和“口粮应该分配到户”等原则，并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对公共食堂进行了初步的整顿，主要是按照便于生产、便于社员生活的原则，调整了食堂的规模，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食堂。整体而言，毛泽东和中央此时期对公共食堂虽有理性认知，但第一考虑还是在改善调整的基础上坚持公共食堂，并争取办好公共食堂。
农民堂弟来告状，毛泽东觉察事态严重
尽管中央给出了调整改善公共食堂的方案，但这并不足以让公共食堂“起死回生”。1959年至1961年，由于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地方由于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了浮肿病。这时候“反右倾”破坏了正常的党内生活，干部群众都不敢说话，所以毛泽东能看到的真相有限。这时候，终于有两个农民站出来，向毛泽东告了一状，道出了基层农村的真相。 这两个农民，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一个是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东仙。身为农民的他们，想当面向毛泽东陈情。1960年9月下旬，两人相约到了北京。这时候因处于国庆前夕，毛泽东要处理的事情特别多，所以一直没有时间接待他们。当时他们住在毛泽东的姨表兄、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王季范家中。王季范将他们反映的问题归纳为10条，并表示愿意陪同他们前去见毛泽东。
但毛泽东实在是太忙了，尽管两位农民堂弟都着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再三催毛泽东秘书约见面时间，但到国庆后，他们都没见着毛泽东。秘书无奈地说，主席太忙了，能否将材料交给他，由他转给毛主席。二人没有答应，一定要面见毛泽东，因为他们还记得毛泽东曾经说过的，很多乡里来信根本就收不到。又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的秘书再次找到两人，告知主席还是没有时间。毛泽荣和文东仙铁了心要见毛泽东，说：“他没时间，我们自己去找他。”于是两人到了中南海警卫局，请接待室的同志打电话找毛泽东。毛泽东正在开会，派人把两人安排在中南海接待室住下。
过了几天，他们二人和王季范终于见到了毛泽东。毛泽荣把家乡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讲到公共食堂时，毛泽荣说：“公社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现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煮的烂白菜；一些社员出工不出力，不少人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疗养院住了好多人，医疗跟不上……”文东仙也说：“主席，你可以派人去调查。”王季范也着急了，主动请缨：“主席，您可以派我每年去两个省视察，去摸摸真实情况。”
毛泽东听了汇报，十分难过。他继续追问，你们现在的口粮怎么分的？毛泽荣回答：“小孩每天3两，大人1斤。”“老秤还是新秤？”“新秤。”王季范插嘴道：“主席啊，别说农村，我现在也吃不饱，每天只有7两米，两个孙子在学校读书也吃不饱。”毛泽东听了心情更加沉重。
主席扑下身子调研，全面了解食堂情况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尽管从两个堂弟那儿得知了一些情况，但这对于解决问题远远不够，于是毛泽东开始着力调查农村公共食堂的情况。由于日理万机，毛泽东不能亲赴基层调研，于是他通过开会听取省、地、县各级领导的汇报，或者派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去基层调研然后听取汇报等方式了解情况。1961年1月20日前后，毛泽东派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三人各带一个调查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用10天到15天的时间，各调查一个最好的和最差的生产队。这3个调查组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具体的、有重要价值的一手资料，成为毛泽东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
1月下旬，毛泽东乘火车离开北京，于2月3日到达广州。在将近半个月的路程中，毛泽东沿途听了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和广东七省省委及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3个调查组组长的汇报，还和一些县委书记谈话，了解情况。
2月6日，途经浙江的毛泽东听了田家英的汇报。田家英调研的合和生产队是当时不太好的一个生产队，食堂办起来有困难。田家英如实汇报说，这个生产队的社员都不愿意在食堂吃饭，现在食堂都成了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打了饭回家热热才吃。浙江省的其他领导也有相关的汇报。毛泽东听后，觉得田家英等人所言极是，口径也因此放松了许多。他对浙江省的相关领导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要考虑农民的需求，要根据情况去做。”
2月10日，毛泽东一行人到了江西。在火车上，毛泽东又听取了江西省委负责人的汇报，其中也有一些负面的声音。于是，毛泽东再次重提食堂要多样化。他说，食堂要考虑不同人的不同需求，单身汉、尚未有孩子的年轻夫妇愿意吃常年食堂，就办常年食堂；有孩子的人，农忙时候挪不开手脚做饭，可以办农忙食堂满足他们。但毛泽东话锋一转说，有的人根本不愿意吃食堂，不必强求，他们就不必吃食堂。显然，毛泽东比在浙江时更进了一步，甚至允許农民在吃食堂和不吃食堂中选择，这就为解散食堂埋下了伏笔。
经过一路南下调研，毛泽东已经看到了食堂的诸多弊端，但他并没有直接下令解散食堂，而是提出食堂要多样化和农民吃食堂自愿的原则。既然吃食堂都自愿了，毛泽东为何不直接下令解散食堂？这可能有2个原因：一是他对解散食堂条件不足的担心。如果没有铺垫就一声令下解散食堂，农民回家开火有条件吗？毕竟家里的锅碗瓢盆已经进了火炉。如果真要考虑解散食堂，也需要时日准备炊具；二是进入他耳朵的声音还不齐整，这时候也有人说食堂好。以江浙地区为例，当时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一起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柯庆施认为食堂好，但江渭清却不以为然，毫不客气地当着柯庆施的面向毛泽东指出了食堂的3点不好：一是食堂浪费粮食；二是办了公共食堂，不许养家畜，没有肉和蛋吃；三是吃食堂特别浪费。当时柯庆施几次想打断江渭清的话，但毛泽东都坚持要江渭清说完。江渭清的批评正切中了公共食堂的弊端，后来不少干部批评公共食堂也大致不离这几点。因为“反右倾”的影响，当时党内民主还比较欠缺，大家说话都比较谨慎。当时，江渭清汇报也是吞吞吐吐，毛泽东鼓励说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江渭清才放开胆子直言。江渭清的意见一语中的，在场的周恩来、胡乔木等人都觉得在理，毛泽东当时也表态，江苏的食堂可以解散。但这时江渭清却不同意马上解散，就像前文提及的那样，他提出江苏地区解散食堂需要3个月时间，让农民去准备炊具。
可以说，南下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毛泽东体会了食堂的弊端，此时他以及中央其他的领导同志对兴办公共食堂显然有所动摇了。这种动摇态度在3月15日至23日召开的广州工作会议上得以反映。会上讲到食堂问题，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指出：有些地方反映，办食堂要拆桥、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草案）》，后文称“六十条”），其中关于公共食堂的规定特别灵活，各地采取自愿的原则，办与不办食堂根据各地情况自由决定，即便是要办公共食堂，形式也要多样化。这其实就是为解散公共食堂提供了一个过渡和准备时间，条件具备的地方可以自行解散，条件不具备的地方准备条件再说。 大兴调研之风显露实情，毛泽东下决心解散公共食堂
《农业六十条（草案）》颁发后，毛泽东急需了解基层百姓对此政策的看法，看看“六十条”在实践中的效果。于是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调研。刘少奇率队在湖南长沙县、宁乡县调研44天，周恩来到河北武安县调研，朱德在四川、河南等地调研，陈云在上海青浦县农村等地调研，邓小平和彭真在北京市郊调研。奔赴各地的中央领导人在调研中看到了农村的真实情况，不说是触目惊心，但至少也感触颇多。刘少奇最后和老家人道别的时候不住地说：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不起你们，这次回来，看到这里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责任，要向你们承认错误。周恩来看到了人们“回家”的愿望，即便是单身汉，也愿意回家做饭，不愿意再吃吃不饱饭的食堂了，显然不管什么形式的食堂，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朱德的总结更到位，食堂有五不好—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粮食，浪费时间，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
毛泽东也没有停歇，他始终在去各地的路上听取各方人士的意见，了解老百姓对“六十条”的看法。可以说，这时候的汇报少了很多水分，许多汇报人都把自己的所见所闻真实地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也因此获悉了底下解散食堂的心声。这期间对毛泽东触动最大的可能属胡乔木、张平化的汇报了。4月9日，张平化、胡乔木向毛泽东汇报了他韶山老家的情况。2月份，在毛泽东南下的火车上，二人已经向毛泽东汇报过一次相关情况。因为胡乔木当时调查的是湖南一个较好的地方，看到的情况也是好的，所以二人对食堂持肯定态度。但这次汇报虽与上次时隔不到两个月，二人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却来了个大转弯。在讨论“六十条”时，张平化毫不讳言地指出，食堂问题是农民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现在讲食堂好的和坏的人都很多，并承认之前自己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毛泽东深有同感地说：“愿意参加食堂的人是少数啊！”
刚从毛泽东老家韶山调研回来就马不停蹄汇报工作的胡乔木似乎更尖锐。他直指问题的关键所在：一是社员的肚子吃不饱，很多人出现了严重的水肿病；二是取消社员的自留地后，社员没有了土地，无法发展家庭农副业，直接导致了农民家庭经济收入的减少；三是基本资源消耗严重，国有山林遭到严重破坏，自然植被受到侵害，水土流失的现象严重，生产条件已经受到破坏；四是公共食堂在管理体制上存在很大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他说，现在干部和群众对食堂都特别敏感，“原来我在长沙看到的情况，是食堂搞得好的。同时还有这么个原因，就是过去省委一贯强调这个东西，干部们、群众也因此不敢议论这个问题，所以没有怀疑的言论。这回‘六十条’这么一说，好些大队反映，念叨这一条的时候，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了一句：‘可以不办。’家里吃饭，多一点少一点，他就是量体裁衣了；而吃食堂呢，有那么多定额，反正要吃掉，吃掉了还觉得不够，吃得不好”。毛泽东也补充：“食堂饭菜没有家里饭菜好吃。”
胡乔木继续介绍，韶山5个大队89个食堂，已经散了50个，讨论“六十条”后，估计还要继续散。毛泽东问：那剩下30多个为什么还要继续？胡乔木回答说：因为思想不解放，我们宣传食堂优越性很久了，說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说完，胡乔木甚至直言不讳地建议，现在解散食堂有利，也可以解散食堂。毛泽东于是道出了他和江渭清等人的共同担心：解散食堂后，农民锅灶、粮食、柴火等不够回家开火。胡乔木根据自己的调研，肯定地说，虽然有困难，但群众会自己解决的。
此后，毛泽东赴南昌、杭州等地，边走边听，听到的都是各地群众对解散食堂的拍手称赞。毛泽东显然心里也有打算了。毛泽东的这种想法最明显地表现在他对待胡乔木解散食堂报告的态度上。
当时，胡乔木觉得向毛泽东的口头汇报不够，于是4月14日专门就食堂问题呈书毛泽东一一《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报告很直白：“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来看，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报告详细列举了食堂的种种问题，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没有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
毛泽东肯定了胡乔木的意见。他把胡乔木的来信和4个附件批给张平化，请他印发湖南三级干部会议予以讨论。过了几天，毛泽东和刘少奇、陶铸、胡乔木、王任重开会，大家较为一致地认为，兴办食堂是一件脱离群众的事情。4月26日，中共中央将胡乔木的信及附件转发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的参考。如此“兴师动众”地印发胡乔木解散食堂的建议，显然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不再坚持通过食堂多样化解决食堂困难的观点了，他已经考虑彻底放弃公共食堂了。
事实上，如胡乔木所说的那样，公共食堂本身困难多多，农民们早就盼望着解散公共食堂，只是碍于政策规定和上级指示，还在勉强维持。所以，当中央下发“六十条”提出食堂遵循“自愿”原则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农民选择了“自愿”不办食堂。中央的意见出来后，农村公共食堂纷纷解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