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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研究衡阳市产妇产后抑郁症的现状及危险因素。方法 在衡阳市随机抽取4个社区中随机抽取产后2～4周的妇女500人，利用“EPDS量表”和自编的“产后抑郁症影响因素调查表”对其进行调查，EPDS≥13定义为抑郁症患者，研究产妇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现状及危险因素。结果 发放问卷500份，收回有效问卷492份，有效回收率为98.4%。其中产后抑郁症107例，发生率为21.75%。产妇的年龄、“坐月子”的地点、产妇的文化程度、分娩方式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无关（P >0.05），家庭经济收入、婴儿的健康程度、性别、与期望性别的一致性、家人对婴儿的心理接受性、婆媳关系、夫妻关系等因素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有关（P <0.05）。结论 产后抑郁症发生的危险因素主要有家庭经济状况差、婴儿不健康、婴儿性别与期望性别不一致、生女儿、夫妻关系及婆媳关系差。
【关键词】产后抑郁症；现状；危险因素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4）03-0308-02
产后抑郁症（postpartum depression，PPD）是产褥期妇女出现的暂时性心理退化现象，常在产后2周发病，通常以抑郁、悲伤、失眠、烦躁、焦虑为主要表现；同时产妇会出现自尊心下降、应付能力差、认知不全、孤独等症状[1]。其发生率为6.5%～43.12%[2]。产后抑郁症会严重危害产妇的身心健康、婚姻和家庭，而且还影响哺乳及母婴关系，危害极大。如何早期预防和识别PPD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本文旨在了解衡阳市产妇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现状并分析其危险因素，对早期预防和识别PPD提供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
采用多阶段抽样法，以2013年8月到2014年2月衡阳市4个社区的共500例产妇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①分娩后2-4周的产妇，②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①有明显器质性疾病，②有神经、精神障碍，③存在智力障碍或对问卷内容理解困难，不能有效面谈者。
（二）调查工具
（1）一般情况调查表：针对调查对象自行设计的个人一般情况调查表，主要包括了产妇的年龄、户籍、居住地、新生儿性别、婴儿性别、喂养方式、坐月子地点、婆媳关系、夫妻关系等方面。
（2）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是Cox等人于1987年编制，Lee等[3]于1998年将其编译成中文版并对原表进行了修订。该表为自评量表，采用likert 4级评分制，共有10个项目，得分范围0～30分；总分≤12分为无抑郁症状，≥13分为有产后抑郁的症状。敏感性为0.88，特异性为0.93[4]，可用于产后抑郁症的筛查。
（三）调查方法
由经过培训合格的调查员上门逐个进行调查，说明目的、填表方法等，然后发放调查表，由产妇独立在30min内填写完毕，当场检查填写的完整性并收回，遇到产妇不能理解的问题，调查员可作出适当的解释。所有问卷采用无记名填写。
（四）统计分析
数据收集后，用SPSS 18.0统计软件建立数据文件，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 果
（一）一般情况
共发放问卷500份，收回有效问卷492份，有效回收率为98.4%。年龄范围在18～34岁，平均年龄26.74±5.28岁。一胎71.41%，二胎及以上28.59%。
（二）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现状
本研究中产妇EPDS平均得分为10.74±2.67分；≥13分者有107人，产妇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率为21.75%。
（三）产后抑郁症的危险因素
结果显示，年龄、家庭经济状况、“坐月子”地点产后抑郁症的发病率无差别（P >0.05）。文化程度、婴儿的健康程度、性别、与期望性别的一致性、家人对婴儿的心理接受性、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等7个因素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有关（P <0.05）见表1。
表1 产后抑郁症的危险因素（如下表）
（四）产后抑郁症危险因素的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产后抑郁症的产妇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为自变量：包括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婴儿性别与期望一致性、婴儿性别、婴儿健康状况、家庭成员对婴儿的接受性、婆媳关系，夫妻关系，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除了产妇的文化程度及家人对婴儿的接受性2个变量被剔除外，其余6个因素都进入了回归方程（见表2）。
表2 产妇产后抑郁症发生的影响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三、讨论
此次共计调查492名产妇，其中EPDS评分≥13分的确定为产后抑郁症患者的107例，发生率为21.75%，与张小松等报道的国内产后抑郁症发生率[2]的结果相似。产妇的年龄、文化程度、“坐月子”地点、家庭经济收入和分娩方式对PPD的发生无影响。在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中，有6个因素都进入了模型。家庭经济收入越低、生育女婴、婴儿性别与期望性别不一致、婴儿不健康、婆媳关系及夫妻关系不好的产妇，其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率高；反之亦然。
在产褥期间，充分的社会支持有助于产妇提高应激能力和自信心，降低情绪紊乱发生的几率。婆媳关系一直是中国传统习俗中的难题，封建的家庭制度和伦理关系，是产生婆媳矛盾的直接根源，紧张的婆媳关系使得产妇的精神和情绪更容易受到刺激，造成产后抑郁症发病率的增高。丈夫是妻子情感上的重要依靠，他可以有效的缓解产妇的紧张和压力，同时作为婆媳关系的中间人，协调好自己母亲与妻子之间的关系，促进家庭的和谐，降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但是当生育女孩的时候家人的态度转变很大，产妇容易出现较大的心理落差；生女孩的产妇会担心丈夫、公婆及周围人歧视，以至心理压力加大，进而影响家庭和谐；家人对产妇的关心减少，也会延缓产妇产后身体的恢复，加重其心理压力，更容易发生PPD [5]。在调查中发现，经济状况一般的家庭产妇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率比经济状况差或者很好的家庭高。是因为低收入家庭中的产妇对家庭在经济上的支持期望不高；高收入家庭则不用担心经济问题。同时新生儿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到产妇产后的心理。健康的新生儿会使产妇产生安心感、自豪感；而不健康的婴儿不仅给家庭带来了较重的经济负担，也使家人抱怨产妇在产程中的行为，使产妇变得郁闷、焦虑、沮丧，导致产后抑郁症发生率的增加。
PPD是由多种因素综合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危害大，隐蔽性强，容易被忽视。因此，要积极开展综合性的预防措施，应加强专题健康教育，普及 PPD的防控知识，同时加强心理咨询和教育，普及精神卫生知识，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建立“医院-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的干预模式，以减少产后抑郁症对母婴的危害及家庭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赵加玲， 周东升， 于国林. 产后抑郁影响因素研究进展[J]. 中国妇幼保健， 2010，25（8）： 1154-1158.
[2]张小松， 赵更力， 陈丽君， 等. 产后抑郁发生、转归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妇幼保健，2009，24（22）：3062-3065.
[3] Lee DT， Yip SK， Chiu HF， et al. Detecting postnatal depression in Chinese women[ J] . Br J Psychiatry， 1998，172（5）：433-437.
[4]金燕志，彭涛，王联，等. 产后抑郁症的筛查标准及发病因素探讨[J]. 中国妇幼保健杂志，1995，10（5）： 287-288.
[5] Seimyr L， Welles-Nystrom B， Nissen EA. History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may predict maternal distress in women post-partum[J]. Midwifery，2012， 18：37-39.
【关键词】产后抑郁症；现状；危险因素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4）03-0308-02
产后抑郁症（postpartum depression，PPD）是产褥期妇女出现的暂时性心理退化现象，常在产后2周发病，通常以抑郁、悲伤、失眠、烦躁、焦虑为主要表现；同时产妇会出现自尊心下降、应付能力差、认知不全、孤独等症状[1]。其发生率为6.5%～43.12%[2]。产后抑郁症会严重危害产妇的身心健康、婚姻和家庭，而且还影响哺乳及母婴关系，危害极大。如何早期预防和识别PPD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本文旨在了解衡阳市产妇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现状并分析其危险因素，对早期预防和识别PPD提供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
采用多阶段抽样法，以2013年8月到2014年2月衡阳市4个社区的共500例产妇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①分娩后2-4周的产妇，②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①有明显器质性疾病，②有神经、精神障碍，③存在智力障碍或对问卷内容理解困难，不能有效面谈者。
（二）调查工具
（1）一般情况调查表：针对调查对象自行设计的个人一般情况调查表，主要包括了产妇的年龄、户籍、居住地、新生儿性别、婴儿性别、喂养方式、坐月子地点、婆媳关系、夫妻关系等方面。
（2）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是Cox等人于1987年编制，Lee等[3]于1998年将其编译成中文版并对原表进行了修订。该表为自评量表，采用likert 4级评分制，共有10个项目，得分范围0～30分；总分≤12分为无抑郁症状，≥13分为有产后抑郁的症状。敏感性为0.88，特异性为0.93[4]，可用于产后抑郁症的筛查。
（三）调查方法
由经过培训合格的调查员上门逐个进行调查，说明目的、填表方法等，然后发放调查表，由产妇独立在30min内填写完毕，当场检查填写的完整性并收回，遇到产妇不能理解的问题，调查员可作出适当的解释。所有问卷采用无记名填写。
（四）统计分析
数据收集后，用SPSS 18.0统计软件建立数据文件，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 果
（一）一般情况
共发放问卷500份，收回有效问卷492份，有效回收率为98.4%。年龄范围在18～34岁，平均年龄26.74±5.28岁。一胎71.41%，二胎及以上28.59%。
（二）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现状
本研究中产妇EPDS平均得分为10.74±2.67分；≥13分者有107人，产妇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率为21.75%。
（三）产后抑郁症的危险因素
结果显示，年龄、家庭经济状况、“坐月子”地点产后抑郁症的发病率无差别（P >0.05）。文化程度、婴儿的健康程度、性别、与期望性别的一致性、家人对婴儿的心理接受性、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等7个因素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有关（P <0.05）见表1。
表1 产后抑郁症的危险因素（如下表）
（四）产后抑郁症危险因素的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产后抑郁症的产妇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为自变量：包括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婴儿性别与期望一致性、婴儿性别、婴儿健康状况、家庭成员对婴儿的接受性、婆媳关系，夫妻关系，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除了产妇的文化程度及家人对婴儿的接受性2个变量被剔除外，其余6个因素都进入了回归方程（见表2）。
表2 产妇产后抑郁症发生的影响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三、讨论
此次共计调查492名产妇，其中EPDS评分≥13分的确定为产后抑郁症患者的107例，发生率为21.75%，与张小松等报道的国内产后抑郁症发生率[2]的结果相似。产妇的年龄、文化程度、“坐月子”地点、家庭经济收入和分娩方式对PPD的发生无影响。在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中，有6个因素都进入了模型。家庭经济收入越低、生育女婴、婴儿性别与期望性别不一致、婴儿不健康、婆媳关系及夫妻关系不好的产妇，其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率高；反之亦然。
在产褥期间，充分的社会支持有助于产妇提高应激能力和自信心，降低情绪紊乱发生的几率。婆媳关系一直是中国传统习俗中的难题，封建的家庭制度和伦理关系，是产生婆媳矛盾的直接根源，紧张的婆媳关系使得产妇的精神和情绪更容易受到刺激，造成产后抑郁症发病率的增高。丈夫是妻子情感上的重要依靠，他可以有效的缓解产妇的紧张和压力，同时作为婆媳关系的中间人，协调好自己母亲与妻子之间的关系，促进家庭的和谐，降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但是当生育女孩的时候家人的态度转变很大，产妇容易出现较大的心理落差；生女孩的产妇会担心丈夫、公婆及周围人歧视，以至心理压力加大，进而影响家庭和谐；家人对产妇的关心减少，也会延缓产妇产后身体的恢复，加重其心理压力，更容易发生PPD [5]。在调查中发现，经济状况一般的家庭产妇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率比经济状况差或者很好的家庭高。是因为低收入家庭中的产妇对家庭在经济上的支持期望不高；高收入家庭则不用担心经济问题。同时新生儿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到产妇产后的心理。健康的新生儿会使产妇产生安心感、自豪感；而不健康的婴儿不仅给家庭带来了较重的经济负担，也使家人抱怨产妇在产程中的行为，使产妇变得郁闷、焦虑、沮丧，导致产后抑郁症发生率的增加。
PPD是由多种因素综合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危害大，隐蔽性强，容易被忽视。因此，要积极开展综合性的预防措施，应加强专题健康教育，普及 PPD的防控知识，同时加强心理咨询和教育，普及精神卫生知识，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建立“医院-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的干预模式，以减少产后抑郁症对母婴的危害及家庭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赵加玲， 周东升， 于国林. 产后抑郁影响因素研究进展[J]. 中国妇幼保健， 2010，25（8）： 1154-1158.
[2]张小松， 赵更力， 陈丽君， 等. 产后抑郁发生、转归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妇幼保健，2009，24（22）：3062-3065.
[3] Lee DT， Yip SK， Chiu HF， et al. Detecting postnatal depression in Chinese women[ J] . Br J Psychiatry， 1998，172（5）：433-437.
[4]金燕志，彭涛，王联，等. 产后抑郁症的筛查标准及发病因素探讨[J]. 中国妇幼保健杂志，1995，10（5）： 287-288.
[5] Seimyr L， Welles-Nystrom B， Nissen EA. History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may predict maternal distress in women post-partum[J]. Midwifery，2012， 18：3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