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门是明朝初期新筑的城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大将军徐达率领明军占领元大都，九月徐达改大都为北平府。明朝定都南京，北平府城的规模明显超越了当时的国都南京城，而北平府的北城相对空旷，徐达随即命部将华云龙改造大都城，将大都城北垣南移5里，增筑新墙，墙开两门，将东北门——安贞门改名为安定门。新城门名源于《尚书注疏》疏义武王“黜殷命、灭淮夷”为“见征伐乃安定之意也”。朱氏兴义兵除暴元，攻下大都，功业堪比周武王新朝鼎革，安邦定国。
　　“四方既平，王国庶定”。在克胜而安定的王国，安定门也有结束动荡之意，故改名安定门，以寓意国运安泰、天下太平。
　　安定门外祀与戎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敬奉上天与祖先，修武备重军事，是保障国家长久安定的基石。安定门地坛和军事大本营的历史，突出体现了祀与戎对一个王朝的重要意义。
　　安定门外的地坛，是明清帝王祭祀“皇地祇神”的坛庙，每年举行祭地典礼。“古者祭天于圆丘，在国之南，祭地于泽中之方丘，在国之北，所以顺阴阳，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类也”。方丘，又称方泽，每逢夏至、立冬，皇帝或宰臣都要郊祀于方丘坛。成祖迁都北京后，采用天地坛合祭的方式，在天坛祭祀天地。明世宗恢复明太祖“天地分祭”的制度，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在城北建造方泽祭地，十三年（公元1534年）改称地坛。清代沿袭明制，固定夏至日在地坛举行祭祀大典。乾隆时期对地坛进行扩充改建，形成了现在尚存的建筑格局。
　　明成祖迁都，天子守国门，抵御蒙古入侵，北城垣是独挡北面的防线，对北京军事守卫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明清军事出征、凯旋、阅兵、讲武，操练常常经由安定门出入，安定门外也是明清军事大本营。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张爵编写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载北城安定门外有四卫勇士营、大教场（五军神枢）、三大营。明人张瀚《松窗梦语》称这里“其地广大，可容禁兵数十万”。明英宗年间，曾免除安定门外教场占用民田地税粮五十四顷八十多亩，可见军营用地之广。
　　明代在大教场除了军营驻扎、军事操练，还举办过两次大规模的大阅礼。大阅礼为军礼之一，有提振士气、宣扬国威和皇权的重要意义。明初太祖与成祖亲蹈锋镝，尤其成祖5次亲征蒙古，马上得天下，居安思危，对军队战斗力极为重视，时常举行阅兵，但是明初的大阅礼并不在城北大教场举行。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蒙古侵犯大同，直攻到滦河，京师戒严。为振兴军事，对抗蒙古，张居正倡议循例祖制举行大阅礼，整饬武备。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八月，穆宗亲临安定门外的大教场，举行了礼仪完备的大阅礼。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升为首辅的张居正力主内修守备，依照隆庆三年的礼制，再次举行了大阅礼，但从此以后明王朝江河日下，大阅礼不再在大教场举行。
　　安定门见证了明王朝的军事与国力兴衰。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雄心勃勃的明英宗在王振蛊惑下，亲率20万大军出征，在土木堡被蒙古俘虏。被俘一年之后，英宗被也先释放，从一国之君沦为阶下囚，成为明史上最屈辱的帝王。英宗被放回时，就是从安定门进的城，以极其简陋的仪从，换上法驾，就是天子的车驾后，到东安门，由明代宗迎入南宫。依民俗所言，安定门为凯旋回师之门，英宗一心要仿效的曾祖成祖，多次北征蒙古从安定门凯旋回朝，而他这次由安定门重归宫廷，颇具讽刺意味。
　　清代在安定门外设镶黄旗校场，是镶黄旗以及八旗军队演武的重要场所;安定门内则是镶黄旗人的居所。清代北方无强敌，在大多数时间内，安定门迎接的是去围场狩猎而归的皇帝。
　　清末时西方列强终结了安定门牢固坚守的历史。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首先攻打了安定门。10月13日正午，安定门被攻陷，英法联军由此进入北京城，直到和议签订之后，才撤离了安定门。
　　北坰名刹双黄寺
　　在清代，安定门成为宗教盛地。为加强藏蒙关系，清廷对西藏与蒙古的藏传佛教分外重视，为进京觐见的达赖与班禅在安定门外修建了驻锡行宫——黄寺，成为加强民族团结、民族融合的重要象征。
　　清代京城民众当中曾广泛流传“南有双黄寺，北有双黑寺”的说法，指的是北郊安定门、德胜门外极具特色的4座喇嘛庙。其中双黄寺实际上为“同垣异构”、东西并排而立的两座藏传佛教寺庙——东黄寺、西黄寺，民间一并合称为“双黄寺”，又称“后黄寺”。黄寺与清代重视藏传佛教的基本国策密切相关，其修建次序为先东后西。作为清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来京觐见时的驻锡所在地，黄寺是北京具有标志意义的藏传佛教寺庙，不仅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还孕育了悠久深厚的宗教文化内涵。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为迎接五世达赖入觐，皇帝敕令修整镶黄旗教场以北的喇嘛庙——普静禅林，作为其在京师驻锡之所。普静禅林的历史可远溯至辽金时期，逐渐演变为藏传佛教寺庙。兴建的“黄墙庙宇”高大巍峨，各个建筑“俱装饰威严”。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十二月，五世达赖抵达北京，受到清廷高度礼遇。他在京逗留了两个多月，所居住的黄寺也成为关注焦点，京城满、蒙王公贵族竞相来此，举办宴会。五世达赖广行布施，吸引京师各处的满、蒙、汉族民众，蜂拥来到这里，听他讲说佛法，受他摩顶赐福。黄寺作为五世达赖在京师曾经的驻锡寺院，受到清廷持续重视，拉开了清代黄寺辉煌历史的序幕，在清代驻京藏传佛教版图中，一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清代晚期，东黄寺继续以活佛的驻锡寺闻名京师。但经历清末以来侵略者的劫夺，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其主体建筑已基本损毁。
　　东黄寺之西为西黄寺，敕建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以京城之北獨特的藏传佛教特色而闻名。为庆贺乾隆七十大寿，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九月，六世班禅来到北京，入住西黄寺达赖楼。继清初五世达赖喇嘛驻锡后，西黄寺再度成为藏传佛教徒瞩目的中心，前来祈福献礼的僧俗民众络绎不绝。十一月六世班禅于西黄寺内因病圆寂，高宗御赐黄金7000两，修建安放班禅衣冠的清净化城塔以及清净化城塔院。清净化城塔成为双黄寺中最令人瞩目的标志性建筑，整个西黄寺的规格与名望，也随之超越东黄寺，在清廷与民间的影响迅速扩大。自乾隆朝以来，作为西藏入京贡使住居所在的西黄寺，在朝廷政治生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为北京的民俗生活融入了诸多藏族元素。可惜随着时间推移，西黄寺仅剩清净化城塔院。 　　作为清代京城面积最大、最具特色的藏传佛教文化区，黄寺吸引了北京内外藏、蒙、满、汉各族民众的目光。乾隆元年的进士王显绪有《中秋双黄寺道中》之诗，略称：“盼到良宵仍客边，匆匆鞍马夕阳天。一环水曲丛烟远，十笏山尖吐月圆。断续钟声梵王刹，高低帘影酒家廛。去年此夜经行地，今日重来觉宛然。”可见当日黄寺门前人来人往的繁盛景况。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庙会。《京华春梦录》谓黄寺上元“打鬼”时，“是日万人空巷，裙屐杂沓”。活动持续相沿达一百多年，融神圣佛事及世俗娱乐为一体，成为春节期间北京“人神共娱”的重大节目，并逐步演变成为北京历史与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蒙古外馆商贾集
　　安定门外黄寺东的蒙古外馆又称“哈尔哈馆”，是清朝理藩院接待进京朝贡的蒙古王公贵族之处，也是安定门外极具特色的繁华之地。清末民初的震钧在《天咫偶闻》中记载，安定门外“两黄寺之东，为蒙古外馆。市廛栉比，屋瓦鳞次。充街隘巷，只见明驼，列肆连箱，惟陈服匿。而居人除蒙古外，皆贾人也”。蒙古使臣按班轮流进京朝贡，除了年班制度规定的朝贡之外，随员及商人则用骡、马、骆驼载运皮毛、药材等土特产，与内地商人运来的丝绸、布匹、金银首饰等进行易货交易。“凡皮物（裘褐之属）、毳物（毡绒之属）、野物（狍鹿之属）、山物（雉兔之属）、荋物（茹茵之属）、酪物（乳饼之属），列于广场之中而博易焉”，不仅品种繁多，而且数量巨大，保存货物的栈房东至安定门大道，西至黄寺西村，北至元朝故都的土城，南至内城外的关厢。
　　为了加强贸易，安定门内外出现了很多特色手工业。例如外馆是北京城铜店聚集之处，这里造铜器及铜佛十分有名。大大小小的商行和杂货铺经营砖茶、盐、鼻烟、毡鞋、绸缎、布匹、羊毛皮袍、眼鏡、铜盆、铜器皿、古玩玉器等，均为蒙古地区的日常用品，还有王公贵族和富人阶层所需要的装饰和赏玩用具等。外馆逐步从一个带有政治归属和礼制功能的行政机构，演变成了一处专营蒙货贸易的商业场所。从清代一直到民国，形成了一条从北京的外馆出发，经张家口到库伦地区，最终延伸至俄罗斯恰克图的贸易运销线，有着“北方丝绸之路”之称。民国时期的安定门，依旧熙熙攘攘，出入城门的有大量运输煤炭的队伍和士兵。环城铁路穿瓮城而过，给古老的城门带来现代气息。随着城市的发展，1969年雄壮的安定门城楼被拆除。
　　北京的城门是都城重要的内外联系关卡。每座城门的设置不仅遵循固有的礼制格局，还肩负城市实际运转的功能。因为都城格局分布，每座城门所发挥的作用各有不同，相应的城门周边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区域。安定门是北京内城南北向长街的枢纽，安定门大街和王府井几乎贯穿整个北京内城。通过城门，这条宽阔的内城干道将城内与城外串联起来，给城门周边的城区生活和发展带来直接影响。作为古老都城的北大门之一，安定门遭受过金戈铁马的冲击和枪林弹雨的洗礼，承载着民族团结的宗教文化，为北京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增添了斑斓的色彩。在这里，军事、经济、宗教文化融为一体，和谐地浸润到北京城市生活之中，直观地体现并塑造了北京兼收并蓄、守正出新的文化品格。
　　 （作者简介：许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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