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决定论思想方法源自当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代表理查德·罗蒂的反讽主义。反讽主义者，在罗蒂看来，是“认真严肃地面对他或她自己最核心信念与欲望的偶然性，它们秉持历史主义与唯名论的信仰，不再相信那些核心的信念与欲望背后，还有一个超越时间与机缘的基础”。反讽主义者需要符合三个条件：总是深受其他语汇感动，不断对自己使用的终极语汇产生质疑;知道自己的语汇所构成的论证无法支持或消除那些质疑;当反讽主义者对自身处境进行思考的时候，不认为他的语汇更加接近实在，甚至不认为这些语汇接触到外在于他的力量。这里的“终极语汇”，是指每一个人为“他们的行动、他们的信念和他们的生命提供理据”的一组词汇。这些语汇之所以是“终极的”，“乃是因为凡对这些语词的价值产生了疑惑，其使用者都不得不求助于循环的论证，以求解答”。不同于形而上学家，在他们看来，终极语汇背后有本质存在。而在反讽主义者看来，万事万物并没有什么本质可言，他们倾向于使用再描述，认为真理是在不断的再描述中被制造出来的，而并非被发现出来的。
　　一、鲁迅对启蒙理性的基本看法
　　和很多五四知识分子一样，鲁迅用启蒙理性来反思传统礼教，但当启蒙理性成为形而上的一元价值之后，鲁迅又对它有所怀疑。这点集中表现在鲁迅笔下的一类知识分子，他们有坚实的启蒙理想、并且努力追求革新，属于进步知识分子，以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为代表。他们身上有真正的启蒙理性的光芒，但是，当他们将带有终极语汇色彩的各种启蒙观念（民主、平等、科学等）付诸实践的时候，他们也面临困境。鲁迅借助对这些困境的叙说，表达了他对启蒙终极话语的质疑，从中也投射出他的超决定论思想。
　　二、反思启蒙终极话语——以《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为例
　　（一）《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
　　首先，《在酒楼上》的超决定论思想反映在吕纬甫的遭际和个人“再描述”上，吕纬甫曾经也是怀有启蒙理想并且积极实践的新人，这是他与传统决裂面的表现。但是，他后来对启蒙理性也有怀疑，又因为“无聊的事”回到故乡，陷入了“蜂子或是蠅子”的圆圈中兜转，找不到出路。再看吕纬甫对自我的“再描述”。他说：“看你的神情，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我现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还看得出。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终于辜负了至今还对我怀着好意的朋友。”明显，吕纬甫对启蒙的终极话语已经“麻木”，让他不安的已经不是启蒙许诺的美好未来能否实现，他认为那些都是“旧日的梦”。他甚至自我厌弃，在与“我”分别前他说：“以后？——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是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可见，他对曾经用来自我描述的启蒙“终极语汇”产生怀疑，对自我再描述丧失了信心。
　　其次，人们还要注意到，《在酒楼上》是一个具有对话性和辩难性的文本，虽然在吕纬甫连篇累牍地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读者已经几乎听不到叙事者“我”的声音。但应该注意，“我”的价值判断并没有完全消失。比如在吕纬甫讲完为小兄弟迁葬之事后，他说：“阿阿，你这样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吕纬甫在“我”面前的心虚和自我辩难，也正暗示叙事者“我”所持有的启蒙态度。又如，吕纬甫说自己教的是“子曰诗云”，“我”马上说“我实在料不到你倒去教这类的书”，此处“我”的态度表现得更为鲜明。即使如此，文本的结局却是开放式的，“我”的前途未卜。“我”虽然和吕纬甫走的是正相反的方向，然而“我”“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启蒙理想在“我”的前途未卜中也受到质疑。
　　吕纬甫的个人遭际陈述和自我辩解，是一种他对个人的再描述，属于个人空间的私人话语。而“我”持有的启蒙态度，则是立足于改革社会基础上的，属于公共空间的革命话语。用罗蒂的话说，这是个人话语和公共话语的冲突。人们或者可以将这种冲突视作鲁迅对于作为本质主义式启蒙理性的深刻反思。
　　（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
　　首先，《孤独者》当中的魏连殳，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反讽主义者。他反对礼教又不和它完全划清界限、支持启蒙又反思启蒙，在魏连殳那里，并没有一套固定的“判准”可言。首先，他不屑与庸众为伍，并不在意庸俗礼教规约的秩序，但他也并不拒斥礼教。他对庸俗礼教制定的生活秩序（主要是上文提到的民间恶俗），是保持距离的。他“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思想闭塞的村人将他视作异类，他们惊讶于丧葬时魏连殳“全都照旧”的态度，但魏连殳的“长嚎”等行为是旧例上没有的。笔者认为，这是魏连殳作为“真的人”的表现，比起繁文缛节，魏连殳更看重真情。对比看来，魏连殳的堂兄就是“伪士”，带着孩子来攀亲实则是为了夺得房屋。
　　其次，魏连殳秉有激进的启蒙理想，但是也对启蒙的终极话语有所怀疑。从魏连殳对孩子的态度就可以窥见一斑，他原本认为孩子原是“天真”，“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而孩子也只是被环境教坏的。后来他在街上，看到一个“还不很能走路的孩子”指着他说“杀”，没落后却被邻家的孩子们疏远，这些都让他困恼。“孩子”这个意象，从鲁迅《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的发声开始，象征着希望，象征着启蒙理性的美好未来。但在此处，“孩子”的庸众化，让魏连殳不禁怀疑自己的启蒙理想在社会上实现的可能性，魏连殳当了顾问之后的自我再描述中“有仇恨也有快慰”：“快活极了，舒服极了;我已经恭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了，——然而我胜利了。”这样复杂的情绪背后，隐含的是魏连殳从形而上学家转向反讽主义者的隐痛，以及他对启蒙理性的留恋之情。
　　最后，在《孤独者》的第三节，魏连殳没有回到《在酒楼上》的启蒙状态——回到愚昧的蜂蝇绕圈的比喻，而是绕开启蒙这个崇高话题指向对生活意义的探寻（此处与《在酒楼上》启蒙者吕纬甫的两个温情而又无聊的小事类似）。例如，魏连殳对“我”说到“你现在对于我的意见，就是我先前对于她的意见，然而我的那是的意见，其实也不对的。便是我自己，从略知世事起，就的确逐渐和她疏远起来了”，对自己在葬礼上的失声痛哭解释为“太过于感情用事”，最后“他自言自语似的……‘想来你也无法可想，我也还得赶紧找点事情做’”。这些都表明他对“个人的终极语汇”及“了解自己的能力”的深切怀疑，也就是罗蒂所说的反讽主义者的态度。
　　三、结语
　　通过以上表现启蒙者的悲剧，人们可以知悉，（庸俗）礼教/启蒙理性这对二元对立的终极话语背后其实有相似的思维图式，它们都希望推倒异己，使自己成为普遍真理。但是在一个反讽主义者看来，“人类的团结根本不在于人人都认识一个普遍的真理或追求一个普遍的目标，而是大家普遍都有一个自私的希望，即希望自己的世界——个人放入自己终极语汇中的芝麻小事——不会毁灭”。而鲁迅笔下，部分启蒙者深刻的自我怀疑，已然具有了反讽主义倾向。鲁迅思想中，超出常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并没有将启蒙理性/礼教简单二元对立起来，他发现了启蒙理性可能给人带来的伤害。从陷入蜂蝇绕圈的吕纬甫，到做了从前讨厌的人，丧失自我再描述能力的魏连殳，再到同样陷入分裂的涓生以及被学舌式启蒙理性深深伤害的子君，鲁迅对启蒙理性描述的黄金时代提出了深深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