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进入了对中国最为有利的时期。如果中国能够善加利用，将极有利于中国的复兴和重建。然而，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内政外交上决策一再失误，在处理与盟国关系的问题上，先获咎于苏，复结怨于美，且不和于英。1944年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因驻华美军费用结算问题、史迪威指挥权问题、是否应向中共部队提供部分租借物资问题等，与美国发生严重冲突，引致美国朝野对重庆国民政府极为不满，中国在盟国内部实已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国民政府在战后的困境与失败，实际上只是此时已有各种矛盾之逻辑发展。
〔关键词〕抗战后期；中美关系；蒋介石；罗斯福
〔中图分类号〕K265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3－0151－08
①本文曾提交中国史学会、俄罗斯史学会2013年11月在北京主办的“1943年，战后新格局的奠基”国际学术研讨会，承蒙陈鹏仁教授、牛大勇教授、葛夫平编审等指正，谨此致谢！
②对国民政府抗战后一阶段围绕争取大国地位的外交决策，有学者作了较为正面的评价，笔者的看法稍有不同。参见王建朗《大国意识与大国作为——抗战后期的中国国际角色定位与外交努力》，《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外交思想研究”（11BZS042）；2010年度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国民政府（高层）外交决策及外交思想研究”
〔作者简介〕左双文，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广东广州510631。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加入对日作战，中国的抗战终于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这样的国际形势应该说是对中国非常有利。在这个时期，中国本应该在协调好内部的基础上，慎重对外，把握机遇，将极有利于中国的复兴和重建。但是，蒋介石国民政府既没能有效缓解当时面临的内忧外患：外有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内部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国共谈判不得要领；更在处理与盟国的关系上屡屡失误：先获咎于苏、复结怨于美，且不和于英；中国在盟国内部实已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国民政府在战后的困境与失败，实际上只是此时已有各种矛盾之逻辑发展。②
中国因1942年新疆盛世才事件将苏联势力驱逐出新疆而事实上结束了抗战以来的中苏同盟关系，中苏、中蒙边境从此进入多事之秋，苏联操纵的各种势力在边境不断制造骚乱，苏联拒绝承认中国是“四强之一”，反对中国参与“四国宣言”，不肯参加有中国参加的几大盟国的会议，在盟国之间处处与中国为难。笔者对1942年中苏新疆问题的讨论可参见《盛苏新疆交恶与国民政府对苏外交》（《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此不赘。
由于美国罗斯福极力支持，中国被列为26国宣言的主要签字国；1943年10月中国在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被邀参与签署四国宣言，成为形式上的“四强”之一，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会中对战后将东北、台湾归还中国达成一致，中美英关系进入战时最佳状态。然而好景不长，因为在华美军费用结算问题、史迪威职权问题、与中共关系问题，中美之间在1944年发生了激烈冲突，美国舆论对重庆的批评空前尖锐，最后虽然大致上都是美国向蒋介石作了让步，但却在美国朝野留下十分恶劣的印象，美国对国民政府信任与支持的程度大大降低，而这一切，又是与1944年中国战场令人极为沮丧的一溃再溃相伴随的，且恰与盟军反法西斯其他战场的节节胜利成一鲜明对照。这使得美国不得不对其远东战略作出重大调整，觉得重庆政府既超级低能，又超难合作，为了在东方尽快打败日本，为了减少美国军人的牺牲，争取苏联参与对日作战的必要性就大大增强了。故在1944年8月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美英对苏联的要求尽量满足，既一再推迟中国的参会，又让中国的参与变成一种可有可无的形式，使中国备极尴尬。9月的魁北克会议，中国请求参加，罗、丘拒绝，却极力邀请斯大林参加。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中国更是被其他三强完全甩开，会议消息几个月都打听不到，而且达成牺牲中国、满足苏联的种种交易，中国蒙受重大损失。事实上苏联拖到日本即将投降才出兵，且在占领中国东北后，将东北的财富劫掠一空，国民政府陷于空前的战略被动。8月的中苏同盟条约谈判，中国处处受压，对苏联的无理要求基本照单全收，哪里还有一点大国的影子？中国实际上还是一个处处遭列强压制、摆布的对象。
以下就其中的几个要点略作展开。
一、美军费用结算问题
美军参战后，被派到中国战区的人员，要花费巨额的生活费用，此外专供美空军使用的机场的修建费用，也颇为不菲。这些均由国民政府先以法币代付。但是，1940年开始，国统区的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货币极度贬值。1943年11月，蒋介石趁参加开罗会议的机会，向罗斯福请求再借10亿美元，但因美国财政部对此持有异议，罗斯福没有批准，令蒋介石十分不满。他说：“物价高涨至此，而军费与为美军广辟各地飞机场之经费，动辄在一二千亿以上，而其借款则置若罔闻，更令人寒心”，决定以“支付驻华美军军费与为美军建筑机场费用为交涉之根据”，予以反击。〔1〕
1944年1月15日，蒋介石将复罗斯福电面交美驻华大使高斯，提出：（一）或者美国予中国10亿美元借款，其中一部分将可用来支付美军在华的各种费用；（二）如果不借，“则余提议在华美军一切费用，应由美政府自担，而中央银行自可依二十元法币折合美金一元之正式汇率，予以汇兑之便利，该项汇率绝对不能变更”。也即不再负担在华美军的各种费用，且在面交时“口头加以严正之警告”。〔2〕蒋介石的这一态度，使美国方面极为愤怒，因担心中方停筑美军在华军用机场，美财政部长摩根索致电孔祥熙，称如果美国人民知道中国在建造上述根据地时，并未与美国充分合作，“则凡所以使美国人民丧失对中国之善意，及使中国在美国之威信降低者，莫甚于此”，要求中国先加紧机场建设，至于汇率问题，留待以后解决。〔3〕
蒋介石提出“在华美军一切费用，应由美政府自担”，且汇率绝不变更，这蕴涵着相当明显的泄愤且略带要挟意味。当时美元与法币的官方汇率为双方于1941年8月商定的1∶20，但1943年初美元对法币的黑市汇率已经是1∶40，10月更上升到1∶120。然而，罗斯福却复电同意支付在华美军的各种费用，并欢迎孔祥熙赴美商议，表现十分克制。接读复电后，蒋自感其处事不如罗斯福具有政治家之风度，态度有所缓和，〔4〕双方商定了一些过渡性解决办法。1944年4月24日，王世杰就中美汇率问题（“现时国币对美币法价为二十与一之比，而黑市则每美币一元值法币二百余元” 《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4月24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296页。王世杰时任军委会参事室主任，是蒋介石的重要幕僚。），“及美国政府关心中国统一等事” 向蒋介石“详陈”，“主张对美政府之各种建议尽可能范围予以同意，以利邦交之维持与发展”。〔5〕6月，孔祥熙赴美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并就近与美协商各种财政问题，但汇率问题谈判因双方差异较大，一直延而未决，“摩根索拒绝接受法币对美元为二十比一的官方汇价。孔拒绝改变他的要求”。〔6〕其后，孔为了压价，且置蒋介石要其速了的指示于不顾。如8月3日，蒋介石电孔祥熙，嘱其从速解决中美币值问题，“不必过于争持，如能于法币百元至百二十元之间换得美币一元亦可。”（《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8册，台北“国史馆”，2011年，8页）但孔祥熙以美方要人外出休假等理由一再搪塞。在此期间，由于不满中方的立场，美国一再削减或拖延对华财政援助，且因美军费用结算一拖再拖，国民政府的财政危机日益扩大，从而导致军费不足、物价飞涨，官兵生活极为艰困，笔者在《陪都重庆：一些曾被忽略的侧面》一文（《同舟共进》，2013年第1期）中对此略有提到，张瑞德著《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相关章节也多有涉及，其中提到有国民党军营长生了小孩无力抚养，只好送人，一位军长家中连煤油灯都买不起，也很少吃肉。民心、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由经济危机扩延至政治、军事危机。到后来，由于豫湘桂大败退，以及美国战略计划改变，美国干脆通知中方撤退或停筑东南地区的所有机场。
拖到1944年11月，1美元的黑市价甚至已达到法币700元。〔7〕11月27日，孔祥熙电告蒋介石，说美军垫款问题已基本交涉成功，美方同意付中方2亿1千万元美金（修建成都机场的费用除外）。这样的话，约合法币80元折算美金1元。〔8〕“美方有人颇觉吃亏太巨”，拖延了一阵，最终于12月17日办结。但此时中美关系已变得十分微妙：“美国前允贷我之战车今以推诿船运困难而迁延，一切交通、通信器材亦托词以欧洲战场吃紧不能如期接济中国。最可怪者，美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发表已久，国书始终未寄到。可知其军事、外交当局对我国之轻视矣。”〔9〕
当然，国统区的物价是逐步上涨的，中美汇率比值的差距也是逐步拉大的，中国政府为美军垫支费用的开始阶段并非如此悬殊，都照开始的比值，美方吃亏，都照结算时的比值，中国吃亏，本可根据物价波动情况分段核算，找到一个对双方都大体公允的方案。此外，美国是实力雄厚的施援国，中国是急待输血的受援国，如果双方开诚合作，美国以适当优惠的方式计算，也不为过分。只是中方和蒋介石处理的态度，让美国人深感不快，使得这一本属财经问题的负面政治意涵被大大强化了。
美国之所以不愿加大对国民政府的经济援助，在此问题上一再讨价还价，对租借物资的管理也不同于英国、苏联是由受援国自由支配，而是由美国人控制在自己手中，其中一个重要的缘由，是对中国当局及官员的不能信任，且这种不信任不少是由英美人士的各种观察与切身体验而来，一些事件使当局的形象大为受损。如所传白崇禧夫妇盗抢美空军汽油案，据徐世昌记载，“闻为章（刘斐）告我，桂林美十四航空队遗失汽油案，先是失落汽油二批，查无踪迹，又一日，忽有一卡车闯入置油处所，门卫士追踪盘诘，司机即以法币一卷行贿，卫士以是知情，即击损其车，旋即就捕。经讯明确，始悉为白健生夫人之司机，而卡车即为健生介弟所开汽车公司之物，并由该公司搜出尚有一百号之汽油，盖即美十四航队之号码，人赃现获，事乃大白，其第一二次行劫系早时贿赂其卫兵营长，而此次某营长忘未通知门卫致案发。不平等条约取消未久，而发现此种离奇怪诞无耻之事，可胜浩叹！”〔10〕
又如宋美龄到美国访问，竟让亲属走私大笔美钞回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伯聪）与徐永昌 “谈及物价问题，渠谓，中外情形殊异，彼有而我无，彼丰而我啬，彼公而我私。并详述美人对我朝野所为知之甚晰，相与嗟叹者久之（伯聪曾及孔二小姐从蒋夫人归时带美钞两大箱回国，美人知之甚详，今独以美军人随身所带来华之零钞，以为扰乱法币，实不能平其心也云云）”。走私美钞可获暴利，但对已是岌岌可危的国统区经济更造成负面冲击，真是不顾死活，毁自家江山。故对于孔宋豪门，国内外负面评价甚多，“某外文杂志谓我近在美之孔副院长并不受欢迎，称之曰某富翁，评之为搜刮者之搜刮者”。〔11〕
二、史迪威指挥权问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44年7月7日，罗斯福命人面交一电予蒋介石，提议为扭转目前华中战局（指“1号作战”）的不利局面，请其将中国战区的中美军队（“并包括共产军在内”）都交由史迪威指挥，史迪威则置于蒋介石之下。蒋阅后虽很是不满，但最初还只是藉词搪塞，复电称原则上赞成，但因中国军队成分复杂，暂时无法实行。〔12〕“实际上等于拒绝。据孔来电，罗颇不悦。”〔13〕
王世杰则劝蒋介石接受罗斯福的提议，“予日昨面请蒋先生赞同罗斯福统一中美作战军队的指挥之议，并谓美国将领任此指挥之职，或可间接减少苏联加入远东战事后之困难。蒋先生似渐赞成罗议。”〔14〕8月14日，蒋介石让孔祥熙转告罗斯福，可考虑接受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前敌总司令并仍兼任参谋长，“承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命负指挥本战区前线各军之全责”。〔15〕
8月23日，蒋接罗斯福催促任命史迪威电，请其“尽最早可能时间作必须之措置”，并称之所以要如此坚决主张，是“余以为苟再有稽延则此或将对于挽救现存之军事危机失之太晚，而此乃有害于中国亦有害于盟邦对于倾覆日本之共同计划者也”。〔16〕对此，蒋极为反感，但称“对美外交方针不能不用逆来顺受之道，故决定极端容忍，接受其有限度之要求”。〔17〕稍后数日，蒋一直在盘算如果拒绝罗斯福，会出现何种结果，并作了以辞去中国战区统帅职务来迫使罗斯福让步的谋划。在8月31日的月末反省中，蒋还说美之提携中国为“四强”，是想以此“虚名”来控制中国，美国现在的对华行为无异于往昔之日本：“罗斯福藉举我为四强之一之虚名以示惠于我，使我受其控制并藉此要胁吾以遂其所欲，吾乃享虚名而受实祸也。”“彼既以示惠于我，凡彼之所要求于我者，无不强制逼迫，非达所欲不可，而我所希望于彼者，则彼皆可置之不理，故我对彼只有尽义务而毫不能享权利，所以今日对美外交实已丧失我自主之精神，无异于往昔倭寇之对我也。”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8册，246-247页。对于是否已经成为“四强”之一，蒋介石还算清醒：“早国府联合纪念周，蒋先生讲话，谓社会每称道中国近称为四强之一，实则距强尚远，又云决无领导东亚之心，惟愿齐头并进于安乐文明之境域云云。”（《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3月20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261页）时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参事的陈克文也同此看法：“（甘）乃光先生说，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纳尔逊到重庆后，对我国政府甚失望……纳氏即将返美，英美对我态度，恐不免因此更为轻视。我虽号称四强之一，与三强比，相差实在太远。”（《陈克文日记》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900页）平心而论，蒋介石对罗斯福及美国的此种评价，显然是有欠公允的。
9月12日，蒋向军方徐永昌等征求意见，徐等建议有限度地接受美方要求：“座仅敬之、蔚文及余与熊、刘两次长。余意军事不振固已显然，而苏联迩来对我情形日趋恶劣，国内共党又复如斯，有限度的屈从美方意愿，似亦解决困难的一条途径。”〔18〕接着，在罗斯福私人代表赫尔利的斡旋下，蒋一度表示同意予史迪威以在他之下的指挥权，但要就此制定一套准则，同时要将租借物资的支配权交予中方，并拒绝了罗斯福要中国派5万华工出国援助的要求。这种情况下，双方未能达成妥协。蒋对美看法更坏，几近将之妖魔化：“抗战至今，凡军事挫折、经济疲困以及共匪猖獗、政治恶化，莫一非美国之粗疏盲昧无端诋毁有以致之，而彼尤不愿将租借法案中之物资交我自主支配，即史迪威指挥华军一事亦不允订立协定，对余之侮辱欺妄竟至于此，故余决据理力争，不能再事谦让，并须预作独立应战之准备以防万一也”。〔19〕
19日，蒋介石接到史迪威“面递”的罗斯福一份措词尖锐的电报，要求蒋介石“立刻补充怒江方面之部队”，“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所有中国之军队”，称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在盟国其他战场均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中国战场却万分危急的局面，也才能够使盟国援救中国的所有计划不致化作幻影。〔20〕
接到此电，蒋勃然大怒，决定乘罗斯福“正值大选时期不能不有所顾忌”，罗织史迪威的种种不是，以迫使美方撤换史迪威。〔21〕蒋这样做，一是军队是蒋一切存在的基础，岂能为了与美联手击败日本而拱手让出；二是美方为扩大抗日力量还要将中共的军队包括进来，并考虑划拨给一定的租借物资，这同样是绝不能接受的。相反，蒋要留足力量对付正日益壮大的中共——美方对此估计不足，蒋却已经深感忧惧。这两条都是根本威胁蒋统治基础的要害问题，甚至是比对付日本还重要的问题，这其中的中国式轻重、利害考量，是罗斯福、史迪威都一时难于理解的，也是美国军方、美国舆论界一时所不能理解和体谅的。
值此之际，日军进攻广西，战局愈形糟糕，蒋“（9月24日）午餐后看报，深感国内外之讥刺太过，而以美总统罗斯福对华军事公开表示不满为尤甚”。〔22〕内部冯玉祥、覃振、孙科等在宪政座谈会上亦起而批评，要求政府改组。关于孙科等在胜利大厦宪政座谈会上的言论，笔者尚未找到，但找到他9月22日在中央党部礼堂中山学社年会上的讲话内容，意思估计有相近之处：“孙哲生先生发表一篇长演说，讨论世界潮流和我们的政治作风，认为目前独裁政治的潮流已经失败，民主已经得胜，我们为着实行民主，必须实行容共，必须改变防共反共的心理。他对于过去政府以兵力解决共产党的政策和目前对共产党的态度，均极力加以攻击……同时覃理鸣副院长也有极力赞成孙先生的演说。”（《陈克文日记》下，901页）蒋介石对此更为恼怒，声言“决不改组政府或调整财、军等部人事”，又于9月25日请赫尔利转达一份备忘录予罗斯福，明确要求将史迪威撤换。〔23〕蒋也知道，这样毫不客气的拒绝，势必失去美国的援助，但也顾不得了，他在28日电孔祥熙，“今后切不可再向美方要求任何物品，除非美方自动来与我商谈时再予洽商，否则切勿再求于人”，〔24〕说如今美国“其用心之险恶实等于俄日”。〔25〕
对此，王世杰、张治中、顾维钧等许多重要人士都颇为担心，王世杰担心美国军方因此改变对日战略：“因美方原有多人反对由中国大陆进攻日本，而应采直攻日本本岛。”这样，中国沦陷区的收复将延长，中国付出的代价将加大，与苏联相关的东北问题将更为复杂而危险。〔26〕顾维钧在9月29日发一长电给蒋介石，称目前中美之间暗礁重重，美国朝野舆论对我十分不利，强调“美国对我素主亲善，迄无野心”及维持中美同盟的极端重要性，因为“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毕竟朋友不多，我们在战时和战后重建，都需要美国的援助”，希望蒋介石能委曲求全，尽量考虑接受美方的建议。蒋复电则称这是主权问题，比战胜日寇还重要：“外交方针可以应时屈申，但必须以不失主权与不损国家威严而尤以实现三民主义不使中国共党赤化中国为基础。其他无不可洽商谦让也。否则同盟国虽胜犹败，非余所希求之胜利矣。”《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8册， 537页；《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7年，427页。国民政府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在与顾维钧交谈时认为:“中国军政部在同美国打交道时，对中国的主权问题过于敏感。”（《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426页）蒋还在有徐永昌等高级人员参加的曾家岩会报说，如果再对英美让步，就只有做英美的汪精卫了：“吾人已让至无可再让，我们愈求彼，彼愈无礼。……今日吾人苟一动摇，即要做英美之汪精卫，不亡国亦被瓜分共管。”〔27〕
10月3日，为史迪威事，王世杰及时任军委会政治部长的张治中面见蒋介石。张问何故于发电要求撤换史迪威之前 “不与文武僚佐细商”，蒋称“因预知我等不会同意此项办法”。王说，就令如此，“亦宜先与我等商讨”。“予当时力称此事很可促成美国军部变更对日战略，……蒋先生对美军部甚愤慨，予虽再三言之，亦殊不能促其改变态度。”最后王世杰要求，罗斯福复电到时，“务让大家参加意见”。〔28〕
10月5日，蒋介石约各院长及王世杰等午餐，“力言我国单独抗战时较现在好，以后还是要准备单独抗战”。言下之意，不惜与美决裂，“予觉事态极严重”。〔29〕对中国所面临的外交困境，王世杰谈到：“美国方面几乎普遍攻击我军部，乃至蒋先生，显系由美军部授意。近日我已与丘吉尔冲突（丘发表演说指责我军，我军事发言人亦公开驳斥之）；苏联仍不愿多与我商谈任何问题。现在又因中美联军司令人选问题与罗斯福及美军部冲突，显然自造孤立状态。倘此种趋势不即改进，前途真不堪设想。”〔30〕
6日，收到罗斯福复电，同意解除史迪威参谋长职及支配租借法案物资之权，但仍郑重建议保留史迪威中印缅战区指挥官之职务，对此，蒋介石仍倾向拒绝，并不惜对罗斯福作刻毒的人身攻击：“美国欲完全控制中国之野心则昭然若揭矣。余曾以去年底及今年正月迭致罗斯福三电表示不满之意，恐将促其恼羞成怒，故常引以为戒，而今乃反觉为得矣，若未有此三电，则不能发现罗斯福狰狞之面目。而余犹以其真为和平救星矣。昔闻先慈尝言，凡斜目跛脚者，必非善人，今益信而有证矣。”〔31〕
在复电起草过程中，陈布雷认为罗斯福已作让步，应接受其主张。〔32〕王世杰亦力言不宜再拒绝。9日晚，王世杰又去找宋子文，“彼亦主张再拒绝”，“予力称此事不可在此时闹僵。须知美国如公开对我表示不满，或变更战略，我方军事危机必更严重。我并告以布雷、敬之等均同此看法。”〔33〕
但蒋、宋根本不听，一意孤行，10月10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今晨宋子文告我，谓昨晚与我谈后，彼再向蒋先生请示，蒋先生意思坚决命其立即发电，昨晚夜半已去电拒绝罗之提议矣。予闻之忧闷不已。何敬之、张文伯、陈布雷等与予谈此事，无不忧闷。予等之所忧闷者，不仅在罗斯福能否对此事再让步，而在未来中美间之相互信任与协助是否不受大影响。”〔34〕
对王世杰、张治中等表示的担忧，蒋介石斥之为“此皆不知国家存亡安危之道也”。〔35〕而“一般军事干部以为余对美交涉太强硬，必陷僵局，将致国家于灭亡之境，故烦言百出，怨声频至，呜呼！实无一人可与言大事决大计也。”〔36〕
由于蒋之刚愎自用，由于其令人难以置信之自大、自恋，蒋一再称美国人不了解他所领导的国家是正在革命之国家，政府是革命之政府，军队是革命之军队（《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8册，578页）；自己是在捍卫三民主义之立国原则及独立自主之国格与尊严，称美方提出史迪威指挥权的要求是美国民主自由精神的丧失及罗斯福个人历史的污点，并称要让美国人从此事件中得到教训，对之作“间接之警告”。（同上，660页）“如果此次请调史迪威不成，则美在东方必演成军国主义侵略之祸首，是以此举不仅救我国，抑且救美国矣！在此一年之中，余之奋斗其关系竟有如此之重大者也。”（同上，706页）造成了战时中国对美外交的严重受损，也导致了整个战略上的被动。由此时至1940年代末，美国的远东战略经历了从“助华强大”到“重苏轻华”，再到“扶日反华”的演变过程，其起点应即导源于此。
10月9日晚，蒋介石见陈纳德，“乃知史迪威已下令在美之第十四航空队半数以上人员停止工作，且对华租借法案中之飞机亦藉口予以延期运出。”〔37〕
10月11日，蒋介石称准备与美决裂：“对美交涉已至最后关头，应切实准备，如罗斯福不改变其现在态度及对共匪之袒护，则不能不准备决裂。”〔38〕
10月17日，宋子文报告蒋，顾维钧来电称马歇尔“询旅顺让与俄国之意”，“公叹曰，‘美国人之欺善怕恶有如此耶！’”〔39〕蒋介石还对陈光甫说，“在同美国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已沦为一个奴隶，而且每况愈下。”〔40〕
因此之故，本属于共同对日的盟友或盟国，在蒋介石眼中，全都成了危险的敌人：“对共、对俄、对美、对英各种未来之行动所可加害于我者，应切实研究与预防也”。〔41〕化友为敌，自陷孤立，确实是近代中国一些统治者的拿手好戏。
三、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问题
1944年7月，罗斯福总统就告诉孔祥熙，将召开一个由美英苏中四国代表参加的会议，以筹组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但不久，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魏道明报告外交部，谓美国国务卿赫尔告知，苏联以在中日战争中处于中立地位为理由， “对于国际和平组织问题，不愿与中国共同参加会议，只愿与英美会议。”〔42〕赫尔乃建议，在华盛顿同时开两个会议，一为中美英会议，一为苏美英会议。他可以安排会议在两间相连的房间里召开，中间的门可以敞开着。罗斯福也坚持召开一个由四国代表参加的会议。对此，英国已同意，征求中国同意。但两组同时开会的提议，为苏联所拒绝，“唯一的方法是分别召开两个会议，待一个会议结束后再召开另一个会议”，“真正的原因很可能是苏联不愿意承认或给予中国与美、英、苏三国同等的地位。”〔43〕“华盛顿国际和平安全组织会议，于前日开始，系先以英美苏三国会商为限；俟三星期后三国会议结束，再举行中英美三国会议。据赫尔告孔部长谓，因苏联坚不欲中英美三国会商与英美苏三国会商同时举行。（苏联最初且反对中英美会商）”，〔44〕而且由于苏联代表借口要等待国内的指示，会期一再延长，中国代表团在会外干等，处境十分尴尬。
实际由孔祥熙牵头，以驻英大使顾维钧为首席代表，由驻美大使魏道明、外交次长胡世泽及重庆派往的专家张忠绂、浦薛凤等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在足足等了一个多月后，9月29日，终于得以参与第二阶段的会议了。但这种参与，王世杰当时就说：此次会议“首先将中国与苏联分离（出自苏联之要求），作英美苏会议，最后则于中英美会议中英美又复要求中国全部接受英美苏之协议案，谓已无法再与苏联磋商。故我方之参加会议显已成为形式的参加。我政府不得已遂训令顾维钧接受。”〔45〕
蒋介石也承认，这对中方是极大的耻辱：“俄国舆论亦对我国尽量压迫与侮辱，尤以在华盛顿召集之国际战后和平机构会议彼必欲置我国于四强之外，实为我在国际上近年来最大之耻辱。”〔46〕
在此期间的9月11至16日，罗斯福和丘吉尔还有一个在魁北克的峰会，讨论对德及对日作战问题。会前孔祥熙给罗斯福写信，要求代表蒋介石参与，但被罗斯福以需要与丘吉尔商谈中国是否有必要参加之托词拒绝了，而斯大林却以忙于指挥对德作战谢绝了英美的力邀。犹有进者，会中讨论“对太平洋作战之意见”，其结果对“中国只字未提，视为无足轻重，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人应切记此为抗战期中之又一国耻也”。〔47〕
10月下旬，美、英、苏相继承认法、意，均不对中国知会：“美国承认法、意政府之前，不仅不与我洽商，事前亦无通知，并令其合众社宣布‘美方系与英苏及美洲各国咨商后作此决定’云。此其用意不惟遗弃我，而且有意侮辱我矣”。〔48〕“蒋先生对此甚愤慨，今日欲令外交部去电责问美国务院。实则自撤换史迪威尔事件发生以来，美政府对我政府，蒋先生与罗斯福之间，显有重大隔膜，如于此时去电责问，徒使裂痕益深而已。”〔49〕
此外，英国首相丘吉尔、外相艾登与法国抵抗政府的一些人，对中国的所谓“大国”地位都很不以为然。“丘吉尔前日在下议院发表演说，指责中国虽受美方‘过分之援助’而军事终受重大挫折，实属令人失望云云。……演词中处处以英美苏三国负欧洲局势责任，英美负远东责任为言，显有排斥中国于‘四强’之外之意。（赫尔曾对孔祥熙部长言，当美国最初主张中国为四强之一之时，英政府原表示反对，嗣因苏联赞同，英始同意）。”〔50〕
11月15日，英外相艾登演说，“以今后世界和平全赖英美俄法四大强国合作维持云”，对此，蒋介石的看法是：“此乃英国始终要以法国代中国之一贯政策，不足为怪。而美国竟任英之玩弄而不觉，此为美国外交政策之根本失败，今后若无中国相助，则彼诚陷于孤立矣。”〔51〕一位英国少将在澳大利亚和印度研究了日本的作战方法后，公开声称，“将中国列为四大国之一是非常荒谬的。”〔52〕
至于法国，顾维钧在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马钖里接触时感觉到，马“对法国没有被承认为大国之一非常不满。言外之意，象英国和苏俄外交家一样，他也不能真心实意地承认中国为世界大国之一”。〔53〕
甚至连战败投降的日本也未将中国放在眼里，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之时，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致电日军参谋总长表示反对：“派遣军拥有百万大军，而且连战连胜。在国家间之战争上虽已失败，但在作战上仍居于压倒性胜利之地位。以如此优势之军队而由软弱之重庆军解除武装，实为不应有之事。”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第2卷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2年，64-65页。转引自鹿锡俊《蒋介石与战后国共相争中的日本人角色》，《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1期。
总之，近代中国一直给外人以腐败、贫穷、愚昧、低能的印象。直到革命派兴起，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才稍有改观。但是，接下来频繁的内战，在济南事件、中东路事件中，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应对不力，让国民政府的国际形象再度大跌。是长期的坚持抗战，让国际社会重新认识了中国，虽然中国不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大国，但成为了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较为重要的一员，获得了重建战后国际秩序事务的发言权。而在当时的世界大国中，英国因为香港、西藏及印度等问题，这个老牌而势利的殖民帝国不会真正支持中国，苏联与中国也已交恶。故此，中国要想做点事情，并取得成效的话，就必须与美国维持友好关系。利用好这种友好关系，使美国支持中国、制约苏联，并影响英国采取对华友好的立场，才最有利于实现中国的利益。但这些机会由于蒋介石、孔祥熙等人的过于固持己见及较为短视而未能抓住，中国不仅在战后国际秩序重建过程中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在处理自身的香港问题、东北问题以及战后日本赔偿的问题上都更形艰难。与此同时，战争结束前后美苏之间由隐渐显的博弈，由于中国问题的棘手而使美国的远东战略遭到重大挫败，使战后国际版图的划分呈现出一种别样的趋势。
大国之梦，依然飘渺……
反观作为对手方的美国，罗斯福要蒋介石授予史迪威指挥中国战区所有军队的全权，失败了；美国与中国关于在华美军费用问题的谈判，让步了；美国原定从中国大陆反攻日本的战略计划，落空了。1944年中美之间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即赫尔利来华欲促成国共谈判达成妥协，也失败了。加上战后美国特使马歇尔在华使命的失败、1949年司徒雷登的黯然撤离——在1940年代，美国在中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要扶持中国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大国，建立良好的对华关系，使中国成为其在这一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同盟，结果却是中国宣布“一边倒”，苏联反而一度成了最大的赢家。
何谓“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此之谓也。
〔参考文献〕
〔1〕〔2〕〔3〕〔4〕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6册〔Z〕.台北“国史馆”，2011.93、115，132-133、142，181-182，226.
〔5〕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4月24日〔M〕.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296.
〔6〕〔40〕〔43〕〔52〕〔53〕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M〕.中华书局，1987.425，443，397，444，447.
〔7〕〔8〕〔9〕〔51〕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9册〔Z〕.台北“国史馆”，2011.176，180-181，241、302，211.
〔10〕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2月25日〔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252.
〔11〕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3月14日，10月8日〔M〕.
〔12〕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7册〔Z〕.台北“国史馆”，2011.441-451.
〔13〕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7月15日〔M〕.357.
〔14〕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7月27日〔M〕. 364.
〔15〕〔16〕〔17〕〔19〕〔20〕〔21〕〔22〕〔24〕〔25〕〔31〕〔32〕〔35〕〔36〕〔37〕〔38〕〔39〕〔41〕〔46〕〔47〕〔48〕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8册〔Z〕. 台北“国史馆”，2011.64，181，200-201，356-357，422-427，438-447，447，500，508，603-604，605，623，689-690，625，647，674-675，735-736，252，378，737.
〔18〕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9月12日〔M〕.431.
〔23〕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9月27、28日〔M〕.407；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8册〔Z〕.485.
〔26〕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9月30日〔M〕.408-409.
〔27〕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10月1日〔M〕.448.
〔28〕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10月3日〔M〕.411.
〔29〕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10月5日〔M〕.413.
〔30〕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10月6日〔M〕.413-414.
〔33〕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10月8日、9日〔M〕.417-418.
〔34〕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10月10日〔M〕.418.
〔42〕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7月13日〔M〕.355.
〔44〕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8月23日〔M〕.384-385.
〔45〕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10月7日〔M〕.414.
〔49〕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10月28日〔M〕.433.
〔50〕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10月1日〔M〕.409-410.
（责任编辑：许丽梅）
〔关键词〕抗战后期；中美关系；蒋介石；罗斯福
〔中图分类号〕K265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3－0151－08
①本文曾提交中国史学会、俄罗斯史学会2013年11月在北京主办的“1943年，战后新格局的奠基”国际学术研讨会，承蒙陈鹏仁教授、牛大勇教授、葛夫平编审等指正，谨此致谢！
②对国民政府抗战后一阶段围绕争取大国地位的外交决策，有学者作了较为正面的评价，笔者的看法稍有不同。参见王建朗《大国意识与大国作为——抗战后期的中国国际角色定位与外交努力》，《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外交思想研究”（11BZS042）；2010年度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国民政府（高层）外交决策及外交思想研究”
〔作者简介〕左双文，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广东广州510631。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加入对日作战，中国的抗战终于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这样的国际形势应该说是对中国非常有利。在这个时期，中国本应该在协调好内部的基础上，慎重对外，把握机遇，将极有利于中国的复兴和重建。但是，蒋介石国民政府既没能有效缓解当时面临的内忧外患：外有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内部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国共谈判不得要领；更在处理与盟国的关系上屡屡失误：先获咎于苏、复结怨于美，且不和于英；中国在盟国内部实已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国民政府在战后的困境与失败，实际上只是此时已有各种矛盾之逻辑发展。②
中国因1942年新疆盛世才事件将苏联势力驱逐出新疆而事实上结束了抗战以来的中苏同盟关系，中苏、中蒙边境从此进入多事之秋，苏联操纵的各种势力在边境不断制造骚乱，苏联拒绝承认中国是“四强之一”，反对中国参与“四国宣言”，不肯参加有中国参加的几大盟国的会议，在盟国之间处处与中国为难。笔者对1942年中苏新疆问题的讨论可参见《盛苏新疆交恶与国民政府对苏外交》（《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此不赘。
由于美国罗斯福极力支持，中国被列为26国宣言的主要签字国；1943年10月中国在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被邀参与签署四国宣言，成为形式上的“四强”之一，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会中对战后将东北、台湾归还中国达成一致，中美英关系进入战时最佳状态。然而好景不长，因为在华美军费用结算问题、史迪威职权问题、与中共关系问题，中美之间在1944年发生了激烈冲突，美国舆论对重庆的批评空前尖锐，最后虽然大致上都是美国向蒋介石作了让步，但却在美国朝野留下十分恶劣的印象，美国对国民政府信任与支持的程度大大降低，而这一切，又是与1944年中国战场令人极为沮丧的一溃再溃相伴随的，且恰与盟军反法西斯其他战场的节节胜利成一鲜明对照。这使得美国不得不对其远东战略作出重大调整，觉得重庆政府既超级低能，又超难合作，为了在东方尽快打败日本，为了减少美国军人的牺牲，争取苏联参与对日作战的必要性就大大增强了。故在1944年8月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美英对苏联的要求尽量满足，既一再推迟中国的参会，又让中国的参与变成一种可有可无的形式，使中国备极尴尬。9月的魁北克会议，中国请求参加，罗、丘拒绝，却极力邀请斯大林参加。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中国更是被其他三强完全甩开，会议消息几个月都打听不到，而且达成牺牲中国、满足苏联的种种交易，中国蒙受重大损失。事实上苏联拖到日本即将投降才出兵，且在占领中国东北后，将东北的财富劫掠一空，国民政府陷于空前的战略被动。8月的中苏同盟条约谈判，中国处处受压，对苏联的无理要求基本照单全收，哪里还有一点大国的影子？中国实际上还是一个处处遭列强压制、摆布的对象。
以下就其中的几个要点略作展开。
一、美军费用结算问题
美军参战后，被派到中国战区的人员，要花费巨额的生活费用，此外专供美空军使用的机场的修建费用，也颇为不菲。这些均由国民政府先以法币代付。但是，1940年开始，国统区的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货币极度贬值。1943年11月，蒋介石趁参加开罗会议的机会，向罗斯福请求再借10亿美元，但因美国财政部对此持有异议，罗斯福没有批准，令蒋介石十分不满。他说：“物价高涨至此，而军费与为美军广辟各地飞机场之经费，动辄在一二千亿以上，而其借款则置若罔闻，更令人寒心”，决定以“支付驻华美军军费与为美军建筑机场费用为交涉之根据”，予以反击。〔1〕
1944年1月15日，蒋介石将复罗斯福电面交美驻华大使高斯，提出：（一）或者美国予中国10亿美元借款，其中一部分将可用来支付美军在华的各种费用；（二）如果不借，“则余提议在华美军一切费用，应由美政府自担，而中央银行自可依二十元法币折合美金一元之正式汇率，予以汇兑之便利，该项汇率绝对不能变更”。也即不再负担在华美军的各种费用，且在面交时“口头加以严正之警告”。〔2〕蒋介石的这一态度，使美国方面极为愤怒，因担心中方停筑美军在华军用机场，美财政部长摩根索致电孔祥熙，称如果美国人民知道中国在建造上述根据地时，并未与美国充分合作，“则凡所以使美国人民丧失对中国之善意，及使中国在美国之威信降低者，莫甚于此”，要求中国先加紧机场建设，至于汇率问题，留待以后解决。〔3〕
蒋介石提出“在华美军一切费用，应由美政府自担”，且汇率绝不变更，这蕴涵着相当明显的泄愤且略带要挟意味。当时美元与法币的官方汇率为双方于1941年8月商定的1∶20，但1943年初美元对法币的黑市汇率已经是1∶40，10月更上升到1∶120。然而，罗斯福却复电同意支付在华美军的各种费用，并欢迎孔祥熙赴美商议，表现十分克制。接读复电后，蒋自感其处事不如罗斯福具有政治家之风度，态度有所缓和，〔4〕双方商定了一些过渡性解决办法。1944年4月24日，王世杰就中美汇率问题（“现时国币对美币法价为二十与一之比，而黑市则每美币一元值法币二百余元” 《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4月24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296页。王世杰时任军委会参事室主任，是蒋介石的重要幕僚。），“及美国政府关心中国统一等事” 向蒋介石“详陈”，“主张对美政府之各种建议尽可能范围予以同意，以利邦交之维持与发展”。〔5〕6月，孔祥熙赴美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并就近与美协商各种财政问题，但汇率问题谈判因双方差异较大，一直延而未决，“摩根索拒绝接受法币对美元为二十比一的官方汇价。孔拒绝改变他的要求”。〔6〕其后，孔为了压价，且置蒋介石要其速了的指示于不顾。如8月3日，蒋介石电孔祥熙，嘱其从速解决中美币值问题，“不必过于争持，如能于法币百元至百二十元之间换得美币一元亦可。”（《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8册，台北“国史馆”，2011年，8页）但孔祥熙以美方要人外出休假等理由一再搪塞。在此期间，由于不满中方的立场，美国一再削减或拖延对华财政援助，且因美军费用结算一拖再拖，国民政府的财政危机日益扩大，从而导致军费不足、物价飞涨，官兵生活极为艰困，笔者在《陪都重庆：一些曾被忽略的侧面》一文（《同舟共进》，2013年第1期）中对此略有提到，张瑞德著《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相关章节也多有涉及，其中提到有国民党军营长生了小孩无力抚养，只好送人，一位军长家中连煤油灯都买不起，也很少吃肉。民心、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由经济危机扩延至政治、军事危机。到后来，由于豫湘桂大败退，以及美国战略计划改变，美国干脆通知中方撤退或停筑东南地区的所有机场。
拖到1944年11月，1美元的黑市价甚至已达到法币700元。〔7〕11月27日，孔祥熙电告蒋介石，说美军垫款问题已基本交涉成功，美方同意付中方2亿1千万元美金（修建成都机场的费用除外）。这样的话，约合法币80元折算美金1元。〔8〕“美方有人颇觉吃亏太巨”，拖延了一阵，最终于12月17日办结。但此时中美关系已变得十分微妙：“美国前允贷我之战车今以推诿船运困难而迁延，一切交通、通信器材亦托词以欧洲战场吃紧不能如期接济中国。最可怪者，美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发表已久，国书始终未寄到。可知其军事、外交当局对我国之轻视矣。”〔9〕
当然，国统区的物价是逐步上涨的，中美汇率比值的差距也是逐步拉大的，中国政府为美军垫支费用的开始阶段并非如此悬殊，都照开始的比值，美方吃亏，都照结算时的比值，中国吃亏，本可根据物价波动情况分段核算，找到一个对双方都大体公允的方案。此外，美国是实力雄厚的施援国，中国是急待输血的受援国，如果双方开诚合作，美国以适当优惠的方式计算，也不为过分。只是中方和蒋介石处理的态度，让美国人深感不快，使得这一本属财经问题的负面政治意涵被大大强化了。
美国之所以不愿加大对国民政府的经济援助，在此问题上一再讨价还价，对租借物资的管理也不同于英国、苏联是由受援国自由支配，而是由美国人控制在自己手中，其中一个重要的缘由，是对中国当局及官员的不能信任，且这种不信任不少是由英美人士的各种观察与切身体验而来，一些事件使当局的形象大为受损。如所传白崇禧夫妇盗抢美空军汽油案，据徐世昌记载，“闻为章（刘斐）告我，桂林美十四航空队遗失汽油案，先是失落汽油二批，查无踪迹，又一日，忽有一卡车闯入置油处所，门卫士追踪盘诘，司机即以法币一卷行贿，卫士以是知情，即击损其车，旋即就捕。经讯明确，始悉为白健生夫人之司机，而卡车即为健生介弟所开汽车公司之物，并由该公司搜出尚有一百号之汽油，盖即美十四航队之号码，人赃现获，事乃大白，其第一二次行劫系早时贿赂其卫兵营长，而此次某营长忘未通知门卫致案发。不平等条约取消未久，而发现此种离奇怪诞无耻之事，可胜浩叹！”〔10〕
又如宋美龄到美国访问，竟让亲属走私大笔美钞回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伯聪）与徐永昌 “谈及物价问题，渠谓，中外情形殊异，彼有而我无，彼丰而我啬，彼公而我私。并详述美人对我朝野所为知之甚晰，相与嗟叹者久之（伯聪曾及孔二小姐从蒋夫人归时带美钞两大箱回国，美人知之甚详，今独以美军人随身所带来华之零钞，以为扰乱法币，实不能平其心也云云）”。走私美钞可获暴利，但对已是岌岌可危的国统区经济更造成负面冲击，真是不顾死活，毁自家江山。故对于孔宋豪门，国内外负面评价甚多，“某外文杂志谓我近在美之孔副院长并不受欢迎，称之曰某富翁，评之为搜刮者之搜刮者”。〔11〕
二、史迪威指挥权问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44年7月7日，罗斯福命人面交一电予蒋介石，提议为扭转目前华中战局（指“1号作战”）的不利局面，请其将中国战区的中美军队（“并包括共产军在内”）都交由史迪威指挥，史迪威则置于蒋介石之下。蒋阅后虽很是不满，但最初还只是藉词搪塞，复电称原则上赞成，但因中国军队成分复杂，暂时无法实行。〔12〕“实际上等于拒绝。据孔来电，罗颇不悦。”〔13〕
王世杰则劝蒋介石接受罗斯福的提议，“予日昨面请蒋先生赞同罗斯福统一中美作战军队的指挥之议，并谓美国将领任此指挥之职，或可间接减少苏联加入远东战事后之困难。蒋先生似渐赞成罗议。”〔14〕8月14日，蒋介石让孔祥熙转告罗斯福，可考虑接受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前敌总司令并仍兼任参谋长，“承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命负指挥本战区前线各军之全责”。〔15〕
8月23日，蒋接罗斯福催促任命史迪威电，请其“尽最早可能时间作必须之措置”，并称之所以要如此坚决主张，是“余以为苟再有稽延则此或将对于挽救现存之军事危机失之太晚，而此乃有害于中国亦有害于盟邦对于倾覆日本之共同计划者也”。〔16〕对此，蒋极为反感，但称“对美外交方针不能不用逆来顺受之道，故决定极端容忍，接受其有限度之要求”。〔17〕稍后数日，蒋一直在盘算如果拒绝罗斯福，会出现何种结果，并作了以辞去中国战区统帅职务来迫使罗斯福让步的谋划。在8月31日的月末反省中，蒋还说美之提携中国为“四强”，是想以此“虚名”来控制中国，美国现在的对华行为无异于往昔之日本：“罗斯福藉举我为四强之一之虚名以示惠于我，使我受其控制并藉此要胁吾以遂其所欲，吾乃享虚名而受实祸也。”“彼既以示惠于我，凡彼之所要求于我者，无不强制逼迫，非达所欲不可，而我所希望于彼者，则彼皆可置之不理，故我对彼只有尽义务而毫不能享权利，所以今日对美外交实已丧失我自主之精神，无异于往昔倭寇之对我也。”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8册，246-247页。对于是否已经成为“四强”之一，蒋介石还算清醒：“早国府联合纪念周，蒋先生讲话，谓社会每称道中国近称为四强之一，实则距强尚远，又云决无领导东亚之心，惟愿齐头并进于安乐文明之境域云云。”（《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3月20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261页）时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参事的陈克文也同此看法：“（甘）乃光先生说，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纳尔逊到重庆后，对我国政府甚失望……纳氏即将返美，英美对我态度，恐不免因此更为轻视。我虽号称四强之一，与三强比，相差实在太远。”（《陈克文日记》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900页）平心而论，蒋介石对罗斯福及美国的此种评价，显然是有欠公允的。
9月12日，蒋向军方徐永昌等征求意见，徐等建议有限度地接受美方要求：“座仅敬之、蔚文及余与熊、刘两次长。余意军事不振固已显然，而苏联迩来对我情形日趋恶劣，国内共党又复如斯，有限度的屈从美方意愿，似亦解决困难的一条途径。”〔18〕接着，在罗斯福私人代表赫尔利的斡旋下，蒋一度表示同意予史迪威以在他之下的指挥权，但要就此制定一套准则，同时要将租借物资的支配权交予中方，并拒绝了罗斯福要中国派5万华工出国援助的要求。这种情况下，双方未能达成妥协。蒋对美看法更坏，几近将之妖魔化：“抗战至今，凡军事挫折、经济疲困以及共匪猖獗、政治恶化，莫一非美国之粗疏盲昧无端诋毁有以致之，而彼尤不愿将租借法案中之物资交我自主支配，即史迪威指挥华军一事亦不允订立协定，对余之侮辱欺妄竟至于此，故余决据理力争，不能再事谦让，并须预作独立应战之准备以防万一也”。〔19〕
19日，蒋介石接到史迪威“面递”的罗斯福一份措词尖锐的电报，要求蒋介石“立刻补充怒江方面之部队”，“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所有中国之军队”，称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在盟国其他战场均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中国战场却万分危急的局面，也才能够使盟国援救中国的所有计划不致化作幻影。〔20〕
接到此电，蒋勃然大怒，决定乘罗斯福“正值大选时期不能不有所顾忌”，罗织史迪威的种种不是，以迫使美方撤换史迪威。〔21〕蒋这样做，一是军队是蒋一切存在的基础，岂能为了与美联手击败日本而拱手让出；二是美方为扩大抗日力量还要将中共的军队包括进来，并考虑划拨给一定的租借物资，这同样是绝不能接受的。相反，蒋要留足力量对付正日益壮大的中共——美方对此估计不足，蒋却已经深感忧惧。这两条都是根本威胁蒋统治基础的要害问题，甚至是比对付日本还重要的问题，这其中的中国式轻重、利害考量，是罗斯福、史迪威都一时难于理解的，也是美国军方、美国舆论界一时所不能理解和体谅的。
值此之际，日军进攻广西，战局愈形糟糕，蒋“（9月24日）午餐后看报，深感国内外之讥刺太过，而以美总统罗斯福对华军事公开表示不满为尤甚”。〔22〕内部冯玉祥、覃振、孙科等在宪政座谈会上亦起而批评，要求政府改组。关于孙科等在胜利大厦宪政座谈会上的言论，笔者尚未找到，但找到他9月22日在中央党部礼堂中山学社年会上的讲话内容，意思估计有相近之处：“孙哲生先生发表一篇长演说，讨论世界潮流和我们的政治作风，认为目前独裁政治的潮流已经失败，民主已经得胜，我们为着实行民主，必须实行容共，必须改变防共反共的心理。他对于过去政府以兵力解决共产党的政策和目前对共产党的态度，均极力加以攻击……同时覃理鸣副院长也有极力赞成孙先生的演说。”（《陈克文日记》下，901页）蒋介石对此更为恼怒，声言“决不改组政府或调整财、军等部人事”，又于9月25日请赫尔利转达一份备忘录予罗斯福，明确要求将史迪威撤换。〔23〕蒋也知道，这样毫不客气的拒绝，势必失去美国的援助，但也顾不得了，他在28日电孔祥熙，“今后切不可再向美方要求任何物品，除非美方自动来与我商谈时再予洽商，否则切勿再求于人”，〔24〕说如今美国“其用心之险恶实等于俄日”。〔25〕
对此，王世杰、张治中、顾维钧等许多重要人士都颇为担心，王世杰担心美国军方因此改变对日战略：“因美方原有多人反对由中国大陆进攻日本，而应采直攻日本本岛。”这样，中国沦陷区的收复将延长，中国付出的代价将加大，与苏联相关的东北问题将更为复杂而危险。〔26〕顾维钧在9月29日发一长电给蒋介石，称目前中美之间暗礁重重，美国朝野舆论对我十分不利，强调“美国对我素主亲善，迄无野心”及维持中美同盟的极端重要性，因为“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毕竟朋友不多，我们在战时和战后重建，都需要美国的援助”，希望蒋介石能委曲求全，尽量考虑接受美方的建议。蒋复电则称这是主权问题，比战胜日寇还重要：“外交方针可以应时屈申，但必须以不失主权与不损国家威严而尤以实现三民主义不使中国共党赤化中国为基础。其他无不可洽商谦让也。否则同盟国虽胜犹败，非余所希求之胜利矣。”《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8册， 537页；《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7年，427页。国民政府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在与顾维钧交谈时认为:“中国军政部在同美国打交道时，对中国的主权问题过于敏感。”（《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426页）蒋还在有徐永昌等高级人员参加的曾家岩会报说，如果再对英美让步，就只有做英美的汪精卫了：“吾人已让至无可再让，我们愈求彼，彼愈无礼。……今日吾人苟一动摇，即要做英美之汪精卫，不亡国亦被瓜分共管。”〔27〕
10月3日，为史迪威事，王世杰及时任军委会政治部长的张治中面见蒋介石。张问何故于发电要求撤换史迪威之前 “不与文武僚佐细商”，蒋称“因预知我等不会同意此项办法”。王说，就令如此，“亦宜先与我等商讨”。“予当时力称此事很可促成美国军部变更对日战略，……蒋先生对美军部甚愤慨，予虽再三言之，亦殊不能促其改变态度。”最后王世杰要求，罗斯福复电到时，“务让大家参加意见”。〔28〕
10月5日，蒋介石约各院长及王世杰等午餐，“力言我国单独抗战时较现在好，以后还是要准备单独抗战”。言下之意，不惜与美决裂，“予觉事态极严重”。〔29〕对中国所面临的外交困境，王世杰谈到：“美国方面几乎普遍攻击我军部，乃至蒋先生，显系由美军部授意。近日我已与丘吉尔冲突（丘发表演说指责我军，我军事发言人亦公开驳斥之）；苏联仍不愿多与我商谈任何问题。现在又因中美联军司令人选问题与罗斯福及美军部冲突，显然自造孤立状态。倘此种趋势不即改进，前途真不堪设想。”〔30〕
6日，收到罗斯福复电，同意解除史迪威参谋长职及支配租借法案物资之权，但仍郑重建议保留史迪威中印缅战区指挥官之职务，对此，蒋介石仍倾向拒绝，并不惜对罗斯福作刻毒的人身攻击：“美国欲完全控制中国之野心则昭然若揭矣。余曾以去年底及今年正月迭致罗斯福三电表示不满之意，恐将促其恼羞成怒，故常引以为戒，而今乃反觉为得矣，若未有此三电，则不能发现罗斯福狰狞之面目。而余犹以其真为和平救星矣。昔闻先慈尝言，凡斜目跛脚者，必非善人，今益信而有证矣。”〔31〕
在复电起草过程中，陈布雷认为罗斯福已作让步，应接受其主张。〔32〕王世杰亦力言不宜再拒绝。9日晚，王世杰又去找宋子文，“彼亦主张再拒绝”，“予力称此事不可在此时闹僵。须知美国如公开对我表示不满，或变更战略，我方军事危机必更严重。我并告以布雷、敬之等均同此看法。”〔33〕
但蒋、宋根本不听，一意孤行，10月10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今晨宋子文告我，谓昨晚与我谈后，彼再向蒋先生请示，蒋先生意思坚决命其立即发电，昨晚夜半已去电拒绝罗之提议矣。予闻之忧闷不已。何敬之、张文伯、陈布雷等与予谈此事，无不忧闷。予等之所忧闷者，不仅在罗斯福能否对此事再让步，而在未来中美间之相互信任与协助是否不受大影响。”〔34〕
对王世杰、张治中等表示的担忧，蒋介石斥之为“此皆不知国家存亡安危之道也”。〔35〕而“一般军事干部以为余对美交涉太强硬，必陷僵局，将致国家于灭亡之境，故烦言百出，怨声频至，呜呼！实无一人可与言大事决大计也。”〔36〕
由于蒋之刚愎自用，由于其令人难以置信之自大、自恋，蒋一再称美国人不了解他所领导的国家是正在革命之国家，政府是革命之政府，军队是革命之军队（《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8册，578页）；自己是在捍卫三民主义之立国原则及独立自主之国格与尊严，称美方提出史迪威指挥权的要求是美国民主自由精神的丧失及罗斯福个人历史的污点，并称要让美国人从此事件中得到教训，对之作“间接之警告”。（同上，660页）“如果此次请调史迪威不成，则美在东方必演成军国主义侵略之祸首，是以此举不仅救我国，抑且救美国矣！在此一年之中，余之奋斗其关系竟有如此之重大者也。”（同上，706页）造成了战时中国对美外交的严重受损，也导致了整个战略上的被动。由此时至1940年代末，美国的远东战略经历了从“助华强大”到“重苏轻华”，再到“扶日反华”的演变过程，其起点应即导源于此。
10月9日晚，蒋介石见陈纳德，“乃知史迪威已下令在美之第十四航空队半数以上人员停止工作，且对华租借法案中之飞机亦藉口予以延期运出。”〔37〕
10月11日，蒋介石称准备与美决裂：“对美交涉已至最后关头，应切实准备，如罗斯福不改变其现在态度及对共匪之袒护，则不能不准备决裂。”〔38〕
10月17日，宋子文报告蒋，顾维钧来电称马歇尔“询旅顺让与俄国之意”，“公叹曰，‘美国人之欺善怕恶有如此耶！’”〔39〕蒋介石还对陈光甫说，“在同美国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已沦为一个奴隶，而且每况愈下。”〔40〕
因此之故，本属于共同对日的盟友或盟国，在蒋介石眼中，全都成了危险的敌人：“对共、对俄、对美、对英各种未来之行动所可加害于我者，应切实研究与预防也”。〔41〕化友为敌，自陷孤立，确实是近代中国一些统治者的拿手好戏。
三、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问题
1944年7月，罗斯福总统就告诉孔祥熙，将召开一个由美英苏中四国代表参加的会议，以筹组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但不久，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魏道明报告外交部，谓美国国务卿赫尔告知，苏联以在中日战争中处于中立地位为理由， “对于国际和平组织问题，不愿与中国共同参加会议，只愿与英美会议。”〔42〕赫尔乃建议，在华盛顿同时开两个会议，一为中美英会议，一为苏美英会议。他可以安排会议在两间相连的房间里召开，中间的门可以敞开着。罗斯福也坚持召开一个由四国代表参加的会议。对此，英国已同意，征求中国同意。但两组同时开会的提议，为苏联所拒绝，“唯一的方法是分别召开两个会议，待一个会议结束后再召开另一个会议”，“真正的原因很可能是苏联不愿意承认或给予中国与美、英、苏三国同等的地位。”〔43〕“华盛顿国际和平安全组织会议，于前日开始，系先以英美苏三国会商为限；俟三星期后三国会议结束，再举行中英美三国会议。据赫尔告孔部长谓，因苏联坚不欲中英美三国会商与英美苏三国会商同时举行。（苏联最初且反对中英美会商）”，〔44〕而且由于苏联代表借口要等待国内的指示，会期一再延长，中国代表团在会外干等，处境十分尴尬。
实际由孔祥熙牵头，以驻英大使顾维钧为首席代表，由驻美大使魏道明、外交次长胡世泽及重庆派往的专家张忠绂、浦薛凤等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在足足等了一个多月后，9月29日，终于得以参与第二阶段的会议了。但这种参与，王世杰当时就说：此次会议“首先将中国与苏联分离（出自苏联之要求），作英美苏会议，最后则于中英美会议中英美又复要求中国全部接受英美苏之协议案，谓已无法再与苏联磋商。故我方之参加会议显已成为形式的参加。我政府不得已遂训令顾维钧接受。”〔45〕
蒋介石也承认，这对中方是极大的耻辱：“俄国舆论亦对我国尽量压迫与侮辱，尤以在华盛顿召集之国际战后和平机构会议彼必欲置我国于四强之外，实为我在国际上近年来最大之耻辱。”〔46〕
在此期间的9月11至16日，罗斯福和丘吉尔还有一个在魁北克的峰会，讨论对德及对日作战问题。会前孔祥熙给罗斯福写信，要求代表蒋介石参与，但被罗斯福以需要与丘吉尔商谈中国是否有必要参加之托词拒绝了，而斯大林却以忙于指挥对德作战谢绝了英美的力邀。犹有进者，会中讨论“对太平洋作战之意见”，其结果对“中国只字未提，视为无足轻重，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人应切记此为抗战期中之又一国耻也”。〔47〕
10月下旬，美、英、苏相继承认法、意，均不对中国知会：“美国承认法、意政府之前，不仅不与我洽商，事前亦无通知，并令其合众社宣布‘美方系与英苏及美洲各国咨商后作此决定’云。此其用意不惟遗弃我，而且有意侮辱我矣”。〔48〕“蒋先生对此甚愤慨，今日欲令外交部去电责问美国务院。实则自撤换史迪威尔事件发生以来，美政府对我政府，蒋先生与罗斯福之间，显有重大隔膜，如于此时去电责问，徒使裂痕益深而已。”〔49〕
此外，英国首相丘吉尔、外相艾登与法国抵抗政府的一些人，对中国的所谓“大国”地位都很不以为然。“丘吉尔前日在下议院发表演说，指责中国虽受美方‘过分之援助’而军事终受重大挫折，实属令人失望云云。……演词中处处以英美苏三国负欧洲局势责任，英美负远东责任为言，显有排斥中国于‘四强’之外之意。（赫尔曾对孔祥熙部长言，当美国最初主张中国为四强之一之时，英政府原表示反对，嗣因苏联赞同，英始同意）。”〔50〕
11月15日，英外相艾登演说，“以今后世界和平全赖英美俄法四大强国合作维持云”，对此，蒋介石的看法是：“此乃英国始终要以法国代中国之一贯政策，不足为怪。而美国竟任英之玩弄而不觉，此为美国外交政策之根本失败，今后若无中国相助，则彼诚陷于孤立矣。”〔51〕一位英国少将在澳大利亚和印度研究了日本的作战方法后，公开声称，“将中国列为四大国之一是非常荒谬的。”〔52〕
至于法国，顾维钧在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马钖里接触时感觉到，马“对法国没有被承认为大国之一非常不满。言外之意，象英国和苏俄外交家一样，他也不能真心实意地承认中国为世界大国之一”。〔53〕
甚至连战败投降的日本也未将中国放在眼里，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之时，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致电日军参谋总长表示反对：“派遣军拥有百万大军，而且连战连胜。在国家间之战争上虽已失败，但在作战上仍居于压倒性胜利之地位。以如此优势之军队而由软弱之重庆军解除武装，实为不应有之事。”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第2卷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2年，64-65页。转引自鹿锡俊《蒋介石与战后国共相争中的日本人角色》，《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1期。
总之，近代中国一直给外人以腐败、贫穷、愚昧、低能的印象。直到革命派兴起，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才稍有改观。但是，接下来频繁的内战，在济南事件、中东路事件中，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应对不力，让国民政府的国际形象再度大跌。是长期的坚持抗战，让国际社会重新认识了中国，虽然中国不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大国，但成为了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较为重要的一员，获得了重建战后国际秩序事务的发言权。而在当时的世界大国中，英国因为香港、西藏及印度等问题，这个老牌而势利的殖民帝国不会真正支持中国，苏联与中国也已交恶。故此，中国要想做点事情，并取得成效的话，就必须与美国维持友好关系。利用好这种友好关系，使美国支持中国、制约苏联，并影响英国采取对华友好的立场，才最有利于实现中国的利益。但这些机会由于蒋介石、孔祥熙等人的过于固持己见及较为短视而未能抓住，中国不仅在战后国际秩序重建过程中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在处理自身的香港问题、东北问题以及战后日本赔偿的问题上都更形艰难。与此同时，战争结束前后美苏之间由隐渐显的博弈，由于中国问题的棘手而使美国的远东战略遭到重大挫败，使战后国际版图的划分呈现出一种别样的趋势。
大国之梦，依然飘渺……
反观作为对手方的美国，罗斯福要蒋介石授予史迪威指挥中国战区所有军队的全权，失败了；美国与中国关于在华美军费用问题的谈判，让步了；美国原定从中国大陆反攻日本的战略计划，落空了。1944年中美之间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即赫尔利来华欲促成国共谈判达成妥协，也失败了。加上战后美国特使马歇尔在华使命的失败、1949年司徒雷登的黯然撤离——在1940年代，美国在中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要扶持中国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大国，建立良好的对华关系，使中国成为其在这一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同盟，结果却是中国宣布“一边倒”，苏联反而一度成了最大的赢家。
何谓“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此之谓也。
〔参考文献〕
〔1〕〔2〕〔3〕〔4〕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6册〔Z〕.台北“国史馆”，2011.93、115，132-133、142，181-182，226.
〔5〕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4月24日〔M〕.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296.
〔6〕〔40〕〔43〕〔52〕〔53〕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M〕.中华书局，1987.425，443，397，444，447.
〔7〕〔8〕〔9〕〔51〕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9册〔Z〕.台北“国史馆”，2011.176，180-181，241、302，211.
〔10〕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2月25日〔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252.
〔11〕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3月14日，10月8日〔M〕.
〔12〕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7册〔Z〕.台北“国史馆”，2011.441-451.
〔13〕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7月15日〔M〕.357.
〔14〕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7月27日〔M〕. 364.
〔15〕〔16〕〔17〕〔19〕〔20〕〔21〕〔22〕〔24〕〔25〕〔31〕〔32〕〔35〕〔36〕〔37〕〔38〕〔39〕〔41〕〔46〕〔47〕〔48〕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8册〔Z〕. 台北“国史馆”，2011.64，181，200-201，356-357，422-427，438-447，447，500，508，603-604，605，623，689-690，625，647，674-675，735-736，252，378，737.
〔18〕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9月12日〔M〕.431.
〔23〕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9月27、28日〔M〕.407；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8册〔Z〕.485.
〔26〕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9月30日〔M〕.408-409.
〔27〕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10月1日〔M〕.448.
〔28〕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10月3日〔M〕.411.
〔29〕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10月5日〔M〕.413.
〔30〕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10月6日〔M〕.413-414.
〔33〕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10月8日、9日〔M〕.417-418.
〔34〕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10月10日〔M〕.418.
〔42〕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7月13日〔M〕.355.
〔44〕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8月23日〔M〕.384-385.
〔45〕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10月7日〔M〕.414.
〔49〕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10月28日〔M〕.433.
〔50〕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10月1日〔M〕.409-410.
（责任编辑：许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