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8月，是新疆棉花成熟的季节。陕西铁路部门开通了专列，一周内要将数万名陕西的农民运抵新疆。他们都是去摘棉花的。他们像候鸟一样，在冬天雪降大地之前又回到家乡。
一、西去的拾花路给了陕西农民改变生活的希望
在西北，摘棉桃的过程被称作“拾花”。2002年拾花季节到来的日子里，我乘班车来到陕西省丹凤县。有一个少年坐在我旁边，他告诉我，他知道贾平凹，很羡慕这位丹凤老乡。在他的印象里，贾平凹不单是个作家，还是有钱人。他说他想像贾平凹一样走出家乡。他姐姐接连几年到新疆拾棉花，挣够了嫁妆！
丹凤县就业中心在县城一个偏僻的角落。眼下是征召拾花工的旺季，院内院外都贴着“招赴疆拾棉花民工”的布告。就业中心的副主任岳宏，扎着马步，用毛笔在汽车身上写下“新疆拾棉花宣传车”的字样，白底红字，醒目花哨。
丹凤县农村人均年收入只有1000元，每年有6万人外出务工。为了改变农民的生活，县里尽了很大的气力搞劳务输出。吃完午饭，我跟着宣传车一道去丹凤县北山一带招工人。
杨场村的全书霞今年38岁，她的丈夫驾一辆三轮柴油车跑运输，家里五口人，年收入约万元。这样的收入在杨场村算是中上。全书霞是个能干的女人，她已经连续三年去新疆拾棉花了。她家里最大的开支是供娃娃上学，她说，每次离别时，一对儿女都要抱住她的腿不愿松开。她抚着孩子的头说：“妈出去两个月，把学费给你们挣回来。”她是个拾花能手，两个月可以给家里增1000多元的收入。不过今年她去不了，因为大孩子要升初中，她要在家给孩子做口热饭吃。
沿着山沟往上走，我们到了秋树坪的陈小玲家。陈小玲五十开外，已经连续跑了五年的新疆了。1999年，她带着女儿赵丹莉一起去，拾花结束后，女儿留在了烏鲁木齐打工。今年赵丹莉回到家乡，用自己挣的钱重新读书，上了丹凤县卫生学校。
陈小玲家不富裕，三间土坯房里空荡荡的，只有吊着的电灯和赵丹莉身上有英文字母的T恤有一点现代气息。赵丹莉给我们沏茶时，特意从柜子里找出一包糖来，将几个茶杯里倒了许多白糖，然后恭敬地给大家端上。同行的人对我说：“这是丹凤乡下人待客的最好饮料。”
乡下的生活是贫困的，因此人们都非常珍惜每一个改变生活的机会。返回的途中，天空响起了雷声，我们跑到一户人家躲雨，主人也去过新疆拾棉花。随着一个闪电，大雨倾盆而下，我们也走不了了。女主人说：“还没吃饭吧?我给你们盛饭去！”不由分说，一人端来一大碗。说是饭，其实是农村秋季里多得不能再多的两样菜——土豆和豆角炖在一起。土豆是整个的，拳头大小；豆角一折两半，没有肉，放了一点油。厨房里一口两尺直径的大铁锅里全是土豆炖豆角，我们几个人仅仅吃掉了很少的一部分。我问女主人：“煮那么多，一顿吃不了会坏的。”
女主人说：“山里天气凉，坏不了，再说三五天就吃完了！”
同行的女镇长说：“在乡下，老乡差不多都吃这个。你随便吃，管饱！”
二、三天两夜的旅程，20节车厢的拾花工专列向西驶去
8月末，我赶到丹凤县的涌峪乡，在那儿，我要与拾花的民工会合，一同赴新疆。
涌峪的地形是两山夹着一条小溪，溪流两侧的平地或山腰上散布着许多人家。四面环山的涌峪十分静谧，凉风拂过，山野里的蛐蛐声响成一片。
29日凌晨，天麻麻亮，对面的山头上影影绰绰，我坐在溪边等他们。这是一家人，打着火把走了一个半小时天才亮，他们是到达集合点最早的。这家人有三个人要去新疆：少年张东、嫂子和堂嫂。十来岁的儿子第一次出远门，父亲放心不下，一直把张东送到乡政府，又送到县城才转回家。
我又看见了陈小玲，她麻利地从摩托车上下来，肩上斜挎着牛仔背包。
天大亮了，到乡政府集合的民工，坐着各村跑运输的农用三轮车三三两两地赶来了。一会儿的工夫，车上的空间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包袱。时间到了，大客车卷起浓浓尘埃向县城驰去。
下午2点左右，丹凤县的10辆大小客车终于把260多位民工运到了西安火车站。火车站广场不许停车，这些客车像无头苍蝇一样在背巷里绕圈子，左顾右盼不见交警，便像甩包袱一样催促人们下车。惊魂甫定的民工们背上包袱在烈日下往火车站的进站口跑，一时方阵大乱。工头和领队声嘶力竭地喊着名字，一张200多人共用的大票让车站的工作人员和丹凤县领队急了眼，大家都恨不得让每个民工的脸上都写上“我是某地方人，我的领队给我买了票！”的字样。
检票口的纠缠不清浪费了不少时间，当我和民工们汗流如雨地跑到车厢放好行李在人堆里挤着坐下时，火车开动了。这时，涌峪乡的领队挤过来问我见县里的领队岳宏没有。我说：“没有。”
“糟糕，岳宏掉队未上车，大票他拿着，这210多人怎么出站呢？”
领队一把抓住我说：“记者你可不能走，你要给我们作证，我们可是买了票的！”
我说：“好，我作证！”其实我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
列车向西远行，没有一丝风从窗外吹进来，关中腹地的热浪烤干了湿透的衣衫，又让汗液像水一样流下来。车厢顶上的风扇开足马力徒劳地吹着，仍让人闷得透不过气来，只能听见单调的车轮声重复地响着。民工们鸦雀无声，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对视着或者望着窗外。
彭祥杰的拍摄打破了郁闷的氛围。照相机让大家活泛了起来，嘻嘻哈哈地躲闪取乐。人一活动，水的需求空前高涨，女人们三五成群地拿着毛巾围在车厢两边的水龙头前洗手、擦脸。一位乘务员说：“快去找车长补张卧铺吧，过了今晚上，明天这车厢的气味能把人熏倒！”
过了宝鸡，我们在列车长的关照下补了卧铺票，这是乘务员休息室里仅剩的两个空铺。2560公里的旅程，有一张卧铺躺下来睡一觉真是最幸福的了。
第二天早晨，我走进一门之隔的民工车厢，那景象够惨的。所有的空间都被人们利用了，地板上、小几上、水池旁、门后边，横七竖八睡觉的人让你无处落脚。
西行的路上，辛苦在其次，重要的是水。这辆载着2300余名乘客的专列，水总是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抢开水、抢凉水的事便自然产生了。第一天，一位50多岁的妇人双脚就被烫伤了。第三天我见到她时，她的双脚已肿起了拳头大的水泡，我把随身带的红霉素软膏和口服消炎药给了她，希望能缓解她的伤痛。
抢水的事在列车抵达新疆境内的第一块戈壁滩时愈演愈烈，炎热和拥挤让人们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恐慌。车厢之间的通道挤得水泄不通，接了水的出不去，里面的人便高举水杯往外送，车厢晃动了，接水的人失了手，一杯滚烫的开水泼在一个妇人的身上。
在这漫长而艰辛的旅途中，诸如“列车综合征”的病症就容易发生。5号车厢的一位妇女，经过两天两夜枯燥的旅程后，突然精神失常，她撕开自己的衣服，在车厢里乱窜乱跳。车厢里的人们先是一愣，大家回过神来，迅速在列车员的帮助下将这位妇人拉进厕所，穿好衣服喂了镇静剂，方才安静下来。
三、15年前的同学，成了15位拾花人的工头
火车停靠张掖车站，站台广播说停车15分钟，我拎着相机下了车。突然在取景器里我发现了一张熟悉的脸，是我的初中同学！可是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于是我对他说：“嗨，你好！”
我说出了他的籍贯和姓氏，他连连点头，但没认出我！他是我15年前的初中同学，我们曾经一起和人打架，一起接受老师的体罚。我笑了，对他说：“你别走，我马上去车厢里找你。”
刚走进车厢，就听到了一个人在喊我的乳名，这回该轮到我惊愕了。与这男同学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女同学，我的这位郑姓同学如今做了工头，那位雷姓女同学是他手下的一个拾花工。郑姓同学初中毕业后离开学校，在老家陕西汉中的汉江河里淘金，后来只身去新疆闯荡，干过各种苦力，攒了一笔钱，在克拉玛依开了一家照相馆，拍的照片还在新疆得过奖。可是在一次与当地人的纠纷中，失手将人打成重伤，蹲了四年牢。出狱后一切从头再来，去独山子挖煤，给油田帮工，什么苦都吃了。在新疆干过的活计中，就数拾棉花的活计轻。干了两年，有了点积累，回到老家。回家一看村里人日子过得苦，挣钱的门路又少，便游说闲在家中的妇人们去新疆拾棉花。开始有45个人愿意去，等他买好了车票，要走时却只有15个人了。还未到新疆，他先亏了3000多元的路费。不过还好，和新疆农场方面打电话交涉后，对方答应给他全额报销车费。
我请二位同学去列车上的餐厅吃饭。酒一下肚，便无话不说。他告诉我说：“你以为我是最小的工头吗?不是，还有手下只有四五个人的工头呢。工头的收入是每个民工拾1公斤棉花农场给工头付4分钱，民工多了工头就不用干活。”顿一顿他又说：“其实这趟专列里像我这样的工头多的是，政府组织的民工队越来越少了。”
他没有说醉话，这趟专列的情形就是这样的，政府组织的方式正逐渐被工头带队的方式取代，拾花工由政府号召渐渐过渡到了农民的自发组织。工头呢，大多是像我的同学这样熟悉新疆及内地情况又有些组织才能的人充当。
9月中旬回到西安后，郑姓同学给我打来电话说：“一切都好，我还配了手机，明年我准备带150人再去新疆，让老家的妇女们改改‘宁肯在老家受穷，不愿在外面受苦’的观念。”
四、凌晨2点，民工踏着泥泞的路去了完全陌生的雇主家
经过三天两夜的旅程，下午6点左右，L163次列车终于抵达乌鲁木齐车站。车厢里所有的人都松了口气。涌峪乡的领队找到我，说他要去办车票手续，这拨人让我领着，还是岳宏，带着另外40多位民工已经坐特快列车到了乌鲁木齐。
这事比给人作证好办些。下了车，大家自觉地聚在一起，人地生疏，让他乱跑他还怕掉队呢！环境给了他们遵守纪律的压力，那群让丹凤县就业中心的人头痛的自由散漫的农民从乌鲁木齐火车站开始有了工人的纪律。
去年新疆的棉花遭受冻灾，大减产，拾花工收入不多，所以今年的工人总额略有减少，可是今年新疆的棉花却是几年来收成最好的一年。棉花增产了，拾花工却减少了，一些大的团场派人从站台、出站口直到汽车站一路截留拾花工。陡然间，工头们意识到民工紧俏对劳力价格提升的重要性。原来双方已谈妥了工钱，但现在团场只好与工头、领队们在火车站再做一次交涉，还要防备别的团场抢走人。折腾了一两个小时，民工们才陆续走出火车站。
晚上10点，五辆大客车载着丹凤县的260多人来到了新疆新湖农场四分场五连。连日大雨，使通往五连的道路泥泞万分。在进入连部大院之前，一辆大客车卡在小桥上过不去了，把后面的三辆大客车堵在路上。司机喊大家下车，可是人们看着窗外漆黑的夜幕，再看看车灯照亮的泥泞路面，没有一人响应。犹豫了好一阵，终于还是下车了，出来挣钱的，吃苦受罪大家多少还有心理准备。路上的黄泥不客气，一人粘了一块厚重腻滑的鞋底。
五连的职工早已守候在会议室，女指导员开始给职工们讲注意事项；丹凤县的工头代表上台替拾花工提了关于吃、住、行的要求，也申明一切按当地制度办事。然后，职工们以雇主身份开始选择工人。他们在灯光下聚堆的民工中穿梭，他们选择民工的同时也被民工们选择。在这260余人中，刚毕业的学生、初次出远门的女人们都不自觉地依赖着同行的亲友，沾亲带故的更是不愿分开。五连人均15亩棉田，一个人50天最多可拾10亩棉花，在这个比例下，双方来来回回地调整人数。会议室里，房檐下，成了临时劳务市场，人声嘈杂，大家都瞪大了审视的眼睛，用手势和嘶哑的喊声一次次申明自己的要求。但随着时间的推迟，筋疲力尽的民工们终于松懈了，他们太需要一碗热饭和一张床了，小联盟瓦解得很快，雇主们称心如意地选择好了拾花工。凌晨2点，连部院内终于响起了拖拉机的轰鸣声，七八个人一组站在拖斗里离开了连部，跟着雇主到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去了。
五、雇工和雇主共同找寻着一种融洽的合作办式
四分场的场部被棉田包围着，一望无垠的棉田让人陡生感叹。我们来到连部附近的棉田里。同路赴疆的经历，使我们与拾花工们少了生疏，他们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们的雇主魏乐红家看一看。逛东家，转西家，拾花工们反客为主地招呼着老家来的记者，雇主反而跟在他们身边打哈哈。
魏乐红家有100亩棉田，老两口雇了7个丹凤妇女，人手有些少，又从亲戚家借了两个河南民工。魏家4口人，儿子当兵去了，丫头上高中，一切农活全部由老两口承担。他们算是老新疆了，记得清的是已经有六代人在此生活，但早已不知前辈从何而来。魏乐红待人和善，与雇工关系处得很融洽。早晨起床后，魏大娘就在园里的葡萄架上摘下一盆葡萄给大伙吃，中午又给大家做拉条子吃。在家侍候家人的妇女们颇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给魏家掰玉米棒子锄草，这些活儿不付钱，可她们干得很卖力。有的民工让她们不要干，这些妇女们说：“咋能白吃人家的饭呢？”
魏乐红蹲在田畔对我们说：“我和许多兵团人一样喜欢陕西来的拾花工，陕西人喜欢吃面食，爱干净，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相近；而河南人喜欢吃面糊糊，喜欢吃菜；四川人喜欢吃米饭，要吃炒菜。生活习惯不一样，在一起生活两个月是个麻烦事。”
的确，在各家的采访中我也发现，雇工与雇主之间发生的龃龉，大都与生活习惯的不同有关。在经济上，双方没有直接的冲突，工人的薪酬是由场部统一结算，雇主只管拾花工的吃和住，当然雇主的家庭条件也影响拾花工的吃住条件。
六、拾棉花不是苦差事，要靠灵巧的双手，所以男人总是比女人逊色
这是一个大晴天，露水很重，拾花工们系好白布袋子，戴着统一的白帽子出工了。戴帽子是防止头发落进棉花里影响棉花品级。
摘棉花不是重力气活，所以男人的优势在于扛棉花包、装车卸车、倒空棉花包。但男人消耗的粮食比女人多，所以男性拾花工在被雇主选择时就处于劣势。在五连连部，就有两个男青年没人要。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了一大觉之后，央求工头去找连长说情，才被人勉强接纳。
我跟随的七位拾花工，由三女四男组成，其中有一对母女和一对父子。那位母亲说：“我们萍萍初中刚毕业，今年16岁。”她刚说完小姑娘的年龄就反悔了，立即改口说：“我家萍萍已经18岁了。”其实我碰到的年轻人中，初中刚毕业的不在少数，年龄大都不会超过18岁。这些未谙世事的年轻人在父母亲戚带领下，就开始在新疆棉田里体验生活的艰辛了。
至于那对父子，儿子叫淡昱旗。父亲在南疆工作了20多年，今年刚退休，回到老家屁股还没坐稳就领着刚毕业的儿子回到新疆。父亲很开朗，他说：“嗨，腰弯得都快断了，这活只能让女人干呀！我那儿子，可从来没吃过这苦！”父亲对儿子充满了怜爱之意，但他想让儿子锻炼锻炼，对以后有好处。
可是儿子受不了这个苦差的折磨，不到三个小时，小伙子先是蹲下来拾花，接下来就嚷肚子饥了。吃过雇主送来的馒头，他和贺萍萍及几个年轻人摘下棉桃打起仗来。雇主是个年轻人，坐在棉花包上一声不吭地看热闹。玩了一个小时，淡昱旗弯腰拾了一阵棉花，接着就蹲下去拾，很快蹲变成了跪，膝盖跪痛了，就变成了爬。爬着拾棉花没多久，干脆一翻身垫个棉花包睡过去了。
8点收工时，淡昱旗已经彻底累垮了。他摇摇晃晃地将棉花包扛到大路上，一过秤，才25公斤。一公斤棉花付酬0.40元，他这一天只挣了10元钱。另外的人都比他强，贺萍萍在母亲帮助下拾了46公斤；一个叫刘玲霞的妇女，拾了83公斤。
暮霭四起的时候，拖拉机上堆满了棉花包，我们大家坐在棉花包上，随拖拉机一起颠簸着往连部的仓库走去。
四野笼罩在晚霞里，旷野的景致壮丽无比。夜幕慢慢降临了，淡昱旗在棉花包上，沉沉地睡着了。父亲解下自己的拾花袋子，轻轻盖在儿子的身上，然后扭过头，望着夜幕深处的远方。
七、在一○五团棉田里唱赞美诗的拾花女
在火车上，我们碰到了六位做早课的基督教徒。当第一缕阳光洒进车厢的时候，這六位妇女把座位之间的茶几收拾干净，摆一本《圣经》，唱起了赞美诗。她们虔诚明净的歌声宛如天籁之音，冲击着拥挤在车厢里的每一个人的心。
到新疆后，她们选择到兵团农六师—○五团八连，因为团部所在地有一座基督教教堂。
这天下午，我们在连部附近的棉田里见到了她们。大家都在棉田里忙碌着，她们在人群中显得很沉默。傍晚时分，晚霞绚丽无比。收工了，大家忙着把棉花收拢打包后，她们走到一起，从怀里拿出了一本《圣经》和三本《赞美诗》，在一位瘦小的妇人领唱下，她们一起唱起了圣歌。这歌叫《一同跟主走天涯》：
我们一同离开家，
一同跟主走天涯，
一同举起手，
宣誓传福音，
一同经受风吹雨打，
脸上都有泪花，
心里更有几分牵挂。
冬来到，北风刮，
你的门前是否雪在下？
主的爱使我们心心相印，
阻隔完全被主爱融化，
声声问候里，
我们真诚握手，
还要一同跟主走天涯……
（摘自《民间，民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西去的拾花路给了陕西农民改变生活的希望
在西北，摘棉桃的过程被称作“拾花”。2002年拾花季节到来的日子里，我乘班车来到陕西省丹凤县。有一个少年坐在我旁边，他告诉我，他知道贾平凹，很羡慕这位丹凤老乡。在他的印象里，贾平凹不单是个作家，还是有钱人。他说他想像贾平凹一样走出家乡。他姐姐接连几年到新疆拾棉花，挣够了嫁妆！
丹凤县就业中心在县城一个偏僻的角落。眼下是征召拾花工的旺季，院内院外都贴着“招赴疆拾棉花民工”的布告。就业中心的副主任岳宏，扎着马步，用毛笔在汽车身上写下“新疆拾棉花宣传车”的字样，白底红字，醒目花哨。
丹凤县农村人均年收入只有1000元，每年有6万人外出务工。为了改变农民的生活，县里尽了很大的气力搞劳务输出。吃完午饭，我跟着宣传车一道去丹凤县北山一带招工人。
杨场村的全书霞今年38岁，她的丈夫驾一辆三轮柴油车跑运输，家里五口人，年收入约万元。这样的收入在杨场村算是中上。全书霞是个能干的女人，她已经连续三年去新疆拾棉花了。她家里最大的开支是供娃娃上学，她说，每次离别时，一对儿女都要抱住她的腿不愿松开。她抚着孩子的头说：“妈出去两个月，把学费给你们挣回来。”她是个拾花能手，两个月可以给家里增1000多元的收入。不过今年她去不了，因为大孩子要升初中，她要在家给孩子做口热饭吃。
沿着山沟往上走，我们到了秋树坪的陈小玲家。陈小玲五十开外，已经连续跑了五年的新疆了。1999年，她带着女儿赵丹莉一起去，拾花结束后，女儿留在了烏鲁木齐打工。今年赵丹莉回到家乡，用自己挣的钱重新读书，上了丹凤县卫生学校。
陈小玲家不富裕，三间土坯房里空荡荡的，只有吊着的电灯和赵丹莉身上有英文字母的T恤有一点现代气息。赵丹莉给我们沏茶时，特意从柜子里找出一包糖来，将几个茶杯里倒了许多白糖，然后恭敬地给大家端上。同行的人对我说：“这是丹凤乡下人待客的最好饮料。”
乡下的生活是贫困的，因此人们都非常珍惜每一个改变生活的机会。返回的途中，天空响起了雷声，我们跑到一户人家躲雨，主人也去过新疆拾棉花。随着一个闪电，大雨倾盆而下，我们也走不了了。女主人说：“还没吃饭吧?我给你们盛饭去！”不由分说，一人端来一大碗。说是饭，其实是农村秋季里多得不能再多的两样菜——土豆和豆角炖在一起。土豆是整个的，拳头大小；豆角一折两半，没有肉，放了一点油。厨房里一口两尺直径的大铁锅里全是土豆炖豆角，我们几个人仅仅吃掉了很少的一部分。我问女主人：“煮那么多，一顿吃不了会坏的。”
女主人说：“山里天气凉，坏不了，再说三五天就吃完了！”
同行的女镇长说：“在乡下，老乡差不多都吃这个。你随便吃，管饱！”
二、三天两夜的旅程，20节车厢的拾花工专列向西驶去
8月末，我赶到丹凤县的涌峪乡，在那儿，我要与拾花的民工会合，一同赴新疆。
涌峪的地形是两山夹着一条小溪，溪流两侧的平地或山腰上散布着许多人家。四面环山的涌峪十分静谧，凉风拂过，山野里的蛐蛐声响成一片。
29日凌晨，天麻麻亮，对面的山头上影影绰绰，我坐在溪边等他们。这是一家人，打着火把走了一个半小时天才亮，他们是到达集合点最早的。这家人有三个人要去新疆：少年张东、嫂子和堂嫂。十来岁的儿子第一次出远门，父亲放心不下，一直把张东送到乡政府，又送到县城才转回家。
我又看见了陈小玲，她麻利地从摩托车上下来，肩上斜挎着牛仔背包。
天大亮了，到乡政府集合的民工，坐着各村跑运输的农用三轮车三三两两地赶来了。一会儿的工夫，车上的空间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包袱。时间到了，大客车卷起浓浓尘埃向县城驰去。
下午2点左右，丹凤县的10辆大小客车终于把260多位民工运到了西安火车站。火车站广场不许停车，这些客车像无头苍蝇一样在背巷里绕圈子，左顾右盼不见交警，便像甩包袱一样催促人们下车。惊魂甫定的民工们背上包袱在烈日下往火车站的进站口跑，一时方阵大乱。工头和领队声嘶力竭地喊着名字，一张200多人共用的大票让车站的工作人员和丹凤县领队急了眼，大家都恨不得让每个民工的脸上都写上“我是某地方人，我的领队给我买了票！”的字样。
检票口的纠缠不清浪费了不少时间，当我和民工们汗流如雨地跑到车厢放好行李在人堆里挤着坐下时，火车开动了。这时，涌峪乡的领队挤过来问我见县里的领队岳宏没有。我说：“没有。”
“糟糕，岳宏掉队未上车，大票他拿着，这210多人怎么出站呢？”
领队一把抓住我说：“记者你可不能走，你要给我们作证，我们可是买了票的！”
我说：“好，我作证！”其实我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
列车向西远行，没有一丝风从窗外吹进来，关中腹地的热浪烤干了湿透的衣衫，又让汗液像水一样流下来。车厢顶上的风扇开足马力徒劳地吹着，仍让人闷得透不过气来，只能听见单调的车轮声重复地响着。民工们鸦雀无声，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对视着或者望着窗外。
彭祥杰的拍摄打破了郁闷的氛围。照相机让大家活泛了起来，嘻嘻哈哈地躲闪取乐。人一活动，水的需求空前高涨，女人们三五成群地拿着毛巾围在车厢两边的水龙头前洗手、擦脸。一位乘务员说：“快去找车长补张卧铺吧，过了今晚上，明天这车厢的气味能把人熏倒！”
过了宝鸡，我们在列车长的关照下补了卧铺票，这是乘务员休息室里仅剩的两个空铺。2560公里的旅程，有一张卧铺躺下来睡一觉真是最幸福的了。
第二天早晨，我走进一门之隔的民工车厢，那景象够惨的。所有的空间都被人们利用了，地板上、小几上、水池旁、门后边，横七竖八睡觉的人让你无处落脚。
西行的路上，辛苦在其次，重要的是水。这辆载着2300余名乘客的专列，水总是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抢开水、抢凉水的事便自然产生了。第一天，一位50多岁的妇人双脚就被烫伤了。第三天我见到她时，她的双脚已肿起了拳头大的水泡，我把随身带的红霉素软膏和口服消炎药给了她，希望能缓解她的伤痛。
抢水的事在列车抵达新疆境内的第一块戈壁滩时愈演愈烈，炎热和拥挤让人们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恐慌。车厢之间的通道挤得水泄不通，接了水的出不去，里面的人便高举水杯往外送，车厢晃动了，接水的人失了手，一杯滚烫的开水泼在一个妇人的身上。
在这漫长而艰辛的旅途中，诸如“列车综合征”的病症就容易发生。5号车厢的一位妇女，经过两天两夜枯燥的旅程后，突然精神失常，她撕开自己的衣服，在车厢里乱窜乱跳。车厢里的人们先是一愣，大家回过神来，迅速在列车员的帮助下将这位妇人拉进厕所，穿好衣服喂了镇静剂，方才安静下来。
三、15年前的同学，成了15位拾花人的工头
火车停靠张掖车站，站台广播说停车15分钟，我拎着相机下了车。突然在取景器里我发现了一张熟悉的脸，是我的初中同学！可是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于是我对他说：“嗨，你好！”
我说出了他的籍贯和姓氏，他连连点头，但没认出我！他是我15年前的初中同学，我们曾经一起和人打架，一起接受老师的体罚。我笑了，对他说：“你别走，我马上去车厢里找你。”
刚走进车厢，就听到了一个人在喊我的乳名，这回该轮到我惊愕了。与这男同学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女同学，我的这位郑姓同学如今做了工头，那位雷姓女同学是他手下的一个拾花工。郑姓同学初中毕业后离开学校，在老家陕西汉中的汉江河里淘金，后来只身去新疆闯荡，干过各种苦力，攒了一笔钱，在克拉玛依开了一家照相馆，拍的照片还在新疆得过奖。可是在一次与当地人的纠纷中，失手将人打成重伤，蹲了四年牢。出狱后一切从头再来，去独山子挖煤，给油田帮工，什么苦都吃了。在新疆干过的活计中，就数拾棉花的活计轻。干了两年，有了点积累，回到老家。回家一看村里人日子过得苦，挣钱的门路又少，便游说闲在家中的妇人们去新疆拾棉花。开始有45个人愿意去，等他买好了车票，要走时却只有15个人了。还未到新疆，他先亏了3000多元的路费。不过还好，和新疆农场方面打电话交涉后，对方答应给他全额报销车费。
我请二位同学去列车上的餐厅吃饭。酒一下肚，便无话不说。他告诉我说：“你以为我是最小的工头吗?不是，还有手下只有四五个人的工头呢。工头的收入是每个民工拾1公斤棉花农场给工头付4分钱，民工多了工头就不用干活。”顿一顿他又说：“其实这趟专列里像我这样的工头多的是，政府组织的民工队越来越少了。”
他没有说醉话，这趟专列的情形就是这样的，政府组织的方式正逐渐被工头带队的方式取代，拾花工由政府号召渐渐过渡到了农民的自发组织。工头呢，大多是像我的同学这样熟悉新疆及内地情况又有些组织才能的人充当。
9月中旬回到西安后，郑姓同学给我打来电话说：“一切都好，我还配了手机，明年我准备带150人再去新疆，让老家的妇女们改改‘宁肯在老家受穷，不愿在外面受苦’的观念。”
四、凌晨2点，民工踏着泥泞的路去了完全陌生的雇主家
经过三天两夜的旅程，下午6点左右，L163次列车终于抵达乌鲁木齐车站。车厢里所有的人都松了口气。涌峪乡的领队找到我，说他要去办车票手续，这拨人让我领着，还是岳宏，带着另外40多位民工已经坐特快列车到了乌鲁木齐。
这事比给人作证好办些。下了车，大家自觉地聚在一起，人地生疏，让他乱跑他还怕掉队呢！环境给了他们遵守纪律的压力，那群让丹凤县就业中心的人头痛的自由散漫的农民从乌鲁木齐火车站开始有了工人的纪律。
去年新疆的棉花遭受冻灾，大减产，拾花工收入不多，所以今年的工人总额略有减少，可是今年新疆的棉花却是几年来收成最好的一年。棉花增产了，拾花工却减少了，一些大的团场派人从站台、出站口直到汽车站一路截留拾花工。陡然间，工头们意识到民工紧俏对劳力价格提升的重要性。原来双方已谈妥了工钱，但现在团场只好与工头、领队们在火车站再做一次交涉，还要防备别的团场抢走人。折腾了一两个小时，民工们才陆续走出火车站。
晚上10点，五辆大客车载着丹凤县的260多人来到了新疆新湖农场四分场五连。连日大雨，使通往五连的道路泥泞万分。在进入连部大院之前，一辆大客车卡在小桥上过不去了，把后面的三辆大客车堵在路上。司机喊大家下车，可是人们看着窗外漆黑的夜幕，再看看车灯照亮的泥泞路面，没有一人响应。犹豫了好一阵，终于还是下车了，出来挣钱的，吃苦受罪大家多少还有心理准备。路上的黄泥不客气，一人粘了一块厚重腻滑的鞋底。
五连的职工早已守候在会议室，女指导员开始给职工们讲注意事项；丹凤县的工头代表上台替拾花工提了关于吃、住、行的要求，也申明一切按当地制度办事。然后，职工们以雇主身份开始选择工人。他们在灯光下聚堆的民工中穿梭，他们选择民工的同时也被民工们选择。在这260余人中，刚毕业的学生、初次出远门的女人们都不自觉地依赖着同行的亲友，沾亲带故的更是不愿分开。五连人均15亩棉田，一个人50天最多可拾10亩棉花，在这个比例下，双方来来回回地调整人数。会议室里，房檐下，成了临时劳务市场，人声嘈杂，大家都瞪大了审视的眼睛，用手势和嘶哑的喊声一次次申明自己的要求。但随着时间的推迟，筋疲力尽的民工们终于松懈了，他们太需要一碗热饭和一张床了，小联盟瓦解得很快，雇主们称心如意地选择好了拾花工。凌晨2点，连部院内终于响起了拖拉机的轰鸣声，七八个人一组站在拖斗里离开了连部，跟着雇主到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去了。
五、雇工和雇主共同找寻着一种融洽的合作办式
四分场的场部被棉田包围着，一望无垠的棉田让人陡生感叹。我们来到连部附近的棉田里。同路赴疆的经历，使我们与拾花工们少了生疏，他们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们的雇主魏乐红家看一看。逛东家，转西家，拾花工们反客为主地招呼着老家来的记者，雇主反而跟在他们身边打哈哈。
魏乐红家有100亩棉田，老两口雇了7个丹凤妇女，人手有些少，又从亲戚家借了两个河南民工。魏家4口人，儿子当兵去了，丫头上高中，一切农活全部由老两口承担。他们算是老新疆了，记得清的是已经有六代人在此生活，但早已不知前辈从何而来。魏乐红待人和善，与雇工关系处得很融洽。早晨起床后，魏大娘就在园里的葡萄架上摘下一盆葡萄给大伙吃，中午又给大家做拉条子吃。在家侍候家人的妇女们颇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给魏家掰玉米棒子锄草，这些活儿不付钱，可她们干得很卖力。有的民工让她们不要干，这些妇女们说：“咋能白吃人家的饭呢？”
魏乐红蹲在田畔对我们说：“我和许多兵团人一样喜欢陕西来的拾花工，陕西人喜欢吃面食，爱干净，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相近；而河南人喜欢吃面糊糊，喜欢吃菜；四川人喜欢吃米饭，要吃炒菜。生活习惯不一样，在一起生活两个月是个麻烦事。”
的确，在各家的采访中我也发现，雇工与雇主之间发生的龃龉，大都与生活习惯的不同有关。在经济上，双方没有直接的冲突，工人的薪酬是由场部统一结算，雇主只管拾花工的吃和住，当然雇主的家庭条件也影响拾花工的吃住条件。
六、拾棉花不是苦差事，要靠灵巧的双手，所以男人总是比女人逊色
这是一个大晴天，露水很重，拾花工们系好白布袋子，戴着统一的白帽子出工了。戴帽子是防止头发落进棉花里影响棉花品级。
摘棉花不是重力气活，所以男人的优势在于扛棉花包、装车卸车、倒空棉花包。但男人消耗的粮食比女人多，所以男性拾花工在被雇主选择时就处于劣势。在五连连部，就有两个男青年没人要。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了一大觉之后，央求工头去找连长说情，才被人勉强接纳。
我跟随的七位拾花工，由三女四男组成，其中有一对母女和一对父子。那位母亲说：“我们萍萍初中刚毕业，今年16岁。”她刚说完小姑娘的年龄就反悔了，立即改口说：“我家萍萍已经18岁了。”其实我碰到的年轻人中，初中刚毕业的不在少数，年龄大都不会超过18岁。这些未谙世事的年轻人在父母亲戚带领下，就开始在新疆棉田里体验生活的艰辛了。
至于那对父子，儿子叫淡昱旗。父亲在南疆工作了20多年，今年刚退休，回到老家屁股还没坐稳就领着刚毕业的儿子回到新疆。父亲很开朗，他说：“嗨，腰弯得都快断了，这活只能让女人干呀！我那儿子，可从来没吃过这苦！”父亲对儿子充满了怜爱之意，但他想让儿子锻炼锻炼，对以后有好处。
可是儿子受不了这个苦差的折磨，不到三个小时，小伙子先是蹲下来拾花，接下来就嚷肚子饥了。吃过雇主送来的馒头，他和贺萍萍及几个年轻人摘下棉桃打起仗来。雇主是个年轻人，坐在棉花包上一声不吭地看热闹。玩了一个小时，淡昱旗弯腰拾了一阵棉花，接着就蹲下去拾，很快蹲变成了跪，膝盖跪痛了，就变成了爬。爬着拾棉花没多久，干脆一翻身垫个棉花包睡过去了。
8点收工时，淡昱旗已经彻底累垮了。他摇摇晃晃地将棉花包扛到大路上，一过秤，才25公斤。一公斤棉花付酬0.40元，他这一天只挣了10元钱。另外的人都比他强，贺萍萍在母亲帮助下拾了46公斤；一个叫刘玲霞的妇女，拾了83公斤。
暮霭四起的时候，拖拉机上堆满了棉花包，我们大家坐在棉花包上，随拖拉机一起颠簸着往连部的仓库走去。
四野笼罩在晚霞里，旷野的景致壮丽无比。夜幕慢慢降临了，淡昱旗在棉花包上，沉沉地睡着了。父亲解下自己的拾花袋子，轻轻盖在儿子的身上，然后扭过头，望着夜幕深处的远方。
七、在一○五团棉田里唱赞美诗的拾花女
在火车上，我们碰到了六位做早课的基督教徒。当第一缕阳光洒进车厢的时候，這六位妇女把座位之间的茶几收拾干净，摆一本《圣经》，唱起了赞美诗。她们虔诚明净的歌声宛如天籁之音，冲击着拥挤在车厢里的每一个人的心。
到新疆后，她们选择到兵团农六师—○五团八连，因为团部所在地有一座基督教教堂。
这天下午，我们在连部附近的棉田里见到了她们。大家都在棉田里忙碌着，她们在人群中显得很沉默。傍晚时分，晚霞绚丽无比。收工了，大家忙着把棉花收拢打包后，她们走到一起，从怀里拿出了一本《圣经》和三本《赞美诗》，在一位瘦小的妇人领唱下，她们一起唱起了圣歌。这歌叫《一同跟主走天涯》：
我们一同离开家，
一同跟主走天涯，
一同举起手，
宣誓传福音，
一同经受风吹雨打，
脸上都有泪花，
心里更有几分牵挂。
冬来到，北风刮，
你的门前是否雪在下？
主的爱使我们心心相印，
阻隔完全被主爱融化，
声声问候里，
我们真诚握手，
还要一同跟主走天涯……
（摘自《民间，民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