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难频发,问题何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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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难频发,问题何在?
  杜明达
  
  近几年来,全国发生多起不同形式的重大矿难,死伤人数令人震动。中央领导及矿业安全主管部门不能说对此不重视,但往往顶风作案者有之,成功瞒报及私了者有之,我们不得不思考,矿难屡发,问题何在?
  从受难者大多为经济较不发达地区的农民工来看,他们没有一份说得过去的、像样的薪酬,但他们仍然不辞辛苦、不畏死亡而下坑下井采矿,这是为何?原因自然是我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如果不先普遍改善各地经济状况(尤其是加大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消灭贫困,这个问题将难以解决,也就做不到真正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
  从矿主们屡教不改,效尤者屡屡有之来看,我们的打击力度、法制预防措施还是需要进一步完善。个别地方政府因矿山是一种财源而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些领导干部还瞒报事故,对此国家必须依法严惩。我们甚至建议,凡是有职工的地方或单位就必须有工会组织,即使是矿场也不例外。如果职工没有自己的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应有权利,应由所在地工会派员组织,监督生产厂家有关工作,分担职工劳动保障、职工教育、福利等工作。
  另外,对于没有发生人员伤亡的矿井,也必须狠抓工作环境、安全设施、工作制度,不能等到出了大事故我们才亡羊补牢。令人记忆犹新的是,2004年西班牙发生烧毁华裔鞋商店铺事件后,西班牙记者来华考察发现,中国部分制鞋业的工人劳动条件堪忧。甚至个别标有“中国制造”的廉价鞋竟然是在空气恶劣、超时作业、报酬低廉的劳动中生产出来的。对此,我们不得不警惕啊!
  值得一提的还有,我们必须意识到改革能源结构的问题,要尽快研究与煤层共生的可燃瓦斯抽取、利用之良法,逐步改变对以煤、石油等能源为主的依赖,要开发出新的清洁、高效能源。这不仅仅利于减少矿难,也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甚至也是利于环保建设的长久之计。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制节目?
  正 一
  
  我印象中CCTV最早的法制节目是《今日说法》,开始的时候还经常收看,后来就慢慢地觉得没意思了,也许是自己选择了法律专业以后,觉得它已经不能满足自己的知识需求。我经常会想为什么这些节目不能吸引观众的兴趣?
  法制节目是越来越多了,CCTV有四五个节目,地方台也会有自己的节目,渐渐发现这些节目的特点几乎千篇一律的是以公安部门如何打击犯罪,特别是大案要案的纪实节目为主。好像在制作者看来,宣扬法治精神无非仅仅就是告诫人民不要犯罪以及震慑犯罪分子。是制作者的水平如此,还是基于收视率或其他因素的考虑?毕竟从收视率的角度来讲,警察的冲锋陷阵、破获犯罪的悬念也许比民事纠纷中的家长里短更能吸引眼球。我们知道,在以法治国的理念中,打击犯罪无论如何也不是法治的所有的应有内容,法治的内涵远比这宽广。公民对行政侵权的受救济和普通市民在生活中所涉及到的各种利益纠纷同样应是重要内容。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老百姓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被告诫不要犯罪,而是还要被告知如何在生活错综复杂的利益纠纷中以法律的手段来解决私人事务和维护个人利益。什么行为是犯罪,很多是人们以日常生活的经验完全能够理解,不需要他人反复说明的。防止公权力滥用、市民社会的自治以及自我责任精神也应该是重要的内容。指导在行政侵权或者在其他行政纠纷中,公民如何以法律维权,等等,这些方面,我们的法制节目却关心得还很不够。
  
  边学法,边犯法?
  胡 健
  
  据《新京报》2005年4月12日载,三天前高教自考开考的当天凌晨,扬言爆炸的考生被北京海淀警方抓获。这位考生所报考的专业是法律专业,“涉嫌散布恐怖信息,危害公共安全”。 看来他是“知法犯法”啊!他对法律条文可能烂熟于胸,但是内心却没有真正建立起对法律的信仰。法治本是法律职业群体的宗教,但是,他和一些法律人一样,对法律的信仰一次次向社会现实低下了骄傲的头。
  强世功先生在对北大法学院的本科毕业生发表的一次演讲中痛心地指出:“法律吸引你们的不是真理,而是职业,与金钱、身份和地位联系在一起的职业。”诚哉斯言!法学成为热门学科、法律职业吃香并不必然标志着法治的进步。如果不对法律人的功利化、市侩化、信仰缺失的趋向加以警惕,法律人就会成为法治进程的敌人。当人们学习法律的目的被庸俗化,不向真理低头而只向金钱屈膝,那么“边学法边犯法”将是极难避免的。
  
  我们的听证制度问题出在哪?
  罗堃
  
  4月13日,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举行公众听证会。由此,我想到了前不久,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就北京地区故宫博物院等6个世界文化遗产游览参观点申请上涨门票价格一事举行了听证会。听证会上,代表们基本认可涨价,而广大市民则基本上持反对意见。听证代表的意见为何与公众意见的差别如此之大?其实,这次世界文化遗产拟涨价听证会所产生的问题只是中国众多听证会中的一个缩影。听证制度固然是政治文明发展的产物,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认清问题的实质,听证制度就只具有民主之名,而难有民主之实。
  当前,听证制度存在以下四个问题:首先,听证代表产生方法不科学。听证会的主办方很少用大幅广告做宣传,而是采取网络方式或是小范围内通知的形式。这两种方法虽节约经费,但召集方式的非公开性,导致某些主办方钻空子。有些听证会的主办方为了顺利过关,于是选择性地指定或邀请听证代表来参加。在听证会上,这些所谓的“代表们”和主办方一问一答,高度一致,犹如一场听证“双簧”。其次,听证程序不够规范。各个地方的听证程序有简有繁,各不相同。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灵活机动的形式,比较适合国家某一时期的实际需要。但是,这种具体操作规则不统一的弊端,已经妨碍到行政管理权的正当行使,妨碍到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正当行使。再次,听证信息不对等。现实中的听证会基本上还是依靠信息资源优势巨大的政府或企业单方面提供的信息作为谈资,政府、企业的代表和消费者代表的信息来源程度有着巨大的差异,在这种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如果听证主办方要求涨价,那么,他提出的每一个理由都会非常充足,显得非常有说服力;而消费者代表也就很难对申请人所提出的论据材料进行实质性地对质和反驳。最后,听证结果不透明。许多价格听证尽管给当事人或利益关系人以口头或书面陈述的机会,尽管听证会往往能够一石激起千层浪,但听证结果却经常是石沉大海,音讯全无。更有甚者,当决策出现偏差、引起异议后,有的人就把失误说成是听取“民意”的结果,把听证当成了“挡箭牌”,为推卸责任找到了冠冕堂皇的借口。
  
  要关注和解决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
  郑晓东
  
  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全体中国人民都是受益者,但是,应该看到: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人群受益程度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正在拉大,“三农”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已成为困扰中国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难题。因此,均衡社会财富应该引起重视,使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最强音”。“两会”后应该推动中国从制度上建立和完善企业和个人财富调节和回馈社会的机制和渠道。
  解决社会弱势群体诉求是社会稳定的关键。当前,突发性群体事件比较突出,处理起来比较复杂,往往是多数人的合理要求和少数人的无理要求相互交织在一起,多数人的过激行为和少数人的违规行为相互交织在一起。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产生许多负面影响。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途径,是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的重要途径,民间社会应该有更多的合法渠道来代理他们的利益诉求,让他们宣泄自己的诉求,实现自己的利益表达,这是减少群体事件的有效途径。
  
  引入“海归”人员既要慧眼又要机制
  胥家宏
  
  近年来,许多海外留学人员及科技、商业人士纷纷回国效力,为祖国经济建设做出很大贡献。我们看到,一些地方也纷纷召开“博士回国洽谈会”、“人才回国会”,以显示吸引和重视人才的决心和力度。例如,有些地方为海外归国人员列出的特惠是,回国参会提供免费机票,工作一年即可获安家费1-5万元。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个别海外归国人员去年在这个城市获得额外“奖金”,今年又到另外一个地方获得一笔“奖金”,明年再到别的地方获得一笔“奖金”。
  在我国许多城市也多次发生类似情况。美国硅谷几位“下岗工程师”到我国某市发展,这些人里有的回国后并没有积极地去创收利税,而是千方百计利用一切关系在科委、计委申请项目审批、申请项目资金。短时间内,他们竟聚敛了不少财富。此景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也向我们揭示出在归国人员引用制度上依然存在的漏洞。
  针对这种情况,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如国家科委、教委等单位,应当联合组成“海外人才回归评估、鉴定工作小组”。该小组要建立“海归人员资源库”,疏通信息交流渠道,并负责对“海外归国人员”审查、评估、鉴定、使用以及项目立项等事宜。在祖国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既要有慧眼“吸纳人才”,又要谨慎、认真,完善机制,做到人尽其才,要对国家经济发展负责,要对人民负责。
  
  今年全国人大会议选举办法上的一个新举措
  任宝祥
  
  全国人大会议近期制定了新的选举办法,规定代表选举时无论是投赞成票、反对票或者弃权票,都要在选票上划上相应的符号,不作任何符号的为废票。这种做法是我国选举办法的一大改革,是我国民主进程中的一大进步,它真正还原了“无记名投票”的真实内涵。近年来,在我国地方人大、政协和党派的选举中,普遍采用投赞成票的不在选票上划任何符号的作法,甚至规定选举时不准自己带笔,必须使用大会提供的专用笔,致使一部分想投反对或弃权票的同志不敢动笔,出现几乎所有被选举人全票当选或高票当选的不真实现象,失去了“无记名投票”的真实意义。建议将全国人大的这种新的选举办法逐步推广到地方各类选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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