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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以及在红军长征初期战略转移中的接连重创，使得党和红军处于生死边缘。遵义会议在这一危急时刻，“重整行装再出发”，以科学运行党内政治生活化解党内分歧、消除党内矛盾，实现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关键词]遵义会议；党内政治生活；党的政治建设；党的纪律
[中图分类号] D262.1；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3-0020-04
2018年1月11日上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曾不止一次地成功化解来自内外的风险，以至在命悬一线的危险中转危为安，这与党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1]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科学运行党内政治生活，独立自主解决了党中央军事、组织问题，是我们党“重整行装再出发”的成功范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党在思想理论上不成熟，接二连三犯“左”倾错误。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使中央苏区和红军招致严重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遵义会议前夕是中国革命环境和局势最为险恶，遭受挫折最频繁的时期，党和红军处于生死边缘。
（一）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致使党内思想分歧严重。幼年时期的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内政治生活长期受到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中央苏区时期“左”倾错误的长期积累，导致党内一言堂现象严重；组织干部路线上，“钦差大臣”满天飞，以执行“国际路线”的名义在党内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思想作风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盛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在红军战略转移和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博古、李德不仅犯了原则上的错误，而且独断专行，以至于压制批评意见。像红军突围这样巨大的转变，不但没有“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2]。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下达的一系列命令、指示、通知，多以“绝对秘密”为由，严禁向干部和战士传达，也“不在党内和部队中进行必要的思想动员”[3]。因此，当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时，广大指战员甚至许多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都没有思想准备或准备不充分。“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的行动。”[4]这自然使党和红军处于情绪恐慌和思想混乱的氛围之中。
（二）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危及军委集体领导。由于“左”倾中央不仅否定了毛泽东、朱德在前几次反“围剿”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正确的战略战术，而且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等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致使中央苏区和红军力量几乎丧失殆尽，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8日，中革军委确定参加战略转移人员“总共86859人”[5]，长征初期就遭受5万余人的重大损失。“过第一道封锁线减少了3700人，过第二道封锁线减少了9700余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损失了8600余人，抢渡湘江时锐减30500余人”[6]，即“从红军出发到这时，中央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7]。军事领导的战略戰术的错误，致使党和红军处于生死边缘。针对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无视军委集体领导、压制军委内部不同意见、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中共中央着力于恢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集体领导的权威，急切需要党在组织上、军事上实现根本性的转变。
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处于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一关键地位的确立，则得益于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
（一）党内政治生活的恢复是遵义会议成功召开并实现历史转折的前提。在遵义会议前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造成了一系列消极后果，这使红军指战员对军事路线普遍产生怀疑。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遭受的重创，使广大红军指战员看清了“左”倾路线的严重危害，也使大家萌生了取消博古、李德最高军事指挥权和恢复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强烈愿望：“广大干部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临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8]
首先，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党内政治生活科学运行的逻辑必然。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一方面，党内思想分歧严重，另一方面，在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许多人深感焦虑。如吴黎平说：“红军再不改变打法，那就毫无出路。”[9]于是，召开党的高层会议，科学运行党内政治生活，凝聚共识，结束错误的军事路线，成为当时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的迫切要求。事实上，当红军长征到达湖南临武时，毛泽东和张闻天专门找中革军委三人团提意见和建议，指出：“撤离中央苏区，这么大的事，政治局都没开会商量，你们几个人就决定了。现在是不是应当召开个会议？统一一下认识，集中解决红军究竟转移到什么地方去？走哪条路线？到了那里又干什么？不能让全体指战员稀里糊涂跟着你们转来转去瞎跑路。”[10]这一意见表达的是恢复党内政治生活的强烈愿望。在长征途中，毛泽东曾主动找到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开始后中央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他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周恩来回忆：“从黎平往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激烈，在争论的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11]召开遵义会议，解决党内分歧的条件日益成熟。 其次，遵义会议是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原则的生动体现。遵义会议从形式到内容都表明，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原则已被激活。一是遵义会议出现了空前的民主氛围。因为与会者都是长征途中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者，他们在会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表达了自己对中央苏区后期和长征初期军事路线问题的意见，直接交流讨论，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二是遵义会议遵循了民主程序。例如，会议首先由博古做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副报告；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反对“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的报告。同时，与会者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三是遵义会议决议的形成也遵循了民主程序。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12]。张闻天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是在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县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的。也就是说决议不是会前准备好的，它是在充分尊重党员民主权利基础上，会后经过几上几下的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后才形成了正式文件的。
最后，遵义会议上多数同志坚持党性原则，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遵义会议上，博古既是会议主持人，又处于被审查的地位，但他却表现出应有的党性修养。如伍修权回忆：“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13]而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人都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耐心疏导、以理服人，虽然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但出发点是挽救党和红军，因而始终遵循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所以，遵义会议一改过去“左”倾中央所采取的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的做法。虽然党内存在严重分歧，但没有走向分裂，达到了团结和统一，关键在于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博古后来曾回忆说：“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组织上也做了结论。”[14]
（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遵义会议运行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内容。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政治优势，遵义会议的成功在于充分发扬了这一作风，达到了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的实际情况，要求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内容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即先找错、认错，进而纠错，否则无法统一思想。由于遵义会议正确地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才顺利地实现了党在军事路线和组织上一次成功的调整和转变。
首先，会议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事实上，这次党内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交锋在长征之初就开始了。周恩来回忆说：“过了湘江后，毛主席提出讨论失败问题。”[15]“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16]经过争论，大家已经找到了错误之所在及其严重危害。因此，在遵义会议上，与会者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给予了严厉批评。周恩来明确承认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的错误，批评了博古“短促突击”和拼消耗等错误，在主观上明显与李德、博古划清界限。周恩来后来谈到：“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当时错误领导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17]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与会同志相继发言，对博古的总结报告进行了批评。在此基础上，会议决议指出了“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18]，“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19]等不正常现象，深刻揭示了错误的根源及危害。
其次，主要领導人带头进行自我批评。遵义会议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深刻自我批评的典范。例如，周恩来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报告，他以军委负责人的身份，重点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责任。周恩来的大公无私、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正确态度，对扭转会议形势起到了关键作用。博古尽管强调了军事失败的诸多客观原因，但也对军事路线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检讨。在会议的最后，他还表示，“同意对个别战略和战术决策的批评，并愿意为实现遵义会议确立的路线忠诚地进行协作”[20]。
最后，在开展批评的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避免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错误的发生。遵义会议上，与会大多数同志秉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既揭露了问题，又团结了同志。由于遵义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思想，分清是非，纠正错误，持不意见者虽然发生了激烈争论，但形成了“不计个人恩怨，服从革命大局”的良好政治氛围，最终达到党内的团结和统一。遵义会议始终坚持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21]遵义会议党内政治生活的科学运行，推动着党的领导集体及中共党员个人走向成熟。据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22]
（三）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铁的纪律是科学运行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保障。民主集中制的第一要义在于发扬和扩大党内的民主，因为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所谓集中，就是“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23]。事实上，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以党内政治生活促成历史转折的成功案例，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纪律发挥了关键作用。根据陈云手稿中记载，在“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24]。也就是说，会上还有不同意见。但因依照党的纪律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党员必须尊重党组织的决定。博古虽不完全承认错误，但他还是顾全大局，选择了服从党的纪律。所以，会议最后顺利实现了组织上的调整，即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5]，“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26]。总之，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纪律是科学运行党内政治生活的前提条件，是遵义会议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并实现历史重大转折的关键所在。
遵义会议距今虽已经83年，但回顾其运行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对于今天党的自身建设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一）党内政治生活是维护党的生命的重要环节。遵义会议作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一重要历史地位的确立就在于它维护了党的生命。如果不是靠发扬党内民主、实事求是地检讨已经发生的错误，也就不会有会议的顺利召开；如果不是会议上充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不会准确地找到错误的根源；如果不是有党的政治纪律作保障，恐怕军事路线的扭转和组织的调整不会那么顺利。遵义会议是靠正确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化解党内分歧，凝聚共识，消除危机，维护党的生命的成功案例。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都充分证明党内政治生活是维护党的生命和开辟党的事业的重要因素。
（二）党内政治生活的核心是政治纪律。“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纪律性要求党组织和党员的言论、行动在政治上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高度一致，要求党员及党的组织必须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做到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政治纪律是保持党的高度统一和团结，以实现党的各项任务的根本保证，“必须实行正确的集中，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27]。纪律严明，特别是严肃政治纪律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遵义会议上，即便有观点对立、激烈的争辩，但最终能够消除分歧、化解矛盾，并能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是以服从于党的政治纪律，即服从党的最高利益为前提的。博古受到批评并被取消了军事指挥权，但是并没有选择背叛革命或者另立“中央”分庭抗礼，而是做到了少数服从多数，服从会议决议，这显然在于他遵守了党的政治纪律。
（三）党内政治生活必须正常化、科学化。党内政治生活正常、科学运行是我们党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保障。遵义会议前，党和红军之所以遭受巨大损失，显然与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即缺乏民主协商有关。据伍修权回忆：“李德自持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利用中国同志对共产国际的尊重，取消军事的集体领导，实行个人的专权，专横跋扈，独断独行。”[28]而遵义会议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恢复了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1962年，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从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党的生活制度，树立了一套好的传统作风。”[29]遵义会议上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科学化，主要在于其形成了发扬民主和纠正错误的机制，即：一是实事求是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找错、认错。二是从团结—批评—团结的愿望出发开展批评，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代替了惩办主义。例如，在行军途中，周恩来主动与博古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帮助博古化解思想包袱，使其坚定地支持党中央的决定。三是从会议内容到《决议》的最终形成，体现了遵循民主程序的原则。四是集中多数人的意见，在服从真理、服从中国革命根本利益、形成统一认识的前提下，实现军事路线的转变和组织的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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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建党100周年研究”系列课题“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会议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7BHC006）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 捷
[关键词]遵义会议；党内政治生活；党的政治建设；党的纪律
[中图分类号] D262.1；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3-0020-04
2018年1月11日上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曾不止一次地成功化解来自内外的风险，以至在命悬一线的危险中转危为安，这与党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1]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科学运行党内政治生活，独立自主解决了党中央军事、组织问题，是我们党“重整行装再出发”的成功范例。
一、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是促使遵义会议召开的深层次因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党在思想理论上不成熟，接二连三犯“左”倾错误。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使中央苏区和红军招致严重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遵义会议前夕是中国革命环境和局势最为险恶，遭受挫折最频繁的时期，党和红军处于生死边缘。
（一）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致使党内思想分歧严重。幼年时期的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内政治生活长期受到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中央苏区时期“左”倾错误的长期积累，导致党内一言堂现象严重；组织干部路线上，“钦差大臣”满天飞，以执行“国际路线”的名义在党内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思想作风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盛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在红军战略转移和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博古、李德不仅犯了原则上的错误，而且独断专行，以至于压制批评意见。像红军突围这样巨大的转变，不但没有“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2]。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下达的一系列命令、指示、通知，多以“绝对秘密”为由，严禁向干部和战士传达，也“不在党内和部队中进行必要的思想动员”[3]。因此，当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时，广大指战员甚至许多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都没有思想准备或准备不充分。“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的行动。”[4]这自然使党和红军处于情绪恐慌和思想混乱的氛围之中。
（二）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危及军委集体领导。由于“左”倾中央不仅否定了毛泽东、朱德在前几次反“围剿”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正确的战略战术，而且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等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致使中央苏区和红军力量几乎丧失殆尽，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8日，中革军委确定参加战略转移人员“总共86859人”[5]，长征初期就遭受5万余人的重大损失。“过第一道封锁线减少了3700人，过第二道封锁线减少了9700余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损失了8600余人，抢渡湘江时锐减30500余人”[6]，即“从红军出发到这时，中央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7]。军事领导的战略戰术的错误，致使党和红军处于生死边缘。针对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无视军委集体领导、压制军委内部不同意见、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中共中央着力于恢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集体领导的权威，急切需要党在组织上、军事上实现根本性的转变。
二、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促成了遵义会议重大的历史转折
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处于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一关键地位的确立，则得益于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
（一）党内政治生活的恢复是遵义会议成功召开并实现历史转折的前提。在遵义会议前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造成了一系列消极后果，这使红军指战员对军事路线普遍产生怀疑。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遭受的重创，使广大红军指战员看清了“左”倾路线的严重危害，也使大家萌生了取消博古、李德最高军事指挥权和恢复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强烈愿望：“广大干部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临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8]
首先，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党内政治生活科学运行的逻辑必然。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一方面，党内思想分歧严重，另一方面，在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许多人深感焦虑。如吴黎平说：“红军再不改变打法，那就毫无出路。”[9]于是，召开党的高层会议，科学运行党内政治生活，凝聚共识，结束错误的军事路线，成为当时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的迫切要求。事实上，当红军长征到达湖南临武时，毛泽东和张闻天专门找中革军委三人团提意见和建议，指出：“撤离中央苏区，这么大的事，政治局都没开会商量，你们几个人就决定了。现在是不是应当召开个会议？统一一下认识，集中解决红军究竟转移到什么地方去？走哪条路线？到了那里又干什么？不能让全体指战员稀里糊涂跟着你们转来转去瞎跑路。”[10]这一意见表达的是恢复党内政治生活的强烈愿望。在长征途中，毛泽东曾主动找到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开始后中央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他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周恩来回忆：“从黎平往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激烈，在争论的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11]召开遵义会议，解决党内分歧的条件日益成熟。 其次，遵义会议是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原则的生动体现。遵义会议从形式到内容都表明，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原则已被激活。一是遵义会议出现了空前的民主氛围。因为与会者都是长征途中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者，他们在会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表达了自己对中央苏区后期和长征初期军事路线问题的意见，直接交流讨论，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二是遵义会议遵循了民主程序。例如，会议首先由博古做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副报告；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反对“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的报告。同时，与会者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三是遵义会议决议的形成也遵循了民主程序。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12]。张闻天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是在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县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的。也就是说决议不是会前准备好的，它是在充分尊重党员民主权利基础上，会后经过几上几下的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后才形成了正式文件的。
最后，遵义会议上多数同志坚持党性原则，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遵义会议上，博古既是会议主持人，又处于被审查的地位，但他却表现出应有的党性修养。如伍修权回忆：“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13]而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人都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耐心疏导、以理服人，虽然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但出发点是挽救党和红军，因而始终遵循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所以，遵义会议一改过去“左”倾中央所采取的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的做法。虽然党内存在严重分歧，但没有走向分裂，达到了团结和统一，关键在于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博古后来曾回忆说：“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组织上也做了结论。”[14]
（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遵义会议运行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内容。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政治优势，遵义会议的成功在于充分发扬了这一作风，达到了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的实际情况，要求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内容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即先找错、认错，进而纠错，否则无法统一思想。由于遵义会议正确地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才顺利地实现了党在军事路线和组织上一次成功的调整和转变。
首先，会议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事实上，这次党内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交锋在长征之初就开始了。周恩来回忆说：“过了湘江后，毛主席提出讨论失败问题。”[15]“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16]经过争论，大家已经找到了错误之所在及其严重危害。因此，在遵义会议上，与会者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给予了严厉批评。周恩来明确承认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的错误，批评了博古“短促突击”和拼消耗等错误，在主观上明显与李德、博古划清界限。周恩来后来谈到：“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当时错误领导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17]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与会同志相继发言，对博古的总结报告进行了批评。在此基础上，会议决议指出了“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18]，“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19]等不正常现象，深刻揭示了错误的根源及危害。
其次，主要领導人带头进行自我批评。遵义会议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深刻自我批评的典范。例如，周恩来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报告，他以军委负责人的身份，重点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责任。周恩来的大公无私、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正确态度，对扭转会议形势起到了关键作用。博古尽管强调了军事失败的诸多客观原因，但也对军事路线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检讨。在会议的最后，他还表示，“同意对个别战略和战术决策的批评，并愿意为实现遵义会议确立的路线忠诚地进行协作”[20]。
最后，在开展批评的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避免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错误的发生。遵义会议上，与会大多数同志秉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既揭露了问题，又团结了同志。由于遵义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思想，分清是非，纠正错误，持不意见者虽然发生了激烈争论，但形成了“不计个人恩怨，服从革命大局”的良好政治氛围，最终达到党内的团结和统一。遵义会议始终坚持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21]遵义会议党内政治生活的科学运行，推动着党的领导集体及中共党员个人走向成熟。据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22]
（三）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铁的纪律是科学运行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保障。民主集中制的第一要义在于发扬和扩大党内的民主，因为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所谓集中，就是“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23]。事实上，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以党内政治生活促成历史转折的成功案例，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纪律发挥了关键作用。根据陈云手稿中记载，在“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24]。也就是说，会上还有不同意见。但因依照党的纪律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党员必须尊重党组织的决定。博古虽不完全承认错误，但他还是顾全大局，选择了服从党的纪律。所以，会议最后顺利实现了组织上的调整，即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5]，“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26]。总之，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纪律是科学运行党内政治生活的前提条件，是遵义会议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并实现历史重大转折的关键所在。
三、遵义会议科学运行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启示
遵义会议距今虽已经83年，但回顾其运行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对于今天党的自身建设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一）党内政治生活是维护党的生命的重要环节。遵义会议作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一重要历史地位的确立就在于它维护了党的生命。如果不是靠发扬党内民主、实事求是地检讨已经发生的错误，也就不会有会议的顺利召开；如果不是会议上充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不会准确地找到错误的根源；如果不是有党的政治纪律作保障，恐怕军事路线的扭转和组织的调整不会那么顺利。遵义会议是靠正确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化解党内分歧，凝聚共识，消除危机，维护党的生命的成功案例。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都充分证明党内政治生活是维护党的生命和开辟党的事业的重要因素。
（二）党内政治生活的核心是政治纪律。“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纪律性要求党组织和党员的言论、行动在政治上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高度一致，要求党员及党的组织必须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做到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政治纪律是保持党的高度统一和团结，以实现党的各项任务的根本保证，“必须实行正确的集中，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27]。纪律严明，特别是严肃政治纪律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遵义会议上，即便有观点对立、激烈的争辩，但最终能够消除分歧、化解矛盾，并能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是以服从于党的政治纪律，即服从党的最高利益为前提的。博古受到批评并被取消了军事指挥权，但是并没有选择背叛革命或者另立“中央”分庭抗礼，而是做到了少数服从多数，服从会议决议，这显然在于他遵守了党的政治纪律。
（三）党内政治生活必须正常化、科学化。党内政治生活正常、科学运行是我们党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保障。遵义会议前，党和红军之所以遭受巨大损失，显然与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即缺乏民主协商有关。据伍修权回忆：“李德自持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利用中国同志对共产国际的尊重，取消军事的集体领导，实行个人的专权，专横跋扈，独断独行。”[28]而遵义会议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恢复了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1962年，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从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党的生活制度，树立了一套好的传统作风。”[29]遵义会议上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科学化，主要在于其形成了发扬民主和纠正错误的机制，即：一是实事求是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找错、认错。二是从团结—批评—团结的愿望出发开展批评，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代替了惩办主义。例如，在行军途中，周恩来主动与博古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帮助博古化解思想包袱，使其坚定地支持党中央的决定。三是从会议内容到《决议》的最终形成，体现了遵循民主程序的原则。四是集中多数人的意见，在服从真理、服从中国革命根本利益、形成统一认识的前提下，实现军事路线的转变和组织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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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建党100周年研究”系列课题“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会议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7BHC006）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