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各行业各地区正陆续推出“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把取得一批重大科技成果作为科技发展目标。科技规划是为指导较长时期内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而制定的一种综合性规划，包括发展方向、规划目标、主要政策和重要措施等方面，是科技发展方针政策的客观表现和具体化，反映科技发展的水平和科技体制改革的进程。科技规划能促进科学技术协调发展，但规划的重大专项一定能产生重大科技成果吗?
　　以20世纪我国颁发的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这三大国家级科技奖励为例，考察其与历次国家科技规划的关联，似可初见端倪。
　　国家自然科学奖自颁发到上世纪90年代末共有一等奖28项，其中能从历次科技规划中找到对应关系的奖励7项，仅占25％。包头九中物理老师陆家羲完成的“关于不相交STEINER三元系大集的研究”，获得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完全是由非职业科学家完成的重大成果；梁思成等完成的“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保护的研究”同期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也没有出现在国家科技规划中。
　　国家技术发明奖自1979年开始颁发，至1999年共颁发38项一等奖和1项特等奖。这39项获奖项目除5项为军工、国防类保密项目外，其余34均为民用。其中有10项获奖项目未体现在规划中，民用类获奖成果源于国家科技规划的比例占71％。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上手或全手指缺失的再造技术”获1983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开始这项研究的缘由是为一名青年工人的右手进行再植；上海灯泡厂女工程师王菊珍发明的“钨铈电极”获1987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但也从未被列入国家科技规划，她的发明起初只是出于对工友生命健康的关心。
　　自颁发国家科技进步奖以来，共评选出56项特等奖，其中民用项目获奖22项。这些民用项目中，源于国家科技规划的占95％。这些获奖成果多数属于重大工程类，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宝钢工程施工技术、秦山核电站设计与建造等，是历次规划中的重点项目；不过也有如1996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ABT生根粉系列的推广”项目并未在历次科技规划中体现。
　　从科技奖励的获奖情况和科技规划的对应关系看，自然科学奖与科技规划关联性最弱，技术发明奖次之，科技进步奖与科技规划关联性最强。虽然基础科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但却有其不可预见性；基础科学重大研究成果属于原创性，一般不易简单规划出来。而技术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依据，利用已有的知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创造型技术发明往往与想象、猜测、直觉、灵感密切相关，与自然科学研究一样不易预见，即使做出规划也未必能够出好的成果；改进型技术发明可以新的科学发现为前提，在很多情况下是靠长期的经验积累和摸索，总体来说是可预见的。只有重大工程具有集成已有多种技术的特点，在现有各项技术基础上进行集成创新活动，进行规划则大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