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风云激荡的岁月迷雾，历史常留给人们的是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余楠秋，经历了清末、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他的故事总与祖国命运紧紧相连，映射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义。

一个梦想，两代人的追求

　　清朝末年，西方列强争相瓜分中国，湖南人“忧国忧民”的热血开始沸腾，前仆后继投身民族解放洪流。余楠秋就这样在风云激荡的历史中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演绎了一出教育强国的梦想剧。
　　余楠秋的教育报国思想可以追溯到父亲余肇升。在湖南省长沙县，余姓是一个名门望族。余肇升深受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影响，主张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他认为，要实现国富民强，必须大力发展教育。
　　日本作为亚洲最早向欧美发达国家学习，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成为我国早期走出国门的留学生的首选地。余肇升同样选择赴日留学，研学教育。学成回国后，余肇升开始在家乡长沙县创办义学，聘请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任教，积极推广新式教育。余肇升的新式学堂在长沙县受到热烈欢迎，影响也越来越大，他先后主持修建了长沙府中学堂（后改名长郡中学）、古稻田女子师范等40余所新式学校。
　　为教育和引导民众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余肇升将5个子女全都送到国外求学。余楠秋是他最小的兒子，1914年考取清华学校庚子赔款留美预备班，后赴美进入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攻读历史及文学专业。在美国求学期间，余楠秋深感祖国贫弱，受人歧视，于是奋发学习，1922年，怀着满腔热忱回国，投身教育事业。
　　回国之后，他先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很快便受到时任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的邀请，当时，复旦大学设有文科、理科、商科三科，余楠秋任文科学长。1929年，余楠秋调任复旦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并先后兼任外国文学系及历史系主任。“复旦大学文学院办得像模像样，到了他才立了坚固的基础”“余教授深受李登辉老校长器重，他本人也像老校长那样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复旦”，复旦大学校史里这样评价余楠秋，他被誉为“复旦的功臣”。
　　余楠秋一生撰写和翻译了大量著作，主要有《欧洲近代现代史》《法国革命伟人传》等，为国内知识分子系统介绍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的发展经验，是我国早期传播西方文明的专家。

救亡图存，挺起文人的脊梁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的情报机关和特务在上海的活动已经十分猖獗，余楠秋感受到了国难当头的危机。早在北洋政府时期，余楠秋就敏锐地觉察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野心，他在《新评论》上发表《日本近年来外交政策之真面目》，揭露日本的真面目：“日本近年来之外交政策，不外乎阴谋诡计，狡猾欺诈，欲达其帝国主义之野心而已！”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野心完全暴露，为唤醒民众，凝聚民心，余楠秋发表大量文章，痛斥日本侵略行径，在《报仇雪耻》一文中，他发出呐喊：“从今日起，全国一致准备起来，务必要达到做强国的几个条件。果真都能做到，则十年后，满蒙依然是可以收回的，我国已经丧失的土地和权利，是统统可以恢复的。全国人民，其速醒！”
　　在中日力量相差悬殊，国内被失败主义情绪笼罩时，余楠秋再次站了出来，呼唤民众行动起来。他在《中国可以打得过日本吗？》一文中写道：“咱们中国有的是这种民气，有的是义勇军，我们把她最大地发展起来，提倡起来，加以相当的训练，作为正当的军队，结果还不止‘忠勇击却’日军，并且还可以有直捣黄龙的希望。”
　　在用手中的笔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同时，余楠秋还走出书斋，积极投身抗日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余楠秋发动并参与抵制日货运动，联络上海各大高校，率领800名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他组织复旦学生及家属缝制棉衣，捐赠给前方的抗日将士。也因此，余楠秋成了日本特务的眼中钉，特务还曾扬言要将其杀害以儆效尤。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停下抗日救国的脚步。
　　在反抗外敌入侵的同时，余楠秋还对国民党当局的贪污腐败现象进行了无情鞭挞。《新上海》报曾刊登署名文章《余楠秋抨击官僚资本》：“今日我国的官僚资本，即法国革命前夕之贵族政府，应以强制手段让孔宋两家拿出钱来，解救国家危机。”国难当前，余楠秋展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勇气与担当。

殚精竭虑，为祖国培养人才

　　余楠秋始终把青年视作民族的希望，他终生献身教育，关心、帮扶青年学子。每每遇到有经济困难的同学，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解囊相助。1935年，在母亲的支持下，余楠秋将亲朋好友为母亲七十寿辰所赠的寿仪3500元捐给复旦大学做奖学金，帮助家庭困难的同学完成学业。此举引发众多教授效仿，社会人士也踊跃参与，复旦大学的奖学金制度便是由此发展而来。
　　台湾《湖南文献》的社长吴伯卿，早年在复旦大学文学院求学，其间因家庭变故，失去经济来源，萌生退学念头。余楠秋得知后，鼓励他克服困难，坚持学业，在为他争取学校资助的同时，每个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拿一部分给他作生活费。后来，吴伯卿得知余楠秋去世，泣不成声，专门在台湾《传记文学》撰文《教育家余楠秋》，以作纪念。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余楠秋时刻关注着朝鲜战场的发展态势。1950年7月，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余楠秋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在武汉大学学习的儿子余劭德。得知余劭德有意参军，他毅然支持儿子中断学业，报名参军，抗美援朝。在父亲的支持下，经过组织选拔，余劭德参加了由苏联专家授课的雷达专业的学习，在中朝接壤的丹东等地保卫祖国。虽心有不舍，但余楠秋更为儿子感到骄傲。
　　新中国成立后，余楠秋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参与教育改革和新辞语编译等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余楠秋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停职参加劳动后，余楠秋多次作为重点对象被批斗，1968年，余楠秋夫妇被迫害致死。文革结束后，复旦大学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79年2月13日，复旦大学隆重举行追思大会，悼念余楠秋先生及其夫人何仲琴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