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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朝中后期，由于明朝政府内部腐败加剧，边防松弛，北方少数民族瓦剌、鞑靼趁机先后崛起，为扩大势力范围，对河西及整个北方地区不断进行袭扰，关西七卫逐渐落败废弃，甚至落入少数民族之手，导致河西地区局势混乱。明朝政府采取消极防守的政策，闭关封市，退避嘉峪关内。而北方少数民族仍不断袭扰，使得河西地区乃至北部边境冲突不断，战乱频繁。直到俺达封贡后，与明朝政府重新修好，双方恢复贸易，河西地区混乱局势才得以缓解。
[关键词]明朝；西北地区；河西局势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7）14-0016-02
河西地区战略位置重要，是西北边防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管辖，明朝政府在嘉峪关以西至哈密地区招抚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先后设置了安定、阿端、曲先、罕东、赤斤蒙古、沙州、哈密7个羁縻卫所，史称“关西七卫”，以巩固边防，“壮西土藩篱”。同时，在西北地区实行屯田戍边， 以解除朝廷西顾之忧，永绝边陲侵略之患。
明朝中后期，由于内部统治的腐朽，国力衰弱。瓦剌脱懽部乘机崛起，向西拉拢控制哈密，控制西域要道。正统四年（1439），脱懽死，其子也先掌权，继续扩大其势力范围。而明朝内部则因“英宗幼冲，大臣务休息，不欲疲中国以事外藩”，对也先采取纵容放任的态度，任由也先部势力扩大。正统八年（1443），也先趁罕东、沙州、赤斤蒙古等卫进攻哈密之机，出兵围攻哈密，大败明敕封的忠顺王倒瓦失里，俘虏忠顺王母温达失里，俘获哈密部众、牲畜无数。后将倒瓦失里母及王妻放归。忠顺王倒瓦失里数次派使者向明朝政府求救，但明政府只是“敕令诸部修好”，却不发兵救援。忠顺王倒瓦失里求救无门，在瓦剌武力威逼下，于正统十三年（1448）去瓦剌。至此，哈密卫为瓦剌所控制。而对于沙州、罕东、赤斤蒙古等卫，也先除在军事上威逼利诱外，在政治上力图通过联姻对其实施拉拢，与其结盟。而明朝则继续纵容也先的扩张，对诸卫的求助也无能为力。如赤斤蒙古担心瓦剌侵逼，“欲徙居肃州”，明英宗即“闻谕而止之，令有迟警报边将”。正统九年（1444），明朝敕封的沙州都督困即来死，也先便封困即来长子喃哥为平章，其弟锁南奔为祈王，并下令恢复甘肃行省建置，进而控制了沙州等三卫，“西北一带戎夷，被其驅胁，无不服从”。明朝苦心经营的西北诸卫，不仅没有起到“统驭诸藩，为西陲屏蔽”的作用，反而在瓦剌的控制下，恢复元朝建置。至此，嘉峪关外的西域诸地为瓦剌所控制，使得明朝与西域间交通受阻，而甘肃边防特别是河西地区的边防形势更加严峻。
瓦剌势力的扩张，对明朝政府的统治造成严重威胁，腐败的明朝政府被迫采取限制瓦剌朝贡、取消互市等措施来抑制瓦剌。然而，这种做法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解除来自瓦剌的威胁，反而促使明朝政府与瓦剌矛盾激化，瓦剌袭扰加剧，边防形势更加紧张。后来，瓦剌活动中心西移，不再追求对西域的争霸，但河西地区及嘉峪关外的西域地区的局势并未因此得到较大的缓解，分裂后的蒙古各部为了各自间的经济利益，仍然进行着相互间的战争。成化年间（1465～1487），东察哈台汗国吐鲁番统治者速檀阿力连年出兵袭击哈密诸部。于成化九年（1473）攻破哈密，俘虏已故忠顺王卜列革之母及明朝所赐忠顺王金印，明朝交涉无果，只得让哈密诸部迁入河西走廊的苦峪（今甘肃安西）。弘治元年（1488），明孝宗敕封罕慎为忠顺王，以抵挡东察哈台汗国东部统治者阿黑麻汗的攻势。不久，罕慎被阿黑麻汗所杀。弘治五年（1492），明孝宗再立陕巴为忠顺王。次年春，哈密又被阿黑麻汗破袭，并为其所据。明朝政府于是决定关闭嘉峪关，重修苦峪城，令流亡的哈密部众居住。第二年，明政府将陕巴及流亡甘肃的哈密部众护送回哈密，重新恢复对哈密的控制。正德八年（1513），继位的忠顺王陕巴之子拜牙投奔吐鲁番，使哈密落入东察哈台汗国之手。东察哈台汗国派其谋主他只丁火者据守哈密，并分兵进攻苦峪、沙州，向明朝索要帛币。明朝政府给予大量帛币后，他只丁火者归还了哈密，但不久就借故再次侵占哈密，并派兵侵略沙州、肃州四邻。嘉靖三年（1524），东察哈台汗国出兵2万骑围攻肃州，兵锋直抵甘州，明朝甘肃巡抚陈九畴与总兵姜奭率部迎击，射杀他只丁火者，加之瓦剌威胁东察哈台汗国北部边疆，使其对河西及其周边地区的侵略才基本停下来。明世宗鉴于“哈密三立三绝，今其王以为贼用，民尽流亡”，不易复兴，遂置哈密之事不问。
就在东察哈台汗国攻掠哈密的同时，蒙古鞑靼部的延达汗正致力于蒙古的统一，并于正德四年（1509）击败蒙古右翼，蒙古右翼贵族亦不剌、阿尔突斯等于次年逃入青海，并在逃奔中进行劫掠，罕东、曲先等卫及沿途地区又横遭战争破坏。正德七年（1512），安定卫也因遭蹂躏而“部众散亡”。再加上哈密卫为东察哈台汗国所占，明朝不欲复兴，使得关西七卫辖地尽失，明朝政府势力彻底在西域地区无存，退守在嘉峪关内，“于是河西外防大寇，内御诸番，兵事日亟”。
延达汗死后，其长孙卜赤虽继为可汗，但当时蒙古政治经济实权却掌握在吉囊和俺达手中，他们占据河套，好武喜兵，被称为“套寇”，到嘉靖二十一年（1542），“吉囊死，其诸子散落河西，势即分，俺达独盛”，不断率部众袭扰明朝西北及北部边防，并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率兵大举来犯，明兵一战即溃，无力抵挡，使得俺达袭扰京畿达八日之久。因这一年时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
“庚戌之变”后，从嘉靖二十一年至隆庆元年（1542～1567），俺达及蒙古各部仍不断袭扰西北河套地区及北部边境。但到隆庆初年后，形势逐渐发生变化。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开展，明朝国力增强，军队战斗力有所提升，蒙古各部的入侵往往遭到强有力的抵抗，俺达兵力损伤颇多。明朝政府甚至主动出兵反击，收复被蒙古侵占的部分地区，并切断河西、河套蒙古与青海蒙古的联系，使其相互孤立。至此，青海蒙古势力日趋衰落。在双方实力发生变化的条件下，遂出现了“俺达封贡”。 隆庆四年（1570），因田那吉事件，俺达向明朝政府表示“愿世为外臣，贡方物”。明朝自成立之初西北及北部边境就不断受到蒙古各部的袭扰，延续二百多年，并多次深入明朝内地，直达北京城下，这不仅给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对边境地区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而且对明朝政权统治也是极大的威胁。综上所述，明朝中后期河西地区的局势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战争不休，局势混乱。明初，为打击北元势力，明政府在所占地区建立军事卫所，发动较强的武装力量进行出击，并对其实行扶此抑彼的政策，先后对瓦剌、鞑靼进行扶植，使蒙古诸部内相互残杀，以挟制双方势力。明中期，也先掌权的瓦剌崛起后势力扩大，不甘受明朝节制，多次出兵袭掠，河西地区为其在西路袭扰的主要目标，如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中，也先“遣别骑寇甘州”。造成河西地区混乱的另一个焦点是对哈密的争夺。哈密地处东西交通要道，位于丝绸之路咽喉地段，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为各方所注目，从正统四年到正统十一年（1439～1446）的七年之中，瓦剌先后四次对哈密进行袭掠。如正统八年（1443），瓦剌出兵围攻哈密达一个月之久，“杀头目，俘男妇，掠牛马不计其数”。之后，东察哈台汗国又对哈密进行多次围攻侵占。瓦剌、东察哈台汗国和明朝三方为控制哈密这一交通要道，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反复争夺，进而使哈密及河西地区的局势更加混乱。嘉靖三年（1524），东察哈台汗国攻入肃州、甘州，击败明军，又从甘州南下，出扁都口绕道而还。明世宗采取“置哈密勿问”的政策，使其最终成为东察哈台汗国的属地。与此同时，被鞑靼击败的蒙古右翼由河西逃入青海，使河西地區再次遭到战争蹂躏。直到俺达封贡后，情况才有所好转，俺达“约束诸部无入犯，岁来贡市，西塞以宁”。
二是卫所废弃，边防松弛。明初平定西北后，在嘉峪关外设置7个羁縻卫所，册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卫所官员，统领卫所，进行管辖，已达到屏蔽西陲、巩固边防的目的。与此同时，明朝政府又担心七卫形成统一力量，反叛朝廷，威胁统治，因此对七个羁縻卫所间相互攻伐、争夺领土采取了不干预政策，放任自流，以达到使其犬牙相制的目的。从而使得朝廷威信下降，号令不行。七卫间相互攻伐，征战不休，彼此削弱。而当面对外敌进攻时，七卫间更是各怀间隙，互不救援，甚至相互间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为此后蒙古和吐鲁番进攻七卫、袭扰河西提供了方便，也为七卫的衰败埋下了隐患。而七卫衰败废弃后纷纷内迁，又加剧了河西局势的混乱。
三是经济凋敝，互市受阻。茶马互市是明朝边境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蒙汉双方的生产生活都具有重要作用。畜牧业是蒙古族主要产业，肉类和乳酪是其主要食品，在蒙古族日常生活中需要饮茶助消化。明朝虽占据者富饶的中原地区，物产丰富，但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汉族却无法出产战马，满足军需。因此，茶马贸易是双方经济交往的最佳选择。明初，因军事行动频繁，需要大批战马，此时的茶马贸易，明朝政府是积极的参与者，并将其作为国家垄断贸易，限制民间插手，为此，还制定了金牌信符制度。明朝中后期，金牌信符制废坏，加之明朝政府内部日益腐败，各级管理机构对贸易的层层盘剥，茶叶走私严重，质量下降，茶马贸易日益衰落。“明初严禁私贩，久而奸弊日生，洎乎末造，商人正引之外，多给赏由票，使得私行，番人上驷，近入奸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番得茶，叛服自由，而将吏又以私马窜番马，冒支上茶，茶法、马政、边防于是俱坏矣”。使得双方矛盾深化。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原有的茶马贸易不能满足少数民族的需要，于是要求增加互市，但明朝政府担心其势力坐大，威胁统治，对其要求不予理会。蒙古及西北少数民族对明朝边防及内地的每次袭扰都包含其经济目的，意图通过战争的方式逼迫明朝扩大双方互市贸易。而明朝方面面对袭扰，则采取闭关封市的政策，消极抵抗，迫使其退兵。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得双方争执不断，战争不休，河西地区乃至整个西北及北方地区局势日益混乱。直到俺达封贡后，以及其妻三娘子掌权时期，由于双方政治上修好，双方互市贸易转向稳定，经济有所恢复，河西及西北地区紧张的局势得以缓解。西北及北方形势的安定为明朝政府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关键词]明朝；西北地区；河西局势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7）14-0016-02
河西地区战略位置重要，是西北边防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管辖，明朝政府在嘉峪关以西至哈密地区招抚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先后设置了安定、阿端、曲先、罕东、赤斤蒙古、沙州、哈密7个羁縻卫所，史称“关西七卫”，以巩固边防，“壮西土藩篱”。同时，在西北地区实行屯田戍边， 以解除朝廷西顾之忧，永绝边陲侵略之患。
明朝中后期，由于内部统治的腐朽，国力衰弱。瓦剌脱懽部乘机崛起，向西拉拢控制哈密，控制西域要道。正统四年（1439），脱懽死，其子也先掌权，继续扩大其势力范围。而明朝内部则因“英宗幼冲，大臣务休息，不欲疲中国以事外藩”，对也先采取纵容放任的态度，任由也先部势力扩大。正统八年（1443），也先趁罕东、沙州、赤斤蒙古等卫进攻哈密之机，出兵围攻哈密，大败明敕封的忠顺王倒瓦失里，俘虏忠顺王母温达失里，俘获哈密部众、牲畜无数。后将倒瓦失里母及王妻放归。忠顺王倒瓦失里数次派使者向明朝政府求救，但明政府只是“敕令诸部修好”，却不发兵救援。忠顺王倒瓦失里求救无门，在瓦剌武力威逼下，于正统十三年（1448）去瓦剌。至此，哈密卫为瓦剌所控制。而对于沙州、罕东、赤斤蒙古等卫，也先除在军事上威逼利诱外，在政治上力图通过联姻对其实施拉拢，与其结盟。而明朝则继续纵容也先的扩张，对诸卫的求助也无能为力。如赤斤蒙古担心瓦剌侵逼，“欲徙居肃州”，明英宗即“闻谕而止之，令有迟警报边将”。正统九年（1444），明朝敕封的沙州都督困即来死，也先便封困即来长子喃哥为平章，其弟锁南奔为祈王，并下令恢复甘肃行省建置，进而控制了沙州等三卫，“西北一带戎夷，被其驅胁，无不服从”。明朝苦心经营的西北诸卫，不仅没有起到“统驭诸藩，为西陲屏蔽”的作用，反而在瓦剌的控制下，恢复元朝建置。至此，嘉峪关外的西域诸地为瓦剌所控制，使得明朝与西域间交通受阻，而甘肃边防特别是河西地区的边防形势更加严峻。
瓦剌势力的扩张，对明朝政府的统治造成严重威胁，腐败的明朝政府被迫采取限制瓦剌朝贡、取消互市等措施来抑制瓦剌。然而，这种做法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解除来自瓦剌的威胁，反而促使明朝政府与瓦剌矛盾激化，瓦剌袭扰加剧，边防形势更加紧张。后来，瓦剌活动中心西移，不再追求对西域的争霸，但河西地区及嘉峪关外的西域地区的局势并未因此得到较大的缓解，分裂后的蒙古各部为了各自间的经济利益，仍然进行着相互间的战争。成化年间（1465～1487），东察哈台汗国吐鲁番统治者速檀阿力连年出兵袭击哈密诸部。于成化九年（1473）攻破哈密，俘虏已故忠顺王卜列革之母及明朝所赐忠顺王金印，明朝交涉无果，只得让哈密诸部迁入河西走廊的苦峪（今甘肃安西）。弘治元年（1488），明孝宗敕封罕慎为忠顺王，以抵挡东察哈台汗国东部统治者阿黑麻汗的攻势。不久，罕慎被阿黑麻汗所杀。弘治五年（1492），明孝宗再立陕巴为忠顺王。次年春，哈密又被阿黑麻汗破袭，并为其所据。明朝政府于是决定关闭嘉峪关，重修苦峪城，令流亡的哈密部众居住。第二年，明政府将陕巴及流亡甘肃的哈密部众护送回哈密，重新恢复对哈密的控制。正德八年（1513），继位的忠顺王陕巴之子拜牙投奔吐鲁番，使哈密落入东察哈台汗国之手。东察哈台汗国派其谋主他只丁火者据守哈密，并分兵进攻苦峪、沙州，向明朝索要帛币。明朝政府给予大量帛币后，他只丁火者归还了哈密，但不久就借故再次侵占哈密，并派兵侵略沙州、肃州四邻。嘉靖三年（1524），东察哈台汗国出兵2万骑围攻肃州，兵锋直抵甘州，明朝甘肃巡抚陈九畴与总兵姜奭率部迎击，射杀他只丁火者，加之瓦剌威胁东察哈台汗国北部边疆，使其对河西及其周边地区的侵略才基本停下来。明世宗鉴于“哈密三立三绝，今其王以为贼用，民尽流亡”，不易复兴，遂置哈密之事不问。
就在东察哈台汗国攻掠哈密的同时，蒙古鞑靼部的延达汗正致力于蒙古的统一，并于正德四年（1509）击败蒙古右翼，蒙古右翼贵族亦不剌、阿尔突斯等于次年逃入青海，并在逃奔中进行劫掠，罕东、曲先等卫及沿途地区又横遭战争破坏。正德七年（1512），安定卫也因遭蹂躏而“部众散亡”。再加上哈密卫为东察哈台汗国所占，明朝不欲复兴，使得关西七卫辖地尽失，明朝政府势力彻底在西域地区无存，退守在嘉峪关内，“于是河西外防大寇，内御诸番，兵事日亟”。
延达汗死后，其长孙卜赤虽继为可汗，但当时蒙古政治经济实权却掌握在吉囊和俺达手中，他们占据河套，好武喜兵，被称为“套寇”，到嘉靖二十一年（1542），“吉囊死，其诸子散落河西，势即分，俺达独盛”，不断率部众袭扰明朝西北及北部边防，并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率兵大举来犯，明兵一战即溃，无力抵挡，使得俺达袭扰京畿达八日之久。因这一年时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
“庚戌之变”后，从嘉靖二十一年至隆庆元年（1542～1567），俺达及蒙古各部仍不断袭扰西北河套地区及北部边境。但到隆庆初年后，形势逐渐发生变化。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开展，明朝国力增强，军队战斗力有所提升，蒙古各部的入侵往往遭到强有力的抵抗，俺达兵力损伤颇多。明朝政府甚至主动出兵反击，收复被蒙古侵占的部分地区，并切断河西、河套蒙古与青海蒙古的联系，使其相互孤立。至此，青海蒙古势力日趋衰落。在双方实力发生变化的条件下，遂出现了“俺达封贡”。 隆庆四年（1570），因田那吉事件，俺达向明朝政府表示“愿世为外臣，贡方物”。明朝自成立之初西北及北部边境就不断受到蒙古各部的袭扰，延续二百多年，并多次深入明朝内地，直达北京城下，这不仅给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对边境地区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而且对明朝政权统治也是极大的威胁。综上所述，明朝中后期河西地区的局势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战争不休，局势混乱。明初，为打击北元势力，明政府在所占地区建立军事卫所，发动较强的武装力量进行出击，并对其实行扶此抑彼的政策，先后对瓦剌、鞑靼进行扶植，使蒙古诸部内相互残杀，以挟制双方势力。明中期，也先掌权的瓦剌崛起后势力扩大，不甘受明朝节制，多次出兵袭掠，河西地区为其在西路袭扰的主要目标，如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中，也先“遣别骑寇甘州”。造成河西地区混乱的另一个焦点是对哈密的争夺。哈密地处东西交通要道，位于丝绸之路咽喉地段，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为各方所注目，从正统四年到正统十一年（1439～1446）的七年之中，瓦剌先后四次对哈密进行袭掠。如正统八年（1443），瓦剌出兵围攻哈密达一个月之久，“杀头目，俘男妇，掠牛马不计其数”。之后，东察哈台汗国又对哈密进行多次围攻侵占。瓦剌、东察哈台汗国和明朝三方为控制哈密这一交通要道，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反复争夺，进而使哈密及河西地区的局势更加混乱。嘉靖三年（1524），东察哈台汗国攻入肃州、甘州，击败明军，又从甘州南下，出扁都口绕道而还。明世宗采取“置哈密勿问”的政策，使其最终成为东察哈台汗国的属地。与此同时，被鞑靼击败的蒙古右翼由河西逃入青海，使河西地區再次遭到战争蹂躏。直到俺达封贡后，情况才有所好转，俺达“约束诸部无入犯，岁来贡市，西塞以宁”。
二是卫所废弃，边防松弛。明初平定西北后，在嘉峪关外设置7个羁縻卫所，册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卫所官员，统领卫所，进行管辖，已达到屏蔽西陲、巩固边防的目的。与此同时，明朝政府又担心七卫形成统一力量，反叛朝廷，威胁统治，因此对七个羁縻卫所间相互攻伐、争夺领土采取了不干预政策，放任自流，以达到使其犬牙相制的目的。从而使得朝廷威信下降，号令不行。七卫间相互攻伐，征战不休，彼此削弱。而当面对外敌进攻时，七卫间更是各怀间隙，互不救援，甚至相互间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为此后蒙古和吐鲁番进攻七卫、袭扰河西提供了方便，也为七卫的衰败埋下了隐患。而七卫衰败废弃后纷纷内迁，又加剧了河西局势的混乱。
三是经济凋敝，互市受阻。茶马互市是明朝边境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蒙汉双方的生产生活都具有重要作用。畜牧业是蒙古族主要产业，肉类和乳酪是其主要食品，在蒙古族日常生活中需要饮茶助消化。明朝虽占据者富饶的中原地区，物产丰富，但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汉族却无法出产战马，满足军需。因此，茶马贸易是双方经济交往的最佳选择。明初，因军事行动频繁，需要大批战马，此时的茶马贸易，明朝政府是积极的参与者，并将其作为国家垄断贸易，限制民间插手，为此，还制定了金牌信符制度。明朝中后期，金牌信符制废坏，加之明朝政府内部日益腐败，各级管理机构对贸易的层层盘剥，茶叶走私严重，质量下降，茶马贸易日益衰落。“明初严禁私贩，久而奸弊日生，洎乎末造，商人正引之外，多给赏由票，使得私行，番人上驷，近入奸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番得茶，叛服自由，而将吏又以私马窜番马，冒支上茶，茶法、马政、边防于是俱坏矣”。使得双方矛盾深化。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原有的茶马贸易不能满足少数民族的需要，于是要求增加互市，但明朝政府担心其势力坐大，威胁统治，对其要求不予理会。蒙古及西北少数民族对明朝边防及内地的每次袭扰都包含其经济目的，意图通过战争的方式逼迫明朝扩大双方互市贸易。而明朝方面面对袭扰，则采取闭关封市的政策，消极抵抗，迫使其退兵。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得双方争执不断，战争不休，河西地区乃至整个西北及北方地区局势日益混乱。直到俺达封贡后，以及其妻三娘子掌权时期，由于双方政治上修好，双方互市贸易转向稳定，经济有所恢复，河西及西北地区紧张的局势得以缓解。西北及北方形势的安定为明朝政府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