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致词：浓情与文采兼备

　　1963年12月14日，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周恩来一行乘坐租用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波罗的海”号专机飞抵出访非洲的第一站——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现名埃及）。
　　当晚，时任阿联总统的纳赛尔设宴招待周恩来。宾主致词共赞中阿友谊。
　　在纳赛尔满怀深情致词后，周恩来精神焕发地开始致词。他深情地追忆了自己“不止一次地经过”阿联的情景，表达了他对阿联特有的情意与向往。
　　周恩来说：“1924年，当我从欧洲回国途经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埃及刚刚摆脱保护国的地位，几乎整个非洲大陆还处在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1954年，当我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途经开罗的时候，埃及人民已经推翻法鲁克王朝，阿尔及利亞人民正在酝酿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整个非洲处在暴风雨的前夕。”
　　接着，周恩来感慨地说道：“40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在这40年间，世界大变了，中东大变了，非洲大变了，世界人民觉醒了。”“今天，当我们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来到非洲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觉醒的大陆，一个战斗的大陆。在这一片被帝国主义者叫作‘黑暗大陆’的辽阔土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我愿利用这个机会，向正在用自己的英勇斗争创造着历史的阿拉伯各国人民和非洲人民致敬……向所有已经赢得独立的非洲国家致敬。”
　　周恩来这番话语情真意切、极具文采，深深打动了阿方主人，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良好的开场后，周恩来同纳赛尔在诚挚友好、坦率信任与谅解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了3次正式会谈和1次单独会谈。

对答难题：沉着与睿智共存

　　为了让世界各国更多地了解中国政府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12月20日下午，周恩来在阿联共和国宫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
　　在回答记者提问中，周恩来强调了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对于有的记者提出的刁难性问题，周恩来也坦诚友好地一一给予回答。
　　期间，美国加利福尼亚报纸记者突然发问：“我想了解你对肯尼迪被害有何反应？”
　　周恩来立即回答：“肯尼迪总统的遇害是你们国家的内部事情。当然，暗杀本身是卑鄙无耻的。你知道，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任何这类行为，尽管被暗杀的人是敌视我们新中国的。”
　　美国《时代》杂志记者问：“你的政府为什么反对部分核禁试条约？”
　　周恩来回答：“这样一个条约，表示三个大国要垄断核武器，所以我们要反对。我们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制止核战争。因为发生一场核大战，对人类是个大灾难。既然如此，世界各国都应该过问，应该有权来讨论如何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制止核战争的问题。世界上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强国还是弱国，在政治上应该一律平等。关系到全人类命运的问题应该由大家来共同讨论，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垄断这种讨论，甚至把有利于少数垄断者的决定强加给没有参加讨论的国家。”
　　周恩来进一步揭露道：“这个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字以后，美国就不断进行地下核试验。美国总统和政府官员不断声称，要继续核试验、生产和储存核武器，把核武器交给它的盟国，不承担使用核武器的义务。”“这证明，三国条约的签订，并没有减少核战争的危险，而是增加了核战争的危险。”
　　这个记者接着又提出一个似乎更尖锐的问题：“中国为什么反对东西方和平协商？”
　　会场的气氛陡然间紧张起来，人们屏息静听中国总理作何回答。
　　周恩来不假思索地反问道：“中国政府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晓得。”
　　突如其来的反问，使得这个记者顿时语塞，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道：“因为中国政府反对部分核禁试条约，人们设想，中国反对缓和东西方关系的小步骤，反对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
　　周恩来听后微微一笑，解释说：“这是两回事。”“绝不能认为，由于中国反对部分核禁试条约就说中国政府反对东西方谈判和缓局势。”


　　随后，周恩来语气缓和地说道：“你想想，如果中国反对东西方和缓局势，为什么中国大使在华沙同美国大使进行了8年多的会谈呢？谈判次数达118次。我的历史知识有限，在现代史上，这样长的谈判恐怕是空前的。会谈8年多，虽然没有解决问题，但还在继续谈。怎么能说中国不要和平协商呢？我希望通过你的美国杂志，向美国人民致意，告诉美国人民，中国人民愿意同美国人民友好，但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我们是要反对到底的。必须把这两件事区别清楚。”
　　周恩来微笑地注视着这个处于窘境中的美国记者，只见他连连称是。
　　周恩来对答如流，征服了出席招待会的各国记者。美联社记者说：“周恩来得心应手地回答了所有问题。”不少原来对中国有偏见的人也由此改变了看法。

接待上的四个“破例”

　　1963年12月27日，周恩来对摩洛哥进行国事访问。按照摩洛哥的惯例，不管来访的是总统还是总理，国王都不去机场迎接。此次接待中国总理，虽不便破例，但为充分表达对中国客人的尊重，年仅34岁的穆莱·哈桑二世国王特意将自己在市郊的一座豪华宫殿“和平宫”让给中国贵宾下榻。不仅如此，在周恩来到达当天，哈桑二世还亲自站在“和平宫”门口迎接。摩洛哥外交大臣私下告诉中国客人说，我们国王这次是破例了，哪个国家领导人来访都没有这样接待过。


　　晚上，哈桑二世在其王宫举行国宴招待中国贵宾。摩洛哥的国宴，本是采用欧洲国家通常的惯例——西餐两菜一汤。而这一次却以摩洛哥传统美食诸如“烤全羊”“巴斯提拉”（一种传统馅饼）和“古斯古斯”（即用杜林小麦制成的外形类似小米的食物）等盛情款待，这又一破例之举，使出席宴会的外国使节们均感意外。 　　周恩来常有流鼻血的毛病，在国内极少吃容易“上火”的羊肉。但是，在这次出国访问中，他十分注意尊重东道主，入乡随俗，客随主便，“破例”吃起了羊肉。
　　宴罢，哈桑国王请周恩来、陈毅一行到他的会客厅品茶漫谈。在品茶与海阔天空的闲谈过程中，哈桑二世突然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他笑着问：“当今世界上像我们这样的王室已为数不多了，不知今后会怎么样？”哈桑二世的问题，看似突然，其实反映了他想了解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中的王室是如何看待的。
　　周恩来和陈毅听后都笑了起来。周恩来风趣地说：“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开个会商量商量嘛！”
　　陈毅随后说道：“亚洲有个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是好朋友，可以邀请他参加。”
　　周恩来接着说：“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嘛！”
　　说毕，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气氛极其亲切融洽。
　　哈桑二世事前可能有所准备，问题提得相当巧妙，而周恩来和陈毅也回答得既诙谐又妙趣横生。
　　客随主便，入乡随俗。这是周恩来处理外交活动与人际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出访亚非欧14国期间，在生活上，周恩来从不向出访国提出任何分外的要求，主人怎么安排就怎么办。然而，有一次，周恩来却破例了。
　　自出访非洲以来，不论到哪里，除非特殊情况，周恩来都和自己的警衛、秘书等随行人员一起吃饭。大家边吃边说，无拘无束，饭吃完了，工作也安排得差不多了。
　　可是，有一次，到了某国之后，开饭时只拿来一份，餐桌前也只摆放了一把椅子。显然，只安排了周恩来一个人用餐。
　　其他工作人员如何吃饭呢？周恩来等人都感到十分纳闷。负责联络的同志去找东道主商量此事，对方振振有词地说：“主人只有总理一位，其他随行人员都是仆人。仆人哪能和尊贵的主人同桌吃饭呢？”
　　周恩来得知后，一向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他，这一次却进行了认真的交涉，说：“我的工作人员与我自己是平等的，是我自己的同志和兄弟，应该一视同仁。”
　　最终，周恩来耐心说服对方打破了惯例，终于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求同存异”最具说服力

　　周恩来的专机从欧洲的阿尔巴尼亚飞往西非几内亚湾的加纳，中途需要在突尼斯加油。飞机在突尼斯降落后，有同中国建交意向的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前往机场，盛情迎接并一再邀请周恩来正式访问。
　　1964年1月9日，周恩来访问突尼斯，并与布尔吉巴举行会谈。当时中国与突尼斯还未建交，布尔吉巴受西方歪曲宣传的影响，对中国外交政策有许多顾虑，而他又以爱“放炮”而闻名。
　　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布尔吉巴就突然说道：“我现在要向您提出一个任何国家领导人因礼貌关系不会向您提出的问题，中国政府使非洲国家感到吃惊的，不是你们反对美国的政策，而是你们自知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竟然对第三世界的印度采取武力来解决边境问题。另外还有莫斯科三国条约问题，这个条约使要求和平的人民产生了小小的希望，而中国竟然反对，这也使人感到吃惊。”
　　周恩来闻言没有显露任何不悦之色，而是先全面透彻地列出两国对国际问题的共同点，然后坦率地阐述了事情的真相和中国的立场。
　　当晚，布尔吉巴举行宴会招待周恩来。可是，他在致词中又公开批评中国的外交政策，他说：“我们总是同意贵国所采取的各个立场，我应该坦率地——出于友谊的坦率——对您说，贵国所采取的某些立场，不免引起我们发问，不论是在联合国问题上、诉诸武力解决边界问题上，还是被大多数各国人民认为是一种许诺和希望的莫斯科协定问题上。”
　　在这种宴会上公开批评对方是一种不礼貌、不友好的行为，通常会引起对方的不满，甚至退席表示抗议。但周恩来始终注意倾听，不动声色。
　　在布尔吉巴致词完毕后，周恩来站起来致答词。他首先彬彬有礼地对突方的殷勤款待和热情欢迎表示感谢，赞扬了突尼斯人民反对殖民统治和独立后在发展民族经济上取得的成就，然后他说：“不错，诚如阁下所谈，我们两国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例如在莫斯科三国条约和其他问题上。但是，我们相信，通过两国领导人的接触和交换意见，我们可以增进相互了解，求同存异，我深信中突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的。”
　　周恩来讲完后，整个大厅里掌声雷动，原本紧张的气氛烟消云散。
　　1月10日上午，周恩来同布尔吉巴继续单独会谈。周恩来表示完全体谅对方的误解和疑虑，并且以“求同存异”的精神给以具有说服力的答复，最终打动了布尔吉巴。布尔吉巴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就在这一天，两国的关系获得了突破性进展。布尔吉巴决定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在联合公报中宣布了这一消息，将访问联合公报变成了建交公报。

不畏风险从容造访

　　早在制定周恩来、陈毅一行访问非洲的计划时，就确定要访问加纳。当我驻加纳大使黄华把这一计划告知加纳总统恩克鲁玛时，恩克鲁玛十分高兴，并提出周恩来到西非应该首先访问加纳的要求。
　　当时，加纳全力支持非洲各国的反帝斗争，在非洲事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考虑到当时加纳在非洲的地位，周恩来同意把加纳作为访问西非的第一站。
　　然而，就在周恩来访问加纳前不到10天，加纳首都阿克拉发生了行刺恩克鲁玛的事件，好在恩克鲁玛机智应变，当场与行凶的歹徒展开了搏斗，并且与闻讯赶来的卫兵一起将凶手制服，而他自己只是面部和臂部负了轻伤。但是无论如何，这一突发事件使加纳国内政局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是否按计划前往，安全是否有保证，十分令人关注。之后传来消息说，这起暗杀总统事件与担负国家社会治安的重要部门主要领导——警察部部长、首都阿克拉市警察局局长等多名高级警官有关，他们有的已经被拘禁……种种迹象表明，问题相当严重。如若照常前往，无疑要冒极大的风险！按照国际上通常的做法，中国代表团如果取消这次访问并不为过，合乎情理，加纳也不会有任何怨言。 　　正因为如此，担任飞行任务的荷兰机组尽管具有很过硬的飞行技术和很强的应变能力，对此险境，也流露出了取消加纳之行的愿望。
　　1月8日，恩克鲁玛接见黄华大使，强调局势完全可以控制，希望周恩来能够如期访问。
　　接到报告后，周恩来立即找来随行的陈毅、孔原、黄镇、童小鹏、乔冠华以及外交部的几个司长商议。他先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对人家的不尊重、不支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去，才表现出我们的真诚，患难见真情嘛！按计划访问加纳，不能取消，至于外交仪式，可以打破通常的礼宾惯例。”
　　陈毅支持周恩来的意见。但有的同志出于对周恩来人身安全的考虑，感到加纳政局不稳，随时有可能出现危险，而且加纳方面要接待中国代表团也会有困难，不赞成去。
　　然而，一生中经历过无数次艰难险阻的周恩来，从来不会畏惧危险和困难，他沉着果断地说：“愈是在人家困难的时候愈是要去。”后来，周恩来在出访14国的报告中说：“我们代表团里有几个同志，他们天天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的后方‘司令’——杨尚昆同志，也是经常打电报，这是他的任务。我跟陈毅同志就不大想这个问题，因为有一种力量把我们鼓舞了。”“我们看到人民群众那样欢迎我们，支持我们，我们感到不仅不孤立，而且对我们的安全问题都不考虑了。”
　　随即，周恩来派出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先去加纳实地了解情况，并且嘱托他带去关于访问安排的建议：一切外交礼节可以从简，恩克鲁玛总统可以不去机场迎接；不去外地参观，可以多进行会谈。
　　此时的恩克鲁玛住在位于海滨的奥苏城堡里，脸上贴着纱布，手上缠着绷带，正在养伤。黄镇抵达加纳后，在黄华大使陪同下前去拜见恩克鲁玛总统。他一方面代表周恩来向恩克鲁玛表示诚挚的慰问，另一方面与加方协商访问的具体安排，并且转达了周恩来对访问安排的建议。恩克鲁玛听后非常高兴，表示完全同意。
　　1月11日晨，周恩来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周恩来如期前往访问，出乎社会舆论的预料，令恩克鲁玛十分感动。因为在恩克鲁玛第一次遇刺时，当时正在尼日利亚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就曾取消了访问加纳的计划。黄镇回忆道：“他（指恩克鲁玛）后来原来估计在这么动乱的情况下周总理不会去的。但总理竟然去了，表示了对他本人的尊重与信赖，在他处境极其困难的时候支持了他。這件事效果很好，影响非常大。”
　　到达阿克拉后，周恩来下榻于总统府内，免去了那些常规性的外交礼仪。
　　当天下午，周恩来主动前往城堡去拜会恩克鲁玛。这时的城堡四周仍然布满大炮和装甲车，门口戒备森严。恩克鲁玛早早等候在门外，见到周恩来便上前热情拥抱，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欢迎你，欣赏你能来。”周恩来再次向他致以亲切的慰问，并转交了毛泽东主席写给他的慰问信，并对行刺他的卑劣行为表示强烈谴责。这使恩克鲁玛和他的政府非常感激，倍感荣幸，也使他受惊吓的心灵得到慰藉。


　　次日，加纳报纸在头版重要位置刊登文章，称毛泽东主席的慰问使周恩来总理的访问意义更加重大，加纳电台还多次重播毛泽东的慰问信和周恩来到访的消息。中国总理的这一举动，在世界政治史上也是罕见的，震动了非洲，震动了世界。

意外邂逅老朋友斯诺

　　在周恩来马不停蹄地出访亚非欧14国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恰好也在非洲采访。
　　1964年1月23日晚，百忙之中的周恩来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下榻的宾馆里会见了斯诺。周恩来以他特有的儒雅风度同斯诺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长谈。这次斯诺是以法国《新直言》记者的身份采访周恩来的。
　　斯诺说：“总理先生，想不到我们能够在非洲见面呀！”
　　周恩来笑着一语双关道：“是啊，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嘛！”
　　“总理先生，我想，你这次亚非欧之行，成果不小吧？”
　　“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自古就有友好交往，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把我们的友谊继续发扬和发展下去。我这次要访问十几个国家，过不了多久，你就会看到我们的友谊开花结果。”
　　“这些年来，我知道中国在粮食产量和工业生产与建设方面已经达到较为满意的水平。但是中国为什么还在进口粮食呢？”
　　周恩来解释说：“是的，我们在经历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粮食已经不存在安全问题。但我们进口粮食，一是为了加工出口，一是用于工业生产，增加地方和国家的粮食储备。”
　　“我注意到在工业上，你们现在为什么不再提赶超英国？”
　　周恩来沉思片刻，坦率地说：“关于工业赶超英国，是我们在‘大跃进’中提出在几种主要工业产量上赶超，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不切实际，不现实。一是两国国情不同，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有的英国没有，英国有的，中国达不到。中国应从自身需要出发搞现代化建设。”
　　“总理先生，你认为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实现现代化呢？”
　　“要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赶超英国不再是我们注意的中心了。在我们沿着自力更生的道路经过这些年的摸索而得到一整套经验以后，我们开始认识到这不应当是我国的主要目标。我国的工业现代化，不能仅仅通过几项工业产品数量的增加来实现。更为重要的事情是去研究我们的工业和技术的整体水平。”


　　斯诺还问起多年的老话题：“在台湾问题以及中美关系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周恩来仍然是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原则就是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一切武装力量。中美在原则问题上开始，而不在枝节问题上浪费精力，否则任何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们可以看到，法国的戴高乐将军从殖民地撤军，‘拯救了法国’，如果美国从世界各地撤军也将改善美国的形象。如果美国放弃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美关系会得到改善。” 　　“1960年我访问中国回来后，写了一本《大河彼岸》的书，不知您看过没有？”斯诺有些担心地问道，“……总理先生，不知我可不可以在适当的机会再去中国访问，我担心书中一些细节上的内容会让中国人不高兴。”
　　周恩来笑道：“你的报道我们看过，外电不也说你是垄断中国问题的权威吗？你的报道内容是诚实的，值得重视。我想，这一切并没有使你变成一个中国不欢迎的人。斯诺先生，我代表中国政府欢迎你，你什么时候想去都可以。”
　　“太谢谢了！”斯诺感激地站起来，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手，心里感到十分温暖。

细微之处见风范

　　1963年岁末，周恩来、陈毅一行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了为期9天的访问。在12月的最后一天，刚刚到达地拉那的周恩来，不顾旅途疲劳，参加了当晚的宴会、阿方举行的跨年晚会以及会见工人代表等5项大型活动，活动结束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4点了。狂欢的人群散去，阿方接待的行宫大厅里恢复了寂静。陪同周恩来做翻译的范承祚，在四楼的办公室里整理好一天的翻译文件资料后，已经是凌晨4点40分了。当他蹑手蹑脚地下楼，准备回到位于周恩来房间隔壁的自己的卧室时，一声无比亲切熟悉的声音传来：“小范啊，怎么还不休息啊？明早还有事呢。”定睛一看，只见周恩来身披旧呢大褂，站在走廊尽头和警卫员在谈事情。范承祚不理解周恩来为什么说还有事，因为明天，其实已经是今天的行程安排表上，上午是没有活动的。但是范承祚也没敢多问就回房了。因为劳累，他一头扎到床上，领带都没有解开就睡着了。
　　天蒙蒙亮时，换班警卫就把范承祚叫醒了：“快起来，总理等你呢！”范承祚一看表，才早晨5点多，他急忙爬了起来。当他来到大厅，就看到已经穿戴整齐的周恩来神采奕奕、风度翩翩地从行宫的汉白玉台阶上拾级而下，完全看不出他已经连续参加了几天的活动，而且很可能又是一夜没合眼。
　　金碧辉煌的大厅经早起的工作人员清扫收拾，焕然一新。此时的大厅几乎没有任何人，显得很安静。可就在周恩来刚走到了大厅里，大厅的门突然打开了，涌进来几十名阿尔巴尼亚行宫的工作人员。他们在一大清早做完打扫等工作后，没想到中国总理也这么早就起来了。于是他们惊喜万分地拥到周恩来的身边，都想一睹这位伟人的风采。而周恩来似乎并不吃惊，他与这些正在干活的清洁员、厨师、接待员、仓库保管员、警卫战士、司机等一一握手问好，亲切地向他们祝贺新年。有一个拿着簸箕的清洁女工局促地站在墙角，不好意思上前。周恩来看到了她，也上前握手表示感谢。


　　这时，范承祚才明白周恩来说的“有事”原来是这么回事，周恩来特意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在没有任何事先安排的情况下，来给阿方的工作人员拜年。只是让范承祚略觉遗憾的是，因为现场没有任何中方和阿方的官员，也没有中外记者，所以这温馨的一幕，没有留下任何图片和报道，只是在他和这些工作人员的心里，留下了永远值得回忆的感动。

右手意外再次受伤

　　周恩来在1964年1月访问埃塞俄比亚时，受到了東道主的热情接待，被安排住在该国的迎宾馆里。抵达后的第三天上午，根据埃塞俄比亚方面的安排，周恩来一行去首都郊区的一家农场参观。这天，当地降雨，这在非洲是一种受人欢迎的天气。前来迎宾馆迎接中国贵宾的埃塞俄比亚国王代表和外交部长都是一脸喜色。周恩来和陈毅也为之高兴，和东道主一边说话一边朝楼外走。不料，在走下宾馆主楼门口的台阶时，由于下雨，周恩来脚下一滑，身子打了一个趔趄。当时，随行人员为了让东道主跟周恩来说话方便而让出了原先的位置，事发突然，来不及搀扶，导致周恩来摔倒在台阶上。
　　摔倒时，周恩来右手下意识地往地上撑了一下。众所周知，他的右手当年在延安时曾经因为坠马摔伤过，留下了后遗症。现在这么一撑，雪上加霜，再次负伤。
　　陈毅和随行人员当即将周恩来搀扶起来，退回迎宾馆。陈毅马上召来随团医生，给周恩来紧急治疗。埃塞俄比亚方面也立刻向国王报告。国王当即命令其私人医生前往迎宾馆，和外交部请来的当地医学专家一起替周恩来检查。专家认为必须慎重诊疗，建议立刻去医院，但周恩来根据自己的感觉，又征询了随团医生的意见，认为“没有问题”，坚持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外事活动。
　　然而，当晚周恩来的手疼痛不已，严重影响了睡眠。第二天，周恩来仍按原计划离开埃塞俄比亚，前往这次访问计划中的最后一个国家索马里。在索马里的3天外事活动中，由于与东道主方面各界人士无数次的握手，周恩来的右手出现了肿胀，非常痛苦。但是周恩来以惊人的毅力强忍疼痛，和每一个想跟他握手的索马里人热情地握了手，这让始终在他身边的陈毅心痛不已。最后一天，当周恩来和送行的东道主握别时，额头已经沁出了汗珠。
　　周恩来坐下后，一边让随团医生给他做冷敷止痛治疗，一边对陈毅说：“从现在起，还有10天时间240个小时，我这手伤必须治好。”按照计划，他将在2月14日前往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访问，继续进行这项新中国外交史上最大规模的外交活动。
　　陈毅点头：“对！回到国内后，我马上和卫生部联系。”
　　返回北京后的当天下午，周恩来即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前往解放军301医院接受检查。301医院已经接到陈毅亲自打去的电话，事先安排了本院最好的骨科专家，还从外院请来了最好的医生，动用了最先进的设备，给周恩来会诊。会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伤势严重，但没有形成骨折。不过“伤筋动骨一百天”，治疗周期预计不会比治疗骨折短，至少得2个月。
　　2个月？那2月14日的出访怎么办？周恩来皱起了眉头。经过反复考虑，他没有接受治疗。
　　周恩来返回中南海寓所后，已经知晓他负伤情况的毛泽东让秘书打来电话询问治疗情况。当他得知301医院的结论后，又亲自给周恩来打电话，安慰周恩来不要着急，总有办法解决的，西医不行，还有中医嘛，并说已经让陈毅再跟卫生部方面联系了。
　　卫生部方面认为，中医对于骨伤治疗自有一套独特而行之有效的手段，所以，他们建议是否可以考虑请中医骨伤科专家诊治，可能会有奇效。
　　陈毅把卫生部的意见转告给周恩来。周恩来笑了：“对了！贺老总以前对我说起过四川有位姓郑的武术家，特别擅长治疗跌打损伤！”
　　于是，周恩来给贺龙打了电话。贺龙当即去了中南海西花厅，听了受伤的情况，笑道：“总理啊，您放心，这事能够解决，只要找接骨名医、武林高手郑怀贤先生，当天就能见效果！”
　　郑怀贤从1964年2月7日到2月12日共为周恩来进行了6次治疗，才使其手伤基本痊愈。治疗中，周恩来跟郑怀贤谈起了他的右手在延安时受伤和后来治疗的情况，感叹道：“哎，那时如果有你郑老师治疗，我的手就不会留下后遗症了！郑老师的这门绝技有传人吗？”郑怀贤回答说已经把自己的医技和秘方都传下去了。周恩来欣慰地点头：“对，应该传下去，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
　　2月12日是农历除夕，当天下午，郑怀贤给周恩来作了最后一次治疗。周恩来高兴地说：“真的多谢郑老师了，你这次可真是帮了我的大忙，后天我出访时又能够从容地跟人握手了。”
　　郑怀贤想了想，说：“总理，每次出访您都得跟很多人握手，这对您的手伤彻底恢复肯定是不利的。我教给您一个姿势，您再跟人握手时，对方就握不痛您的手了。”
　　周恩来惊奇道：“哦，还有这样的动作？那我得学学了。”
　　郑怀贤把中国擒拿术中的一个姿势教给周恩来。他试了试：“哎，果真如此！”随即转脸对邓颖超笑言：“这真是：处处留心皆学问，行行业业出状元！”
　　为了表示对郑怀贤的感谢，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热情邀请郑怀贤和他们共进除夕晚餐。这是让郑怀贤终身难忘的一顿年夜饭。
　　1964年2月14日，周恩来按原定计划离开北京，对缅甸、巴基斯坦、锡兰3国进行了为期16天的正式访问。出访期间，周恩来每天都要跟许多外宾握手，但没有再发生伤痛现象。（题图为周恩来抵达马里，凯塔总统到达机场迎接）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