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来的小伙子少了四分之三。双膝以下的小腿和左肩以下的手臂。午饭时坎迪躺在伤兵医院的草坪上，把尼古丁吹向无云的空中，心想不知哪种结局更好，一条腿但没双臂——或者幸运的话，独臂独腿，或者，为了平衡，胳膊和大腿各在相反的一边。作为六个月后的护士助理，她对大大小小的伤残等级，也想了不少。失明换失聪——那还用说吗，但大脑受伤，按照她的理解，就什么也换不来了。
　　难过。当然难过。可她没觉得难过。碰上自杀式炸弹那么不幸的大事或者丢了耳环那么倒霉的小事，反正等到人们面对种种悲剧时他们才说难过。难过二字人们习惯收藏起来，如此这般，目的是对难过视而不见。
　　青草如针一般刺过她薄薄的褐红色的护士外衣，于是她坐起身来，用手抚平胸前和腹部与外衣颜色相衬的开领内衣，手抚过引人注意的胸部，她又感到那种熟悉的来自自我意识的刺痛。照片上坎迪的妈妈塞尔维二十二岁——与坎迪现在年龄相仿——瘦得好像朝下滴的水，但那可能是毒品造成的。坎迪的身材像外祖母，她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身型必然缩成矮墩墩的外祖母瓦乔里，与其说是身体还不如说是节省空间的摆设。
　　坎迪朝手表瞟了一眼。她还有十分钟的午休时间。
　　她说不好最后一次难过是哪一年。她知道她十一岁那年一定难过过，因为妈妈最后一次被送进医院。可她记不起当时的感受。她只记得后来很高兴，坐在外祖母厨房的餐桌旁用叉子往外挑核桃仁，此时外祖母正打电话，通知人们妈妈最后又无法挽回地上了一次瘾：死了。她听到外祖母说“我孩子死——了”，她那得克萨斯州残存的口音把太多的空气吹进那个字里，坎迪几乎能看到那个字飘向厨房的天花板，仿佛充了氦的气球。妈妈在坎迪生活里的存在如同鸟一般。她不时扑进外祖母的公寓，在坎迪张开的嘴边丢下一个大汉堡，但与她一同飞进来的热情往往顿时如烟消云散，因为外祖母一再坚持，让妈妈装出一切正常的样子，又因为坎迪可怜的需要，妈妈的热情才勉强维持片刻。
　　坎迪记得她也尝到过另一种幸福，当时她爬过病床的围栏，希望最后一次躺在妈妈身旁。外祖母强迫坎迪穿上她前一天亲手缝制的晚礼服，当时外祖母正为婚礼上持花的少女赶制盛装，她是用剩下的料子拼出的新衣裳，面料是粉色的，让人感到尴尬，再说衣褶也太紧，坎迪细嫩的胸部感到不舒服。等外祖母缝完褶边，坎迪抱怨说，有必要吗？外祖母从鼻孔里喘出粗气来，她的嘴仿佛是长满刺的仙人掌。等到坎迪走进病房，躺在妈妈身边，才明白为什么外祖母要把她打扮起来：她应该扮演女儿的角色，希望妈妈醒过来，也担负起母亲的角色。每次妈妈在公寓里出现时，外祖母不是反反复复地对她说过吗——仿佛妈妈回来不是为了吃饭或洗澡或要钱，而是要把坎迪的头发编成法式辫子或给她讲什么是月经。床上的金属护栏碰到坎迪的大腿，让人身上发凉。那种感觉使人震惊，使人舒畅，可她又没法形容，好在没过多久坎迪就发现，外祖母浴缸的水龙头也能改变角度，把水喷到大腿中间。
　　坎迪才来伤兵医院时，其他助理员说要等好长时间她才能“习惯”。她们说，不要看伤口，看伤兵的脸，免得让小伙子们尴尬，也免得自己恶心。但坎迪没感到恶心，哪怕是解开残肢或擦拭缝得如同鲨鱼牙齿般的伤口。她发现这些破损确实有意思，躯体解构后你能发现其中的底细，不过是零零碎碎的，真的，与外祖母塞进巴黎维克多先生服装里的碎布片没什么不同，维克多是伯班克的裁缝，三十七年来始终雇用外祖母。护士表扬坎迪勇敢，可是一天下午坎迪在食堂从三三两两休息的护理员旁边走过，她从她们闪烁的目光里发现，她们以为她太奇怪。一次她偶然听一个姑娘说，她没心没肺。
　　哼，没心也比没脑子好，坎迪边想边抽完最后一口，然后在草坪上把烟蒂踩灭，也不管在最热的季节可能引发火灾。她知道自己没那么了不起，她也成不了任何重大事件的原因。近来，谷地的温度跳到了43度。外祖母的公寓楼已经没电了，坎迪还从来没离开过。发生人们还能干预的灾难，外祖母为她的想法感到兴奋，于是她指示坎迪把重要的文件收起来，好像她期待公寓楼自己就燃起大火。坎迪扫了一眼梳妆台，社区大学文凭就装在塑胶玻璃框里，梳妆台上还有不少购物赠送的口红和眼影。她把妈妈的圣餐十字架挂在自己的脖颈上，然后倒在床上，当时这几个动作连她自己也觉得像伤感的电视剧。电灯一下子亮了起来，窗扇也嗡嗡地转了起来，坎迪醒过来。她取下项链，放进梳妆台的抽屉。她冲了个澡，赤身倒在床上，任凭舒缓、间歇的风从身上吹过。
　　新来的小伙叫格雷格里奥·维拉洛布斯。服务台的护士胡安娜告诉坎迪，在西班牙语里“洛布”指“狼”。房间里躺着击球手和投球手，小伙子们还抱着他们洋洋自得的外号不松手，仿佛他们迟早还能走出医院，回到高尔夫或篮球场上，他们的外号是从那里得来的。坎迪在想，新来的小伙子当兵时是不是叫埃尔·洛布[狼]。她可以问他，但他不回答。他还没说话呢。他用目光注视她走来走去，他的目光尾在她身后，仿佛她是苍蝇，他等待把她拍死那一刻。她送来吃的或检查用品袋，大多数小伙子都把眼睛转向她，但他们的目光却像上了年纪的狗：希望与无望混在一起。护士们工作时也能跟这些大男孩聊上几句，聊天气，聊赛场趣闻，都是她们从丈夫那里听来的。一般来说，伤兵们也适应了，但坎迪往往感到自己好像在看一出戏，戏里所有演员都同意假装台上的其他人没发生意外。坎迪知道护士害怕沉默，小伙子们大概也怕。真相隐藏在沉默里。
　　她离开房间前看了埃尔·洛布的记录。研读记录不是她的工作，她不过是在上面写下他做了什么吃了什么，有没有排出来。她接受的培训少得可怜，平时涉及的工作，凡是打扫过房间的人都会做，记录上写的东西，大多数她都不明白。但她确实知道什么是“选择性沉默”。她瞪了埃尔·洛布一眼，感觉要说的话在心里爬动，就要从紧闭的双唇爬出来——可怜的人类需要沟通，可又无话可说。妈妈在世时坎迪有过这种经历。妈妈回家那几次，坎迪把想到的话都说了：在学校发生了什么，受歡迎的女生都穿什么衣服，妈妈多么漂亮，一头黑发从中间分开，从瘦削的脸颊两侧垂落下来，好像魔术师的披肩。她说呀说呀。她越是担心妈妈不把她说的当回事，就越是要让公寓里充满她绝望的声音。 　　她把记录挂在床脚上，又看了一眼埃尔·洛布，然后离开房间。她可以保持沉默，时间比他长。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
　　当天夜里，她被吵醒了，是外祖母在对幽灵喊叫。
　　“出去，马——上出去！”外祖母喊道，她梦里醒来后，口音比平时重，仿佛她的无意识还生活在得克萨斯州的博蒙特，其他部分却赶到了洛杉矶。水哗哗地冲在洗手间的陶瓷下水槽里，洗手间的左右是坎迪和外祖母的卧室。
　　坎迪躺在床上，床是妈妈小时候的，床头板上还有妈妈亲手贴上去的幻彩荧光漆花纸。坎迪一次次把妈妈想象成喜欢贴纸的纯情少女，但没成功。妈妈在她脑海里的大多数记忆是皮肤散发出的薄荷香，薄荷香的下面却是一股不好形容的脏味，每次妈妈过来，坎迪都想逃走。好在妈妈很少让女儿靠那么近。即使妈妈在家里生活的那些日子，即使她对外祖母发誓说自己干净，眯起眼睛的外祖母也没有多少相反的证据，所以想信她一次，但妈妈却主动保持距离。她回到自己过去的房间，让坎迪睡在客厅的折叠沙发上，坎迪就在傍晚时找借口从妈妈的房门前走过，希望门是开的，妈妈能喊她进去。
　　坎迪躺在那里，听到外祖母匆匆走进洗手间关上水龙头。
　　“再把水打开，我非把你弄死不可！”外祖母一边说一边经过坎迪的房门走进厨房。
　　“上帝呀，才过3：30。”
　　坎迪下床后也来到厨房。外祖母身上披的是拼起来的睡衣，头上那丛短短的白发因躺在床上而倒向一侧。她已经把水壶放在炉子上。“啊，她也把你弄醒了。”她伤心地摇摇头。
　　“是你把我弄醒的，”坎迪说完坐在桌子旁边，“你可能把全楼的人都弄醒了。”
　　“幽灵浪费我的水费。必须制止。”
　　“说不定他渴了呢。”坎迪说。
　　“亲爱的，她是女的，再说幽灵也不喝水。她们没孩子。她打开水龙头就想惹我发火。在干旱的季节，还浪费水！”她嚷道，在空中挥舞拳头，仿佛幽灵就藏在厨房门后面。外祖母小臂上的赘肉在颤抖，坎迪记得小时候还玩过那片松弛的皮肤。外祖母身上太多的皮肉让人感到舒服。在不好的夜晚，坎迪感到胃部疼得要命，这时她就蹑手蹑脚地上了外祖母的床。当她的面颊贴在外祖母尼龙乳罩下面松弛的胸部时，难以名状的恐惧感总能平息下来。
　　外祖母把两个杯子放在厨房的桌子上，然后拎过水壶倒水。“我告诉你吧。我害怕半夜被弄醒。我年纪太大，受不了。”
　　“或许我们应该驱鬼了。”
　　“你不会相信那种傻事吧。好啊，你想取笑我，你个坏丫头。”她看见坎迪在笑。
　　“我们那里又来了个伤兵，”坎迪改变话题，“惨不忍睹。”
　　“唉。”外祖母同情地叹了口气，又把水壶放在炉子上。
　　“没人过来探视。都两天了。”
　　“他可能没人。”
　　“来探视的人一般站在服务台边上，手里是气球，脸上是笑容。你能看出来他们在计算时间，恨不能马上离开。”
　　“小丫头，说话太刻薄了。破损的东西让人难过呀。”
　　坎迪把目光转向外祖母的双手。关节炎如同邪恶的雕塑家正在改变手的形状，用不了多久她就没法再用缝纫机或针线。然后怎么办？她们依靠外祖母的社会救济和坎迪可怜的收入够生活的吗？坎迪还记得外祖母用更年轻更结实的双手托起妈妈的脸，希望把她叫醒，扶她在客厅里站起身来，有时妈妈在夜里就能倒在地上。“该送你的孩子上学了！”她总这么说，决心不让自己的努力白白浪费。坎迪也记得，在她和外祖母一同赶往学校的路上，外祖母用粗糙的手拉住自己的手，那时的她们不得不把妈妈丢在室内独自如潮虫般蜷缩在那里。
　　当然，埃尔·洛布还在坎迪昨天下午把他放在那里的地方，躺在自己的床上，眼望天花板。她抬起垫子让他面部朝前，把他的早餐盘放在能移动的桌子上，然后再把桌子横在床上。她打开麦片粥和梨罐头的盖子，再揭开水杯上的塑料包装。早餐清一色的发白，难免让人倒胃口，但坎迪还是用汤匙深深地取出一勺麦片粥送到埃尔·洛布的嘴边。他勉强吃了几口，但显然不合胃口，仿佛内嵌的电脑芯片在控制嘴唇的一张一合和喉咙的轻轻的起伏。他的目光没接触她。坎迪也不动声色，这是她从小练就的本领。当初她发现自己可以继续扮演被指派的角色——打扫房间或在课堂上集中注意力，若老师要求的话，她还能朗读出来，与此同时，她却心不在焉。那是一种平和的遗忘，她感到自己被裹在棉花里，平时干扰她的情感荡然无存，也不再顾忌身上那件家里缝制的衣服或他人如何看待那个把外祖母当母亲的女生。同学发出的声音变得模糊不清，恶意全无。时间消逝。她也消失了。
　　她抬眼一看发现埃尔·洛布的下巴流上了燕麦粥，因为她没找准他的嘴。她内心生气，粥流出来了，他怎么不让她知道。她把粥擦净，但他好像并不领情，她更生气了。她最后又在他的嘴上狠狠擦了一把。他终于把眼睛转向她，目光犀利，充满恶意。他的表情刹那间变成憎恨，这清楚地说明愤怒才是他默认的立场。护士们谈论那些“可人的”大男孩和“可爱的”小伙子，仿佛伤残变成了好事，负伤后士兵退回到无力反抗、三岁大小的孩子，因此世界又少了一个可能很凶恶的男人。但坎迪知道，她眼前的男人既不可人也不可爱，可能从来也不可爱。她把他想象成无聊的高中生，如鲨鱼般在走廊里慢慢移动，身上充满力量与渴望。她了解这种男生，也睡过这种男生。
　　她在记录里写下他的食量，干食多少流食多少，从床边推走食盘，把吃了一半的早餐送入过道。在接下来的七个小时里，她换床单，倒夜壶，送食篮，一天结束前食篮都要送到护士站，因为大多数伤员或是限食或是要通过食管进食。她用轮椅把一个伤员送入X光室，还要经过迷宫般的走廊和电梯。每次遇上震动，伤员疼得咧嘴。开始那几次她还道歉，后来她就不道歉了，因为她知道自己的歉意如同一篮子松糕，在一定程度上，还让伤员不高兴。
　　那天晚些时候，她交完班，又折回埃尔·洛布的房间。他睡了，于是她坐在角落的橘黄色塑料椅子上，注视他。他躺在床上，身上盖了毯子，所以看不见伤口；他的脑袋、豆蔻色的皮肤、深色的眉毛、闷闷不乐的大嘴都没伤到。外人还以为他是这场战争的幸运儿呢。等到所谓的康复后，他要定制衣服，他连日常生活也不能自理，那时他才能真正明白到底伤在哪里。她知道间接损伤的含义，外人看见的从来也不是最严重的。媽妈死后，学校的辅导员把坎迪领进办公室，递给她一个小册子《青少年与悲痛手册》。她对坎迪说，虽然违反规定，但她还是要抱抱坎迪。辅导员并不知道，坎迪的嗓子眼被愤怒塞得死死的，仿佛一枚核桃卡在那里。 　　过了十五分钟，埃尔·洛布的眼睛睁开了。刹那间他的表情柔和起来，仿佛从小睡中醒来的孩子，但他的意识马上又占了上风，表情钙化下来，肌肉变硬，以提防思想的侵入。他的目光落在她身上。她没动，继续盯着他。他也盯着她，他的上唇在颤抖，她以为对方就要骂人了。她感到胃部一阵刺痛，神经开始拉紧，好像他那只健全的手触碰到了她的皮肤。第二班护士的说话声打破了沉默，护士沿着走廊的房间进进出出，说止痛药到了，说话的声音是欢快的，穿透力好似激光。坎迪站起身来，走向床边。她把手伸进被单，在他的胳膊上狠狠掐了一把。她听到他倒吸了一口气，轻轻走出房间，免得被人发现。
　　凌晨3：00，外祖母闯进洗手间。
　　“你不要烦我！”她喊道，“我帮你做得不少啦。”
　　坎迪决定躺在床上。自从幽灵宣布到场之后的五六年里，坎迪几次熬夜，她想，要是能逮着外祖母开水龙头——也许是梦游或衰老的早期征兆——那么外祖母就可能从此罢手，坎迪也能睡上好觉。但那几夜不是幽灵没来就是坎迪睡过去了，白白喝了不少可口可乐。
　　她听到缝纫机咔嗒咔嗒地工作起来。缝纫机忽快忽慢，坎迪想象外祖母赤着脚踩踏板的样子。她知道再睡下去也不大可能。天太热，绒毛睡衣没法穿在身上，于是，她索性穿着T恤衫和短裤走进客厅，外祖母正俯身干活。
　　“你在做什么？”坎迪问。
　　“现在吗，啥也没做。”外祖母说。她抬起缝纫机的压脚，拽出布料，用剪子剪断连线，撕开才缝上的布料。“维克多给我两周时间，一件新娘的，四件伴娘的。才两周！他不是没长脑子吗？”
　　坎迪注视外祖母用拆线刀把不大的针脚一一挑开，她的手在抖动。
　　外祖母不那么灵巧了，前些年她能打开一匹布，能找出每一道缝、每一道褶、每一个扣眼和贴边，即使在各个部分拼出成衣之前，她也知道该怎么安排顺序。缝纫机旁站了一个服装模型，乳白真絲面料从上面垂落下来。没有脑袋，也没有胳膊，模型朝一侧稍稍倾斜过来，仿佛要透露什么秘密。
　　“不少钱吧？”坎迪说完用手指捏了捏布料。
　　“别动手！”外祖母命令说，轻轻拍了一下坎迪的手，坎迪小时候外祖母也这么拍过。
　　“在丝料上花这么多钱，还不给时间，我怎么做得出来。没等这位小姐走下过道，婚纱要是不散开，她就算幸运了。”
　　“幽灵来了吗？”
　　“走了，讨厌的东西。她还会回来的。我也不知道做了什么，招来幽灵了，我怎么知道。”
　　“也许她过去住在这里。在我们之前。也许她想要回她的地方。”
　　“为什么要等三十五年才出来？哼。”
　　“然后呢？”
　　“孩子，我还在想，人们活在世上为什么要做他们做的事。”她挑完针脚，深深叹口气，把布料重新放入缝纫机。
　　坎迪走到窗前，朝楼下望过去。管理部门最近把院子翻修一次，移走那些需要浇水的花草，铺上装饰性的鹅卵石。唯独花园里曲折的水泥小径保存下来。坎迪小时候在花园里骑车，要穿过一丛丛凤仙花、秋海棠、橡胶树，橡胶树因又厚又光的叶子显得很笨拙。每个转弯、每个直道，都记在坎迪心里，不过她拐弯时仍然可能发生意外，换回一头扎进未知领地的惊悚。她八岁那年在小竹林拐了个弯，碰到妈妈睡在地上，她宛如坎迪图书馆书里的睡美人。坎迪在旁边看了片刻，好像在研究昆虫，观察妈妈一动一动的眼皮、又长又细的脖颈，哪怕她在睡觉，脖子上的肌肉似乎也拉紧了。最后，她从妈妈身上迈过去，走进树林。
　　“我妈回来了。”坎迪对外祖母说，后者还俯在缝纫机上。
　　她们一起把语无伦次、不住呻吟的妈妈抬进洗手间。坎迪坐在马桶盖上，外祖母打开水龙头，脱下女儿的衣服，然后哄她洗澡。妈妈骂外祖母泼妇婊子，但外祖母没骂她，不过是用嘘声使她安静，坎迪小时候膝盖碰破皮，外祖母也是这么哄她的，仿佛沉默能战胜疼痛。妈妈进了浴缸，闭上眼睛，躺在里面，脑袋枕在浴缸边上，一旁的外祖母在她身上轻轻地搽肥皂，拎起妈妈的左胳膊右胳膊，清洗她不大的乳房和双腿。“漂亮的姑娘。”外祖母哼了起来，曲子走了调，也不知她唱的是什么歌。“漂亮的小姑娘。”后来三人在厨房的桌子旁吃鸡、喝蘑菇汤，在21英寸的索尼电视上看音乐节目。次日一早，妈妈没了，电视也没了。
　　后来几年公寓里的物品越来越少。继电视之后，微波炉也不见了，然后是外祖母的首饰。坎迪每次从学校回家，心里总是忐忑不安，不知道又少了什么。她发现妈妈从来不偷新东西，这一发现使她松了口气，但最终还是失望。一个礼拜天，坎迪和外祖母从教堂回来，发现原来摆放音响的地方空空如也，仿佛人少了一颗门牙，但坎迪却感到一阵惊喜。妈妈来过公寓。空气中还能闻出她的呼吸，还有那种又脏又香的气味。外祖母对妈妈的行为从来也不生气。她站在那里，双手放在身后，房间空荡荡的，她深吸一口气，仿佛在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等坎迪长到十岁，她和外祖母从杂货店回来，发现外祖母黑色的超轻歌手牌缝纫机不见了，那可是从外祖母母亲的母亲手里传下来的，她又是上油又是擦拭，用了不知多少年。外祖母回到卧室，第二天早上也没出来。坎迪自己倒了一碗麦片粥，等外祖母告诉她，怎么才能过这道坎，外祖母过去也经常教育她，但这次外祖母却没开门。
　　“你疯了？”坎迪问道。第二天上午外祖母才走出卧室，脸上满是泪痕。
　　外祖母翻弄薄薄的电话簿，查找锁匠的电话号码。她轻轻地说：“我就是累了。”两周后，妈妈在外面一次次转动钥匙，希望打开前门，这时外祖母坐在桌子旁，紧紧攥住坎迪的手，听妈妈在外面开门。
　　“我知道你们在里面！”妈妈一边嚷嚷一边砸门。
　　坎迪看着外祖母，后者把手指放到唇边，二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妈妈开门不成，转而走到厨房窗户外面。她把一张毫无生气的、瞪着大眼睛的脸压在玻璃上，她的鼻子和嘴唇已经挤得变了形。
　　“让她进来，姥姥，求你了。”坎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