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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量政治经济学成都工坊（2018）研讨会由西南财经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联合主办，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协办。会议旨在汇聚政治经济学领域高水平的专家学者以对数量政治经济学相关研究开展交流讨论，推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演绎和辩证分析与现代数量分析方法结合，这对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方法、新领域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数量政治经济学成都工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新方法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19）01-0107-07
数量政治经济学成都工坊（2018）研讨会于2018年11月24-25日在西南财经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等10余所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和博士生出席了此次会议，对其研究成果进行了汇报并开展了深入的交流讨论，并就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方向与学生联合培养进行了探讨。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易敏利教授在11月25日上午的开幕仪式上致欢迎辞。易敏利院长指出：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此次研讨会不仅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同时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政治经济学在坚守传统的理论体系、方法论的同时，也要开拓创新发展属于“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在研究的方法论上，要体现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高质量发展”——即充分借鉴和吸收数量研究方法对于特定问题、特定领域的分析优势，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演绎和辩证分析与现代数量分析方法充分结合起来，并融汇贯通近年来在研究领域上有着较大进展的新结构经济学、国际贸易、财政学、金融学等学科和理论，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性、主流性、科学性、兼容性。易敏利院长还表示，学校、学院对“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以及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将大力支持，对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始终高度重视，将积极致力于拓展与相关院校和各位专家在学术研究和学生培养方面的长期合作、创新合作。
一、政治经济学前沿理论与模型探讨
11月25日上午第一阶段的主题演讲由复旦大学孟捷教授主持，上海财经大学冯金华教授、厦门大学王艺明教授、北京大学付才辉研究员依次发言，中国人民大学齐昊、南开大学冯志轩两位老师对发言内容进行了评论。
1.绝对地租：一个新的解释
冯金华教授首先说明地租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较好地反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优越性和局限性，认为绝对地租的存在与传统农业绝对地租理论的三个基本假定无关。冯教授还通过对两部门模型的数学推演，得出农业产品价格和工业产品价格的变动如何影响绝对地租和平均利润率，认为农业产品价格的上涨使绝对地租和平均利润率增加，并通过已知变量表示增加的单位价格如何在地租和平均利润中分配，推理得出绝大多数转化为地租;他还认为工业产品价格的上涨使农业绝对地租减少，平均利润上涨，且两部分正好抵消。最后，冯教授对其研究进行推广：从农业绝对地租必须事先预付到可以事后扣除、从两部门模型到多部门模型进行拓展等。齐昊老师认为冯教授阐述的绝对地租可能只是某种级差地租;冯志轩老师则提出该模型是否可以推广到税收领域也可讨论。两位评论人都提出模型中已知的农业生产价格在马克思理论中应由绝对地租得出。孟捷补充指出：马克思讨论的是全部生产部门而非单一资本家，冯教授的模型可用于对马克思理论微观方面的补充。四川大学张衔教授也指出：问题在于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后是否还存在绝对地租。
2.联合生产与劳动生产率的估计
王艺明教授认为联合生产问题即产品产生负价值的问题，而非联合生产下，在劳动生产率足够高、生产方程中的商品投入系数足够小的条件下，商品价值为正。分析了联合生产与投入产出表的关系，并提出要计算每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可以应用投入产出表（UV表）计算出每个部门商品的价值（也即求解联合生产问题），其价值下降的速度，就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他还对“斯蒂德曼之谜”做了新的阐释，认为产生负的产品价值的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低及两部门产品的个别价值不同，区分了个别价值的方程组由无穷多组解且无法确定唯一解。最后，王教授还分析了CTA方法在解决联合生产问题上的优点和不足。冯志轩认为，联合生产与非联合生产中涉及可能选到劣等技术，并提出CTA方法是把联合生产算成单一生产的一个方式。齐昊老师认为，王艺明教授讲述的方程组可以得出唯一解，缺少的方程可以通过其他约束条件补足，同意冯志轩老师的看法，认为使用CTA方法实际上就已经否定了联合生产的条件。冯金华教授认为，单一生产不可以出现负价值，但联合生产条件下出现负价值是合理的（比如生产伴随污染），需要探究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负价值;联合生产加总后得到的是正价值的情况才会存在，合起来以后是负价值的情况本身不合理也不会存在，所以没有必要排除掉。
3.新结构政治经济学：重新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模型化的一个新视角
付才辉研究员从新结构政治经济学出发，论述了支撑最优生产函数理论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在结构变迁方程中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并重新定义了一种含四个变量的生产函数，从而实现外生给定的生产函数内生化。他认为新结构生产理论中的价值理论更加贴近于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主张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而新古典经济学掩盖了资本对劳动剩余价值的追逐和剥削，从而无法揭示结构变迁（生产力进步）的动力。齐昊老师认为生产函数的内生化是一个必然趋势，付才辉研究员的模型缺乏一个明确的国家理论，并建议用数据表示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不同作用会更好。冯志轩老师认为，付才辉研究员的模型需要引入许多假定才能带来推导结果与实际数据吻合。吴垠教授指出，付才辉研究员的研究把禀赋结构内生化，工资被视为劳动力价值需要考虑此时的劳动力是否还是商品;另外，他得出的资本主义体系生產力进步以及生产关系（分配）恶化的结果，显示出国家行为对资本主义控制的某种可行性。 二、政治经济学案例分析与实证研究
11月25日上午第二阶段的主题演讲由西南财经大学吴垠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齐昊老师、南开大学冯志轩老师、西南财经大学李怡乐副教授依次发言，西南财经大学韩文龙副教授、贵州财经大学鲁保林副教授对发言内容进行了评论。
1.把“劳动不稳定性”放回生产中：来自滴滴快车司机的案例研究
齐昊老师关注不稳定性在劳动者工作中的体现，具体对中国网约车司机劳动过程的研究。通过对现有文献考察，他认为其中存在一些问题而导致理论误区：忽视不稳定性的微观塑造、过度拓展不稳定人群、忽视劳资之间的互动对不稳定性的影响。齐昊老师将滴滴司机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并进行各方面的数据分析，得出滴滴司机的劳动不稳定性来自一种特定形式的司机对平台的隶属关系，这一隶属关系是平台和司机（有时包括地方政府）互动的结果，同时受到宏观背景（经济下滑、资本过剩和高生活成本）的影响。韩文龙副教授对此提出疑问：样本是否关注不同类的司机投入的劳动和生产资料不同（如快车和专车）;是否考虑劳动过程中的竞争性问题;是否把劳动力看作商品。鲁保林副教授则认为调查存在内生性问题，即可能不同地区政府的管理办法不同、不同地区的司机收入差不多但生活水平不同。同时，他指出教育水平低和劳动不稳定性没有很大关系。
2.基于投入产出方案的政治经济学经验研究
冯志轩老师梳理了目前主要的基于IO的经验方法并对其进行比较，论述了投入产出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为重要的直接原因与理论原因，并对IO作为工具和应用的情况进行综述，提出地租、利息问题在当代资本主义问题中愈发重要，而且其模型基础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目前的经验研究关注的还比较少;他还认为在生态问题研究的方面也需要被重视。韩文龙副教授则对冯志轩老师的研究提出投入产出表与斯拉法生产商品的方法体系的区别联系如何等存在疑问。
3.我国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修复机制
李怡乐副教授基于中国经济金融化——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下降，金融部门盈利在增加的背景，认为应想办法让利润率回升，吸引资本回归实体经济。李怡乐副教授还分析了“利润挤压论”——较短时间内成本因素还需要被考虑，和“消费不足论”——劳资关系引致（生产相对过剩）、使用价值饱和（生产绝对过剩），指出资本有机构成提升的负面冲击——劳动生产率提高伴随着资本深化、资本劳动比相对变化的问题。他还阐述了利润率下降的理论修复机制：空间修复、技术修复、产品修复和金融修复，并举例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2008年的修复方案。吴垠教授认为，李怡乐副教授的研究体现出中国实体经济集体恐慌的背后，可能是过度金融化带来的明斯基时刻。而韩文龙副教授则认为税收对企业利润率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进而发问利润修复过程中，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怎么处理这个问题、阶段划分的依据是什么。鲁保林副教授提问中国工业的产能利用率如何估算、在一个比较短的周期中考虑利润率问题是否恰当。
三、政治经济学传统问题新解释的探讨
11月25日下午第一阶段的主题演讲由上海财经大学冯金华教授主持，安徽大学魏峰副教授、清华大学孙小雨博士、上海财经大学龚剑助理研究员依次发言，贵州财经大学鲁保林副教授、西南财经大学李梦凡老师对发言内容进行了评论。
1.冯金华方程及其应用
魏峰副教授阐述马克思的两种市场价值理论，提出可以通过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现价值实现中的问题，从而引出冯金华方程。她指出了方程的两个假设条件：等价交换和劳动价值论，提出了均衡和非均衡条件下的冯金华方程。她还从五种价值决定和两种价值转形阐述了冯金华方程的应用，并从价格因素的分解、价格偏离系数的内生化、货币价值的内生化三个方面来说明了冯金华方程的发展维度。提出冯金华方程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地方：经验研究中第一种市场价值应当如何测量，价值规律应当如何用数理表达。鲁保林副教授肯定了冯金华方程近年来应用的范围，而李梦凡老师则认为冯金华方程简洁且有意义，但非均衡系数是给定的系数。
2.利润率下降与稳定性分析：对谢克分析框架的拓展
孙小雨博士分别从有效需求理论的三条路径、马克思主义有效需求理论的框架下阐述研究背景，指出马克思主义有效需求理论是建立在给定技术进步不变的基础上，考察外生的利润率下降与稳定性条件之间的关系。孙小雨博士认为如果短期和长期联系起来，引入技术进步即产能资本比内生化，对非均衡调整过程会产生影响。孙小雨博士基于在短期给定长期变量得到短期均衡，根据短期均衡修正长期变量（价格和资本流动），同时，根据新的长期变量得到短期均衡，不断重复这一过程，从而构建模型。模型的结果表明利润率下降导致不稳定性增强，谢克的利润增长的停滞点意味着经济运行在稳定阶段和不稳定阶段交替进行。
经验分析表明，短期调整过程中，产品实现率在经济运行中围绕100%上下波动，危机期间产品实现率下降较大;长期调整过程中，实际产能利用率围绕正常产能利用率上下波动，短期的波动性变化不大，中长期趋势的波动性有所增强。孙小雨博士还认为她的模型可以在三个方面进行进一步发展：对依照谢克的路径发展得到短期-长期模型的稳定性进行一般分析;将利润率下降对增长路径的影响与其对周期波动稳定性的影响结合起来;分配内生化，如何影响投资函数。鲁保林副教授则对孙小雨博士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产能利用率为什么作为长期的测算指标？利润率下降导致经济危机的机制是什么？
3.再探“虚假的社会价值”：一个数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龚剑老师指出“虚假的社会价值”是指马克思所说的市场价值始终超过产品总量的总生产价格。他指出不同的研究对“虚假的社会价值”的来源作了不同的定义，分别为完全是由农业劳动者的社会劳动创造出来的，垄断价格超过社会价值的部分，市场价值超过实际价值的部分。他以农产品价值由劣等土地产品的个别价值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模型，来反驳以上三种含义下的“虚假的社会价值”。同时，他也指出引入利润的平均化，不仅适用于农业部门，而且适用于一切具有加成定价能力的部门。但鲁保林副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疑問：“虚假的社会价值”来源于哪里？该模型能否推广到多部门的情况等。 四、数量政治经济学前沿问题探讨
11月25日下午第二阶段的主题演讲由北京大学付才辉研究员主持，上海工程大学桑朝阳老师、南开大学张坷坷博士、西南财经大学李梦凡老师依次作了发言，四川大学李亚伟副教授、安徽大学魏峰副教授对发言内容进行了评论。
1.《21世纪资本论》的数理政治经济学批判
桑朝阳阐述了《21世纪资本论》提出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是资本收益率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而导致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占比越来越高，以及资本收益率稳定不变和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规律的矛盾;分析了《21世纪资本论》与《资本论》的关系。他研究发现一些学者对《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所提出的r>g非常肯定，而有一些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论对其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批判意味着澄清前提、划清界限，认为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来论证，就会发现皮凯蒂的逻辑谬误和其理论隐含的前提。通过数学模型的推导，他指出仅仅使用r>g是无法得到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占比越来越高的这个结论的。认为皮凯蒂的结论只有在满足“古典假定”时才能够成立。他还认为《21世纪资本论》是皮凯蒂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部分回应，并说明了皮凯蒂的资本收益率和马克思的利润率之间的关系，指出皮凯蒂的资本收益率稳定不变是对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证明。最后，桑朝阳指出应积极探索马克思理论的数学化、公理化、可量化和数据化，与现代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和大数据应用紧密结合，构建当代的马克思数理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写出真正符合马克思理论立场原则的“21世纪资本论”。
2.劳动的有机构成与不平等交换
张坷坷博士立足目前的全球贸易失衡及中美之间贸易引出问题，即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的程度的决定因素，提出国际贸易中不平等交换的总效应为国际生产价格和国别价值的偏离，总效应又可以分为两种效应：国别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偏离、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的偏离。她通过计量模型分析了两种效应下劳动的有机构成对不平等交换的影响机制，发现劳动的有机构成越高，不平等交换程度越深。张坷坷博士还认为劳动的有机构成对不平等交换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主要是通过国际生产价格与国际价值之间的偏离效应和国际价值与国别价值之间的偏离效应产生影响;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合理性，劳动有机构成的确是造成“不平等交换” 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不能忽视劳动有机构成在国际价值转移中的重要作用。李亚伟副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劳动的有机构成可能与资本的有机构成有关，是否会与剩余价值率有关呢？劳动的有机构成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冯金华老师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能否推而广之成为国际价值理论，这是一个问题。
3.对斯蒂德曼转形诘问的一点思考
李梦凡老师回顾了转形问题的历史，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提出转形问题，到20世纪斯拉法书籍出版，导致一些学者认为劳动价值论没有必要，应该被抛弃。他阐述了斯蒂德曼诘问：如果实物图式可以求出价格、利润率等变量，则无需通过价值图式来求：一方面价值图式可以通过实物图式求出;另一方面价值图式下的转形会遇到问题，所以继承斯拉法传统的斯蒂德曼认为，马克思的利润率算法会遇到逻辑问题;再加上他依据实物图式求出的利润率与马克思价值图式的平均利润率不一样。他还通过数理表达式分析比较了斯蒂德曼利润率与马克思利润率的不同。魏峰副教授则认为一般的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不能很好地比较;数理分析中的線性关系不存在，但非线性关系可以存在。
五、小结
数量政治经济学成都工坊（2018）研讨会为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各位学者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研讨的平台。进行主题发言的各位学者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聆听讨论的学者和同行进行了思想的碰撞，通过探讨发现了新的研究角度，有利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自己的理论研究。不少学者带着疑惑而来，带着答案离开，大家都认为政治经济学研讨领域还应更加深入。通过本次研讨会，各位学者都有不同的收获，对数量政治经济学都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都将继续在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道路上贡献自己的力量，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责任编辑 王 娟）
〔关键词〕 数量政治经济学成都工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新方法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19）01-0107-07
数量政治经济学成都工坊（2018）研讨会于2018年11月24-25日在西南财经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等10余所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和博士生出席了此次会议，对其研究成果进行了汇报并开展了深入的交流讨论，并就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方向与学生联合培养进行了探讨。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易敏利教授在11月25日上午的开幕仪式上致欢迎辞。易敏利院长指出：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此次研讨会不仅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同时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政治经济学在坚守传统的理论体系、方法论的同时，也要开拓创新发展属于“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在研究的方法论上，要体现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高质量发展”——即充分借鉴和吸收数量研究方法对于特定问题、特定领域的分析优势，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演绎和辩证分析与现代数量分析方法充分结合起来，并融汇贯通近年来在研究领域上有着较大进展的新结构经济学、国际贸易、财政学、金融学等学科和理论，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性、主流性、科学性、兼容性。易敏利院长还表示，学校、学院对“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以及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将大力支持，对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始终高度重视，将积极致力于拓展与相关院校和各位专家在学术研究和学生培养方面的长期合作、创新合作。
一、政治经济学前沿理论与模型探讨
11月25日上午第一阶段的主题演讲由复旦大学孟捷教授主持，上海财经大学冯金华教授、厦门大学王艺明教授、北京大学付才辉研究员依次发言，中国人民大学齐昊、南开大学冯志轩两位老师对发言内容进行了评论。
1.绝对地租：一个新的解释
冯金华教授首先说明地租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较好地反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优越性和局限性，认为绝对地租的存在与传统农业绝对地租理论的三个基本假定无关。冯教授还通过对两部门模型的数学推演，得出农业产品价格和工业产品价格的变动如何影响绝对地租和平均利润率，认为农业产品价格的上涨使绝对地租和平均利润率增加，并通过已知变量表示增加的单位价格如何在地租和平均利润中分配，推理得出绝大多数转化为地租;他还认为工业产品价格的上涨使农业绝对地租减少，平均利润上涨，且两部分正好抵消。最后，冯教授对其研究进行推广：从农业绝对地租必须事先预付到可以事后扣除、从两部门模型到多部门模型进行拓展等。齐昊老师认为冯教授阐述的绝对地租可能只是某种级差地租;冯志轩老师则提出该模型是否可以推广到税收领域也可讨论。两位评论人都提出模型中已知的农业生产价格在马克思理论中应由绝对地租得出。孟捷补充指出：马克思讨论的是全部生产部门而非单一资本家，冯教授的模型可用于对马克思理论微观方面的补充。四川大学张衔教授也指出：问题在于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后是否还存在绝对地租。
2.联合生产与劳动生产率的估计
王艺明教授认为联合生产问题即产品产生负价值的问题，而非联合生产下，在劳动生产率足够高、生产方程中的商品投入系数足够小的条件下，商品价值为正。分析了联合生产与投入产出表的关系，并提出要计算每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可以应用投入产出表（UV表）计算出每个部门商品的价值（也即求解联合生产问题），其价值下降的速度，就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他还对“斯蒂德曼之谜”做了新的阐释，认为产生负的产品价值的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低及两部门产品的个别价值不同，区分了个别价值的方程组由无穷多组解且无法确定唯一解。最后，王教授还分析了CTA方法在解决联合生产问题上的优点和不足。冯志轩认为，联合生产与非联合生产中涉及可能选到劣等技术，并提出CTA方法是把联合生产算成单一生产的一个方式。齐昊老师认为，王艺明教授讲述的方程组可以得出唯一解，缺少的方程可以通过其他约束条件补足，同意冯志轩老师的看法，认为使用CTA方法实际上就已经否定了联合生产的条件。冯金华教授认为，单一生产不可以出现负价值，但联合生产条件下出现负价值是合理的（比如生产伴随污染），需要探究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负价值;联合生产加总后得到的是正价值的情况才会存在，合起来以后是负价值的情况本身不合理也不会存在，所以没有必要排除掉。
3.新结构政治经济学：重新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模型化的一个新视角
付才辉研究员从新结构政治经济学出发，论述了支撑最优生产函数理论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在结构变迁方程中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并重新定义了一种含四个变量的生产函数，从而实现外生给定的生产函数内生化。他认为新结构生产理论中的价值理论更加贴近于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主张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而新古典经济学掩盖了资本对劳动剩余价值的追逐和剥削，从而无法揭示结构变迁（生产力进步）的动力。齐昊老师认为生产函数的内生化是一个必然趋势，付才辉研究员的模型缺乏一个明确的国家理论，并建议用数据表示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不同作用会更好。冯志轩老师认为，付才辉研究员的模型需要引入许多假定才能带来推导结果与实际数据吻合。吴垠教授指出，付才辉研究员的研究把禀赋结构内生化，工资被视为劳动力价值需要考虑此时的劳动力是否还是商品;另外，他得出的资本主义体系生產力进步以及生产关系（分配）恶化的结果，显示出国家行为对资本主义控制的某种可行性。 二、政治经济学案例分析与实证研究
11月25日上午第二阶段的主题演讲由西南财经大学吴垠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齐昊老师、南开大学冯志轩老师、西南财经大学李怡乐副教授依次发言，西南财经大学韩文龙副教授、贵州财经大学鲁保林副教授对发言内容进行了评论。
1.把“劳动不稳定性”放回生产中：来自滴滴快车司机的案例研究
齐昊老师关注不稳定性在劳动者工作中的体现，具体对中国网约车司机劳动过程的研究。通过对现有文献考察，他认为其中存在一些问题而导致理论误区：忽视不稳定性的微观塑造、过度拓展不稳定人群、忽视劳资之间的互动对不稳定性的影响。齐昊老师将滴滴司机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并进行各方面的数据分析，得出滴滴司机的劳动不稳定性来自一种特定形式的司机对平台的隶属关系，这一隶属关系是平台和司机（有时包括地方政府）互动的结果，同时受到宏观背景（经济下滑、资本过剩和高生活成本）的影响。韩文龙副教授对此提出疑问：样本是否关注不同类的司机投入的劳动和生产资料不同（如快车和专车）;是否考虑劳动过程中的竞争性问题;是否把劳动力看作商品。鲁保林副教授则认为调查存在内生性问题，即可能不同地区政府的管理办法不同、不同地区的司机收入差不多但生活水平不同。同时，他指出教育水平低和劳动不稳定性没有很大关系。
2.基于投入产出方案的政治经济学经验研究
冯志轩老师梳理了目前主要的基于IO的经验方法并对其进行比较，论述了投入产出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为重要的直接原因与理论原因，并对IO作为工具和应用的情况进行综述，提出地租、利息问题在当代资本主义问题中愈发重要，而且其模型基础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目前的经验研究关注的还比较少;他还认为在生态问题研究的方面也需要被重视。韩文龙副教授则对冯志轩老师的研究提出投入产出表与斯拉法生产商品的方法体系的区别联系如何等存在疑问。
3.我国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修复机制
李怡乐副教授基于中国经济金融化——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下降，金融部门盈利在增加的背景，认为应想办法让利润率回升，吸引资本回归实体经济。李怡乐副教授还分析了“利润挤压论”——较短时间内成本因素还需要被考虑，和“消费不足论”——劳资关系引致（生产相对过剩）、使用价值饱和（生产绝对过剩），指出资本有机构成提升的负面冲击——劳动生产率提高伴随着资本深化、资本劳动比相对变化的问题。他还阐述了利润率下降的理论修复机制：空间修复、技术修复、产品修复和金融修复，并举例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2008年的修复方案。吴垠教授认为，李怡乐副教授的研究体现出中国实体经济集体恐慌的背后，可能是过度金融化带来的明斯基时刻。而韩文龙副教授则认为税收对企业利润率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进而发问利润修复过程中，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怎么处理这个问题、阶段划分的依据是什么。鲁保林副教授提问中国工业的产能利用率如何估算、在一个比较短的周期中考虑利润率问题是否恰当。
三、政治经济学传统问题新解释的探讨
11月25日下午第一阶段的主题演讲由上海财经大学冯金华教授主持，安徽大学魏峰副教授、清华大学孙小雨博士、上海财经大学龚剑助理研究员依次发言，贵州财经大学鲁保林副教授、西南财经大学李梦凡老师对发言内容进行了评论。
1.冯金华方程及其应用
魏峰副教授阐述马克思的两种市场价值理论，提出可以通过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现价值实现中的问题，从而引出冯金华方程。她指出了方程的两个假设条件：等价交换和劳动价值论，提出了均衡和非均衡条件下的冯金华方程。她还从五种价值决定和两种价值转形阐述了冯金华方程的应用，并从价格因素的分解、价格偏离系数的内生化、货币价值的内生化三个方面来说明了冯金华方程的发展维度。提出冯金华方程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地方：经验研究中第一种市场价值应当如何测量，价值规律应当如何用数理表达。鲁保林副教授肯定了冯金华方程近年来应用的范围，而李梦凡老师则认为冯金华方程简洁且有意义，但非均衡系数是给定的系数。
2.利润率下降与稳定性分析：对谢克分析框架的拓展
孙小雨博士分别从有效需求理论的三条路径、马克思主义有效需求理论的框架下阐述研究背景，指出马克思主义有效需求理论是建立在给定技术进步不变的基础上，考察外生的利润率下降与稳定性条件之间的关系。孙小雨博士认为如果短期和长期联系起来，引入技术进步即产能资本比内生化，对非均衡调整过程会产生影响。孙小雨博士基于在短期给定长期变量得到短期均衡，根据短期均衡修正长期变量（价格和资本流动），同时，根据新的长期变量得到短期均衡，不断重复这一过程，从而构建模型。模型的结果表明利润率下降导致不稳定性增强，谢克的利润增长的停滞点意味着经济运行在稳定阶段和不稳定阶段交替进行。
经验分析表明，短期调整过程中，产品实现率在经济运行中围绕100%上下波动，危机期间产品实现率下降较大;长期调整过程中，实际产能利用率围绕正常产能利用率上下波动，短期的波动性变化不大，中长期趋势的波动性有所增强。孙小雨博士还认为她的模型可以在三个方面进行进一步发展：对依照谢克的路径发展得到短期-长期模型的稳定性进行一般分析;将利润率下降对增长路径的影响与其对周期波动稳定性的影响结合起来;分配内生化，如何影响投资函数。鲁保林副教授则对孙小雨博士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产能利用率为什么作为长期的测算指标？利润率下降导致经济危机的机制是什么？
3.再探“虚假的社会价值”：一个数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龚剑老师指出“虚假的社会价值”是指马克思所说的市场价值始终超过产品总量的总生产价格。他指出不同的研究对“虚假的社会价值”的来源作了不同的定义，分别为完全是由农业劳动者的社会劳动创造出来的，垄断价格超过社会价值的部分，市场价值超过实际价值的部分。他以农产品价值由劣等土地产品的个别价值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模型，来反驳以上三种含义下的“虚假的社会价值”。同时，他也指出引入利润的平均化，不仅适用于农业部门，而且适用于一切具有加成定价能力的部门。但鲁保林副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疑問：“虚假的社会价值”来源于哪里？该模型能否推广到多部门的情况等。 四、数量政治经济学前沿问题探讨
11月25日下午第二阶段的主题演讲由北京大学付才辉研究员主持，上海工程大学桑朝阳老师、南开大学张坷坷博士、西南财经大学李梦凡老师依次作了发言，四川大学李亚伟副教授、安徽大学魏峰副教授对发言内容进行了评论。
1.《21世纪资本论》的数理政治经济学批判
桑朝阳阐述了《21世纪资本论》提出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是资本收益率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而导致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占比越来越高，以及资本收益率稳定不变和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规律的矛盾;分析了《21世纪资本论》与《资本论》的关系。他研究发现一些学者对《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所提出的r>g非常肯定，而有一些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论对其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批判意味着澄清前提、划清界限，认为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来论证，就会发现皮凯蒂的逻辑谬误和其理论隐含的前提。通过数学模型的推导，他指出仅仅使用r>g是无法得到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占比越来越高的这个结论的。认为皮凯蒂的结论只有在满足“古典假定”时才能够成立。他还认为《21世纪资本论》是皮凯蒂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部分回应，并说明了皮凯蒂的资本收益率和马克思的利润率之间的关系，指出皮凯蒂的资本收益率稳定不变是对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证明。最后，桑朝阳指出应积极探索马克思理论的数学化、公理化、可量化和数据化，与现代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和大数据应用紧密结合，构建当代的马克思数理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写出真正符合马克思理论立场原则的“21世纪资本论”。
2.劳动的有机构成与不平等交换
张坷坷博士立足目前的全球贸易失衡及中美之间贸易引出问题，即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的程度的决定因素，提出国际贸易中不平等交换的总效应为国际生产价格和国别价值的偏离，总效应又可以分为两种效应：国别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偏离、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的偏离。她通过计量模型分析了两种效应下劳动的有机构成对不平等交换的影响机制，发现劳动的有机构成越高，不平等交换程度越深。张坷坷博士还认为劳动的有机构成对不平等交换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主要是通过国际生产价格与国际价值之间的偏离效应和国际价值与国别价值之间的偏离效应产生影响;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合理性，劳动有机构成的确是造成“不平等交换” 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不能忽视劳动有机构成在国际价值转移中的重要作用。李亚伟副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劳动的有机构成可能与资本的有机构成有关，是否会与剩余价值率有关呢？劳动的有机构成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冯金华老师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能否推而广之成为国际价值理论，这是一个问题。
3.对斯蒂德曼转形诘问的一点思考
李梦凡老师回顾了转形问题的历史，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提出转形问题，到20世纪斯拉法书籍出版，导致一些学者认为劳动价值论没有必要，应该被抛弃。他阐述了斯蒂德曼诘问：如果实物图式可以求出价格、利润率等变量，则无需通过价值图式来求：一方面价值图式可以通过实物图式求出;另一方面价值图式下的转形会遇到问题，所以继承斯拉法传统的斯蒂德曼认为，马克思的利润率算法会遇到逻辑问题;再加上他依据实物图式求出的利润率与马克思价值图式的平均利润率不一样。他还通过数理表达式分析比较了斯蒂德曼利润率与马克思利润率的不同。魏峰副教授则认为一般的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不能很好地比较;数理分析中的線性关系不存在，但非线性关系可以存在。
五、小结
数量政治经济学成都工坊（2018）研讨会为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各位学者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研讨的平台。进行主题发言的各位学者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聆听讨论的学者和同行进行了思想的碰撞，通过探讨发现了新的研究角度，有利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自己的理论研究。不少学者带着疑惑而来，带着答案离开，大家都认为政治经济学研讨领域还应更加深入。通过本次研讨会，各位学者都有不同的收获，对数量政治经济学都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都将继续在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道路上贡献自己的力量，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责任编辑 王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