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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春秋时期，天子、诸侯忙于奔波在权力的争夺，致使天下大乱、社会“失范”。各诸侯们忙于混战，逐渐掌握了周王室“礼乐征伐”的权力，从而导致“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等现象的发生。孔子为了解决这一现象指出社会“失范”的本质在于礼仪的丧失，只有通过通过呼吁“礼之本”、提倡恢复周礼才能建立新的和谐社会制度。
社会“失范”就是社会失去规范的意思，任何时期的社会都有自己的一套准则来规定人们的生活水准。准则会针对不同的地域和人群，用来规范人们的行為限度，从而使人们达到“安分守己，乐知天命”的均衡、和谐的生活状态，而春秋时代的天子、诸侯、士大夫及家臣由于奔波于权力的争夺均没有达到这种状态。东周时期与西周时期稳定的社会状态不同，其社会动荡不安、天子衰微、诸侯争霸、大夫执政乃至“陪臣执国命”等原因，从而形成了”失范“的社会状况。
（一）王室衰微：社会“失范”的根源
直接导致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原因是在当时的社会已经打破旧的社会秩序，而尚未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当时王室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均已衰败到无法控制诸侯势力的地步，因此各诸侯们逐渐掌握了周王室“礼乐征伐”的权力，从而导致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周王室虽然仍然作为“共主”的形式存在，但从实质上来说，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无力与各个诸侯相抗衡。其中西周灭亡的标志是周幽王的去世，当时的京都镐京由于受到战争与自然灾害的影响已无法作为都城存在，于是新王宜臼跟随晋文公、秦襄公及郑武公等人迁都至东都洛邑，由此春秋时期拉开了历史序幕。
在政治方面，周王室“礼乐征伐”的特权逐渐减弱，其势力不仅无法控制异性诸侯，甚至同姓诸侯也不再听从其号令，尤其是在鲁国和郑国的行为中充分表现了“王命不行”的现象，例如平王去世，鲁国不去奔丧;郑庄公不仅五年不朝见桓王，其猛士祝聃还在追赶中射中桓王肩膀。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说：“自平王之东，周德日以衰矣。麦禾之取，糯葛之战，几无以令于兄弟之国。且庄王之世，鲁、卫、晋、郑日以多故，于是王姬下嫁，以树援于强大之齐，寻盟府之坠言，继昏姻之夙好。且其下嫁之时犹能修周之旧典，而容色之盛、礼节之备有可取焉”。因此，当时的周王室已无力控制各国诸侯，仅仅是傀儡“共主”，没有任何实质的权力。
在经济方面，周王室面对各诸侯的僭越行为无力抗争。一方面，当时富饶的关中地区已被犬戎所占，周王室所拥有的领土由于赏赐功臣以及外部侵略等原因从初迁洛邑的方圆六百里逐渐缩减至方圆一二百里，领土的缩减直接影响到周王室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各诸侯国向周王室朝聘、纳贡的次数明显减少。《周礼》关于朝聘制度有严格的规定，其中要求各诸侯国每年一次小聘，每三年一次大聘，每五年要朝圣一次。与之相对的惩罚制度针对不遵守朝聘制度的诸侯过，一次不朝圣就被贬为爵，两次不朝圣则减少其土地，三次不朝圣则派天子的六军之师攻打。当时的周王经济已十分窘迫，需要求援于诸侯各国，例如隐公三年，周平王死时因财政问题无法安葬，由武氏子向鲁国求赙;隐公六年，周国京城引发饥荒，向鲁国告饥;桓公十五年，曾向鲁国“求车”。当时的周王经济上已是内困外乏，从而在政治上的地位也是“王命不行”。
周王室的政治、经济地位均已衰微，从而逐渐失去了“共主”的地位。这不仅是由于当时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同时也与周宣王、周幽王自身的昏庸有关，例如周宣王干涉鲁政，周幽王废黜王后这都将周国原本遵从的分封制和宗法制的治国之本打破，注定了西周灭亡的结局。孔子贬责周天子，斥退各个诸侯，声讨当时的士大夫来达到王道的道理。孔子虽推崇周礼，但对西周末年的周天子则是严厉批判。“天下无道”、“礼坏乐崩”等社会局面是西周王室衰微的直接表现，也为之后诸侯争霸、家臣执国命等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埋下了伏笔。
（二）诸侯争霸与私家兴起：社会“失范”的加速器
周朝王室的衰微成为了由周王朝过渡到春秋时期的根本原因，然而随着诸侯间争霸的不断发展，导致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象。当时的各个诸侯国家争相抢占较弱国家的国土及人口资源，周天子已经无力控制这种状况，因此诸侯间的争霸战争使许多诸侯小国灭亡并被吞并。在诸侯混战的过程中，其内部也出现了权利僭越的现象，例如“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等现象体现了诸侯内部之间的权力斗争。鲁庄公时代是由三桓操纵政治。春秋末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战国时期田氏取代姜姓吕氏为齐威王统治齐国等事件的发生奠定了基础，成为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导火索，加速了春秋时期的混乱局面。
首先，春秋时期最为主要的社会特征是诸侯争霸。“礼乐征伐”是天子的特权，各诸侯国应该严格按照朝聘制度纳贡并应对僭越行为受到相应的处罚。然而到了西周时期，周天子由于自身实力减弱而无力维持周礼制度，其天子特权也逐渐被各诸侯所取代。如秦穆公、楚庄王、晋文公、齐桓公都曾把握主要的政权。国家没有恒久的强大，也没有恒久的衰弱，若是执政者强大则国家强，若执政者弱则国家弱。这意味着执政者的强弱决定了国家在诸侯征战中取得胜利和优势。除此之外，诸侯君主自身也是在称霸过程中的关键因素。齐桓公在描述其霸业时说道：“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周朝天子到了春秋时期其实已经不再掌握“共主”的权力，但是各诸侯却依然以“尊王”的称呼来延续天子的形式，例如管仲在征战楚国的时候，就曾经要求天下的诸侯都有权去讨伐来辅佐周王室，赵衰也曾经规劝晋文公“求霸莫如入王尊周。……方今尊王，晋之资也。”孔子就齐桓公和晋文公对于在争夺霸主的过程中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给予了正面的评价，他曾说“晋文公橘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并且对于齐国的谋士管仲也给予了“仁”的评价，齐桓公曾经九次合盟各诸侯，不是依靠武力而是凭借管仲的智慧。
诸侯之间的结盟总体上减少了当时战争的复杂局面，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诸侯间的战争问题，连年的战争为社会带了沉痛的苦难，在争夺土地的过程中，牺牲的将士遍布战场，在争夺城池的过程中，牺牲的百姓遍布整座城池。战争并非来自于民众的意愿，而是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被打破的社会秩序没有新的秩序与之交替，和谐与稳定的生活无法维持下去，连续不断的战争成为了天下统一标准的唯一途径，所以当时的人们把战争当作了正当的方式去统一社会。社会的“失范”造就了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独有的社会特点，而强大的诸侯则在争霸的过程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连年的战乱也促使了早期儒学思想兴起。 其次，与诸侯争霸的主要社会特征一起兴起的社会现象还有私家的兴起，这是由诸侯内部的政治格局中衍生出来的。在春秋中后期，卿大夫与君主之间也发生了政治争斗。如鲁宣公虽然在杀嫡立庶的君权之争中取得胜利，但却被“三桓”逐渐掌握政权，三桓在鲁国中的势力逐步壮大，并在其领地里封地筑邑，进而操控鲁国的政权，凌驾于王室之上，出现了王室卑微而三桓强大的局势。
然而私家的兴起并非权力之争的终结，在春秋中后期的鲁国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现象，权力又被叛乱的家臣争夺，打开了“礼乐征伐自家臣出”的局面。鲁国被三桓专政之后，三桓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国家的统治和政治的操控，以及与卿大夫之间的争斗之中，主持家政的权力却被家臣左右，这为家臣的叛乱和篡权提供了可乘之机。例如在鲁昭公四年，竖牛想要搅乱穆子的家室，强行与孟丙结盟;昭公十二年，南蒯赶走孙季氏并将其家产充公，让子仲取代他;季孙氏的家臣阳虎曾与三桓结盟，并想要与季寤、叔孙辄一起取代三桓，从而统治鲁国政治，成为“陪臣执国命”的先例。春秋末年“陪臣执国命”的现象是其重要的时代特征之一，这种现象的发生致使当时的社会形态与社会结构变的更加混乱。
由此可见，王室的衰微直接导致了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而诸侯争霸过程中私家兴起与家臣叛乱更是“礼崩乐坏”的催化剂。天子、诸侯、卿大夫与家臣之间的权力争斗破坏了西周原有的严格的礼制制度，天子不再拥有”礼乐征伐“的特权，诸侯之间争霸混战，卿大夫与家臣同各诸侯争权，不同阶层僭越行为的社会背景为孔子中庸学说产生奠定了基础。
（三）礼仪之丧：社会“失范”的具体表现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首先提出了春秋时期社会“失范”的本质，即礼仪的丧失，揭示了导致当时社会状况最根本的原因，在百家争鸣中成就了“显学”的地位，为中国文化指引了主流方向。社会的“失范”和礼仪的僭越行为主要在于决策者对于礼仪制度摒弃和偏离，而早期的儒家学说正是针对“礼崩乐坏”的本质，揭示了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从而引领人们去解决社会矛盾，通过呼吁“礼之本”、提倡恢复周禮来建立新的和谐的社会制度。
虽然春秋时期旧的社会秩序已经被打破，但是春秋时期各阶层的交往依然沿袭周朝的礼乐制度，实行“曲礼三千”的礼节制度。这种现象的产生致使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对“礼崩乐坏”观点质疑的声音，他们认为春秋时期的“礼”其实依然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而且非常的繁縟复杂，这并不代表着礼制的崩坏，而是社会制度面面俱到的表现，也有学者认为，春秋时期的礼乐文化要比西周时期的影响力和实践力更大。
其实礼制的真谛并非是形式上的繁缛复杂，制定礼制的本质在于真正的实施者的行为方式，行为方式的偏离直接导致对礼制破坏，而在春秋时期上至天子、诸侯，下到士大夫、家臣无一不在僭越、滥用礼制制度，已不再是尊崇天子建立诸侯，诸侯设立卿大夫，卿大夫任命卿或大夫，大夫再认命下级大夫，士的级别为子弟，庶人以亲疏来分等级的制度，周礼制度已无法制约和约束他们的行为，也因此失去了维持社会规范的权威。处于混乱时代的贤士察觉到了礼仪的重要作用。如郑国子产呼吁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齐国晏子曾说：“礼之可以为国久矣，与天地并”。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提出的问题并没有被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所重视和接受，孔子更是针对这种社会失范的丑恶现象发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强烈愤慨。
春秋时期人们对于礼之“义”的丧失，加快了“礼崩乐坏”的速度。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士大夫及家臣对于礼乐制度的僭越行为，同时也存在于世人对礼的本质的无知。而孔子及早期的儒学贤者正是针对这样的社会现象而不断寻找解决国家问题的方法。孔子提倡发扬管仲的理念，认为社会混乱的本质在于君主没有行使君主的权力，而臣没有承担臣的义务，并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语来解答齐景公的“问政”，其目的在于从本质上解决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象，解决社会失“范”的问题。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天子衰微、诸侯争霸、大夫执政的混乱局面彻底打破了西周原有的严格的礼制制度。王室的衰微直接导致了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而诸侯争霸过程中私家兴起与家臣叛乱更是“礼崩乐坏”的催化剂。孔子为了解决这一现象指出社会“失范”的本质在于礼仪的丧失，只有通过通过呼吁“礼之本”、提倡恢复周礼才能建立新的和谐社会制度。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46-70
[2]李孟存 李尚师.晋国史[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5，106.
（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社会“失范”就是社会失去规范的意思，任何时期的社会都有自己的一套准则来规定人们的生活水准。准则会针对不同的地域和人群，用来规范人们的行為限度，从而使人们达到“安分守己，乐知天命”的均衡、和谐的生活状态，而春秋时代的天子、诸侯、士大夫及家臣由于奔波于权力的争夺均没有达到这种状态。东周时期与西周时期稳定的社会状态不同，其社会动荡不安、天子衰微、诸侯争霸、大夫执政乃至“陪臣执国命”等原因，从而形成了”失范“的社会状况。
（一）王室衰微：社会“失范”的根源
直接导致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原因是在当时的社会已经打破旧的社会秩序，而尚未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当时王室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均已衰败到无法控制诸侯势力的地步，因此各诸侯们逐渐掌握了周王室“礼乐征伐”的权力，从而导致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周王室虽然仍然作为“共主”的形式存在，但从实质上来说，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无力与各个诸侯相抗衡。其中西周灭亡的标志是周幽王的去世，当时的京都镐京由于受到战争与自然灾害的影响已无法作为都城存在，于是新王宜臼跟随晋文公、秦襄公及郑武公等人迁都至东都洛邑，由此春秋时期拉开了历史序幕。
在政治方面，周王室“礼乐征伐”的特权逐渐减弱，其势力不仅无法控制异性诸侯，甚至同姓诸侯也不再听从其号令，尤其是在鲁国和郑国的行为中充分表现了“王命不行”的现象，例如平王去世，鲁国不去奔丧;郑庄公不仅五年不朝见桓王，其猛士祝聃还在追赶中射中桓王肩膀。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说：“自平王之东，周德日以衰矣。麦禾之取，糯葛之战，几无以令于兄弟之国。且庄王之世，鲁、卫、晋、郑日以多故，于是王姬下嫁，以树援于强大之齐，寻盟府之坠言，继昏姻之夙好。且其下嫁之时犹能修周之旧典，而容色之盛、礼节之备有可取焉”。因此，当时的周王室已无力控制各国诸侯，仅仅是傀儡“共主”，没有任何实质的权力。
在经济方面，周王室面对各诸侯的僭越行为无力抗争。一方面，当时富饶的关中地区已被犬戎所占，周王室所拥有的领土由于赏赐功臣以及外部侵略等原因从初迁洛邑的方圆六百里逐渐缩减至方圆一二百里，领土的缩减直接影响到周王室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各诸侯国向周王室朝聘、纳贡的次数明显减少。《周礼》关于朝聘制度有严格的规定，其中要求各诸侯国每年一次小聘，每三年一次大聘，每五年要朝圣一次。与之相对的惩罚制度针对不遵守朝聘制度的诸侯过，一次不朝圣就被贬为爵，两次不朝圣则减少其土地，三次不朝圣则派天子的六军之师攻打。当时的周王经济已十分窘迫，需要求援于诸侯各国，例如隐公三年，周平王死时因财政问题无法安葬，由武氏子向鲁国求赙;隐公六年，周国京城引发饥荒，向鲁国告饥;桓公十五年，曾向鲁国“求车”。当时的周王经济上已是内困外乏，从而在政治上的地位也是“王命不行”。
周王室的政治、经济地位均已衰微，从而逐渐失去了“共主”的地位。这不仅是由于当时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同时也与周宣王、周幽王自身的昏庸有关，例如周宣王干涉鲁政，周幽王废黜王后这都将周国原本遵从的分封制和宗法制的治国之本打破，注定了西周灭亡的结局。孔子贬责周天子，斥退各个诸侯，声讨当时的士大夫来达到王道的道理。孔子虽推崇周礼，但对西周末年的周天子则是严厉批判。“天下无道”、“礼坏乐崩”等社会局面是西周王室衰微的直接表现，也为之后诸侯争霸、家臣执国命等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埋下了伏笔。
（二）诸侯争霸与私家兴起：社会“失范”的加速器
周朝王室的衰微成为了由周王朝过渡到春秋时期的根本原因，然而随着诸侯间争霸的不断发展，导致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象。当时的各个诸侯国家争相抢占较弱国家的国土及人口资源，周天子已经无力控制这种状况，因此诸侯间的争霸战争使许多诸侯小国灭亡并被吞并。在诸侯混战的过程中，其内部也出现了权利僭越的现象，例如“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等现象体现了诸侯内部之间的权力斗争。鲁庄公时代是由三桓操纵政治。春秋末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战国时期田氏取代姜姓吕氏为齐威王统治齐国等事件的发生奠定了基础，成为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导火索，加速了春秋时期的混乱局面。
首先，春秋时期最为主要的社会特征是诸侯争霸。“礼乐征伐”是天子的特权，各诸侯国应该严格按照朝聘制度纳贡并应对僭越行为受到相应的处罚。然而到了西周时期，周天子由于自身实力减弱而无力维持周礼制度，其天子特权也逐渐被各诸侯所取代。如秦穆公、楚庄王、晋文公、齐桓公都曾把握主要的政权。国家没有恒久的强大，也没有恒久的衰弱，若是执政者强大则国家强，若执政者弱则国家弱。这意味着执政者的强弱决定了国家在诸侯征战中取得胜利和优势。除此之外，诸侯君主自身也是在称霸过程中的关键因素。齐桓公在描述其霸业时说道：“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周朝天子到了春秋时期其实已经不再掌握“共主”的权力，但是各诸侯却依然以“尊王”的称呼来延续天子的形式，例如管仲在征战楚国的时候，就曾经要求天下的诸侯都有权去讨伐来辅佐周王室，赵衰也曾经规劝晋文公“求霸莫如入王尊周。……方今尊王，晋之资也。”孔子就齐桓公和晋文公对于在争夺霸主的过程中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给予了正面的评价，他曾说“晋文公橘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并且对于齐国的谋士管仲也给予了“仁”的评价，齐桓公曾经九次合盟各诸侯，不是依靠武力而是凭借管仲的智慧。
诸侯之间的结盟总体上减少了当时战争的复杂局面，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诸侯间的战争问题，连年的战争为社会带了沉痛的苦难，在争夺土地的过程中，牺牲的将士遍布战场，在争夺城池的过程中，牺牲的百姓遍布整座城池。战争并非来自于民众的意愿，而是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被打破的社会秩序没有新的秩序与之交替，和谐与稳定的生活无法维持下去，连续不断的战争成为了天下统一标准的唯一途径，所以当时的人们把战争当作了正当的方式去统一社会。社会的“失范”造就了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独有的社会特点，而强大的诸侯则在争霸的过程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连年的战乱也促使了早期儒学思想兴起。 其次，与诸侯争霸的主要社会特征一起兴起的社会现象还有私家的兴起，这是由诸侯内部的政治格局中衍生出来的。在春秋中后期，卿大夫与君主之间也发生了政治争斗。如鲁宣公虽然在杀嫡立庶的君权之争中取得胜利，但却被“三桓”逐渐掌握政权，三桓在鲁国中的势力逐步壮大，并在其领地里封地筑邑，进而操控鲁国的政权，凌驾于王室之上，出现了王室卑微而三桓强大的局势。
然而私家的兴起并非权力之争的终结，在春秋中后期的鲁国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现象，权力又被叛乱的家臣争夺，打开了“礼乐征伐自家臣出”的局面。鲁国被三桓专政之后，三桓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国家的统治和政治的操控，以及与卿大夫之间的争斗之中，主持家政的权力却被家臣左右，这为家臣的叛乱和篡权提供了可乘之机。例如在鲁昭公四年，竖牛想要搅乱穆子的家室，强行与孟丙结盟;昭公十二年，南蒯赶走孙季氏并将其家产充公，让子仲取代他;季孙氏的家臣阳虎曾与三桓结盟，并想要与季寤、叔孙辄一起取代三桓，从而统治鲁国政治，成为“陪臣执国命”的先例。春秋末年“陪臣执国命”的现象是其重要的时代特征之一，这种现象的发生致使当时的社会形态与社会结构变的更加混乱。
由此可见，王室的衰微直接导致了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而诸侯争霸过程中私家兴起与家臣叛乱更是“礼崩乐坏”的催化剂。天子、诸侯、卿大夫与家臣之间的权力争斗破坏了西周原有的严格的礼制制度，天子不再拥有”礼乐征伐“的特权，诸侯之间争霸混战，卿大夫与家臣同各诸侯争权，不同阶层僭越行为的社会背景为孔子中庸学说产生奠定了基础。
（三）礼仪之丧：社会“失范”的具体表现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首先提出了春秋时期社会“失范”的本质，即礼仪的丧失，揭示了导致当时社会状况最根本的原因，在百家争鸣中成就了“显学”的地位，为中国文化指引了主流方向。社会的“失范”和礼仪的僭越行为主要在于决策者对于礼仪制度摒弃和偏离，而早期的儒家学说正是针对“礼崩乐坏”的本质，揭示了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从而引领人们去解决社会矛盾，通过呼吁“礼之本”、提倡恢复周禮来建立新的和谐的社会制度。
虽然春秋时期旧的社会秩序已经被打破，但是春秋时期各阶层的交往依然沿袭周朝的礼乐制度，实行“曲礼三千”的礼节制度。这种现象的产生致使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对“礼崩乐坏”观点质疑的声音，他们认为春秋时期的“礼”其实依然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而且非常的繁縟复杂，这并不代表着礼制的崩坏，而是社会制度面面俱到的表现，也有学者认为，春秋时期的礼乐文化要比西周时期的影响力和实践力更大。
其实礼制的真谛并非是形式上的繁缛复杂，制定礼制的本质在于真正的实施者的行为方式，行为方式的偏离直接导致对礼制破坏，而在春秋时期上至天子、诸侯，下到士大夫、家臣无一不在僭越、滥用礼制制度，已不再是尊崇天子建立诸侯，诸侯设立卿大夫，卿大夫任命卿或大夫，大夫再认命下级大夫，士的级别为子弟，庶人以亲疏来分等级的制度，周礼制度已无法制约和约束他们的行为，也因此失去了维持社会规范的权威。处于混乱时代的贤士察觉到了礼仪的重要作用。如郑国子产呼吁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齐国晏子曾说：“礼之可以为国久矣，与天地并”。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提出的问题并没有被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所重视和接受，孔子更是针对这种社会失范的丑恶现象发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强烈愤慨。
春秋时期人们对于礼之“义”的丧失，加快了“礼崩乐坏”的速度。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士大夫及家臣对于礼乐制度的僭越行为，同时也存在于世人对礼的本质的无知。而孔子及早期的儒学贤者正是针对这样的社会现象而不断寻找解决国家问题的方法。孔子提倡发扬管仲的理念，认为社会混乱的本质在于君主没有行使君主的权力，而臣没有承担臣的义务，并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语来解答齐景公的“问政”，其目的在于从本质上解决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象，解决社会失“范”的问题。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天子衰微、诸侯争霸、大夫执政的混乱局面彻底打破了西周原有的严格的礼制制度。王室的衰微直接导致了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而诸侯争霸过程中私家兴起与家臣叛乱更是“礼崩乐坏”的催化剂。孔子为了解决这一现象指出社会“失范”的本质在于礼仪的丧失，只有通过通过呼吁“礼之本”、提倡恢复周礼才能建立新的和谐社会制度。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46-70
[2]李孟存 李尚师.晋国史[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5，106.
（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