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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来今雨轩是北京中山公园（中央公园）里的一个茶座。
来今雨轩得名于“旧雨常来今雨不来”，这是杜甫所作的一个诗序中的一句。它建于民国四年（1915），“来今雨轩”四字为徐世昌所题。它初建时的样子在《中央公园二十五周年纪念册》中有这样的记载：
（民国四年）建来今雨轩，坛外东南隅建大厅五楹，环厅四出廊。厅后置太湖石山景，为广东刘君所叠，前置石座湖石一，原拟为俱乐部，嗣改为餐馆，有徐大总统题匾。民国十五年，厅前增建铅铁罩棚七间，以避风雨。
当年，中山公园里的茶座并不止来今雨轩一家，还有春明馆、长美轩、上林春、四益轩、柏思馨等等，可谓一个茶座云集的地方。但来今雨轩无疑是当中最有名气的一家，并且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它之所以出名，与茶客的身份及茶座的氛围大概不无关系。已故学者邓云乡在一篇文字里提到：
在二三十年代，来今雨轩的茶客可以说是北京当年最阔气的茶客。外国人有各使馆的公使、参赞、洋行经理、博士、教授，中国人有各部总长、次长、银行行长、大学教授……大概当年北京的一等名流，很少有哪一位没在来今雨轩坐过茶座吧。来今雨轩茶资最贵，其实茶资贵还在其次，主要是他家的文化层次高，气氛浓，因而一般茶客是很少插足的了。
邓云乡甚至认为，发生在来今雨轩的重要文化活动，“足可以编一本很厚的书，足见一个时代的文化气氛”。
按照这个思路，首先要提到的，是成立于1921年1月的文学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也是中国最著名的新文学团体之一，它的成立无论是就一种文学团体还是一种文学现象而言，都有着开先河或里程碑式的意义。当年1月2日，郑振铎致信周作人：“文学会开成立会，如先生可以，务请必至，时间为1月4日，地点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请注意，不在水榭。”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是以下12人：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茅盾）、蒋百里、叶绍钧（叶圣陶）、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上世纪80年代，《新文学史料》曾辟专刊回顾文学研究会，并刊登了第一批会员在成立会后的合影。沈雁冰当时在上海，没有参加这次来今雨轩的聚会，但他随后就在自己主编的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文学研究会简章》和由周作人起草的《文学研究会宣言》。半个多世纪以后，他在回忆中特地解释鲁迅没有加入文学研究会的原因：
文学研究会的宣言，据郑振铎说，是周作人起草而经鲁迅看过的。鲁迅为什么不做文学研究会发起人甚至也不算是会员呢？据说，当时北洋政府有所谓文官法，禁止各部官员参加社会上的各种社团；鲁迅那时还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佥事，因此不便参加文学研究会。
半年以后的6月30日中午，北京大学、男女两高师等5家单位在来今雨轩为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离华举行饯别宴会，包括学界名流在内的80来人到席，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被推为主席，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说：“（中午）十二时余，博士（杜威）一家莅止，稍事寒暄，即入席。酒数旬，主席范源廉起立致辞，由胡适译为英语……”胡適不仅为范源廉的致辞作英译，还代表北京大学致辞，号召思想界把杜威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养成一种思想上的习惯”。
1921年距来今雨轩建成不过五六年，这两次活动表明，那时的来今雨轩已经成了京城文化圈凡遇重要活动一个首选的去处，渐而成为习惯。后来的《语丝》杂志主要撰稿人、《大公报》的作者圈都曾在这里进行经常性地喝茶、聚餐等活动，来今雨轩也成了一个让一些人熟悉和另一些人神往的文化沙龙。
鲁迅尽管没有出席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会，也没有参加过《语丝》的聚餐，但来今雨轩却是他在北京生活时不免经常光顾的地方。《鲁迅日记》1924年5月30日记道：“遇许钦文，邀之至中央公园饮茗。”鲁迅在日记里用了不过十几个字，半个多世纪以后，许钦文著万言长文，对这天两人的谈话，作了详细的忆述，标题就叫《来今雨轩》。鲁迅在这天的谈话中向作者回顾了自己在日本留学时，曾接二连三遭商务印书馆退稿，但仍不悔心地创作经历。文中还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
一个服务员走过，鲁迅先生向他招手，轻声说了些话，不久那个服务员就送来一盘包子，热气腾腾的。鲁迅先生放下报纸，稍微静了一下，到那热气渐渐减少下去，不再烫手的样子了，就拿起一个包子，用另一只手把那装着包子的盘子推到我的面前，微笑着说：“这里的包子，可以吃；我一个就够了，钦文，这些就由你包办吃完罢！”他一个包子很快吃完，就又拿起报纸来翻阅。
显然，来今雨轩和那里的冬菜馅包子，对鲁迅而言，是并不陌生的。
鲁迅是1926年8月26日离开北京南下厦门的。这年七八月间，他还多次来过来今雨轩，并在这里和齐寿山一道翻译荷兰作家望·葛覃的长篇童话《小约翰》。8月21日，他离京前最后一次到来今雨轩，赴许寿裳的送别午餐。鲁迅定居上海后，1929年5月回北京省亲，住了不到20天，曾两次去来今雨轩，一次是赴李秉中的婚礼，另一次是赴沉钟社杨晦、冯至等人的宴请。
当年，一些文化人的婚礼，也特地选择在来今雨轩举办。有记载说：
许地山和周俟松的婚礼，是在北京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举行的。现代文学馆还收藏着几页周俟松保存下来的当年的日记，在1929年5月1日那一栏中，写着“风和日朗我们于九时行婚礼”。下面另一行字是周俟松1977年6月补注的：“日记之一页上为许地山注字。”
两人的婚礼选在“来今雨轩”举行，是周俟松的建议。因当年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曾在此召开；再说多年来“来今雨轩”一直是各路文人到京的必访之处。那天参加婚礼的来宾除亲戚外，还有蔡孑民、陈援庵、熊佛西、朱君允、田汉、周作人等。
著名学者魏建功的婚礼也是在来今雨轩举办的，这场婚宴上还引发了一段故事：出席婚礼的刘半农把台静农拉到席外，告诉他：瑞典学者斯文赫定想给鲁迅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让台静农写信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后来给台静农回信说：
9月27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家就没有得到。
巧的是，前面已经提到，《小约翰》正是鲁迅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翻译的。
新中国成立后，来今雨轩依然被文化人视为消闲的上佳去处，直至“文革”中，仍有作家情系这里，袁鹰在一篇回忆徐迟的文章中说：
那是1972年深秋，他悄悄来北京，动乱中重逢，都感到十分快慰。一个傍晚，我们去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本想品茗畅叙，但茶室早就歇业，阒无一人，自然无茶可喝。我们就在茶室前侧一座紧闭门扉的敞厅前，并坐在石阶上促膝谈心。从彼此前几年的经历谈到一些熟识的老朋友和共同尊敬的前辈们的遭遇，谈到当时动荡不定、变幻莫测的时局，又谈到自己今后的打算。我比较消极，心绪如灰。他却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堆自己的写作和研究计划：想写散文和回忆录，想温习英文搞翻译，还想从美学角度研究《红楼梦》……那神情，犹同仍旧在武昌东湖畔寓所书斋里，而不是正处“五七干校”落难中。就这样信马由缰地低声交谈，也不知时间过了多久，直到净园的铃声传来，才不得不离开杳无人影的空园，披着满天寒星归去。这次相晤，我们两人都留下难以忘却的记忆，以后一些年他来信或赠书，都再三提起。
如今，有过来今雨轩品茗经历，并体验过那里的文化沙龙况味的前辈恐怕所剩无几了，来今雨轩餐厅的冬菜馅包子即使还有，味道也恐怕是今非昔比了。
（作者系中国政协文史馆文史研究中心主任）
来今雨轩得名于“旧雨常来今雨不来”，这是杜甫所作的一个诗序中的一句。它建于民国四年（1915），“来今雨轩”四字为徐世昌所题。它初建时的样子在《中央公园二十五周年纪念册》中有这样的记载：
（民国四年）建来今雨轩，坛外东南隅建大厅五楹，环厅四出廊。厅后置太湖石山景，为广东刘君所叠，前置石座湖石一，原拟为俱乐部，嗣改为餐馆，有徐大总统题匾。民国十五年，厅前增建铅铁罩棚七间，以避风雨。
当年，中山公园里的茶座并不止来今雨轩一家，还有春明馆、长美轩、上林春、四益轩、柏思馨等等，可谓一个茶座云集的地方。但来今雨轩无疑是当中最有名气的一家，并且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它之所以出名，与茶客的身份及茶座的氛围大概不无关系。已故学者邓云乡在一篇文字里提到：
在二三十年代，来今雨轩的茶客可以说是北京当年最阔气的茶客。外国人有各使馆的公使、参赞、洋行经理、博士、教授，中国人有各部总长、次长、银行行长、大学教授……大概当年北京的一等名流，很少有哪一位没在来今雨轩坐过茶座吧。来今雨轩茶资最贵，其实茶资贵还在其次，主要是他家的文化层次高，气氛浓，因而一般茶客是很少插足的了。
邓云乡甚至认为，发生在来今雨轩的重要文化活动，“足可以编一本很厚的书，足见一个时代的文化气氛”。
按照这个思路，首先要提到的，是成立于1921年1月的文学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也是中国最著名的新文学团体之一，它的成立无论是就一种文学团体还是一种文学现象而言，都有着开先河或里程碑式的意义。当年1月2日，郑振铎致信周作人：“文学会开成立会，如先生可以，务请必至，时间为1月4日，地点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请注意，不在水榭。”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是以下12人：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茅盾）、蒋百里、叶绍钧（叶圣陶）、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上世纪80年代，《新文学史料》曾辟专刊回顾文学研究会，并刊登了第一批会员在成立会后的合影。沈雁冰当时在上海，没有参加这次来今雨轩的聚会，但他随后就在自己主编的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文学研究会简章》和由周作人起草的《文学研究会宣言》。半个多世纪以后，他在回忆中特地解释鲁迅没有加入文学研究会的原因：
文学研究会的宣言，据郑振铎说，是周作人起草而经鲁迅看过的。鲁迅为什么不做文学研究会发起人甚至也不算是会员呢？据说，当时北洋政府有所谓文官法，禁止各部官员参加社会上的各种社团；鲁迅那时还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佥事，因此不便参加文学研究会。
半年以后的6月30日中午，北京大学、男女两高师等5家单位在来今雨轩为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离华举行饯别宴会，包括学界名流在内的80来人到席，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被推为主席，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说：“（中午）十二时余，博士（杜威）一家莅止，稍事寒暄，即入席。酒数旬，主席范源廉起立致辞，由胡适译为英语……”胡適不仅为范源廉的致辞作英译，还代表北京大学致辞，号召思想界把杜威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养成一种思想上的习惯”。
1921年距来今雨轩建成不过五六年，这两次活动表明，那时的来今雨轩已经成了京城文化圈凡遇重要活动一个首选的去处，渐而成为习惯。后来的《语丝》杂志主要撰稿人、《大公报》的作者圈都曾在这里进行经常性地喝茶、聚餐等活动，来今雨轩也成了一个让一些人熟悉和另一些人神往的文化沙龙。
鲁迅尽管没有出席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会，也没有参加过《语丝》的聚餐，但来今雨轩却是他在北京生活时不免经常光顾的地方。《鲁迅日记》1924年5月30日记道：“遇许钦文，邀之至中央公园饮茗。”鲁迅在日记里用了不过十几个字，半个多世纪以后，许钦文著万言长文，对这天两人的谈话，作了详细的忆述，标题就叫《来今雨轩》。鲁迅在这天的谈话中向作者回顾了自己在日本留学时，曾接二连三遭商务印书馆退稿，但仍不悔心地创作经历。文中还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
一个服务员走过，鲁迅先生向他招手，轻声说了些话，不久那个服务员就送来一盘包子，热气腾腾的。鲁迅先生放下报纸，稍微静了一下，到那热气渐渐减少下去，不再烫手的样子了，就拿起一个包子，用另一只手把那装着包子的盘子推到我的面前，微笑着说：“这里的包子，可以吃；我一个就够了，钦文，这些就由你包办吃完罢！”他一个包子很快吃完，就又拿起报纸来翻阅。
显然，来今雨轩和那里的冬菜馅包子，对鲁迅而言，是并不陌生的。
鲁迅是1926年8月26日离开北京南下厦门的。这年七八月间，他还多次来过来今雨轩，并在这里和齐寿山一道翻译荷兰作家望·葛覃的长篇童话《小约翰》。8月21日，他离京前最后一次到来今雨轩，赴许寿裳的送别午餐。鲁迅定居上海后，1929年5月回北京省亲，住了不到20天，曾两次去来今雨轩，一次是赴李秉中的婚礼，另一次是赴沉钟社杨晦、冯至等人的宴请。
当年，一些文化人的婚礼，也特地选择在来今雨轩举办。有记载说：
许地山和周俟松的婚礼，是在北京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举行的。现代文学馆还收藏着几页周俟松保存下来的当年的日记，在1929年5月1日那一栏中，写着“风和日朗我们于九时行婚礼”。下面另一行字是周俟松1977年6月补注的：“日记之一页上为许地山注字。”
两人的婚礼选在“来今雨轩”举行，是周俟松的建议。因当年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曾在此召开；再说多年来“来今雨轩”一直是各路文人到京的必访之处。那天参加婚礼的来宾除亲戚外，还有蔡孑民、陈援庵、熊佛西、朱君允、田汉、周作人等。
著名学者魏建功的婚礼也是在来今雨轩举办的，这场婚宴上还引发了一段故事：出席婚礼的刘半农把台静农拉到席外，告诉他：瑞典学者斯文赫定想给鲁迅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让台静农写信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后来给台静农回信说：
9月27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家就没有得到。
巧的是，前面已经提到，《小约翰》正是鲁迅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翻译的。
新中国成立后，来今雨轩依然被文化人视为消闲的上佳去处，直至“文革”中，仍有作家情系这里，袁鹰在一篇回忆徐迟的文章中说：
那是1972年深秋，他悄悄来北京，动乱中重逢，都感到十分快慰。一个傍晚，我们去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本想品茗畅叙，但茶室早就歇业，阒无一人，自然无茶可喝。我们就在茶室前侧一座紧闭门扉的敞厅前，并坐在石阶上促膝谈心。从彼此前几年的经历谈到一些熟识的老朋友和共同尊敬的前辈们的遭遇，谈到当时动荡不定、变幻莫测的时局，又谈到自己今后的打算。我比较消极，心绪如灰。他却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堆自己的写作和研究计划：想写散文和回忆录，想温习英文搞翻译，还想从美学角度研究《红楼梦》……那神情，犹同仍旧在武昌东湖畔寓所书斋里，而不是正处“五七干校”落难中。就这样信马由缰地低声交谈，也不知时间过了多久，直到净园的铃声传来，才不得不离开杳无人影的空园，披着满天寒星归去。这次相晤，我们两人都留下难以忘却的记忆，以后一些年他来信或赠书，都再三提起。
如今，有过来今雨轩品茗经历，并体验过那里的文化沙龙况味的前辈恐怕所剩无几了，来今雨轩餐厅的冬菜馅包子即使还有，味道也恐怕是今非昔比了。
（作者系中国政协文史馆文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