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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代表作《我的安东尼娅》中，薇拉·凯瑟运用男性话语的叙事策略来叙述和书写女性，以父权制下的男性文学传统为障眼法获得主流社会的接受和认同。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安东尼娅是融合了女性气质和男性特征的人物，虽然处于被叙述、被书写的地位，却处处彰显她的女性主体权威。通过作品的分析，文章旨在阐明作者在深厚的男性文学传统中，通过男性话语的叙事策略，颠覆传统社会权力运作中的男性主导权威，建构女主人公的主体性权威。
关键词：薇拉·凯瑟 《我的安东尼娅》 叙事策略 权威构建
一.引言
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他的《西方正典》中这么说道，“美国在世的女作家，无论出自何种种族或意识形态，没有谁在审美成就上可比伊迪斯·沃顿（Edith Wharton，1862-1937）或薇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1]，这一论断足以说明薇拉·凯瑟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我的安东尼娅》是凯瑟的代表作，自1918年问世以来，受到评论界的普遍关注，该作品不仅在精神意蕴上富有思想内涵、在艺术审美上具有诗的品性，而且在民族特色上具有史的价值，是美国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2]，许多评论家认为，“即使她仅写了这一本书，也足以确保她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3]。《我的安东尼娅》叙事方式独特、语言精炼、结构讲究，是叙事学家研究的典范;女主人公安东尼娅倔强不屈的个性、自信乐观的精神则为女性主义者提供了评论的话题;女性主义叙事学则是将两者结合起来，将叙事文本置于历史的语境中，与作者所处的时代、阶级、性别等结合起来，探讨叙事文本背后蕴藏的社会文化内涵和性别意义。本文试图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探讨凯瑟如何通过叙事策略构建与社会权力关系密不可分的权威性，以及作者如何对这种权威进行颠覆。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后经典叙事学最为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派别之一，它致力于研究女性写作的叙事作品，并且在经典叙事学的理论关照下细察文本，参照历史语境说明文本叙事的性别化差异，对叙事作出具有性别意义的阐释。苏珊·兰瑟认为，“在西方过去两个世纪的文学传统中，话语权威大都当然地附属于主导意识形态中受过教育的白种男性……叙述者的地位在何种程度中贴近这一主导社会权力成了构建话语作者权威的主导因素”[4]。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女性作家要借书写的舞台来言说自己的故事，就必须挑选符合公众审美标准的叙事策略，维系表层的男性文本，以便在男性霸权的象征秩序下能够通过主流的道德评判。另一方面，女性作家在进行自我话语表露的过程中，不仅以意识形态的手段构建作品中女主人公隐性的女性权威，而且借此在真实世界中与男性作家比肩，建构作家本我的权威。因此，我们在探讨文学中的性别问题时，不仅要从文学意识形态与作家性别之间的宏观角度进行外围研究，还要研究性别因素对叙事文本及其叙事话语的具体影响、社会性质和政治涵义，并考察导致作者选择特定叙事策略的历史原因。
二.叙事策略
《我的安东尼娅》采用了外叙述者与内叙述者的叙事结构。外叙述者指第一层次故事的叙述者，他/她在作品中主要起框架作用;内叙述者指第二层次故事的叙述者或故事内讲故事的人，他在作品中往往具有交待和解说的作用。在作品中，故事主要由内叙述者来叙述，他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外叙述者仅起背景作用。作者在《引子》部分说，“去年夏天我碰巧在一个非常炎热的时节乘火车穿越衣阿华平原，并且很幸运地有一位旅伴詹姆斯·奎尔·伯登——我们仍像在西部时那样管他叫吉姆·伯登”[5]。在他们的畅谈中，波西米亚姑娘安东尼娅唤醒了他们对她的全部记忆和感情，于是彼此达成协议，双方把关于安东尼娅的一切写下来，以构成关于她的完整画像。但几个月后，当吉姆得意地拿出他写的安东尼娅手稿时，“我”才写了一点草稿。“我自己的故事没有写成，以下的叙述只是根据吉姆的手稿，和他送到我手上时基本一样”[6]。由此，“我”担任了故事的外叙述者，我的作用只是提供了吉姆原封不动的故事手稿，在吉姆的故事中“我”是否出现没有作任何说明;作为内叙述者的吉姆则讲述了他与安东尼娅的全部故事，以他的视角以及用他的话语对安东尼娅进行叙述和书写。
大多数读者在读完故事之后都会被吉姆的故事叙述所吸引，而忽视与故事主要情节关系相距甚远的《引子》部分，尤其是“我”的性别和身份。从作品的表层来看，读者只知道“我”是吉姆的朋友，跟他一起在内布拉斯加一个小镇上长大，因为安东尼娅是我们共同认识的姑娘，才决定一起写关于她的故事，因此，《引子》中“我”的角色似乎无足轻重或可有可无。但是，从作品的深层来看，外叙述者在叙事文本中的性别特征十分模糊而难以分辨，呈现“中性”的特征，所以作者故意“隐瞒”了外叙述者的身份。当我们考察中、西方文学在历史时段之中的叙事作品时，我们发现“非人称化叙述者常常具有社会集体的、男性权威的话语特征， 在其不正常的貌似忽视自身性别特征的文本实践中， 其叙述世界成为男性游戏的乐园”[7]。因此，凯瑟在书写《我的安东尼娅》的故事时，在自己的作品中“似乎”忽视了叙述者的性别，但实际上她“策略性地”掩盖了叙述者的身份，将叙事话语纳入强大的男性文学传统中，取得主流社会认可的话语权，书写女性的故事。
如果外叙述者“我”无性别的身份是作者叙事策略的障眼法，那么内叙述者吉姆则是美国主流社会话语当之无愧的代言人。在故事一开始，吉姆·伯登就试图建立他男性的话语权威，“他在公文夹粉红色的正面写下了‘安东尼娅’这个名字。他盯着这名字皱了一阵眉头，然后在它前面又添了个单词，使其成了《我的安东尼娅》”[8]。吉姆将故事的标题从“安东尼娅”改变成“我的安东尼娅”，可以看出吉姆讲述故事和占有之间的联系，“我的”暗示了吉姆对安东尼娅男性主体性的所有权和占有的欲望，并对这种占有感到满意;同时也反衬吉姆二十多年后对自己的无子婚姻感到失落，竭力想通过对“我的”安东尼娅故事的叙述以弥补自己内心精神上的缺憾，是一种情感“补白”。在他的话语中渗透着权力的逻辑，他掌握了故事的话语权，具有可以随意定义或删改故事中人物话语的权力。在他的话语权威建构下，安东尼娅成为他叙述的客体、沉默者和受害者。他虽然很喜欢安东尼娅，但却讨厌她偶尔间对他说话时所用的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男孩儿，而她是个姑娘”[9]，所以他对她那种以保护人自居的态度感到愤懑，他还多次指责安东尼娅使用与她性别身份不符的语言。男性作为语言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吉姆的语言折射着宇宙间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当我们从他“讲什么”转而考察他“怎么讲”时，就不难发现他主导的男性叙事话语背后有更高的父权制权威在支撑，而他具有权力的话语所发挥的就不仅仅是性别功能，也有意识形态功能，他所依附的是传统的男女支配从属关系，有其政治、社会、文化、心里层面的作用。
关键词：薇拉·凯瑟 《我的安东尼娅》 叙事策略 权威构建
一.引言
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他的《西方正典》中这么说道，“美国在世的女作家，无论出自何种种族或意识形态，没有谁在审美成就上可比伊迪斯·沃顿（Edith Wharton，1862-1937）或薇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1]，这一论断足以说明薇拉·凯瑟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我的安东尼娅》是凯瑟的代表作，自1918年问世以来，受到评论界的普遍关注，该作品不仅在精神意蕴上富有思想内涵、在艺术审美上具有诗的品性，而且在民族特色上具有史的价值，是美国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2]，许多评论家认为，“即使她仅写了这一本书，也足以确保她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3]。《我的安东尼娅》叙事方式独特、语言精炼、结构讲究，是叙事学家研究的典范;女主人公安东尼娅倔强不屈的个性、自信乐观的精神则为女性主义者提供了评论的话题;女性主义叙事学则是将两者结合起来，将叙事文本置于历史的语境中，与作者所处的时代、阶级、性别等结合起来，探讨叙事文本背后蕴藏的社会文化内涵和性别意义。本文试图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探讨凯瑟如何通过叙事策略构建与社会权力关系密不可分的权威性，以及作者如何对这种权威进行颠覆。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后经典叙事学最为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派别之一，它致力于研究女性写作的叙事作品，并且在经典叙事学的理论关照下细察文本，参照历史语境说明文本叙事的性别化差异，对叙事作出具有性别意义的阐释。苏珊·兰瑟认为，“在西方过去两个世纪的文学传统中，话语权威大都当然地附属于主导意识形态中受过教育的白种男性……叙述者的地位在何种程度中贴近这一主导社会权力成了构建话语作者权威的主导因素”[4]。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女性作家要借书写的舞台来言说自己的故事，就必须挑选符合公众审美标准的叙事策略，维系表层的男性文本，以便在男性霸权的象征秩序下能够通过主流的道德评判。另一方面，女性作家在进行自我话语表露的过程中，不仅以意识形态的手段构建作品中女主人公隐性的女性权威，而且借此在真实世界中与男性作家比肩，建构作家本我的权威。因此，我们在探讨文学中的性别问题时，不仅要从文学意识形态与作家性别之间的宏观角度进行外围研究，还要研究性别因素对叙事文本及其叙事话语的具体影响、社会性质和政治涵义，并考察导致作者选择特定叙事策略的历史原因。
二.叙事策略
《我的安东尼娅》采用了外叙述者与内叙述者的叙事结构。外叙述者指第一层次故事的叙述者，他/她在作品中主要起框架作用;内叙述者指第二层次故事的叙述者或故事内讲故事的人，他在作品中往往具有交待和解说的作用。在作品中，故事主要由内叙述者来叙述，他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外叙述者仅起背景作用。作者在《引子》部分说，“去年夏天我碰巧在一个非常炎热的时节乘火车穿越衣阿华平原，并且很幸运地有一位旅伴詹姆斯·奎尔·伯登——我们仍像在西部时那样管他叫吉姆·伯登”[5]。在他们的畅谈中，波西米亚姑娘安东尼娅唤醒了他们对她的全部记忆和感情，于是彼此达成协议，双方把关于安东尼娅的一切写下来，以构成关于她的完整画像。但几个月后，当吉姆得意地拿出他写的安东尼娅手稿时，“我”才写了一点草稿。“我自己的故事没有写成，以下的叙述只是根据吉姆的手稿，和他送到我手上时基本一样”[6]。由此，“我”担任了故事的外叙述者，我的作用只是提供了吉姆原封不动的故事手稿，在吉姆的故事中“我”是否出现没有作任何说明;作为内叙述者的吉姆则讲述了他与安东尼娅的全部故事，以他的视角以及用他的话语对安东尼娅进行叙述和书写。
大多数读者在读完故事之后都会被吉姆的故事叙述所吸引，而忽视与故事主要情节关系相距甚远的《引子》部分，尤其是“我”的性别和身份。从作品的表层来看，读者只知道“我”是吉姆的朋友，跟他一起在内布拉斯加一个小镇上长大，因为安东尼娅是我们共同认识的姑娘，才决定一起写关于她的故事，因此，《引子》中“我”的角色似乎无足轻重或可有可无。但是，从作品的深层来看，外叙述者在叙事文本中的性别特征十分模糊而难以分辨，呈现“中性”的特征，所以作者故意“隐瞒”了外叙述者的身份。当我们考察中、西方文学在历史时段之中的叙事作品时，我们发现“非人称化叙述者常常具有社会集体的、男性权威的话语特征， 在其不正常的貌似忽视自身性别特征的文本实践中， 其叙述世界成为男性游戏的乐园”[7]。因此，凯瑟在书写《我的安东尼娅》的故事时，在自己的作品中“似乎”忽视了叙述者的性别，但实际上她“策略性地”掩盖了叙述者的身份，将叙事话语纳入强大的男性文学传统中，取得主流社会认可的话语权，书写女性的故事。
如果外叙述者“我”无性别的身份是作者叙事策略的障眼法，那么内叙述者吉姆则是美国主流社会话语当之无愧的代言人。在故事一开始，吉姆·伯登就试图建立他男性的话语权威，“他在公文夹粉红色的正面写下了‘安东尼娅’这个名字。他盯着这名字皱了一阵眉头，然后在它前面又添了个单词，使其成了《我的安东尼娅》”[8]。吉姆将故事的标题从“安东尼娅”改变成“我的安东尼娅”，可以看出吉姆讲述故事和占有之间的联系，“我的”暗示了吉姆对安东尼娅男性主体性的所有权和占有的欲望，并对这种占有感到满意;同时也反衬吉姆二十多年后对自己的无子婚姻感到失落，竭力想通过对“我的”安东尼娅故事的叙述以弥补自己内心精神上的缺憾，是一种情感“补白”。在他的话语中渗透着权力的逻辑，他掌握了故事的话语权，具有可以随意定义或删改故事中人物话语的权力。在他的话语权威建构下，安东尼娅成为他叙述的客体、沉默者和受害者。他虽然很喜欢安东尼娅，但却讨厌她偶尔间对他说话时所用的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男孩儿，而她是个姑娘”[9]，所以他对她那种以保护人自居的态度感到愤懑，他还多次指责安东尼娅使用与她性别身份不符的语言。男性作为语言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吉姆的语言折射着宇宙间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当我们从他“讲什么”转而考察他“怎么讲”时，就不难发现他主导的男性叙事话语背后有更高的父权制权威在支撑，而他具有权力的话语所发挥的就不仅仅是性别功能，也有意识形态功能，他所依附的是传统的男女支配从属关系，有其政治、社会、文化、心里层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