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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梳理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阐释了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历史传统和“安、足、静、定”的内在精神。在作者看来，由于自然环境因素，中国逐渐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农耕文化，农耕文化重视土地，自给自足，顺应天时，这些特点使得农耕文化注重向内求索，重视安定与长久的发展，钱穆将这一态度称为“安足感”。
关键词：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文化;安足感;包容性
引言：
中国文化是以华夏文明为基础，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充分整合全国各地域、各民族文化要素而形成的文化。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历经千年而不衰，经受挫折而愈加坚韧，究其原因，离不开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所阐释的中国文化的安足感与包容性。本文以《中国文化史导论》为基础，从中国文化的起源、国家凝成和民族融合以及中华民族的民族观与宗教观等章节，梳理本书对于中国文化特性与内涵的阐释，挖掘中华文化的安足感与包容性。
一、源于农耕文化之安足感
（一）中国农业的起源
新石器时代是全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时代，在这一时期人类的许多成就中，最为重要的是农业发明。人类借此得以从根本上改变了在旧石器时代被动依赖自然的局面，从而使生产发展获得突破性的进步和质的飞跃，为最终进入文明时代打下坚实的基础。世界上迄今已知的主要古代文明都是植根于各自地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的基础之上，中国更是如此。地形复杂、有着纵横交错的水系，土壤与水源是农业的产生发展的必要条件，山脉与丘陵作为天然的屏障使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免受外敌侵扰，在这种环境下，人类文化逐渐萌芽。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农业的起源，主要包括南方稻作农业的起源与北方粟作农业的发明，并由此奠定中国后来几千年农业生产的基本格局。
（二）农耕文化的特性促进安足感的形成
《吕氏春秋·审时》有言：“夫稼为之者人也， 生之者地也， 养之者天也”[1]，意在说明作物生长依赖于天、地、人的协调配合以及自然环境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气候影响着风霜雨雪、阳光和温度;土地方面又有地形和肥沃贫瘠的不同。这些方面大都是人类所不能控制的，自然地理环境自有其规律和变化，若要发展生产，人类只能信任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农耕文化产生的安足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人们依赖着一方水土，敬畏着天地自然，可以说安足的心态为“天人合一”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中华文化为何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能屡经挫折而不屈、屡受打击而不败，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华文化独有的包容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特质使得华夏文明能够兼采众长、不断发展，随时间的积淀和历史长河的洗礼而愈发厚重和坚韧。钱穆先生在书中多次强调了中华文化一脉相承、一气贯通的特点，也就是说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中国的农耕文化，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成长自足，并一直保有一种安足的心态。这种整体性与安足感都促进了中国文化包容性的孕育与发展。
包容性在国家凝成与民族融合中的体现：
钱穆先生认为，古代文明的萌芽和发展，大都在一个比较小的环境开始，其缺点在于限制了古文明发展的地域，使其不易形成较大的国家组织。但中国文化的发展自开始便在一片较广大的环境下展开，促进了中华民族对于政治、社会等关于人事方面的种种团结与处理之方法与才能[2]。最终促进中国人组织建立一个内部统一的广大的国家，这是同时期世界其他民族所做不到的。
1.中华民族包容的民族观念。
古代中国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文化，也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族系，各族系间并没有很清晰的民族界限。各族系间，或由于长期的互通婚姻而感情加深并日趋融合，或地理位置接近而生产生活方式相近，因此文化传统也相似。如西周部族，在与商王朝关系破裂之前，两部族之间便有通婚。
2.中华民族强大的同化力与包容性。
在论述古代中国的民族融合时，钱穆先生将这一过程比喻为众多的小河与支流共同汇入一主干大流，他将这一过程分时期划为四个阶段。第一期，从上古到先秦，这是中国民族融合与统一最基础的一步。这一时期内，中国民族即以华夏民族为主干，而纳入许多别的部族，如古史所城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類，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融合统一促进了秦汉时代之盛世。第二时期为秦、汉到南北朝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民族的大流加入许多“新流”，如匈奴、鲜卑、羌等部族，而进一步融成一个更新更大的中国民族，这一阶段的民族融合促进了隋、唐时代的全盛。第三个时期为隋、唐至元末，在隋、唐以后，契丹、女真、蒙古等部族与华夏木民族逐渐交流融合，形成了明代的中国人。第四期为满洲入关至现当代社会，中国民族又继续融合了满族、羌、藏、回、苗等新流。在不断吸收、融合和不断的扩大与更新中，中华民族这一主干大流一直鲜明的存在着，表现出其“坚强的持续性”和强大的同化力。这离不开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民族之德性与文化内涵。
结语：
中国文化在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孕育并形成了安足感和包容性的特质。这两种特质在中国历史进程和文化发展进程中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助力了光辉灿烂、延承不缀的中华文化的铸成。生于土地、安于土地、归于土地的中国人民不仅追求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统一，更期望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定，也即“协和万邦”的理想境界。
参考文献
[1]张双棣.吕氏春秋译注[M].1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911.
[2]王秀梅译注.诗经[M].1版.北京：中华书局，2014，707.
[3]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1）：1-8.
关键词：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文化;安足感;包容性
引言：
中国文化是以华夏文明为基础，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充分整合全国各地域、各民族文化要素而形成的文化。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历经千年而不衰，经受挫折而愈加坚韧，究其原因，离不开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所阐释的中国文化的安足感与包容性。本文以《中国文化史导论》为基础，从中国文化的起源、国家凝成和民族融合以及中华民族的民族观与宗教观等章节，梳理本书对于中国文化特性与内涵的阐释，挖掘中华文化的安足感与包容性。
一、源于农耕文化之安足感
（一）中国农业的起源
新石器时代是全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时代，在这一时期人类的许多成就中，最为重要的是农业发明。人类借此得以从根本上改变了在旧石器时代被动依赖自然的局面，从而使生产发展获得突破性的进步和质的飞跃，为最终进入文明时代打下坚实的基础。世界上迄今已知的主要古代文明都是植根于各自地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的基础之上，中国更是如此。地形复杂、有着纵横交错的水系，土壤与水源是农业的产生发展的必要条件，山脉与丘陵作为天然的屏障使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免受外敌侵扰，在这种环境下，人类文化逐渐萌芽。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农业的起源，主要包括南方稻作农业的起源与北方粟作农业的发明，并由此奠定中国后来几千年农业生产的基本格局。
（二）农耕文化的特性促进安足感的形成
《吕氏春秋·审时》有言：“夫稼为之者人也， 生之者地也， 养之者天也”[1]，意在说明作物生长依赖于天、地、人的协调配合以及自然环境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气候影响着风霜雨雪、阳光和温度;土地方面又有地形和肥沃贫瘠的不同。这些方面大都是人类所不能控制的，自然地理环境自有其规律和变化，若要发展生产，人类只能信任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农耕文化产生的安足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人们依赖着一方水土，敬畏着天地自然，可以说安足的心态为“天人合一”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中华文化为何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能屡经挫折而不屈、屡受打击而不败，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华文化独有的包容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特质使得华夏文明能够兼采众长、不断发展，随时间的积淀和历史长河的洗礼而愈发厚重和坚韧。钱穆先生在书中多次强调了中华文化一脉相承、一气贯通的特点，也就是说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中国的农耕文化，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成长自足，并一直保有一种安足的心态。这种整体性与安足感都促进了中国文化包容性的孕育与发展。
包容性在国家凝成与民族融合中的体现：
钱穆先生认为，古代文明的萌芽和发展，大都在一个比较小的环境开始，其缺点在于限制了古文明发展的地域，使其不易形成较大的国家组织。但中国文化的发展自开始便在一片较广大的环境下展开，促进了中华民族对于政治、社会等关于人事方面的种种团结与处理之方法与才能[2]。最终促进中国人组织建立一个内部统一的广大的国家，这是同时期世界其他民族所做不到的。
1.中华民族包容的民族观念。
古代中国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文化，也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族系，各族系间并没有很清晰的民族界限。各族系间，或由于长期的互通婚姻而感情加深并日趋融合，或地理位置接近而生产生活方式相近，因此文化传统也相似。如西周部族，在与商王朝关系破裂之前，两部族之间便有通婚。
2.中华民族强大的同化力与包容性。
在论述古代中国的民族融合时，钱穆先生将这一过程比喻为众多的小河与支流共同汇入一主干大流，他将这一过程分时期划为四个阶段。第一期，从上古到先秦，这是中国民族融合与统一最基础的一步。这一时期内，中国民族即以华夏民族为主干，而纳入许多别的部族，如古史所城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類，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融合统一促进了秦汉时代之盛世。第二时期为秦、汉到南北朝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民族的大流加入许多“新流”，如匈奴、鲜卑、羌等部族，而进一步融成一个更新更大的中国民族，这一阶段的民族融合促进了隋、唐时代的全盛。第三个时期为隋、唐至元末，在隋、唐以后，契丹、女真、蒙古等部族与华夏木民族逐渐交流融合，形成了明代的中国人。第四期为满洲入关至现当代社会，中国民族又继续融合了满族、羌、藏、回、苗等新流。在不断吸收、融合和不断的扩大与更新中，中华民族这一主干大流一直鲜明的存在着，表现出其“坚强的持续性”和强大的同化力。这离不开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民族之德性与文化内涵。
结语：
中国文化在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孕育并形成了安足感和包容性的特质。这两种特质在中国历史进程和文化发展进程中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助力了光辉灿烂、延承不缀的中华文化的铸成。生于土地、安于土地、归于土地的中国人民不仅追求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统一，更期望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定，也即“协和万邦”的理想境界。
参考文献
[1]张双棣.吕氏春秋译注[M].1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911.
[2]王秀梅译注.诗经[M].1版.北京：中华书局，2014，707.
[3]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