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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潮汕人是一个独具文化特色的民系，其男权思想根深蒂固，女性长期处于第二性的地位，作为男性的附属物，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本研究采取民族志的研究方式，以林姓家庭日常生活场域为田野地点，围绕着两代人、三个家庭进行进行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以潮汕地区港头村林姓家庭的女性为主要对象，通过她们对生命历程中的家庭饮食实践经验的主体性描述，以探讨饮食实践、性别认同与家庭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探讨潮汕女性如何在传统与现代 、家庭与自我中取得平衡点的动态历程。
[关键词]潮汕女性 饮食 性别 家庭
潮汕有一首很普遍的歌谣，是母亲用来哄小孩子睡觉的“连罗曲”：“挨呀挨，挨米（磨米）来饲鸡（养鸡）。饲鸡叫蝈家（母鸡啼叫声），饲狗来吠夜。饲猪来还债，饲牛拖犁耙。饲逗仔（儿子）落书斋（进学堂），饲走仔（女儿）雇人骂（被人骂）。”潮汕人称儿子为“逗仔”，称女儿为“走仔”，逗指逗留，走指离开，意味着儿子是要传宗接代，女儿是要成为他人媳妇。
传统汉人社会“重男轻女”的观念深植各族群，潮汕地区尤甚，养儿才能防老，而女儿则必须嫁人，且嫁人后势必将生活重点转移至夫家。不过随着时代变迁，知识的普及，特别是男女平等观念的推行，新时代的潮汕女性渐渐地挣脱这种大家庭式观念的束缚，家庭角色发生转变，性别分工也有所更迭。
本研究本研究采取民族志的研究方式，以林姓家庭日常生活场域为田野地点，围绕着两代人、三个家庭进行进行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以潮汕地区港头村林姓家庭的女性为主要对象，通过她们对生命历程中的家庭饮食实践经验的主体性描述，以探讨家庭饮食对于所带来的认同塑造从而发现潮汕女性如何在传统与现代 、家庭与我自我中取得平衡点的动态历程。
一、田野点及研究对象
本次田野地港头村位于汕头市澄海区盐灶乡，东临南海，背倚莲花山，是闽粤交通要道，潮汕滨海乡村之一。该地古称新港埔，是澄邑海湾要隘，为商船渔舟舣集之所，曾设置汛塘防守。北宋末年有一姓刘名布袋之人至此开基拓石，继而徐、黄、沈、杜诸姓先后聚居，迄明洪武福建莆田林氏程双游学至此，拓基繁衍。清雍正年间，清廷特赐乡名“盐灶”。当地盛产青蟹、虾米、大蚝及多种鱼类，和柑桔、橄榄、林檎、荔枝、龙眼、萝卜、芥菜、芥蓝菜、蕹菜（通心菜）等岭南果蔬。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林阿婆一家，在这个家庭场域中，我尝试打破传统家谱以男性为中心的图像，以林阿婆、大女儿、二女儿、儿媳妇为主要对象，从代际纵向比较和同辈横向比较，并加入丈夫、儿子等男性对象作为观照，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潮汕女性家庭饮食实践。
在确定田野和研究之后，需要对“家庭饮食活动”进行一个界定：一、饮食的内容包括祭祀食物和日常食物，但饮食使用空间上仅限于家庭内部，例如祭祀食品是在家庭内部完成，但不关注其具体祭祀环节；二是饮食实践中的范围既包括实践意义上的饮食操作流程，即买菜、洗菜、烹饪、用餐、清洗等环节，也涵盖操作过程中发生的“观看”和“交谈”行为及叙事。
二、昔作女儿时：饮食实践与性别认同
认同是指个体潜意识地向别人模仿的历程。弗洛伊德提出认同不仅是一种模仿，而且是一种内化（internalization）的过程，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认同是与某一团体有最初的固定情感；第二层次，认同是将个人内射（introjective）到自我中；第三层次，认同是将内化的特质分享予他人。
我将从“原生家庭”和“婚后家庭”两方面论述潮汕女性如何在家庭饮食场域中习得，并从最开始的“模仿”到“内化”再到“外投”的过程。
（一）谁要做
对于性别分工首先要回归到家庭教育。人们出生之后第一个接触的教育环境便是家庭，第一接触的对象正常来讲便是父母。除了父母亲的“言传”之外，“身教”也是一个非常的途径。特别是孩子通过父母亲的分工角色观察中，渐渐区分出男女角色的差异，并通过模仿行为内化到自己身上。即使孩子对男女角色有差异化的看法，其父母亲的分工角色对于他们对婚姻生活的想象仍具有很强的塑造作用。
在家我妈负责煮饭。她煮饭不好吃，刚嫁过来时一直被我奶奶“苦“（即苛刻对待），特别是她生了六个女儿，更是不好过。我爸在大队里做伙头（厨师），在家就不做了，所以没吃过他的菜，但应该很好吃。（林阿婆）
在家谁都得学作饭，个个都会做饭。我母亲会煮饭，我父亲也会。我姐姐是唯一一个女儿，全家人宠着，她也会作饭，但做得少。在旧社会，基本人人都会煮食的，插秧种田，都要带着锅、米、菜脯就出门了。（林阿公）
从林阿婆与阿公对老一辈人的回忆中，可以发现在旧社会里，男女基本都会做饭，似乎没有性别分工，但再细思，林阿婆的父亲做饭是一种工作要求，而且是服务于外人而非家庭成员，换言之，饮食实作在家庭内部是再生产环节，而对于他父亲而言，变成了生产环节，从无酬到有酬，家庭饮食仍是女性的责任。而林阿公所指的做饭，是一种外出生存的技能，等同于种田割草工作，而回到家庭中，仍是女性负责“洗手作羹汤”。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年轻一代接收到的家庭饮食的性别分工教育。
所有家务活都是我妈理。她是属于那种手脚不能闲的人，你帮她做，她待会又会重头做一遍。我爸不会煮食，但当我妈不在家时，就轮到他煮了。他做菜很一般。（儿媳妇）
都是妈妈做饭，爸爸也会做，但做得不好吃，或者说味道有点奇怪。不过他一般不做饭，他做饭代表老妈跟他吵架了。（二女儿）
显而易见，母亲主要负责家庭饮食实作，而父亲更多是“应付”的角色，在不时之需上场。那父母一辈又是如何教导儿女的呢？
老爸老妈没有要求我们要学做饭，像我就不会，在家基本也轮不到我做饭。（二女儿）
我们在家都不会煮食，我妈妈从来不会跟我们说，你们要学煮食。（儿媳妇）
虽然父母没有要求女儿一定要学会煮饭，但是女儿们通过“观看”行为却自觉地完成了性别分工角色的建构。 我觉得，肯定要学煮食的，因为有自己的小孩之后，为了孩子，你得学煮食，要不饿着孩子了。（大女儿）
现在还没结婚，自己在外住也会做一些饭，但不会太复杂。自己也想练一两个拿手菜，至少以后结婚可以露一手。（二女儿）
结婚之前，我总想着，结婚之后总要煮食的。就是有个传统，觉得媳妇还是得会煮食。（儿媳妇）
（二）怎么学？
布迪厄提出了“习得”与“场域”概念，在他的实践观中，实践的认识不是一种心理状态，而是一种身体状态。实践的认识来自于反复的灌输，然后把身体当做记忆版般，透过身体化的实践达到文化复制的目的。
克拉森认为，“具身的”状态意味着就像通过相机媒介得以观看图片一样，我们必须通过感官来观看和体验身边的事件，进而理解地方、他者和我者，并且，身体不仅是肉体或文本一样的实体，业已存在的具身体验必然会影响到我们如何体验和解释周围的世界，我们的背景和社会经济地位也会通过直接的器物性体验和间接的社会文化体验与身体互动。
在认识到自己的角色定位之后，女性在意识与潜意识状态下逐渐掌握家庭饮食实作的方法，具体包括两种来源：自己妈妈，电视或菜谱。
做节（过节）就是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做，我会在旁边看，就知道大概步骤。（林阿婆）
煮粥是我自己学的，会看着老妈的步骤，然后就自己尝试，然后多试几次就可以煮好一点。（大女儿）
我基本上就是一汤一菜一肉，肉和汤肯定有。就是凭印象中，结合我妈平时买什么菜，就跟着买。一开始炒菜时，会打电话问我妈。（儿媳妇）
林婆婆在谈到如何学做饭，用了一个俗语“花到自然开”。虽然“走仔们”在家都没有学做饭，或者很少有机会做饭，但实际上只要她们身上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所在，就会自觉地在日常生活中去观看学习，并将食物烹饪编码存入记忆中，以待需要之时再进行解码。
以前学的新菜式都是上网查的，比如一种蔬菜，像土豆、豆腐，你想换种做法，你就上网查它的各种做法，然后去市场买各种材料，自己尝试做。还有看电视的美食节目，自己喜欢看。（大女儿）
我会在手机里下载食谱APP，或者关注几个家常饮食网站，看到喜欢且又容易做的就记录下来。（二女儿）
我还是比较习惯看手机，下载一些菜谱软件，但做出来的味道不一定好。（儿媳妇）
除了向妈妈观摩与请教之外，年轻一代更热衷于借助新媒体的便捷性，搜索“新”菜式，做一些创新菜。而且如果女性对饮食有更浓厚的兴趣，那自主学习的主动性明显会提高。
三、新妇入青庐：饮食实践与家庭关系
饮食实践在塑造了家庭成员的角色认同的同时，也形塑了他们的饮食习惯与口味偏好，一般而言，只有当他们生命历程发生阶段性转变或遇上重大事件时，才可能引起他们的饮食习惯与口味偏好的转变。对于女性而言，结婚将一个重要的生命历程转折，相对于男性而言，她们要重新进入一个新的家庭饮食场域，可能会遇到与自己相同或者斥的家庭饮食口味、食物内容、烹饪方式甚至是进食习惯，她们将选择如何面对呢。
吉登斯提出了“亲密关系”概念，他认为亲密关系具有自己的反思性和自己的内在参照秩序的形式。[1]在这种关系中，只有通过个体之间相互敞开的过程，信任才会出现。
美国的欧文·戈夫曼作为形象互动论学派代表，他的兴趣在于研究日常生活中人们面对面的具体互动细节，展示那些隐含着的、不公开的互动规律。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主要借用了戏剧表演的概念，探讨人们在互动过程中是如何在他人心目中创造出一个印象的，或者说，运用哪些技巧使自己做出某种行为来让别人产生一种自己希望别人产生的印象。当林阿婆的大女儿嫁到婆家和儿媳妇进入自家时，她们希望在新家庭中呈现出怎样的形象，将如何与新家庭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首先，她们可能面对的是食物口味的挑战。
我觉得婆婆煮食好吃，挺适应，因为我比较喜欢吃咸，觉得咸点饭菜比较香，婆婆煮菜比较咸，适合我的口味。（儿媳妇）
他们家做饭比较淡，在家吃习惯了妈妈的“出手”（调味时的控制），还真有点不习惯。
相比之下，儿媳妇到新家的适应难度远远低于林阿婆的大女儿，反而有种“一见如故”的惊喜。
以前觉得妈妈做菜好吃，嫁过来之后，发现婆婆做菜更好。我觉得她看起来不慌不忙，但一会功夫就做了一大桌子菜。这跟我妈区别特别大，我妈特别忙，但一直看不到成品。（儿媳妇）
娘家会以肉汤为主，婆家会以菜汤为主，如菜头（萝卜）汤、青菜汤、酸咸菜汤，比较少做一些药材汤或比较浓的鱼汤之类。娘家会吃比较“大炒”的菜，用炒的比较多，款式比较多，比较复杂，像婆家就以鱼为主，例如一顿桌上摆了四样鱼，菜比较少，或者直接放一块猪肉，不像家里，会考虑猪肉炒菜或者鸡蛋、菜脯等。不管吃饭还是粥，都会煮点菜汤。在家里，可能会芥蓝炒猪肉，花蛤炒菜脯，非洲鲫焖西红柿，婆家就很单调，基本就整鱼和整肉。（大女儿）
从林阿婆大女儿的描述中，可以明显感觉到娘家与婆家的差异性。当牵涉到个人生活中的重大转折或者要做出富有命运特征的决策时，个体可能会很大程度上使自己再熟练化（reskilling）（即知识和技能的重新获得）。大女儿在结婚初期，开始尝试改变自己去适应这个新环境。
结婚之前，觉得自己能煮这么多新菜式，觉得很满足，别人也喜欢吃，就有动力去创新，再多煮些不一样的菜给家人吃。结婚后，一开始也是这种概念，但是各家人吃的习惯不一样，他们不能接受，然后我慢慢就不怎么研究做菜的事情了，也不上市，也不主动去煮食，觉得自己的用心没有被别人接受，甚至被别人嫌弃。一开始，婆婆也要去外边工作，就她给我钱负责上市做饭，但一段时间后，她觉得我做的“不合口味”，说我做的比较咸，就还是她负责了。（大女儿）
很明显，她的努力融入并没有带来婆家的认可，甚至最后心灰意冷。但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她的口味似乎也慢慢发生了改变。 以前不觉得妈妈做菜咸，但现在就有感觉了。现在炒菜放盐之前也会下意识地想起“不能放太多盐”，唉，弟弟现在嫌我炒得太淡。（大女儿）
除了食材和烹饪方式差异，她们还需要面对餐桌习惯的异同。
一家人一起吃饭非常重要，我们家一直都是这样的。只要我们都在家，都要等齐人才吃饭，你想想，如果有人先吃，那后面吃的人看到的就是剩饭剩菜，特别不尊重别人，是很奇怪的事情。这是一种人情味，我们不会漏了其他人，都是一起等齐吃的。（大女儿）
婆家这边，每个人吃饭时间是不一样，每个人自己拿自己的碗，自己盛饭，吃完之后就自己把碗放到洗手水槽里，然后各干各的，一般谁吃最后，谁洗碗。她（指婆婆）吃饭时间比较慢，基本就是她最后一个。像我吃完会在旁边坐着带小孩，但其他人可能吃完就走了。（大女儿）
在餐桌习惯的差异方面，林阿婆的大女儿特地提到了“人情味”这个概念，在她的生命历程中，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是一件很温馨的事情，虽然有时晚上要等到七点爸爸回来才能开饭，但是觉得一家人齐齐整整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她从婆家的餐桌习惯联系到了他们的相处方式和亲密关系。
他们家就是这样，像谁进出家门都不会叫一声，像你姐夫进来之后，看到他爸坐在家厅里，也不会唤一句。感觉这样一家子很不亲热（亲近，亲密）。平时也很少聊天，一聊起天就像在上思想政治课，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而在娘家的时候，进出门称呼一声是必须的，就算两个人吵架了，冷着脸也得叫。（大女儿）
新家庭的融入是个双向的过程，媳妇在融入新家的同时，婆家也会尝试做出一些妥协或者提升亲密度的行为。
妈去上市时，都会问我想吃什么。（儿媳妇）
我怀孕时身体挺好的，什么都吃得下，网上说多吃榴莲，小孩子会皮肤白，我就想试试看，那段时间老妈买得特别勤快，冰箱基本都冻着。有时晚上老妈还会问我，想不想吃夜宵，骑车出去买。（儿媳妇）
在娘家的话，老妈会问我们想吃什么然后去买菜，婆家就基本由婆婆自行决定。不过如果她发现哪种菜大家比较爱吃，就会多买几次，像有我说过土豆好吃，她会多买几次，而且是连续几天。（大女儿）
两个婆婆都通过“了解媳妇口味”的方式来增进彼此的亲密关系，不过相比于弟媳，大姑对于婆婆仍有一些怨言。
女人有孩子时，吃点鱼胶是很好的。我家婆婆也藏了几个，却不舍得给我吃。我不是说身体“金贵”，一定要吃好东西，如果家里没有，我也不会抱怨，而是觉得明明家里有，却不舍得拿出来吃，估计是藏着给她的大女儿。（大女儿）
一般来说，无论是个人生活中还是在较大的社会环境中，占有和授权过程中总是交织着剥夺和损失。米歇尔·塞托与吕斯·贾尔等的合作《日常生活实践2：居住与烹饪》一书，利用日常生活实践理念来分析女性烹饪行为的“战术”意义，帮助我们更好地梳理了日常生活实践的操作方式，通过“from practice to practice”，文化的架构、原则也被逐步内化，成为个人学习文化知识最重要的方式。在新家庭里，婆婆掌握家里的饮食大权，面对新的饮食环境，女性总是弱势的一方，如果能遇上一个“趣味相投”的婆婆，那是一大幸事，否则，就得在主动的适应或者被动的熏陶中尽量融入。
四、时到花就开：权力规训VS.主体道德
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谈到，现代性的反思已延伸到自我的核心部分。在关于乡土的研究中，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一种逻辑，在较为传统的背景下，自我认同必然与自我社会关系对立起来，以女性为例，女性的性别角色是由社会或家庭的传统权威所建构的，只有他们反抗了这种权威，才能获得自我的主体性。这种观念后来被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发展为“反烹饪”运动，简言之，他们希望把烹饪发展成一种科学，将做饭从每个人的生活中去除掉，让人们远离厨房和储藏间，居住在无厨公寓中。当然，这是一种极端的行为，但可以做为现代女性主义者对于女性“觉醒”的一个注脚，也是大部份女性角色研究的逻辑：只要对支配我们的关系进行反抗，我们就获得自主性了。但是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它似乎开始被道德绑架了。谈女性不谈“权力规训”，谈女性不谈“性别批判”，似乎就无法显现出现代女性的主体觉醒。
在林阿婆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图景。
我觉得在最近几十年里，男女是不可能平等的，但是思想会慢慢改变，虽然很难。我理解的平等是“平分”，但像生孩子、带孩子就永远都不可能平等，而且像家里的事、家庭责任的事，女人还是比男人更上心点。（儿媳妇）
男女肯定不平等。家庭不用讲平等，讲尊重更重要。尊重是一时，比如某件事，我让一步，那就没事了，但平等不能用在家庭，我也不知道原因，反正不行。家务事谁会谁做，谁勤快谁做。（儿子）
对于林阿婆儿媳而言，家庭与社会的规训实际上并不是终点，而只是过程，是实现她自我的过程，对她来讲，“家里的事、家庭责任的事”是她认为重要的或者应该获得的美德，她自觉地接受或社会给予的“训练”，即学会食物操作能力，能够为丈夫、为孩子提供食物，从而实现自己的美德。
如林阿婆所讲，“时到花就开”，当我们过于把关系看成权力建构去对待时，似乎会抹杀掉很多人性原有的温情。我想尝试将这种“权力游戏”看成是一种“主体道德”，“不是因为别人要我这样做，而是我自己希望变成这样的人”。
参考文献：
〔1〕（英）杰克·古迪.烹饪、菜肴与阶级.王荣欣，沈南山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2〕（法）米歇尔·德·塞托，吕斯·贾尔，皮埃尔·梅约尔.日常生活实践2：居住与烹饪.冷碧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黄爱华，冯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4〕（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98；
〔5〕白志红.女性主义与人类学.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
〔6〕彭兆荣.好客的食物：餐桌伦理结构中的张力叙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34（5）：16-21；
〔7〕张连海.感官民族志：理论、实践与表征.民族研究， 2015（2）：55-67。
作者简介：徐侨妹（1988--），女，中山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民族学在读，研究方向：饮食人类学。
[关键词]潮汕女性 饮食 性别 家庭
潮汕有一首很普遍的歌谣，是母亲用来哄小孩子睡觉的“连罗曲”：“挨呀挨，挨米（磨米）来饲鸡（养鸡）。饲鸡叫蝈家（母鸡啼叫声），饲狗来吠夜。饲猪来还债，饲牛拖犁耙。饲逗仔（儿子）落书斋（进学堂），饲走仔（女儿）雇人骂（被人骂）。”潮汕人称儿子为“逗仔”，称女儿为“走仔”，逗指逗留，走指离开，意味着儿子是要传宗接代，女儿是要成为他人媳妇。
传统汉人社会“重男轻女”的观念深植各族群，潮汕地区尤甚，养儿才能防老，而女儿则必须嫁人，且嫁人后势必将生活重点转移至夫家。不过随着时代变迁，知识的普及，特别是男女平等观念的推行，新时代的潮汕女性渐渐地挣脱这种大家庭式观念的束缚，家庭角色发生转变，性别分工也有所更迭。
本研究本研究采取民族志的研究方式，以林姓家庭日常生活场域为田野地点，围绕着两代人、三个家庭进行进行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以潮汕地区港头村林姓家庭的女性为主要对象，通过她们对生命历程中的家庭饮食实践经验的主体性描述，以探讨家庭饮食对于所带来的认同塑造从而发现潮汕女性如何在传统与现代 、家庭与我自我中取得平衡点的动态历程。
一、田野点及研究对象
本次田野地港头村位于汕头市澄海区盐灶乡，东临南海，背倚莲花山，是闽粤交通要道，潮汕滨海乡村之一。该地古称新港埔，是澄邑海湾要隘，为商船渔舟舣集之所，曾设置汛塘防守。北宋末年有一姓刘名布袋之人至此开基拓石，继而徐、黄、沈、杜诸姓先后聚居，迄明洪武福建莆田林氏程双游学至此，拓基繁衍。清雍正年间，清廷特赐乡名“盐灶”。当地盛产青蟹、虾米、大蚝及多种鱼类，和柑桔、橄榄、林檎、荔枝、龙眼、萝卜、芥菜、芥蓝菜、蕹菜（通心菜）等岭南果蔬。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林阿婆一家，在这个家庭场域中，我尝试打破传统家谱以男性为中心的图像，以林阿婆、大女儿、二女儿、儿媳妇为主要对象，从代际纵向比较和同辈横向比较，并加入丈夫、儿子等男性对象作为观照，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潮汕女性家庭饮食实践。
在确定田野和研究之后，需要对“家庭饮食活动”进行一个界定：一、饮食的内容包括祭祀食物和日常食物，但饮食使用空间上仅限于家庭内部，例如祭祀食品是在家庭内部完成，但不关注其具体祭祀环节；二是饮食实践中的范围既包括实践意义上的饮食操作流程，即买菜、洗菜、烹饪、用餐、清洗等环节，也涵盖操作过程中发生的“观看”和“交谈”行为及叙事。
二、昔作女儿时：饮食实践与性别认同
认同是指个体潜意识地向别人模仿的历程。弗洛伊德提出认同不仅是一种模仿，而且是一种内化（internalization）的过程，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认同是与某一团体有最初的固定情感；第二层次，认同是将个人内射（introjective）到自我中；第三层次，认同是将内化的特质分享予他人。
我将从“原生家庭”和“婚后家庭”两方面论述潮汕女性如何在家庭饮食场域中习得，并从最开始的“模仿”到“内化”再到“外投”的过程。
（一）谁要做
对于性别分工首先要回归到家庭教育。人们出生之后第一个接触的教育环境便是家庭，第一接触的对象正常来讲便是父母。除了父母亲的“言传”之外，“身教”也是一个非常的途径。特别是孩子通过父母亲的分工角色观察中，渐渐区分出男女角色的差异，并通过模仿行为内化到自己身上。即使孩子对男女角色有差异化的看法，其父母亲的分工角色对于他们对婚姻生活的想象仍具有很强的塑造作用。
在家我妈负责煮饭。她煮饭不好吃，刚嫁过来时一直被我奶奶“苦“（即苛刻对待），特别是她生了六个女儿，更是不好过。我爸在大队里做伙头（厨师），在家就不做了，所以没吃过他的菜，但应该很好吃。（林阿婆）
在家谁都得学作饭，个个都会做饭。我母亲会煮饭，我父亲也会。我姐姐是唯一一个女儿，全家人宠着，她也会作饭，但做得少。在旧社会，基本人人都会煮食的，插秧种田，都要带着锅、米、菜脯就出门了。（林阿公）
从林阿婆与阿公对老一辈人的回忆中，可以发现在旧社会里，男女基本都会做饭，似乎没有性别分工，但再细思，林阿婆的父亲做饭是一种工作要求，而且是服务于外人而非家庭成员，换言之，饮食实作在家庭内部是再生产环节，而对于他父亲而言，变成了生产环节，从无酬到有酬，家庭饮食仍是女性的责任。而林阿公所指的做饭，是一种外出生存的技能，等同于种田割草工作，而回到家庭中，仍是女性负责“洗手作羹汤”。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年轻一代接收到的家庭饮食的性别分工教育。
所有家务活都是我妈理。她是属于那种手脚不能闲的人，你帮她做，她待会又会重头做一遍。我爸不会煮食，但当我妈不在家时，就轮到他煮了。他做菜很一般。（儿媳妇）
都是妈妈做饭，爸爸也会做，但做得不好吃，或者说味道有点奇怪。不过他一般不做饭，他做饭代表老妈跟他吵架了。（二女儿）
显而易见，母亲主要负责家庭饮食实作，而父亲更多是“应付”的角色，在不时之需上场。那父母一辈又是如何教导儿女的呢？
老爸老妈没有要求我们要学做饭，像我就不会，在家基本也轮不到我做饭。（二女儿）
我们在家都不会煮食，我妈妈从来不会跟我们说，你们要学煮食。（儿媳妇）
虽然父母没有要求女儿一定要学会煮饭，但是女儿们通过“观看”行为却自觉地完成了性别分工角色的建构。 我觉得，肯定要学煮食的，因为有自己的小孩之后，为了孩子，你得学煮食，要不饿着孩子了。（大女儿）
现在还没结婚，自己在外住也会做一些饭，但不会太复杂。自己也想练一两个拿手菜，至少以后结婚可以露一手。（二女儿）
结婚之前，我总想着，结婚之后总要煮食的。就是有个传统，觉得媳妇还是得会煮食。（儿媳妇）
（二）怎么学？
布迪厄提出了“习得”与“场域”概念，在他的实践观中，实践的认识不是一种心理状态，而是一种身体状态。实践的认识来自于反复的灌输，然后把身体当做记忆版般，透过身体化的实践达到文化复制的目的。
克拉森认为，“具身的”状态意味着就像通过相机媒介得以观看图片一样，我们必须通过感官来观看和体验身边的事件，进而理解地方、他者和我者，并且，身体不仅是肉体或文本一样的实体，业已存在的具身体验必然会影响到我们如何体验和解释周围的世界，我们的背景和社会经济地位也会通过直接的器物性体验和间接的社会文化体验与身体互动。
在认识到自己的角色定位之后，女性在意识与潜意识状态下逐渐掌握家庭饮食实作的方法，具体包括两种来源：自己妈妈，电视或菜谱。
做节（过节）就是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做，我会在旁边看，就知道大概步骤。（林阿婆）
煮粥是我自己学的，会看着老妈的步骤，然后就自己尝试，然后多试几次就可以煮好一点。（大女儿）
我基本上就是一汤一菜一肉，肉和汤肯定有。就是凭印象中，结合我妈平时买什么菜，就跟着买。一开始炒菜时，会打电话问我妈。（儿媳妇）
林婆婆在谈到如何学做饭，用了一个俗语“花到自然开”。虽然“走仔们”在家都没有学做饭，或者很少有机会做饭，但实际上只要她们身上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所在，就会自觉地在日常生活中去观看学习，并将食物烹饪编码存入记忆中，以待需要之时再进行解码。
以前学的新菜式都是上网查的，比如一种蔬菜，像土豆、豆腐，你想换种做法，你就上网查它的各种做法，然后去市场买各种材料，自己尝试做。还有看电视的美食节目，自己喜欢看。（大女儿）
我会在手机里下载食谱APP，或者关注几个家常饮食网站，看到喜欢且又容易做的就记录下来。（二女儿）
我还是比较习惯看手机，下载一些菜谱软件，但做出来的味道不一定好。（儿媳妇）
除了向妈妈观摩与请教之外，年轻一代更热衷于借助新媒体的便捷性，搜索“新”菜式，做一些创新菜。而且如果女性对饮食有更浓厚的兴趣，那自主学习的主动性明显会提高。
三、新妇入青庐：饮食实践与家庭关系
饮食实践在塑造了家庭成员的角色认同的同时，也形塑了他们的饮食习惯与口味偏好，一般而言，只有当他们生命历程发生阶段性转变或遇上重大事件时，才可能引起他们的饮食习惯与口味偏好的转变。对于女性而言，结婚将一个重要的生命历程转折，相对于男性而言，她们要重新进入一个新的家庭饮食场域，可能会遇到与自己相同或者斥的家庭饮食口味、食物内容、烹饪方式甚至是进食习惯，她们将选择如何面对呢。
吉登斯提出了“亲密关系”概念，他认为亲密关系具有自己的反思性和自己的内在参照秩序的形式。[1]在这种关系中，只有通过个体之间相互敞开的过程，信任才会出现。
美国的欧文·戈夫曼作为形象互动论学派代表，他的兴趣在于研究日常生活中人们面对面的具体互动细节，展示那些隐含着的、不公开的互动规律。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主要借用了戏剧表演的概念，探讨人们在互动过程中是如何在他人心目中创造出一个印象的，或者说，运用哪些技巧使自己做出某种行为来让别人产生一种自己希望别人产生的印象。当林阿婆的大女儿嫁到婆家和儿媳妇进入自家时，她们希望在新家庭中呈现出怎样的形象，将如何与新家庭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首先，她们可能面对的是食物口味的挑战。
我觉得婆婆煮食好吃，挺适应，因为我比较喜欢吃咸，觉得咸点饭菜比较香，婆婆煮菜比较咸，适合我的口味。（儿媳妇）
他们家做饭比较淡，在家吃习惯了妈妈的“出手”（调味时的控制），还真有点不习惯。
相比之下，儿媳妇到新家的适应难度远远低于林阿婆的大女儿，反而有种“一见如故”的惊喜。
以前觉得妈妈做菜好吃，嫁过来之后，发现婆婆做菜更好。我觉得她看起来不慌不忙，但一会功夫就做了一大桌子菜。这跟我妈区别特别大，我妈特别忙，但一直看不到成品。（儿媳妇）
娘家会以肉汤为主，婆家会以菜汤为主，如菜头（萝卜）汤、青菜汤、酸咸菜汤，比较少做一些药材汤或比较浓的鱼汤之类。娘家会吃比较“大炒”的菜，用炒的比较多，款式比较多，比较复杂，像婆家就以鱼为主，例如一顿桌上摆了四样鱼，菜比较少，或者直接放一块猪肉，不像家里，会考虑猪肉炒菜或者鸡蛋、菜脯等。不管吃饭还是粥，都会煮点菜汤。在家里，可能会芥蓝炒猪肉，花蛤炒菜脯，非洲鲫焖西红柿，婆家就很单调，基本就整鱼和整肉。（大女儿）
从林阿婆大女儿的描述中，可以明显感觉到娘家与婆家的差异性。当牵涉到个人生活中的重大转折或者要做出富有命运特征的决策时，个体可能会很大程度上使自己再熟练化（reskilling）（即知识和技能的重新获得）。大女儿在结婚初期，开始尝试改变自己去适应这个新环境。
结婚之前，觉得自己能煮这么多新菜式，觉得很满足，别人也喜欢吃，就有动力去创新，再多煮些不一样的菜给家人吃。结婚后，一开始也是这种概念，但是各家人吃的习惯不一样，他们不能接受，然后我慢慢就不怎么研究做菜的事情了，也不上市，也不主动去煮食，觉得自己的用心没有被别人接受，甚至被别人嫌弃。一开始，婆婆也要去外边工作，就她给我钱负责上市做饭，但一段时间后，她觉得我做的“不合口味”，说我做的比较咸，就还是她负责了。（大女儿）
很明显，她的努力融入并没有带来婆家的认可，甚至最后心灰意冷。但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她的口味似乎也慢慢发生了改变。 以前不觉得妈妈做菜咸，但现在就有感觉了。现在炒菜放盐之前也会下意识地想起“不能放太多盐”，唉，弟弟现在嫌我炒得太淡。（大女儿）
除了食材和烹饪方式差异，她们还需要面对餐桌习惯的异同。
一家人一起吃饭非常重要，我们家一直都是这样的。只要我们都在家，都要等齐人才吃饭，你想想，如果有人先吃，那后面吃的人看到的就是剩饭剩菜，特别不尊重别人，是很奇怪的事情。这是一种人情味，我们不会漏了其他人，都是一起等齐吃的。（大女儿）
婆家这边，每个人吃饭时间是不一样，每个人自己拿自己的碗，自己盛饭，吃完之后就自己把碗放到洗手水槽里，然后各干各的，一般谁吃最后，谁洗碗。她（指婆婆）吃饭时间比较慢，基本就是她最后一个。像我吃完会在旁边坐着带小孩，但其他人可能吃完就走了。（大女儿）
在餐桌习惯的差异方面，林阿婆的大女儿特地提到了“人情味”这个概念，在她的生命历程中，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是一件很温馨的事情，虽然有时晚上要等到七点爸爸回来才能开饭，但是觉得一家人齐齐整整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她从婆家的餐桌习惯联系到了他们的相处方式和亲密关系。
他们家就是这样，像谁进出家门都不会叫一声，像你姐夫进来之后，看到他爸坐在家厅里，也不会唤一句。感觉这样一家子很不亲热（亲近，亲密）。平时也很少聊天，一聊起天就像在上思想政治课，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而在娘家的时候，进出门称呼一声是必须的，就算两个人吵架了，冷着脸也得叫。（大女儿）
新家庭的融入是个双向的过程，媳妇在融入新家的同时，婆家也会尝试做出一些妥协或者提升亲密度的行为。
妈去上市时，都会问我想吃什么。（儿媳妇）
我怀孕时身体挺好的，什么都吃得下，网上说多吃榴莲，小孩子会皮肤白，我就想试试看，那段时间老妈买得特别勤快，冰箱基本都冻着。有时晚上老妈还会问我，想不想吃夜宵，骑车出去买。（儿媳妇）
在娘家的话，老妈会问我们想吃什么然后去买菜，婆家就基本由婆婆自行决定。不过如果她发现哪种菜大家比较爱吃，就会多买几次，像有我说过土豆好吃，她会多买几次，而且是连续几天。（大女儿）
两个婆婆都通过“了解媳妇口味”的方式来增进彼此的亲密关系，不过相比于弟媳，大姑对于婆婆仍有一些怨言。
女人有孩子时，吃点鱼胶是很好的。我家婆婆也藏了几个，却不舍得给我吃。我不是说身体“金贵”，一定要吃好东西，如果家里没有，我也不会抱怨，而是觉得明明家里有，却不舍得拿出来吃，估计是藏着给她的大女儿。（大女儿）
一般来说，无论是个人生活中还是在较大的社会环境中，占有和授权过程中总是交织着剥夺和损失。米歇尔·塞托与吕斯·贾尔等的合作《日常生活实践2：居住与烹饪》一书，利用日常生活实践理念来分析女性烹饪行为的“战术”意义，帮助我们更好地梳理了日常生活实践的操作方式，通过“from practice to practice”，文化的架构、原则也被逐步内化，成为个人学习文化知识最重要的方式。在新家庭里，婆婆掌握家里的饮食大权，面对新的饮食环境，女性总是弱势的一方，如果能遇上一个“趣味相投”的婆婆，那是一大幸事，否则，就得在主动的适应或者被动的熏陶中尽量融入。
四、时到花就开：权力规训VS.主体道德
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谈到，现代性的反思已延伸到自我的核心部分。在关于乡土的研究中，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一种逻辑，在较为传统的背景下，自我认同必然与自我社会关系对立起来，以女性为例，女性的性别角色是由社会或家庭的传统权威所建构的，只有他们反抗了这种权威，才能获得自我的主体性。这种观念后来被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发展为“反烹饪”运动，简言之，他们希望把烹饪发展成一种科学，将做饭从每个人的生活中去除掉，让人们远离厨房和储藏间，居住在无厨公寓中。当然，这是一种极端的行为，但可以做为现代女性主义者对于女性“觉醒”的一个注脚，也是大部份女性角色研究的逻辑：只要对支配我们的关系进行反抗，我们就获得自主性了。但是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它似乎开始被道德绑架了。谈女性不谈“权力规训”，谈女性不谈“性别批判”，似乎就无法显现出现代女性的主体觉醒。
在林阿婆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图景。
我觉得在最近几十年里，男女是不可能平等的，但是思想会慢慢改变，虽然很难。我理解的平等是“平分”，但像生孩子、带孩子就永远都不可能平等，而且像家里的事、家庭责任的事，女人还是比男人更上心点。（儿媳妇）
男女肯定不平等。家庭不用讲平等，讲尊重更重要。尊重是一时，比如某件事，我让一步，那就没事了，但平等不能用在家庭，我也不知道原因，反正不行。家务事谁会谁做，谁勤快谁做。（儿子）
对于林阿婆儿媳而言，家庭与社会的规训实际上并不是终点，而只是过程，是实现她自我的过程，对她来讲，“家里的事、家庭责任的事”是她认为重要的或者应该获得的美德，她自觉地接受或社会给予的“训练”，即学会食物操作能力，能够为丈夫、为孩子提供食物，从而实现自己的美德。
如林阿婆所讲，“时到花就开”，当我们过于把关系看成权力建构去对待时，似乎会抹杀掉很多人性原有的温情。我想尝试将这种“权力游戏”看成是一种“主体道德”，“不是因为别人要我这样做，而是我自己希望变成这样的人”。
参考文献：
〔1〕（英）杰克·古迪.烹饪、菜肴与阶级.王荣欣，沈南山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2〕（法）米歇尔·德·塞托，吕斯·贾尔，皮埃尔·梅约尔.日常生活实践2：居住与烹饪.冷碧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黄爱华，冯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4〕（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98；
〔5〕白志红.女性主义与人类学.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
〔6〕彭兆荣.好客的食物：餐桌伦理结构中的张力叙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34（5）：16-21；
〔7〕张连海.感官民族志：理论、实践与表征.民族研究， 2015（2）：55-67。
作者简介：徐侨妹（1988--），女，中山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民族学在读，研究方向：饮食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