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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军事思想是陈云伟大一生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围绕陈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军政活动，梳理了陈云从关注武装斗争到军政历练的成长历程，彰显了组工岗位强化其对军事干部严爱精神的军政思想特色，进而针对陈云力保南满的军事决策思维，总结出政治大局观念、军政结合的大匡算技巧，以及利弊得失的综合比较法等三大要义，以为当代借鉴。
[关键词]陈云；军政历练；军政思想；严爱精神；战略决策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7-0013-03
陈云的军事思想，是其革命经历的思想结晶之一，也是其伟大一生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推进这方面的研究，既有助于深化陈云的生平思想研究，同时也有利于当代汲取革命前辈的军事斗争经验，提高关键军机的决策能力，推进军事现代化建设。
陈云对军事问题的关注可追溯到大革命时期，其与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大体同起始。五卅运动过程中，西方殖民主义者从未停止武装恫吓，其支持收买的工贼也对罢工骨干进行暴力威胁，时局逼迫共产党人积极思索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置身五卅狂飙中心的陈云，对此更有切近的体悟。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方针。1928年，陈云发动了小蒸地区的农民暴动，并谋划夺取枫泾镇，后帮助中共浦南区委制定《浦南秋收暴动决议案》、购置枪支武器。1929年初，陈云又参与领导了攻打庄行的农民暴动、部署新街地区的农民暴动。同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后，陈云于10月22日为江苏省委修改的致涟水县委指示信，强调要建立群众的武装组织，注意在敌人军队、保卫团中建立党的组织，夺取其武装到革命势力方面来。[1]11月24日，陈云在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作《江苏农民运动的趋势和今后的斗争》的报告时，就强调“党必须坚决领导农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游击战争。”
1933年1月，陈云随中共中央撤入江西瑞金。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正面临第四次反“围剿”战争，陈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局党团书记，主要负责军事后勤工作。他积极建议以全总名义号召工人带头参加红军，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关注苏区军工生产，号召“进行收集粮食的突击运动”，倡导游击战争。总之，在中央苏区的工作前所未有地强化了陈云的军事观念，并且磨练了他组织工运、组建军队、征集军粮、管理军工、发动游击战争等多方面的领导能力。
1934年10月中旬，陈云受中共中央委派，担任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该军团承担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殿后掩护重任，陈云由此直接参与红军长征的军事指挥。在真枪实弹、戎马倥偬间，陈云的军事思想得以淬砺。红五军团下辖第13师和第34师，总共1万人众。据时任第13师师长陈伯钧的日记，10月20日午后，“中央派驻五军团代表陈云同志来此，报告目前形势及我们这一师的任务，和几个中心工作”。会后，陈云即率各团首长去考察徒涉场，黄昏时分开始渡河。连日夜行军，疾患丛生，战士思想混乱，军纪亟需整顿。11月4日晚，“陈云同志来我师帮助与指导工作，召集了各团政委、总支书开会，讨论今后政治工作问题”。政工成效没有立竿见影，第二天“各部逃亡现象极为严重”。当晚，“由陈云同志负责检查了一下，认为发生这种现象主要是：第一，政治动员不够；第二，对反革命斗争不深入，特派员工作及政治机关对肃反工作的领导均差；第三，连队支部工作不健全等……”[2]
在陈云的亲自指导下，第13师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地开展起来。12月1日，陈伯钧日记记述：“接军团首长及中央代表紧急信件，催促我们立即渡河，不然即有被敌人截断可能。于是我们即不停顿地向麻子渡前进。到江边正赶上主力，过河后天已拂晓。”[3]中央代表陈云在那封信中写道：“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4]殷切之语，彻底击破了“中央不信任起义部队”的谣言。
12月18日，黎平会议后，陈云为军委纵队的政治委员。1935年初，陈云与刘伯承率该纵队进驻遵义城，为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已經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5]在遵义会议后，陈云写成《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各处宣讲，不仅对于在全军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体现了陈云军事政治理念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契合。同时，陈云积极配合刘伯承，认真执行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和战略战术。也正是在此军事行动中，他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在“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6]陈云后奉命离开红军队伍，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随后前往苏联。长征经历促成军事政治理念的成熟，为陈云赴苏宣传报导红军长征壮举，以及在世界共运范围确立毛泽东的威信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36年10月，陈云、滕代远分别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并于12月上旬带领代表团回国，迎接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任的红军西路军部队。因形势剧变，陈、滕代表团的职能变为接应撤至星星峡的西路军余部。1937年5月1日，陈云慰问西路军余部，指出：革命斗争有胜利也有失败，只要保存了有生力量，今后仍然会发展壮大。凡是到这里的人，都经过了千难万险的锻炼，是多少黄金也换不来的。[7]这番肺腑之言集中地体现了陈云对军事干部的珍视，同时也恰好反映了陈云此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关注军事工作的一个视角。
1937年12月，已在延安的陈云进入中共中央常委，后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延安时期，陈云更多地从党的建设的高度关注军事干部，并进一步丰富军事政治思想的论述。陈云强调军事斗争之于共产党生死存亡的第一重要地位，明言“军队第一”。（《怎样做好财政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陈云改变了军事政治思想，因为军队还是需要共产党去组织领导。1945年5月9日在中共七大上，陈云以长征中的红五军团为例，印证党对军队的主心骨作用：“在别的军队里头，一个连长、团长、师长反水，就可以把队伍带走，可是我们的军队不是这样。某个什么长反水，下面的战士可以把他杀了，不跟他去……这是什么力量呢？这是党的力量。”（《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同时，陈云并不放松对军事干部的政治要求。他着重指出：“特别是军事系统的负责同志，不要因为怕犯教条主义错误而不敢读书。”陈云进一步敲打军事干部：“会不会产生横蛮霸道的作风？很可能，因为手中有枪杆子，还有功劳。”在提醒“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双方要多责备自己，少责备别人”后，再次警示军事干部：“军队是重要的，但没有地方和人民的支持，会变成光杆，一天也不能立足。”（《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相关论述充满了对军事干部的严爱精神。 抗战胜利后，国共斗争再度跃升为主要矛盾。1945年9月，陈云与彭真等人进入东北，开始实施中共中央力争东北的战略方针。陈云不时纠正干部的混乱思想，要求“建立长期战争观点”，并以“敢于武装”作为党员发动三条件之一（《发动农民是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键》），为迎接重大军事斗争考验奠定基础。翌年10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大举进攻南满解放区，以实现其在东北战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意图，南满形势异常险峻。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决定派陈云、肖劲光去南满。月底，经党中央批准，成立南满分局（亦称辽东分局），陈云兼任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政委，再一次临危受命。[8]
1946年12月13日，陈云赶赴南满的七道江，参加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此会11日已召开，与会者就主力部队是坚守南满还是撤到北江、日后反攻，发生重大意见分歧，故请南满分局最高军政首长陈云下最后的决断。陈云当夜与参加会议的部队领导干部分头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第二天续开会议，当晚发表重要讲话，拍板坚守南满。陈云为主张北撤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我们不坚持南满，向北满撤，部队在过长白山时要损失几千人。撤到北满敌人还要追过来，还要打仗，从南满撤下来的部队又会损失几千人。如果我们从南满撤了，敌人可以全力对付北满，那时北满也很可能保不住，部队只得继续往北撤，一直撤到苏联境内。但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不能总住在苏联，早晚有一天还要打过黑龙江，打到北满，打到南满。在这些战斗中，以前从南满撤下来的部队又要损失几千人。而且，当初主力撤向北满留下来的地方武装也会受到很大损失。这样前前后后加在一起，向北满撤会损失一万多人，占当时我们在北满部队人数的一半。相反，如果我们留下来坚持南满，部队可能损失四分之三，甚至五分之四，但只要守住南满，就不会失去犄角之势，就可以牵制敌人大批部队，使他们不能集中力量去打北满。两相比较，还是坚持南满比撤离南满损失小。”[9]
陈云下此最后决断，极有利于统一南满军政干部的思想，鼓舞斗志，为同国民党坚决开展“四保临江”的战斗奠定了基础。在陈云当机立断与积极推动下，东北各军区协同作战，广大指战员“发扬打硬仗、打大仗、打恶仗的坚强决心”，浴血奋战，再加之群众路线的推行、土改政策的推广，以及对敌俘虏政策的改进等种种举措，南满战局终于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到1947年7月，辽宁、辽南、安东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南满根据地扩大和巩固了。
决策保卫南满，是陈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与军事活动的巅峰之作。陈云在决胜东北前期的相关言说已透露了他力主坚守南满的必然性。综合分析，稍加提炼，陈云军事决策思维的要义大体有三点，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一是政治大局观念。总体而言，陈云是政治家，而非军事家。也正因此，他參与的军事活动更多地体现了政治大局观。抢占东北，是党中央既定的战略目标。陈云勇于担当、排除万难，为的就是确保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因此，面对国民党的进攻，在战斗与退却的抉择方面，陈云必然是主张战斗。至于南满，虽非党中央关注的重点区域，但从东北一盘棋的高度来看，此地自然不可轻弃。事实上，陈云坚守东北还是从更高的全国大局着眼：“再大一点的范围来说，关内、关外要有配合。现在关内正打，配合我们关外。如此配合下去，敌关外不能增兵，则北满与东、西、南满很有可为。”（《坚持南满根据地的斗争》）如此宽阔的视野，非单纯的军事干部所能具有。
二是军政结合的大匡算技巧。除了坚定的政治立场、高超的政治远见，陈云军事决策还建筑于军政结合的大匡算技巧。陈云早于1946年7月，就对中国政治未来走向作过令人信服的预见：“全国军队：国民党三分之一，杂牌三分之一，我们三分之一，打来打去，杂牌会和我们靠拢的，我们将越打越大。”“全国、全世界的大势，我向上，敌向下。”（《发动农民是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键》）这一富有智慧的军政大匡算，势必鼓舞士气，大增必胜决心。在临江会议上，陈云对放弃南满可能遭受损失的匡算，同样令人动容，这也是说服部分军事干部的重要内容。
三是利弊得失的综合比较法。1946年7月7日，陈云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决议，针对蒋介石国民党“不但要占点，而且要占面”的野心，表示宁愿战斗到底，就显示这种综合比较法。因为“与其不战而失如此广大地方，将来不能收复，不如战而失地，将来还可收复。况且战的结果，除某些城市要道还可能失去外，我亦有粉碎蒋军进攻，收回许多失地之极大可能”。（《东北的形势和任务》）两相对比，自然是战胜于和、非战不可了。陈云的综合比较法对于他决策坚守南满也同样有效。1947年2月7日，陈云明言：“所以一经比较，就能够对事物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又比如，今天我们要不要在南满坚持，只要把现在坚持所带来的牺牲与将来退到长白山可能造成的牺牲，大小轻重，有无价值，加以比较，就容易作出必须坚持南满斗争的决定了。”（《怎样才能少犯错误》）这已是在教人以法，后来者当认真体悟。
参考文献：
[1][4][5][7][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45.48-49.53.54.58.70. 168. 173-174. 199-205. 471.
[2][3]陈伯钧.陈伯钧日记·文选[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154-155.158.164.
[6]刘杰.陈云在红军时期对军事斗争的历史贡献[J].军事历史研究，2005（2）.
[9]肖劲光.在南满的战斗岁月里（上）[A].星火燎原1984（3）[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10.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刘 捷
[关键词]陈云；军政历练；军政思想；严爱精神；战略决策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7-0013-03
陈云的军事思想，是其革命经历的思想结晶之一，也是其伟大一生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推进这方面的研究，既有助于深化陈云的生平思想研究，同时也有利于当代汲取革命前辈的军事斗争经验，提高关键军机的决策能力，推进军事现代化建设。
陈云对军事问题的关注可追溯到大革命时期，其与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大体同起始。五卅运动过程中，西方殖民主义者从未停止武装恫吓，其支持收买的工贼也对罢工骨干进行暴力威胁，时局逼迫共产党人积极思索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置身五卅狂飙中心的陈云，对此更有切近的体悟。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方针。1928年，陈云发动了小蒸地区的农民暴动，并谋划夺取枫泾镇，后帮助中共浦南区委制定《浦南秋收暴动决议案》、购置枪支武器。1929年初，陈云又参与领导了攻打庄行的农民暴动、部署新街地区的农民暴动。同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后，陈云于10月22日为江苏省委修改的致涟水县委指示信，强调要建立群众的武装组织，注意在敌人军队、保卫团中建立党的组织，夺取其武装到革命势力方面来。[1]11月24日，陈云在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作《江苏农民运动的趋势和今后的斗争》的报告时，就强调“党必须坚决领导农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游击战争。”
1933年1月，陈云随中共中央撤入江西瑞金。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正面临第四次反“围剿”战争，陈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局党团书记，主要负责军事后勤工作。他积极建议以全总名义号召工人带头参加红军，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关注苏区军工生产，号召“进行收集粮食的突击运动”，倡导游击战争。总之，在中央苏区的工作前所未有地强化了陈云的军事观念，并且磨练了他组织工运、组建军队、征集军粮、管理军工、发动游击战争等多方面的领导能力。
1934年10月中旬，陈云受中共中央委派，担任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该军团承担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殿后掩护重任，陈云由此直接参与红军长征的军事指挥。在真枪实弹、戎马倥偬间，陈云的军事思想得以淬砺。红五军团下辖第13师和第34师，总共1万人众。据时任第13师师长陈伯钧的日记，10月20日午后，“中央派驻五军团代表陈云同志来此，报告目前形势及我们这一师的任务，和几个中心工作”。会后，陈云即率各团首长去考察徒涉场，黄昏时分开始渡河。连日夜行军，疾患丛生，战士思想混乱，军纪亟需整顿。11月4日晚，“陈云同志来我师帮助与指导工作，召集了各团政委、总支书开会，讨论今后政治工作问题”。政工成效没有立竿见影，第二天“各部逃亡现象极为严重”。当晚，“由陈云同志负责检查了一下，认为发生这种现象主要是：第一，政治动员不够；第二，对反革命斗争不深入，特派员工作及政治机关对肃反工作的领导均差；第三，连队支部工作不健全等……”[2]
在陈云的亲自指导下，第13师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地开展起来。12月1日，陈伯钧日记记述：“接军团首长及中央代表紧急信件，催促我们立即渡河，不然即有被敌人截断可能。于是我们即不停顿地向麻子渡前进。到江边正赶上主力，过河后天已拂晓。”[3]中央代表陈云在那封信中写道：“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4]殷切之语，彻底击破了“中央不信任起义部队”的谣言。
12月18日，黎平会议后，陈云为军委纵队的政治委员。1935年初，陈云与刘伯承率该纵队进驻遵义城，为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已經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5]在遵义会议后，陈云写成《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各处宣讲，不仅对于在全军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体现了陈云军事政治理念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契合。同时，陈云积极配合刘伯承，认真执行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和战略战术。也正是在此军事行动中，他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在“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6]陈云后奉命离开红军队伍，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随后前往苏联。长征经历促成军事政治理念的成熟，为陈云赴苏宣传报导红军长征壮举，以及在世界共运范围确立毛泽东的威信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36年10月，陈云、滕代远分别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并于12月上旬带领代表团回国，迎接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任的红军西路军部队。因形势剧变，陈、滕代表团的职能变为接应撤至星星峡的西路军余部。1937年5月1日，陈云慰问西路军余部，指出：革命斗争有胜利也有失败，只要保存了有生力量，今后仍然会发展壮大。凡是到这里的人，都经过了千难万险的锻炼，是多少黄金也换不来的。[7]这番肺腑之言集中地体现了陈云对军事干部的珍视，同时也恰好反映了陈云此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关注军事工作的一个视角。
1937年12月，已在延安的陈云进入中共中央常委，后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延安时期，陈云更多地从党的建设的高度关注军事干部，并进一步丰富军事政治思想的论述。陈云强调军事斗争之于共产党生死存亡的第一重要地位，明言“军队第一”。（《怎样做好财政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陈云改变了军事政治思想，因为军队还是需要共产党去组织领导。1945年5月9日在中共七大上，陈云以长征中的红五军团为例，印证党对军队的主心骨作用：“在别的军队里头，一个连长、团长、师长反水，就可以把队伍带走，可是我们的军队不是这样。某个什么长反水，下面的战士可以把他杀了，不跟他去……这是什么力量呢？这是党的力量。”（《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同时，陈云并不放松对军事干部的政治要求。他着重指出：“特别是军事系统的负责同志，不要因为怕犯教条主义错误而不敢读书。”陈云进一步敲打军事干部：“会不会产生横蛮霸道的作风？很可能，因为手中有枪杆子，还有功劳。”在提醒“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双方要多责备自己，少责备别人”后，再次警示军事干部：“军队是重要的，但没有地方和人民的支持，会变成光杆，一天也不能立足。”（《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相关论述充满了对军事干部的严爱精神。 抗战胜利后，国共斗争再度跃升为主要矛盾。1945年9月，陈云与彭真等人进入东北，开始实施中共中央力争东北的战略方针。陈云不时纠正干部的混乱思想，要求“建立长期战争观点”，并以“敢于武装”作为党员发动三条件之一（《发动农民是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键》），为迎接重大军事斗争考验奠定基础。翌年10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大举进攻南满解放区，以实现其在东北战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意图，南满形势异常险峻。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决定派陈云、肖劲光去南满。月底，经党中央批准，成立南满分局（亦称辽东分局），陈云兼任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政委，再一次临危受命。[8]
1946年12月13日，陈云赶赴南满的七道江，参加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此会11日已召开，与会者就主力部队是坚守南满还是撤到北江、日后反攻，发生重大意见分歧，故请南满分局最高军政首长陈云下最后的决断。陈云当夜与参加会议的部队领导干部分头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第二天续开会议，当晚发表重要讲话，拍板坚守南满。陈云为主张北撤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我们不坚持南满，向北满撤，部队在过长白山时要损失几千人。撤到北满敌人还要追过来，还要打仗，从南满撤下来的部队又会损失几千人。如果我们从南满撤了，敌人可以全力对付北满，那时北满也很可能保不住，部队只得继续往北撤，一直撤到苏联境内。但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不能总住在苏联，早晚有一天还要打过黑龙江，打到北满，打到南满。在这些战斗中，以前从南满撤下来的部队又要损失几千人。而且，当初主力撤向北满留下来的地方武装也会受到很大损失。这样前前后后加在一起，向北满撤会损失一万多人，占当时我们在北满部队人数的一半。相反，如果我们留下来坚持南满，部队可能损失四分之三，甚至五分之四，但只要守住南满，就不会失去犄角之势，就可以牵制敌人大批部队，使他们不能集中力量去打北满。两相比较，还是坚持南满比撤离南满损失小。”[9]
陈云下此最后决断，极有利于统一南满军政干部的思想，鼓舞斗志，为同国民党坚决开展“四保临江”的战斗奠定了基础。在陈云当机立断与积极推动下，东北各军区协同作战，广大指战员“发扬打硬仗、打大仗、打恶仗的坚强决心”，浴血奋战，再加之群众路线的推行、土改政策的推广，以及对敌俘虏政策的改进等种种举措，南满战局终于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到1947年7月，辽宁、辽南、安东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南满根据地扩大和巩固了。
决策保卫南满，是陈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与军事活动的巅峰之作。陈云在决胜东北前期的相关言说已透露了他力主坚守南满的必然性。综合分析，稍加提炼，陈云军事决策思维的要义大体有三点，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一是政治大局观念。总体而言，陈云是政治家，而非军事家。也正因此，他參与的军事活动更多地体现了政治大局观。抢占东北，是党中央既定的战略目标。陈云勇于担当、排除万难，为的就是确保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因此，面对国民党的进攻，在战斗与退却的抉择方面，陈云必然是主张战斗。至于南满，虽非党中央关注的重点区域，但从东北一盘棋的高度来看，此地自然不可轻弃。事实上，陈云坚守东北还是从更高的全国大局着眼：“再大一点的范围来说，关内、关外要有配合。现在关内正打，配合我们关外。如此配合下去，敌关外不能增兵，则北满与东、西、南满很有可为。”（《坚持南满根据地的斗争》）如此宽阔的视野，非单纯的军事干部所能具有。
二是军政结合的大匡算技巧。除了坚定的政治立场、高超的政治远见，陈云军事决策还建筑于军政结合的大匡算技巧。陈云早于1946年7月，就对中国政治未来走向作过令人信服的预见：“全国军队：国民党三分之一，杂牌三分之一，我们三分之一，打来打去，杂牌会和我们靠拢的，我们将越打越大。”“全国、全世界的大势，我向上，敌向下。”（《发动农民是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键》）这一富有智慧的军政大匡算，势必鼓舞士气，大增必胜决心。在临江会议上，陈云对放弃南满可能遭受损失的匡算，同样令人动容，这也是说服部分军事干部的重要内容。
三是利弊得失的综合比较法。1946年7月7日，陈云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决议，针对蒋介石国民党“不但要占点，而且要占面”的野心，表示宁愿战斗到底，就显示这种综合比较法。因为“与其不战而失如此广大地方，将来不能收复，不如战而失地，将来还可收复。况且战的结果，除某些城市要道还可能失去外，我亦有粉碎蒋军进攻，收回许多失地之极大可能”。（《东北的形势和任务》）两相对比，自然是战胜于和、非战不可了。陈云的综合比较法对于他决策坚守南满也同样有效。1947年2月7日，陈云明言：“所以一经比较，就能够对事物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又比如，今天我们要不要在南满坚持，只要把现在坚持所带来的牺牲与将来退到长白山可能造成的牺牲，大小轻重，有无价值，加以比较，就容易作出必须坚持南满斗争的决定了。”（《怎样才能少犯错误》）这已是在教人以法，后来者当认真体悟。
参考文献：
[1][4][5][7][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45.48-49.53.54.58.70. 168. 173-174. 199-205. 471.
[2][3]陈伯钧.陈伯钧日记·文选[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154-155.158.164.
[6]刘杰.陈云在红军时期对军事斗争的历史贡献[J].军事历史研究，2005（2）.
[9]肖劲光.在南满的战斗岁月里（上）[A].星火燎原1984（3）[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10.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