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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近些年来,我国民族音乐界有两件值得载入史册的大事。其一是民歌、戏曲、说唱、器乐四大“集成”的编纂。其二是已开了三届的两年一次的“民族音乐学年会”。头一件事,早在六十年代业已开始做而后又被迫中断了,它所包容的宏伟规模表明了我们对传统音乐遗产全面而又远大的观点;第二件事则是根基雄厚的我国传统音乐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两件事先后发端于七、八十年代之交,并非偶然,而带有极为深刻的时代和历史的印迹,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