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9月间，美国新桥集团斥资15亿元人民币收购深圳发展银行15%股权。爆出中国上市银行外资并购第一案。就在深发展为此发布正式公告之后，深发展银行行长周林接受媒体专访时，如释重负地感叹：“我认为，我找到了一条搞好深发展的道路。若干年后，大家会理解，周林用心良苦。此话隐含了他在这个购并案进程中的主导作用，也很能说明他作为被收购方却被评为2002年度的并购人物之一。
　　曾经在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从事9年经济研究的周林，在银行界已浸淫了10年，对深发展的命门知根知底。在发展的前10年，深发展基本上是按改革开放初期的上市公司模式运作。这类公司的特点是想方设法吸引投资者入股，关心的是股价的上升，而不是公司的规范发展。这种做法对深发展直接产生的影响是，资本金的补充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这与建立一家真正商业银行的初衷大相径庭。因此，为深发展寻找新的出路便成了周林的心结。用一部分股权吸引外资来提高深发展的管理水平，是周林从酒店行业的成功经验得来的灵感。
　　虽然在此之前，也有国际金融公司参股上海银行、南京银行的先例，但也仅限于分散投资，并不介入董事会对其经营权和决策施加影响。因此，周林面对的是不知在哪里埋有地雷的开阔地，选择很多，但危险也很多。这其中既涉及政策上的禁忌，也存在遇人不淑贻误终身的风险。
　　当初与深发展眉目传情的外资机构多达几十家，其中包括汇丰、花旗、JP摩根、美林、高盛等。新桥最终胜出的原因在于，深发展管理层及身后的政府和监管层早就画出圈圈：不选择银行机构，因为第一，外资银行者入股中国的银行，目标往往是要把国内的银行变成自己的分行，对深发展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而周林在与一些外资银行行长的平日交往中，甚至听过赤裸裸的表白：不要指望我们为你们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非常有竞争力的总行。我们的目的就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5年过渡期内买到入场券。第二，外资银行存在在亚洲区转移坏账的可能性。据透露，在其他国家外资机构有过这样的先例，相互之间转移坏账。在他们眼里，中国市场容量大，这容易勾起他们的冲动，将其他市场容量小的国家的坏账转移过来。这样一来，还可实现避税的目的。
　　同时，收购方要“了解中国的情况”，要有经验，这也是周林和深圳市政府设定的标杆，因为借助外资的引入，使深发展由深圳一个局级单位蜕变为一家真正的企业，并在管理水平、服务质量、资产结构、法人治理等方面成为国内银行标兵，与上海比拼金融市场人气，才是深圳方面纵深考虑的因素。新桥集团成功收购韩国第一银行，并通过对其改造促进韩国银行业的改革，显然吸住了周林和深圳市的眼球。而主持收购韩国第一银行的又是已在国内颇有人脉的单伟建。因此，这次并购好有一比，周林要摸着石头过河，新桥集团和单伟建是惟一能摸到的那块石头。
　　或许是这些显得迫不及待的原因，深圳市政府不仅接受对方开出的净资产150%的溢价条件，还全部出让政府持有的股份，仅留一股作为金股。以保证注册地留在深圳，这也可视为深圳市政府对周林全力支持的一种姿态。
　　令外界大感不解的是，在股权尚未交割之前，深发展董事会就决定由新桥投资8位专家组成收购过渡期管理委员会。周林的解释是，新桥一开始坚决反对这样安排，而自己则坚持这是对方表现诚意的条件。同时外界所不了解的是，管理委员会从掌事第一天起，深发展所发生的风险，责任在新桥。
　　显而易见，周林在并购中从始至终几乎没有失去主动权，也保证了外资入主内地商业银行“先例”留在深圳这块得改革风气之先的土地上。
　　所不能预知的是，在未来新桥管理团队确立后，周林是否果真如自己所说的，最终被“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