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待君赏。漫步在颜色的大观园中，愿美妙的颜色以及积淀深厚的颜色文化亮丽你的生活，斑斓你的人生。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颜色，古人把颜色分为正色和间色，并将颜色与道德、天命联系起来，赋予它们深厚的文化内涵，颜色的运用包含在礼制当中。颜色与朝代更替、祭祀、服饰、建筑、戎事等密切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颜色”义诂
　　由于颜色词义比较抽象，甲骨文中表颜色的字数量很少，仅有五个字—“朱”“幽”“白”“赤”“黄”。金文中已经有了“青”“黑”“玄”“苍”等表颜色的字。
　　到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共收录了75个表示颜色的汉字，分布在“糸”部的就有34个，说明当时染织业已经相当发达。而且，“黑”部和“白”部表颜色的汉字也较多，说明黑白是众多颜色中的基础色。从《说文解字》所收表颜色的字之丰富，可见颜色在古人的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
　　文字是文化的“活化石”，是承载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小舟”。记录颜色的汉字，承载着古人对颜色的认识和观念，我们研究颜色文化首先要从这些汉字入手，进而梳理研究这些表颜色词所蕴含的丰富文化。
　　《说文解字》曰：“颜，眉目之间也。”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认为“颜”所指的位置是两眉之间，他认为人凡是羞愧喜忧必形于颜，这就是颜色。《说文解字》曰：“色，颜气也。”段玉裁注：“颜者，两眉之间也。心达于气，气达于眉间是之谓色，颜气与心若合符卪，故其字从人卪。”意思是说人的表情和内心感受是一致的，所谓“喜怒形于色”。《礼记·祭义》说：“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颜”字和“色”字最初并不是指色彩，而是指表现于人眉间的喜怒哀乐情绪，即人的脸色、表情，它与人的内心感受是一致的。当人害羞时脸会变红，当人喜悦时会容光焕发，这类明显的表征使“颜”和“色”的词义得到引申，指肉眼可见而非以意揣度的“颜色”，“颜”和“色”才逐渐有了表示自然颜色的意义。上古汉语只用单音节词“色”表示颜色，《尚书·益稷》云“以五采彰施于五色”，其中“五色”指青、黄、赤、白、黑五种纯正颜色。“颜”“色”二字连用成词表示单纯的色彩意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自然界万物都有自己的颜色，古人发现了它们并对其进行了命名—黑、白、青、赤、黄等，颜色概念从此诞生。于是，山水风光定格成纸面上的山青水绿、泉清石白、桃红柳绿、橙黄橘绿，大千世界变成了语言里的五光十色、五彩缤纷、万紫千红、流光溢彩，人们的生活被诗意化为青梅竹马、白首偕老、紫气东来、平步青云等。这些与颜色相关的成语说明表颜色词在文字记录、文学表述、文化传承过程中是多么重要！
　　正色与间色
　　生活在古老中国大地上的先民很早就发现了颜色并能够运用颜色。旧石器时代晚期，先民已经有了对颜色的审美意识。20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陆续在山顶洞人的遗址中发现了白色带孔的小石珠、黄绿色的钻孔砾石，在其墓葬中发现尸体的周围撒有赤铁矿粉末的痕迹。他们还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现用赤铁矿染红的石珠，在仰韶文化时期的瓮棺里发现有在人骨上涂洒的红色、黑色颜料，这也许和灵魂的再生或善恶观念有关。此外，还发现各种彩绘陶器如俗称的红顶碗，陶器上的朱书、墨书，等等，这些都表明中华文明中颜色应用的渊源。
　　大家非常熟悉的成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抛开其比喻义，从字面看，它包含了四个颜色词：“朱”与“赤”同义，指大红色、正红色，《尔雅·释器》曰“朱，赤也”;“墨”与“黑”颜色相同，都指黑色，《广雅·释器》曰“墨，黑也”。在中国古代，“朱”与“赤”、“墨”与“黑”都属于正色。所谓“正色”，即正五色，是五行在颜色上的反映，对应于东、南、中、西、北五个方位，分别为青、朱、黄、白、黑五种颜色，是纯正、单一的颜色。跟“朱”相关的词还有“红”，即赤白色，红为杂色，就是所谓的间色。
　　间色古人叫“奸（古音读干）色”，也就是“不正”之色、杂色。《礼记·王制》曰：“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意思是布料的颜色不合法度，不准在市上出售。孔颖达注释说：“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谓五方间色也，绿、红、碧、紫、骝黄是也。”孔子曾讲到自己厌恶的事有三，即“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紫”被认为是乱人耳目的不合正统的间色。
　　《礼记·玉藻》云：“衣正色，裳间色。”这是说冕服玄上纁下，上衣是玄色，玄色是天色，为正色;纁是地色，赤黄之杂，为间色。衣在上为阳，法天;裳在下而为阴，法地。古人认为服饰亦包含着礼制文化，不可造次。对待衣服，上衣与下裳、衣服的表面与衬里，也要分出上下尊卑，选用正色和间色以示区别。
　　《诗经·邶风·绿衣》被认为是卫庄公夫人庄姜伤己之作，庄姜怨庄公惑于嬖妾，起首两句“绿兮衣兮，绿衣黄裹”，朱熹《诗集传》曰：“绿，苍胜黄之间色。黄，中央土之正色。间色贱而以为衣，正色贵而以为里，言皆失其所。”朱熹认为，绿是青中带黄的颜色，在古代属于间色，是低贱的标志，却用在外面做正衣，而高贵的黄色却被掩盖在里面做衬里，它们失去了各自本该在的地方，他认为这首诗作者运用比兴的手法抒发了哀怨之情。后世，“绿衣”也就成了宠妾的代称，比喻以妾为正，而嫡反为侧。
　　颜色成为文化标识
　　颜色成为文化标识。例如成语“青红皂白”，古代是一定要分出“青红皂白”的。这个成语由四个颜色词组成，在古代都用于衣服的颜色。由于封建时代严格的等级制度，这些颜色词就成为等级、阶层的标识，“青”和“红”是官员的服色，商人服皂衣，平民穿白色衣服，于是“白丁”就成为下层、没有文化的人的代称，如《陋室铭》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青红皂白”把各个等级区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又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之比喻义源自文化中“朱、赤”与“墨、黑”各自本身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正色概念较为稳定，基本没有变化，而间色则是随着时代的变化逐渐丰富。儒家尚礼，而礼的核心是“别尊卑，明贵贱”。反映在颜色上，就是正色与间色有贵色和贱色之分，正色为尊，间色为卑，所以颜色词构建的语义场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所具有的“明尊卑，别贵贱，分等级，志身份”的礼仪功能。
　　词义的发展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现象，而颜色的文化内涵就像地层的累积，新的文化意义不断形成，但总是建立在旧的内涵地层之上的。如被称为“中国红”的红色，其文化符号意义在积淀中不断被复杂化。古代文化中，红色代表富贵吉祥、喜庆欢愉，所以皇家宫殿、婚嫁寿庆等都以红色为装饰的主色。及至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并起，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救亡图存，红色逐渐与革命联系起来：南湖的红船，井冈山的红旗漫卷，组建的第一支军队命名为红军，开辟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瑞金被称为红都……红色成为革命的标志。马克思在被问及“最喜爱的颜色是什么”时，他明确回答“红色”。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时，其标志的颜色是红色。新中国成立后，大到五星红旗，小到红领巾，红色都被寄予革命烈士鲜血染红的寓意。
　　古人秉承着天人合一的理想，在五彩纷呈的自然事物与人类生活之间建立起普遍的联系，进而形成一套朴素的哲学观念，五色五方，五德五行。古人希望通过对特殊颜色事物相互关系的研究，掌握普遍的客观规律，通过对天地间颜色秩序的模仿，建立人间的稳定秩序：在对历史的纵向认识上，建立起“五德始终”说;在对社会的横向建构上，将服饰、祭祀、建筑等具体制度与颜色文化紧密结合。
　　颜色的崇尚一直跟古代的最高统治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每当改朝换代，“改正朔、易服色”成为统治者必须要做的大事，服色的变化成为新朝代的象征，颜色的地位举足轻重，服饰、祭祀、邦交、建筑、车马、旗帜等无不对颜色有严格的要求，而颜色规定的背后是封建社会的核心观念—等级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颜色是政治的物质外壳。
　　颜色已经由一种自然存在转变为一种文化存在，颜色在生活中的运用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整个中华民族也就形成了其独特的颜色审美观念和完整的颜色文化体系。
　　李艳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