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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1946年11月19日，他结束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回到延安，一方面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区各战场的战斗，粉碎蒋介石军队的进攻，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7年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实现大转折。另一方面，他代表中共中央领导蒋管区的人民斗争，掀起反美反蒋的群众斗争高潮，陷蒋介石政府于全民包围之中。1947年，是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一年，周恩来在两个战场为中国人民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区各战场的战斗
周恩来是1947年军事战场上的“副帅”。①他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47年3月中央撤离延安，周恩来和毛泽东、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当时总参谋长彭德怀在前线，无法兼顾军委总部工作。周恩来以军委副主席身份实际负起总参谋长的责任。后来，中央正式任命他为代总参谋长。周恩来是毛泽东须臾相倚的主要军事助手，运筹帷幄，叱咤风云，在军事战场建立了不朽功勋。
第一，精心组织了撤离延安的战略任务
1947年3月，国民党在向解放区全面进攻遭到失败后，采取重点进攻的方针，派遣胡宗南集结34个旅、25万兵力向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进犯。当时陕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有6个旅、2万多人。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延安，利用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在陕北放开手脚与胡宗南军队周旋。周恩来以其杰出的组织才能指挥撤离延安这一战略任务。他亲自动员、布置、检查、落实“坚壁清野”的工作，要求做到不给胡宗南留下一匹牲口、一袋粮食和片纸只字。他说：“要不是有条延河，胡宗南连口水也休想喝上。”撤离延安，干部和群众感情上承受不了。周恩来做了大量宣传解释工作，他告诉干部和群众：“我们撤离延安，是为了保卫延安；现在走，是为了将来不走。”撤离延安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周恩来组织了一支为中央和军委工作的精干的中央纵队（又名昆仑纵队）。中央确定：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中央工委），到华北解放区，进行中央所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等组成后方委员会（后委）到晋西北，负责统筹后方工作。周恩来仔细研究、安排中央工委、后委的安全转移、今后工作，包括今后粮食供应等后勤问题。还亲自到晋绥分局驻地研究落实，保证了中央纵队、中央工委和后委工作很快正常运转起来。毛泽东后来曾说过，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②周恩来为保证这两条线畅通做了大量工作。他千方百计研究对付蒋介石对我电台的侦察工作，保证中央在辗转跋涉中，始终和各战场及蒋管区地下党保持着联系，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对新华社广播电台，采取分步转移办法。先后在瓦窑堡、太行山设立广播电台，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名义播出。而留在陕北的新华社人员除抄收中外通讯社广播稿供毛泽东、周恩来参阅外，还把毛泽东、周恩来为新华社撰写、审阅的社论、新闻发到太行山新华总社，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名义传到各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声音从不间断地传向四面八方，它犹如大海中的灯塔，给各战场和蒋管区人民以巨大鼓舞和力量。国民党千方百计追踪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所在地，组织侦察人员到处搜寻，但一无所获。周恩来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
第二，辗转陕北，协助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中央纵队的同志在陕北辗转行军，跋山涉水，行经陕北12个县的37个村，行程2千里。当时中央纵队里有一个军事组，五六个参谋，主管作战方面工作，直接受周恩来指挥。他们收集敌情，包括敌部队人数、武器装备，战斗力，每天行动动向，以至长官的出身、经历、指挥能力等，都了如指掌。他们也收集我方军民、蒋管区地下党和人民以及民主人士的情况。收集了情况，经分析研究，周恩来便及时报告毛泽东，参与决策。毛泽东有许多重大决策，也总是找周恩来、任弼时商量。前线发来的战况报告，如有新出现的情况及地名，为使毛泽东能集中精力考虑战略决策，周恩来往往亲自加上注释，附上小图，再送毛泽东阅示。③而凡是党中央研究、毛泽东下了决心以后，具体的组织布置，如何执行，都是周恩来具体抓落实。无论前方或后方，无论后勤供应或部队调动，总离不开他的具体组织指挥。④他既是提供情况参与决策者，又是组织实施者。他还直接参与陕北战场的指导。他曾数次代表中央军委向彭德怀通报已获悉的胡宗南军队的动向，提供给彭德怀作战参考。他要中央纵队负责情况工作的二大队三天内破译胡宗南全部密码，为蟠龙镇战役提供准确情况。中央撤出延安40多天，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指挥下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三大战役的胜利，歼敌1.4万人。周恩来亲自改写新华社评论：《志大才疏阴谋虚伪的胡宗南》，辛辣地指出：“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胡宗南，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了老虎背。”“不到两个月，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⑤他并和彭德怀、习仲勋、王震等开会分析西北战场敌我形势，确定下一步作战计划，报告毛泽东，继续实施“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的“蘑菇战术”，⑥把胡宗南军队拖住、拖垮。在中央军委指挥下，山东战场，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战场也捷报频传。
第三，他参与战略反攻的伟大决策和实施
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一直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思考的问题。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这个进攻的方向就是中原，他说：“蒋介石两个拳头（指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这么一伸，他的胸膛（指中原）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把这两个拳头紧紧拖住，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这一刀就是我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插进中原。”⑦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7个纵队13万人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并利用敌人张惶失措之际，发动鲁西南战役，全歼敌4个师部和9个半旅共6万余人，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中央军委随即召开著名的小河会议，确定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将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的方针。不等敌人的进攻被完全粉碎，不等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装备上超过敌人，不失时机地下决心从内线作战转为外线出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周恩来不仅过问了会议全部行政事务，更重要的是起草了中央在会议上的发言提纲，分析了敌我对比的消长趋势。一个“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在中央军委领导下实施了。刘邓大军跳跃式地长驱直入，千里跃进大别山，并发动群众建立33个县的民主政权，在长江以北鄂豫皖地区扎下根来。陈（毅）粟（裕）大军指挥华东野战军6个纵队18万人组成西线兵团挥师南下，越过陇海路，在豫皖苏边区连续作战，策应刘邓大军。陈（赓）谢（富治）大军率领的太岳纵队8万人南渡黄河，插进豫西，截断陇海路，东逼洛阳、郑州，西叩潼关，东西驰骋。随后主力向豫西沿平汉路进击，有力地配合刘邓大军作战。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摆开一个品字形阵势，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后方变成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此时，西北野战军在米脂县沙家店全歼敌精锐部队36师师部和一个旅，从此改变西北战局，西北野战军从内线防御转入内线进攻。全国战略大反攻局面形成。周恩来9月28日在陕北佳县神泉堡向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干部、战士作报告，提出了“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口号。12月，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制定夺取全国胜利的纲领。毛泽东在会上谈到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时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的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⑧周恩来为这一转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不朽贡献。
二、代表中共中央领导蒋管区人民的斗争
周恩来长期在白区工作，有着极为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他返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工作后，仍以很大精力领导蒋管区的工作。在1946年12月16日的书记处办公会议上，又被决定兼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主管蒋管区的工作。1947年2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首次提出：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是“第二战场”，把蒋管区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斗争，提高到同第一战场——解放战场相配合的战略地位。据不完全统计，这段时间他代中共中央起草或审定有关蒋管区斗争的电报在20件以上。他为蒋管区党的城市工作制定基本方针、原则和一系列斗争策略，是“第二战场”出色的指挥官。
第一，确定“第二战场”的基本策略
他首先提出，要迎接革命新高潮，发动进攻。1946年11月周恩来返回延安前，曾指示上海地下党：“国民党地区黑暗时刻又到来了，必须坚持艰苦的斗争，准备在5年时间内取得中国革命胜利。”⑨他对暂时留下来的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同志说：“我们一定要回来的。”他并一再预言：革命新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他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时局形势时认为，“全国的形势是进攻，不是退却。党内需要防止的主要倾向是对形势估计不足，不敢放手地进攻”。⑩1946年底，先后发生上海的摊贩事件和北平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斗争。后者，强烈的民族义愤迅即汇成矛头指向美蒋的抗暴运动。12月3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大城市地下党组织电，要求各大城市“发动游行示威”，或“进行请愿及组织后援会”，指出：要在运动中“造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国民党不敢压迫，并达到暴露国民党之媚外卖国及其国大制宪全系欺骗之目的。”{11}各地中共地下组织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迅即充分发动群众，扩大抗暴斗争规模。上海等地在1947年元旦举行抗议示威游行。抗暴斗争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同情与支持，也使部分持正统观念的中间群众逐渐由幻想、怀疑，最后站到美蒋的对立面。
而在斗争中，他又提出要避免硬碰。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庞大的军费开支加剧了经济危机，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蒋管区各地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国民党政府推出《经济紧急措施方案》，把职工的生活指数冻结在1947年1月份水平上，严禁怠工罢工，违者格杀勿论。面对国民党的镇压政策，周恩来于2月28日及时提出蒋管区党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避免硬碰”，就是要“领导群众变换方式，绕过暗礁”，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12}3月1日，又进一步提出：“从目前形势看来，城市斗争可能在一个时期内遭受极大压迫，为适应这一新变化，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应暂时保持平静状态，不作过于刺激过于突出的进攻性运动，而多作防御性的合法形式的呼吁和声讨。一切有全国性的政治斗争，应从参加这一斗争的群众本身的生存问题上着想，有计划地转移到地方性的经济斗争中去，以深入和巩固群众斗争的基础。”{13}周恩来断言：“蒋管区群众斗争，固然要经过一些迂回起伏，但总的趋势必然会继长增高，问题就要看我们领导的斗争策略如何，组织力量如何，以决定群众斗争增长的快慢与可否避免一些挫折。”{14}
他提出蒋管区群众斗争的基本口号，应该是“为生存而斗争”。周恩来在1947年2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明确地提出这是“第二战场”，与此同时，提出“为生存而斗争，联结到政治口号的发展”。这一主张，成为指导“第二战场”斗争的基本原则。他曾指出：“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15}他还指出：“我们的总方针是从解放区自卫爱国战争与蒋管区人民民主爱国运动的配合发展和胜利中，取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要求各地中共地下组织“斗争口号应多从人民为生存而斗争方面着想，以利于群众斗争的发动、深入和继续”。{16}当他得知上海、天津等城市工人在为反对冻结月份生活指数和要求加薪而斗争时，立即指示蒋管区中共地下组织“应善为领导，求得局部胜利，以便巩固阵地，利于今后发展”。{17}他富有远见地指出：“相信蒋顽前线续败，人民生活不下去忍受不了的条件下，新的斗争会在为生存而奋斗的基础上增长起来。”{18}同时希望蒋管区中共地下组织依据时局的不断变化，作出独立的判断和决策，善于灵活运用策略，及时领导斗争。蒋管区的中共地下组织认真研究周恩来指示精神，把群众运动引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生活问题上来，开展集体签名、请愿、罢工，以至游行等，取得不同程度的胜利。
为了更有力、更有计划地发动“第二战场”的斗争，必须健全和加强蒋管区党组织的领导。周恩来曾于1947年1月为中共中央起草调整蒋管区党组织的方案，决定设立由刘晓等组织的中共中央上海分局，负责领导与发展蒋管区党的秘密工作。随着形势的发展，5月6日，周恩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发出《上海中央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的通知》，指出上海局管辖范围包括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与工作，并于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这样，理清了中央与上海局及所属各城市党组织的关系，健全了指挥系统。
第二，精心指导“五二○”斗争
蒋管区分散的生活斗争此起彼伏，逐渐朝着统一的全面的政治斗争方向汇合。4月28日，上海分局向中共中央作了《群众运动复趋高潮》的报告，认为抗暴运动以后第二个高潮又将很快到来。5月5日，周恩来随即发出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指示，指出：“蒋管区大城市中的工作方针，就是要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为此目的，既要坚定勇敢，又要机警谨慎。”要求上海分局“时时注视情势的发展，坚持我党放手动员群众反美反蒋的方针，灵活地既结合又分别合法与非法的斗争。将适合群众要求、提高群众斗争情绪的口号，均经群众面目提出，以发动群众”。并就目前党的宣传、组织诸方面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宣传上“侧重于以群众中有职业有地位的人物，利用公开刊物、报纸，集会，批评时政，增强不满”。党的组织“要严守精干隐蔽，平行组织，单线领导，不转关系，城乡分开，上下分开，公开与秘密分开的原则”。{19}上海局根据周恩来这一指示有序地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五二○”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动起来的。
当时蒋管区内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杭州、无锡、苏州、温州等地发生抢米风潮。工人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斗争不断迭起。而国立大专院校的公费，每人每天的菜金只能买两根半油条。上海局决定以学生运动为先导，从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南京突破，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中共南京市委按照上海局部署，由南京中央大学率先发动，通过学生组织发出符合广大学生群众迫切利益的《反饥饿宣言》，提出反饥饿，反内战，要求增加公费，挽救教育危机，引起全国各地响应。5月20日，来自京、沪、苏、杭16所专科以上学校6000余名学生代表齐集南京举行联合大游行，向国民政府请愿，提出增加公费，提高教职员工待遇及全国教育经费的要求。游行队伍到达珠江路口遭到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宪特毒打，百余人受伤，20余人被捕，造成震惊中外的“五二○”惨案。惨案发生后，上海局决定广泛发动学生组织抗议和反击，号召学生总罢课，争取社会各界以及上层爱国人士支持、声援。斗争总口号上加上“反迫害”，使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成为全国学生和社会各界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联合行动。
当时周恩来正在陕北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区战场的战斗。闻讯后，于5月23日立即致电上海局，对上海局抓住有利时机发动和领导蒋管区学生和群众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给以充分肯定，并指示：“尽管放手动员群众反饥饿、反内战、反借款的斗争，向蒋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斗争策略的运用要灵活多变，“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对于斗争中口号的提出，“要适时但也不要频繁，其作用要在能动员广大群众接受此口号并为此口号奋斗，以达到搞垮蒋介石的目的”。为了推动上层人士参与“五二○”运动，周恩来建议把许涤新所掌握的上海经济界上层关系中的关键人物介绍给上海局。又提醒道：“一切斗争不应急求组织统一，而应多求方针与策略一致，以利斗争的持续与组织的保全和发展。”{20}为了瓦解蒋介石镇压后方的力量，他并就做好青年军及宪警中的士兵工作，专门发出指示：“使之由同情学生要饭吃、要和平的斗争，进到其本身要求加饷、退伍的斗争。”{21}
周恩来的指示推动“五二○”运动的发展。上海、武汉、重庆、成都、昆明、长沙、桂林、杭州、广州等城市纷纷成立后援会，举行集会、罢课、游行。“五二○”运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上海各大学的教授发表联合宣言抗议暴行，北方585名大学教授发表联合宣言。全国工人、职员、教师、文化工作者、科技工作者、爱国民主人士，以至国民党军官、士兵，纷纷声援学生，慰问电、慰问信像雪片似地飞来。为贯彻周恩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的策略思想，上海地下党学委主动作出暂时停止罢课的决定，采取一面上课，一面斗争，上课与罢课有弹性的斗争形式，争取更大的同情，教育中间分子，巩固斗争成果。
对“五二○”运动如此迅猛发展，国民党当局始料不及，采取了残酷镇压手段。周恩来为此又连续为中共中央起草几份关于学运的指示。考虑到运动中难免有部分学生产生畏难情绪或失去信心，他指出：“要使此次学运的政治经济斗争口号成为有机的联系，不要生硬加上，不要脱离中间分子，要依其觉悟程度，提出各种部分的辅助的口号，以推动其向总的斗争口号前进。”{22}针对国民党政府大肆捕人、行凶，当务之急要抓紧社会上对敌人暴行的共同愤慨，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某些矛盾，坚持抗议敌人暴行，要求释放一切被捕学生、记者，医治受伤学生，惩办祸首，取消紧急措施及军事戒严。要“巩固校内（包括教职员）的统一战线，便于集中要求于可能实现的条件，然后再改变斗争形式，继续进行要和平要饭吃要自由的运动”。{23}
在中共上海局部署下，各地成立营救被捕学生委员会，进行请愿，举行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各界申诉。上海地下党通过社会关系，请出陈叔通、张元济、唐文治等10位知名人士致函行政院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处境十分孤立、被动的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五二○”运动中被捕的学生。国民党当局为了阻止学生力量集结，由教育部宣布提前放假。周恩来因势利导，就暑期工作给上海局发来指示，要求组织学生“下乡”，“中心任务应是宣传群众，锻炼自己”，“播撒反蒋种子”，并就组织形式、宣传方式、工作方式作了具体指示。{24}
“五二○”运动历时一个月余，遍及60多个城市，新华社于1947年5月23日发表评论《蒋介石的末路》，指出：中国近代有三次群众运动可以与之比较，就是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但是“这三次运动中的群众没有像今天这样提出如此悲壮如此普遍的反饥饿口号，也没有公然看到人民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公然看到反动统治者如此摇摇欲倒。毛泽东于1947年5月30日发表《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包围中》的评论，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25}“五二○”运动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意义之深，是和周恩来富有远见的指示，高超的斗争策略指导分不开的。从运动的酝酿、惨案发生的应变、运动达到高峰时引向纵深发展，充分展示了周恩来对白区城市工作斗争艺术的成熟。
第三，制订配合战略大反攻的斗争方针
1947年6月底，人民解放军开始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刘邓、陈粟、陈谢三军纵横驰骋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10月，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蒋介石政府狗急跳墙，加紧对人民的迫害，下达了《戡乱总动员令》《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在各大城市设立特种刑事法庭，开除进步学生，解聘支持学生运动的教授，迫害工运领袖，列出黑名单，准备大逮捕。周恩来要蒋管区中共组织对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保持高度警惕。同时又提出：群众运动是不会停止的。但联合性的大斗争不是那样容易组织和发动起来的，必须有较长时间的准备。为适应战略大反攻形势的需要，周恩来把蒋管区党的工作总方针概括为：“长期打算，积蓄力量，发动斗争，推动高潮，配合反攻形势，发动第二战场，准备里应外合，夺取全国胜利。”“长期打算，积蓄力量”与“发动斗争，推动高潮”是整个任务的两个方面，其最终目的是“里应外合，夺取全国胜利”。“第二战场”的一切工作均应围绕这一总方针而全面展开。对于国民党政府严密控制的腹心城市或战略要地，周恩来认为，必须“长期打算，积蓄力量，适当斗争，攻势防御，决非一往直前的斗争”。斗争要有目的，尽可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即有损失，也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损失。非到大兵压境敌总崩溃时，不可决战。经常领导的是局部性、经济性的斗争。任何斗争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其形式是此起彼伏的、波浪式的。“只有在充分有利条件与时机，具有全国性、民族性及有关人民生活之最直接联系的某些个别问题”，“才可以发动一定时期的、较大规模的、及某些不同地区之间相互配合的运动”。{26}
周恩来的指示为“第二战场”的人民冲破国民党《戡乱总动员令》，继续开展反饥饿、争民主、反迫害斗争指明了方向。蒋管区群众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配合战略大反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使蒋介石集团顾此失彼，疲于奔命，焦头烂额。
1947年无论是在军事战场或是蒋管区“第二战场”，斗争都是空前激烈的。周恩来以其无限忠于党和人民的超人胆识、睿智，指挥若定，为两个战场的节节胜利，实现伟大的转折，作出巨大贡献，永垂史册。
注释：
①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532页。
②⑦《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83、502页。
③《毛主席转战陕北》第208页。
④《怀念周恩来》第416页。
⑤《晋察冀日报》1947年5月12日，转引自《周恩来传》。
⑥⑧{25}《毛泽东选集》第4卷。
⑨《不尽的思念》。
⑩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6年12月4日，转引自《周恩来传》。
{11}{13}{2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
{12}{14}{15}{17}{19}《周恩来选集》上卷。
{16}{18}{21}{23}《周恩来年谱》。
{20}{24}《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2期。
{26}《周恩来传》。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王关兴
一、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区各战场的战斗
周恩来是1947年军事战场上的“副帅”。①他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47年3月中央撤离延安，周恩来和毛泽东、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当时总参谋长彭德怀在前线，无法兼顾军委总部工作。周恩来以军委副主席身份实际负起总参谋长的责任。后来，中央正式任命他为代总参谋长。周恩来是毛泽东须臾相倚的主要军事助手，运筹帷幄，叱咤风云，在军事战场建立了不朽功勋。
第一，精心组织了撤离延安的战略任务
1947年3月，国民党在向解放区全面进攻遭到失败后，采取重点进攻的方针，派遣胡宗南集结34个旅、25万兵力向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进犯。当时陕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有6个旅、2万多人。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延安，利用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在陕北放开手脚与胡宗南军队周旋。周恩来以其杰出的组织才能指挥撤离延安这一战略任务。他亲自动员、布置、检查、落实“坚壁清野”的工作，要求做到不给胡宗南留下一匹牲口、一袋粮食和片纸只字。他说：“要不是有条延河，胡宗南连口水也休想喝上。”撤离延安，干部和群众感情上承受不了。周恩来做了大量宣传解释工作，他告诉干部和群众：“我们撤离延安，是为了保卫延安；现在走，是为了将来不走。”撤离延安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周恩来组织了一支为中央和军委工作的精干的中央纵队（又名昆仑纵队）。中央确定：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中央工委），到华北解放区，进行中央所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等组成后方委员会（后委）到晋西北，负责统筹后方工作。周恩来仔细研究、安排中央工委、后委的安全转移、今后工作，包括今后粮食供应等后勤问题。还亲自到晋绥分局驻地研究落实，保证了中央纵队、中央工委和后委工作很快正常运转起来。毛泽东后来曾说过，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②周恩来为保证这两条线畅通做了大量工作。他千方百计研究对付蒋介石对我电台的侦察工作，保证中央在辗转跋涉中，始终和各战场及蒋管区地下党保持着联系，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对新华社广播电台，采取分步转移办法。先后在瓦窑堡、太行山设立广播电台，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名义播出。而留在陕北的新华社人员除抄收中外通讯社广播稿供毛泽东、周恩来参阅外，还把毛泽东、周恩来为新华社撰写、审阅的社论、新闻发到太行山新华总社，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名义传到各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声音从不间断地传向四面八方，它犹如大海中的灯塔，给各战场和蒋管区人民以巨大鼓舞和力量。国民党千方百计追踪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所在地，组织侦察人员到处搜寻，但一无所获。周恩来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
第二，辗转陕北，协助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中央纵队的同志在陕北辗转行军，跋山涉水，行经陕北12个县的37个村，行程2千里。当时中央纵队里有一个军事组，五六个参谋，主管作战方面工作，直接受周恩来指挥。他们收集敌情，包括敌部队人数、武器装备，战斗力，每天行动动向，以至长官的出身、经历、指挥能力等，都了如指掌。他们也收集我方军民、蒋管区地下党和人民以及民主人士的情况。收集了情况，经分析研究，周恩来便及时报告毛泽东，参与决策。毛泽东有许多重大决策，也总是找周恩来、任弼时商量。前线发来的战况报告，如有新出现的情况及地名，为使毛泽东能集中精力考虑战略决策，周恩来往往亲自加上注释，附上小图，再送毛泽东阅示。③而凡是党中央研究、毛泽东下了决心以后，具体的组织布置，如何执行，都是周恩来具体抓落实。无论前方或后方，无论后勤供应或部队调动，总离不开他的具体组织指挥。④他既是提供情况参与决策者，又是组织实施者。他还直接参与陕北战场的指导。他曾数次代表中央军委向彭德怀通报已获悉的胡宗南军队的动向，提供给彭德怀作战参考。他要中央纵队负责情况工作的二大队三天内破译胡宗南全部密码，为蟠龙镇战役提供准确情况。中央撤出延安40多天，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指挥下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三大战役的胜利，歼敌1.4万人。周恩来亲自改写新华社评论：《志大才疏阴谋虚伪的胡宗南》，辛辣地指出：“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胡宗南，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了老虎背。”“不到两个月，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⑤他并和彭德怀、习仲勋、王震等开会分析西北战场敌我形势，确定下一步作战计划，报告毛泽东，继续实施“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的“蘑菇战术”，⑥把胡宗南军队拖住、拖垮。在中央军委指挥下，山东战场，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战场也捷报频传。
第三，他参与战略反攻的伟大决策和实施
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一直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思考的问题。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这个进攻的方向就是中原，他说：“蒋介石两个拳头（指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这么一伸，他的胸膛（指中原）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把这两个拳头紧紧拖住，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这一刀就是我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插进中原。”⑦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7个纵队13万人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并利用敌人张惶失措之际，发动鲁西南战役，全歼敌4个师部和9个半旅共6万余人，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中央军委随即召开著名的小河会议，确定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将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的方针。不等敌人的进攻被完全粉碎，不等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装备上超过敌人，不失时机地下决心从内线作战转为外线出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周恩来不仅过问了会议全部行政事务，更重要的是起草了中央在会议上的发言提纲，分析了敌我对比的消长趋势。一个“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在中央军委领导下实施了。刘邓大军跳跃式地长驱直入，千里跃进大别山，并发动群众建立33个县的民主政权，在长江以北鄂豫皖地区扎下根来。陈（毅）粟（裕）大军指挥华东野战军6个纵队18万人组成西线兵团挥师南下，越过陇海路，在豫皖苏边区连续作战，策应刘邓大军。陈（赓）谢（富治）大军率领的太岳纵队8万人南渡黄河，插进豫西，截断陇海路，东逼洛阳、郑州，西叩潼关，东西驰骋。随后主力向豫西沿平汉路进击，有力地配合刘邓大军作战。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摆开一个品字形阵势，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后方变成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此时，西北野战军在米脂县沙家店全歼敌精锐部队36师师部和一个旅，从此改变西北战局，西北野战军从内线防御转入内线进攻。全国战略大反攻局面形成。周恩来9月28日在陕北佳县神泉堡向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干部、战士作报告，提出了“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口号。12月，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制定夺取全国胜利的纲领。毛泽东在会上谈到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时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的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⑧周恩来为这一转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不朽贡献。
二、代表中共中央领导蒋管区人民的斗争
周恩来长期在白区工作，有着极为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他返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工作后，仍以很大精力领导蒋管区的工作。在1946年12月16日的书记处办公会议上，又被决定兼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主管蒋管区的工作。1947年2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首次提出：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是“第二战场”，把蒋管区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斗争，提高到同第一战场——解放战场相配合的战略地位。据不完全统计，这段时间他代中共中央起草或审定有关蒋管区斗争的电报在20件以上。他为蒋管区党的城市工作制定基本方针、原则和一系列斗争策略，是“第二战场”出色的指挥官。
第一，确定“第二战场”的基本策略
他首先提出，要迎接革命新高潮，发动进攻。1946年11月周恩来返回延安前，曾指示上海地下党：“国民党地区黑暗时刻又到来了，必须坚持艰苦的斗争，准备在5年时间内取得中国革命胜利。”⑨他对暂时留下来的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同志说：“我们一定要回来的。”他并一再预言：革命新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他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时局形势时认为，“全国的形势是进攻，不是退却。党内需要防止的主要倾向是对形势估计不足，不敢放手地进攻”。⑩1946年底，先后发生上海的摊贩事件和北平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斗争。后者，强烈的民族义愤迅即汇成矛头指向美蒋的抗暴运动。12月3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大城市地下党组织电，要求各大城市“发动游行示威”，或“进行请愿及组织后援会”，指出：要在运动中“造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国民党不敢压迫，并达到暴露国民党之媚外卖国及其国大制宪全系欺骗之目的。”{11}各地中共地下组织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迅即充分发动群众，扩大抗暴斗争规模。上海等地在1947年元旦举行抗议示威游行。抗暴斗争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同情与支持，也使部分持正统观念的中间群众逐渐由幻想、怀疑，最后站到美蒋的对立面。
而在斗争中，他又提出要避免硬碰。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庞大的军费开支加剧了经济危机，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蒋管区各地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国民党政府推出《经济紧急措施方案》，把职工的生活指数冻结在1947年1月份水平上，严禁怠工罢工，违者格杀勿论。面对国民党的镇压政策，周恩来于2月28日及时提出蒋管区党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避免硬碰”，就是要“领导群众变换方式，绕过暗礁”，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12}3月1日，又进一步提出：“从目前形势看来，城市斗争可能在一个时期内遭受极大压迫，为适应这一新变化，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应暂时保持平静状态，不作过于刺激过于突出的进攻性运动，而多作防御性的合法形式的呼吁和声讨。一切有全国性的政治斗争，应从参加这一斗争的群众本身的生存问题上着想，有计划地转移到地方性的经济斗争中去，以深入和巩固群众斗争的基础。”{13}周恩来断言：“蒋管区群众斗争，固然要经过一些迂回起伏，但总的趋势必然会继长增高，问题就要看我们领导的斗争策略如何，组织力量如何，以决定群众斗争增长的快慢与可否避免一些挫折。”{14}
他提出蒋管区群众斗争的基本口号，应该是“为生存而斗争”。周恩来在1947年2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明确地提出这是“第二战场”，与此同时，提出“为生存而斗争，联结到政治口号的发展”。这一主张，成为指导“第二战场”斗争的基本原则。他曾指出：“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15}他还指出：“我们的总方针是从解放区自卫爱国战争与蒋管区人民民主爱国运动的配合发展和胜利中，取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要求各地中共地下组织“斗争口号应多从人民为生存而斗争方面着想，以利于群众斗争的发动、深入和继续”。{16}当他得知上海、天津等城市工人在为反对冻结月份生活指数和要求加薪而斗争时，立即指示蒋管区中共地下组织“应善为领导，求得局部胜利，以便巩固阵地，利于今后发展”。{17}他富有远见地指出：“相信蒋顽前线续败，人民生活不下去忍受不了的条件下，新的斗争会在为生存而奋斗的基础上增长起来。”{18}同时希望蒋管区中共地下组织依据时局的不断变化，作出独立的判断和决策，善于灵活运用策略，及时领导斗争。蒋管区的中共地下组织认真研究周恩来指示精神，把群众运动引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生活问题上来，开展集体签名、请愿、罢工，以至游行等，取得不同程度的胜利。
为了更有力、更有计划地发动“第二战场”的斗争，必须健全和加强蒋管区党组织的领导。周恩来曾于1947年1月为中共中央起草调整蒋管区党组织的方案，决定设立由刘晓等组织的中共中央上海分局，负责领导与发展蒋管区党的秘密工作。随着形势的发展，5月6日，周恩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发出《上海中央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的通知》，指出上海局管辖范围包括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与工作，并于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这样，理清了中央与上海局及所属各城市党组织的关系，健全了指挥系统。
第二，精心指导“五二○”斗争
蒋管区分散的生活斗争此起彼伏，逐渐朝着统一的全面的政治斗争方向汇合。4月28日，上海分局向中共中央作了《群众运动复趋高潮》的报告，认为抗暴运动以后第二个高潮又将很快到来。5月5日，周恩来随即发出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指示，指出：“蒋管区大城市中的工作方针，就是要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为此目的，既要坚定勇敢，又要机警谨慎。”要求上海分局“时时注视情势的发展，坚持我党放手动员群众反美反蒋的方针，灵活地既结合又分别合法与非法的斗争。将适合群众要求、提高群众斗争情绪的口号，均经群众面目提出，以发动群众”。并就目前党的宣传、组织诸方面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宣传上“侧重于以群众中有职业有地位的人物，利用公开刊物、报纸，集会，批评时政，增强不满”。党的组织“要严守精干隐蔽，平行组织，单线领导，不转关系，城乡分开，上下分开，公开与秘密分开的原则”。{19}上海局根据周恩来这一指示有序地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五二○”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动起来的。
当时蒋管区内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杭州、无锡、苏州、温州等地发生抢米风潮。工人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斗争不断迭起。而国立大专院校的公费，每人每天的菜金只能买两根半油条。上海局决定以学生运动为先导，从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南京突破，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中共南京市委按照上海局部署，由南京中央大学率先发动，通过学生组织发出符合广大学生群众迫切利益的《反饥饿宣言》，提出反饥饿，反内战，要求增加公费，挽救教育危机，引起全国各地响应。5月20日，来自京、沪、苏、杭16所专科以上学校6000余名学生代表齐集南京举行联合大游行，向国民政府请愿，提出增加公费，提高教职员工待遇及全国教育经费的要求。游行队伍到达珠江路口遭到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宪特毒打，百余人受伤，20余人被捕，造成震惊中外的“五二○”惨案。惨案发生后，上海局决定广泛发动学生组织抗议和反击，号召学生总罢课，争取社会各界以及上层爱国人士支持、声援。斗争总口号上加上“反迫害”，使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成为全国学生和社会各界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联合行动。
当时周恩来正在陕北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区战场的战斗。闻讯后，于5月23日立即致电上海局，对上海局抓住有利时机发动和领导蒋管区学生和群众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给以充分肯定，并指示：“尽管放手动员群众反饥饿、反内战、反借款的斗争，向蒋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斗争策略的运用要灵活多变，“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对于斗争中口号的提出，“要适时但也不要频繁，其作用要在能动员广大群众接受此口号并为此口号奋斗，以达到搞垮蒋介石的目的”。为了推动上层人士参与“五二○”运动，周恩来建议把许涤新所掌握的上海经济界上层关系中的关键人物介绍给上海局。又提醒道：“一切斗争不应急求组织统一，而应多求方针与策略一致，以利斗争的持续与组织的保全和发展。”{20}为了瓦解蒋介石镇压后方的力量，他并就做好青年军及宪警中的士兵工作，专门发出指示：“使之由同情学生要饭吃、要和平的斗争，进到其本身要求加饷、退伍的斗争。”{21}
周恩来的指示推动“五二○”运动的发展。上海、武汉、重庆、成都、昆明、长沙、桂林、杭州、广州等城市纷纷成立后援会，举行集会、罢课、游行。“五二○”运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上海各大学的教授发表联合宣言抗议暴行，北方585名大学教授发表联合宣言。全国工人、职员、教师、文化工作者、科技工作者、爱国民主人士，以至国民党军官、士兵，纷纷声援学生，慰问电、慰问信像雪片似地飞来。为贯彻周恩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的策略思想，上海地下党学委主动作出暂时停止罢课的决定，采取一面上课，一面斗争，上课与罢课有弹性的斗争形式，争取更大的同情，教育中间分子，巩固斗争成果。
对“五二○”运动如此迅猛发展，国民党当局始料不及，采取了残酷镇压手段。周恩来为此又连续为中共中央起草几份关于学运的指示。考虑到运动中难免有部分学生产生畏难情绪或失去信心，他指出：“要使此次学运的政治经济斗争口号成为有机的联系，不要生硬加上，不要脱离中间分子，要依其觉悟程度，提出各种部分的辅助的口号，以推动其向总的斗争口号前进。”{22}针对国民党政府大肆捕人、行凶，当务之急要抓紧社会上对敌人暴行的共同愤慨，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某些矛盾，坚持抗议敌人暴行，要求释放一切被捕学生、记者，医治受伤学生，惩办祸首，取消紧急措施及军事戒严。要“巩固校内（包括教职员）的统一战线，便于集中要求于可能实现的条件，然后再改变斗争形式，继续进行要和平要饭吃要自由的运动”。{23}
在中共上海局部署下，各地成立营救被捕学生委员会，进行请愿，举行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各界申诉。上海地下党通过社会关系，请出陈叔通、张元济、唐文治等10位知名人士致函行政院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处境十分孤立、被动的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五二○”运动中被捕的学生。国民党当局为了阻止学生力量集结，由教育部宣布提前放假。周恩来因势利导，就暑期工作给上海局发来指示，要求组织学生“下乡”，“中心任务应是宣传群众，锻炼自己”，“播撒反蒋种子”，并就组织形式、宣传方式、工作方式作了具体指示。{24}
“五二○”运动历时一个月余，遍及60多个城市，新华社于1947年5月23日发表评论《蒋介石的末路》，指出：中国近代有三次群众运动可以与之比较，就是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但是“这三次运动中的群众没有像今天这样提出如此悲壮如此普遍的反饥饿口号，也没有公然看到人民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公然看到反动统治者如此摇摇欲倒。毛泽东于1947年5月30日发表《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包围中》的评论，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25}“五二○”运动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意义之深，是和周恩来富有远见的指示，高超的斗争策略指导分不开的。从运动的酝酿、惨案发生的应变、运动达到高峰时引向纵深发展，充分展示了周恩来对白区城市工作斗争艺术的成熟。
第三，制订配合战略大反攻的斗争方针
1947年6月底，人民解放军开始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刘邓、陈粟、陈谢三军纵横驰骋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10月，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蒋介石政府狗急跳墙，加紧对人民的迫害，下达了《戡乱总动员令》《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在各大城市设立特种刑事法庭，开除进步学生，解聘支持学生运动的教授，迫害工运领袖，列出黑名单，准备大逮捕。周恩来要蒋管区中共组织对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保持高度警惕。同时又提出：群众运动是不会停止的。但联合性的大斗争不是那样容易组织和发动起来的，必须有较长时间的准备。为适应战略大反攻形势的需要，周恩来把蒋管区党的工作总方针概括为：“长期打算，积蓄力量，发动斗争，推动高潮，配合反攻形势，发动第二战场，准备里应外合，夺取全国胜利。”“长期打算，积蓄力量”与“发动斗争，推动高潮”是整个任务的两个方面，其最终目的是“里应外合，夺取全国胜利”。“第二战场”的一切工作均应围绕这一总方针而全面展开。对于国民党政府严密控制的腹心城市或战略要地，周恩来认为，必须“长期打算，积蓄力量，适当斗争，攻势防御，决非一往直前的斗争”。斗争要有目的，尽可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即有损失，也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损失。非到大兵压境敌总崩溃时，不可决战。经常领导的是局部性、经济性的斗争。任何斗争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其形式是此起彼伏的、波浪式的。“只有在充分有利条件与时机，具有全国性、民族性及有关人民生活之最直接联系的某些个别问题”，“才可以发动一定时期的、较大规模的、及某些不同地区之间相互配合的运动”。{26}
周恩来的指示为“第二战场”的人民冲破国民党《戡乱总动员令》，继续开展反饥饿、争民主、反迫害斗争指明了方向。蒋管区群众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配合战略大反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使蒋介石集团顾此失彼，疲于奔命，焦头烂额。
1947年无论是在军事战场或是蒋管区“第二战场”，斗争都是空前激烈的。周恩来以其无限忠于党和人民的超人胆识、睿智，指挥若定，为两个战场的节节胜利，实现伟大的转折，作出巨大贡献，永垂史册。
注释：
①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532页。
②⑦《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83、502页。
③《毛主席转战陕北》第208页。
④《怀念周恩来》第416页。
⑤《晋察冀日报》1947年5月12日，转引自《周恩来传》。
⑥⑧{25}《毛泽东选集》第4卷。
⑨《不尽的思念》。
⑩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6年12月4日，转引自《周恩来传》。
{11}{13}{2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
{12}{14}{15}{17}{19}《周恩来选集》上卷。
{16}{18}{21}{23}《周恩来年谱》。
{20}{24}《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2期。
{26}《周恩来传》。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王关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