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面前,更考验着媒体人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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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0日,四川雅安发生7.0级地震。灾情牵动了所有人的心,各地媒体纷纷派记者奔赴一线采访,第一时间的报道,让民众和外界及时了解到震中的情况。然而,以汶川地震的经验对芦山地震作出的预判,导致媒体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出现了误判。大量媒体从业人员蜂拥而至,而后发现灾情其实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整个社会的悲情以及汶川地震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救灾的激情已经被点燃,很长时间都未能理性消退。
  媒体,就像整个国家一样。面对灾难这个命题,其实都在摸索与逐步完善的阶段,在汶川地震后,中国的媒体展开了反思。在此次雅安地震中,媒体记者整体表现较为克制,当交通堵塞,交警设卡拦截包括采访车在内的一切社会车辆时,给予了充分的配合,记者们或徒步或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在采访过程中,汶川地震时广为诟病的表现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媒体不断通过自己的平台对外界发出理性的呼声,向外界及时传递灾区的各种所需。当然,媒体的表现依然被评论认为缺乏足够的理性与专业,报道仍然过于煽情,喜好树立“最美”形象。
  灾难面前,媒体该如何理性作为?为此,我刊摘录了业界和学界部分专家的一些思辨性的观点。借用署名为“媒介评弹”的网友的话说:“事实上,如何做好灾难报道,是全球电视人共同面对的难题。它包裹着这样一些永恒的诘问:是在见证还是在消费?是在记录还是在闯入?会否侵犯当事人的隐私?有没有造成受害者二次伤害?”
  希望同行多一分冷静,多一分服务,给灾民留下温暖与尊严。
  灾难中的作秀难逃人民厌恶
  喻国明
  谁应该是灾难报道中的主角?答案似乎是明确的:灾难当中的灾民——说出他们的状况、表达他们的呼声、描述救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在实际的灾难报道中,我们看到的情形却不是这样。在雅安地震的报道中,我们看到的报道过多集中在救援动态、特别是领导人动态以及一个个感人的英雄事迹上,而灾民状况和灾区需求却往往被一笔带过,沦为配角。
  更有甚者,有些人、有些机构甚至把灾难当成自我表现的作秀平台。一些企业打着赈灾的旗号,举着一张吸引眼球的大大支票,表现自己的捐款数目——慈善难道不可以静悄悄地做吗?大张旗鼓地自我标榜,这种赤裸裸的公关行为,难道不是在借助赈灾消费灾民的苦难吗?那位被称为“最美新娘”的电视主播,难道缺少三分钟的时间脱下与救灾氛围完全不和谐的婚纱吗?某卫视的直播,有必要让嗓音已经沙哑、说话都十分困难的主持人来主持报道吗?要知道,他并不是站在灾区一线不可替代位置上的记者,有那种必要非让他坚守岗位吗?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媒体作秀的噱头。
  老实讲,在灾难报道中,把本应站在幕后的自己推到聚光灯下成为主角,这是一种报道价值的倒错。举目望去,在一个拥有现代文明的社会,很少见到灾难面前,企业家和媒体人如此不加遮掩地作秀。大难当前,灾害一线的实情如何,处在痛苦中的人们有什么需求,亟待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这些才是讲求以人为本和人道主义的社会中最需要报道的信息,而不是谁谁围绕救灾的表现,哪个媒体的记者第一个赶到现场了。后者不是在报道灾难,而是在表现自我。
  媒体、官方、企业等,这是影响社会的基本构造,是社会的示范力量。一个良性的媒体、企业和政府机构,追求的目标肯定应该是超越自我,而不是沿着底线走;应该表现出自己的道德高度和责任意识,而不是只想着建立自己的形象。灾难面前,媒体和舆论领袖把自己抬在前面,超越了救灾和灾民本身,这是一种价值观上的倒错。
  其实,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灾难面前,任何一种价值倒错的表演都难逃人民的厌恶和讥讽。官员、商人抑或媒体概莫能外。这个道理聪明人都懂。在影片《蝙蝠侠:黑暗骑士》中,那个小丑不要钱,堆成山的钱被他随手烧掉,因为他说:那是最cheap(廉价)的东西。他的目标也很简单,只是为了追求一点技术含量。他的名言是:“你只是普通的罪犯,一点品味也没有。”看看吧,即使我们要追求自己的名声,恐怕也要学学这个小丑,提升一点作秀的技术含量。
  谁是灾难报道的主角?这已经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和社会道德的严峻拷问。“我们”是否应该退隐到灾难报道幕后?让灾民和灾情以及与此相关的议题成为报道的主角吧。
  灾难报道,记者不能逞英雄主义
  刘海明
  4月20日,四川雅安强震后,无论电子媒体还是报纸,纷纷推出地震专题,让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到地震造成的损失和救灾的进展。
  整体来看,雅安地震后,中国媒体的灾难报道水平,较2008年有了长足的进步。反应的迅速,细节的把握,报道内容的全面程度,公众的评价明显增高。然而,微博上网友在肯定中国媒体灾难报道成绩的同时,也在不断挑刺,比如不顾受访者的感受,“打破砂锅问到底”;和医生争抢受伤者,干扰电力、通信抢险人员的工作,以偏概全,看到一个地方有人办婚宴,断言整个县区灾情不重;追求眼球效应,把镜头对准官员,而非灾民。再者,就是扎堆涌进地震灾区,对抗震救灾造成一定干扰。所有这些,足以表明中国媒体的灾难报道还存在着不少亟待提高的地方。这些问题,是中国媒体理性修养不足的写照。
  灾难报道和普通的新闻报道不同,它更需要爱心。各国的新闻伦理公约,都会要求新闻从业者尊重生命。西方媒体人在报道灾难新闻时尤其注意不能造成二次伤害。雅安地震后,有记者缠住一位刚刚失去女儿的母亲,尽管那位母亲已经泣不成声,不愿意回答问题。总有些记者喜欢消费遇难者家属的泪水,以为只有呈现这样的镜头,报道才真实,更有“人情味”。
  灾难造成的巨大损失,给灾区居民的精神造成的冲击,可能超乎外人的想象。作为媒体,应比受过惊吓的人更加理性,客观描述自己的所见,客观记录他们的感受,而不能自己进入“剧情”,以动情的方式赚取公众的眼泪。灾难报道需要悲情,但过度的悲情就有害了。这一点,已经成为多国新闻媒体灾难报道的伦理共识。
  理性,要求记者摈弃英雄主义,采访报道不添乱,追求新闻文明,还灾难一个全息的景观足矣,这是灾难报道走向成熟的表现。要做到这一点,显然需要中国媒体具备良好的理性应急能力。
  煽情已无法打动受众
  谷正中
  拜微博之功,媒体终于明白,靠煽情已经无法打动读者或观众了。
  在没有微博前的5·12,在央视等主流媒体的宣传式的报道下,灾难成了秀场,成了一场催泪影片。
  邻国日本对灾情的报道的冷峻,对自卫队、个人和企业的社会捐助的忽视,引发了媒体人的思考。我本人在22日呼吁“作为商业网媒,虽然没有采访权,但有发布权,建议:1.推荐灾情、救助最新动态;2.煽情报道留给有文宣任务的新闻网站;3.淡化机构、个人的捐赠;4.不回避地震震出的问题;5.信息不清晰时多用图片,慎加说明。”
  告别煽情报道后,媒体灾情报道能够像网友希望的那样转向问题型报道吗?这是一个方向,但就目前的传媒环境,我本人并不乐观。
  媒体正在逐渐找到原本应该的用武之地
  李青藜
  英美等国很多大学早已在课程设置中加入了创伤报道的教学,走上工作岗位的记者也会接受媒体的专项培训,由此,大至地震小到车祸,记者在灾难现场不会手足无措,有效减少了采访中的二次伤害。另一方面,专业培训也有利于记者的自我保护,尤其是地震前线记者,自身心理健康的救济和疏导也非常重要。
  受宣传体制大环境所限,中国的灾难报道长久以来过多地集中于救援动态和感人事迹,而忽略了灾区需求的信息反馈,即形成所谓“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的错位现象。塑造英雄人物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传递正能量,但媒体还是应以传递灾情为主,对于人们确实需要的正能量报道,一不要无限拔高、煽情甚至伪造,二不要在数量上无限追加。
  从自己的直观感受来说,本次雅安地震的报道已经比汶川地震时更加冷静克制,例如有媒体登载了具体的物资,如药品短缺信息,图片使用也比较谨慎,媒体正在逐渐找到原本应该的用武之地。
  可怕的媒体思维
  看完国内60多家纸媒的封面,标题文本仍然与5年前汶川大地震3年前玉树大地震如出一撤,只不过汶川玉树改成了雅安:雅安不哭,雅安挺住;芦山不怕,坚强雅安;芦山不哭,中国坚强;雅安雄起,芦山不倒;雅安不要怕,有我们与你同在……满目抒情,却忘了新闻的根本。对媒体来说,这真是一种可怕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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