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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巴勒斯坦还是以色列，很多大人都会对小孩说：“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了。”但是当小孩已经长大为人父母时，和平依然没有来。近日，新一轮的巴以冲突，持续近20天。在你来我往的炮火中，又有超过1000名巴勒斯坦人和数十名以色列人死亡，死伤者中多数为平民。旷日持久的冲突在巴以这片“应许之地”上停留太久，对于巴以民众而言，冲突中的生存与生活已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等你18岁就没有战争了”
每一个以色列人都需要承担起战争的义务。根据以色列法律，年满18岁的以色列公民须服兵役，男孩3年，女孩2年。萨尔一家都服过兵役，“我在军队里遇到了我的妻子。我大女儿已经结束了服役，但是小女儿现在正在加沙边境。”“义务兵役期间是没有任何收入的，因为你是为祖国服务。当然，基本的生活都是军队负担。但是如果军队需要你的专业，服完义务兵役，就可以加入职业军队，就有工资了。“萨尔说。
37岁的生物工程师瑞恩18岁时也按规定应征入伍。瑞恩有时想，如果没有战争会怎样，他的父母也曾抱有这样的期望，“我们的生活被战争改变很多。当我还是小孩时，妈妈告诉我在我18岁的时候，就不会再有战争发生了。一直到17岁的时候，我都还相信这一点，直到入伍后我才发现，原来并没有实现和平。”
入伍后不久，瑞恩的一个朋友就在加沙地带遭遇袭击身亡了，他的家距离瑞恩父母家仅数米。“但现在我仍在和我的小女儿说，当你长大了，18岁了，之后就不会有战争了，希望真的会实现这一天。”
“15秒跑到防空洞”，15秒是一枚火箭弹从加沙地带发射到以色列南部城市斯德洛特的时间。这座人口总数约2.5万的小城就坐落在距离加沙地带仅一公里左右的位置。当地政府发放给每家房主2万美元用来“加护”房屋。
1991年之后，以色列法规要求每栋新建建筑，都须建民防设施，莫蒂说，他们管这叫“安全屋”，为让防空洞显眼，同时也为缓解人们尤其是孩子们面对空袭的恐惧，很多的“安全屋”被装饰上了色彩绚丽的涂鸦。
瑞恩住在特拉维夫，以色列著名的经济中心。和其他的以色列人一样，巴以冲突成了瑞恩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警报一响起来，他就要停下工作，躲避到安全屋中。
2012年巴以再次爆发冲突时，瑞恩小女儿3个月大，当时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在刺耳的空袭警报声中，初为人父的瑞恩带着她躲到了安全屋。那段时间里，带着孩子寻找“安全屋”成了瑞恩一家人每天需要面对的常态。
瑞恩说：“还好我的女儿小，我和妻子骗她，说防空警报是一场游戏，看谁躲得快。但孩子年纪大了，家长就没有法骗他们。这是当孩子长大后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在瑞恩的记忆里，没有小时候父母带他躲避防空洞的记忆，“当时我们并没有面对现在这样的导弹和火箭弹袭击，当时多数是军队间的冲突，很少波及平民。”瑞恩说，但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有些组织利用人肉炸弹在以色列城市中发动恐怖袭击。
唱着儿歌躲空袭
53岁莫蒂是以色列阿塔市一家旅游公司的英语导游，他正犯愁愈演愈烈的冲突让很多游客取消了前往以色列旅游。
不过，对莫蒂来说，没有火箭弹发射的日子还算挺好。莫蒂说：“约3/4的国土遭到火箭弹的威胁，而我所居住的阿塔市属于另外1/4”，这座距海法仅12公里的西北部小城俨然成为冲突中的“世外桃源”。他的父母和亲戚常会去他家里住几晚，以躲避防空警报不分昼夜的尖叫。
“以色列长期的安全训练，让人们养成了每次听到警报，就必须放下一切寻找掩体的习惯。一般有15秒的时间跑到防空洞里。如果在路上开车，附近没防空洞，就要立即停车趴下躲在车旁；如果你在城市里，那就找到最近的建筑，然后迅速找到防空洞跑进去。”莫蒂说。
“过去的几十年中，大部分以色列人每天都过这样的日子。我们的孩子，一直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从幼儿园开始，小孩子一旦听到警报，他们要马上跑进防空洞，而且要大声唱歌。”莫蒂说。
24岁的巴勒斯坦留学生阿里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2008年来到北京。记者见到阿里时，他有些憔悴，此前一天，他在电视上看到了加沙一栋被轰炸的建筑，就在他家后面。心急如焚的他赶紧和在加沙的父母联系，却一直联系不上，直到早上6点，确认父母安全后他才安心。
即使身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北京，阿里的生活仍然被巴以之间的冲突搅动。几乎从早到晚，他通过网络上的社交媒体来关注被轰炸的房屋，受伤的人，“这个人可能就是你的邻居、亲戚。”
阿里的祖辈曾为躲避战祸而迁往加沙地区，如今这里却成为巴以冲突最激烈的区域。炮火成为加沙人生活的一部分。“在加沙，每一小时都有可能发生巨变”，巴勒斯坦人雷克说。31岁的雷克也是留学生，在长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小时候不知道害怕，在外边疯玩也不会担心，”雷克说：“但家里爸爸妈妈却时刻担心，而爸爸出门买东西的时候，妈妈也时常担心是否能看到他回来。”
无法远离的冲突
高中毕业，阿里申请到了中国政府的奖学金。阿里说，留学生算是最容易离开加沙的群体，即便这样，他们也要“碰运气”。“出加沙的时候，我在边境检查点等待了三天。不敢吃饭，不敢睡觉，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出去。”
想要离开加沙前往中国，要通过拉法口岸进入埃及，从那里向南行约500米即是埃及的边防检查站。“通常需要提前几天去排队”，雷克介绍，“一次只有几百人能通过。通过检查后，前往埃及，再乘坐国际航班。”雷克说。而回程也是一样，如果口岸被封锁，他就无法回家。
“一次，航空公司通知埃及方面边界被封，因此不让我搭乘航班。”雷克说，因为没埃及签证，边界被封就意味着他不可能通过埃及进入加沙。没有封锁时，他们抵达埃及后，会被安排在一个房间等候，可能几小时也可能几天。凑够十几个人后，由一辆大巴直接送到埃及和加沙的边防检查站，换乘另一辆大巴直接送到加沙地区。
有很多人没有像阿里和雷克一样如愿求学成功，2008年至少700名已考取外国大学的学生由于口岸关闭而无法离开。实际上，即便是在国外，阿里也无法远离冲突。
2008年12月28日，阿里来北京过第一个生日，朋友们为他举办了生日派对。但就在前一天，近300巴勒斯坦人在大规模空袭中丧生，“我都快疯了，我没办法再过生日了”，阿里回忆道。
由于冲突，现在加沙地区每天只有2小时有电，在有限的时间里，人们抓紧时间给手机和电池充电。物资的匮乏也让巴勒斯坦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和其他地方都不一样。阿里的父亲在加沙地区一所联合国学校当老师，阿里从小就在那里上学，“每周上六天课，三天上午，三天下午”，阿里说，这样安排是因为加沙地区没有那么多学校，“只能一拨人上午上课，另一拨人下午上课。”
加沙地区的主要大学有4所，不过由于地区封锁和经济落后，很多人虽然受过高等教育并没有工作机会，大部分人只能待业，领取救济维持生计。巴勒斯坦的经济来源主要来自各国的援助。此次冲突以来，加沙地带唯一的货物口岸被关闭了，这意味着食品等生活必需品无法进入加沙。
加沙地区也仅有寥寥几个“医院”，但这些医院并不具备手术能力。口岸不开，伤患没有办法到外边求医。雷克说，他罹患癌症的父亲因此得不到治疗。说到这里，雷克拭去了眼里的泪水。雷克说，“小时候父亲常说，和平很快就会来。但我长大后发现现实并非如此。”
“等你18岁就没有战争了”
每一个以色列人都需要承担起战争的义务。根据以色列法律，年满18岁的以色列公民须服兵役，男孩3年，女孩2年。萨尔一家都服过兵役，“我在军队里遇到了我的妻子。我大女儿已经结束了服役，但是小女儿现在正在加沙边境。”“义务兵役期间是没有任何收入的，因为你是为祖国服务。当然，基本的生活都是军队负担。但是如果军队需要你的专业，服完义务兵役，就可以加入职业军队，就有工资了。“萨尔说。
37岁的生物工程师瑞恩18岁时也按规定应征入伍。瑞恩有时想，如果没有战争会怎样，他的父母也曾抱有这样的期望，“我们的生活被战争改变很多。当我还是小孩时，妈妈告诉我在我18岁的时候，就不会再有战争发生了。一直到17岁的时候，我都还相信这一点，直到入伍后我才发现，原来并没有实现和平。”
入伍后不久，瑞恩的一个朋友就在加沙地带遭遇袭击身亡了，他的家距离瑞恩父母家仅数米。“但现在我仍在和我的小女儿说，当你长大了，18岁了，之后就不会有战争了，希望真的会实现这一天。”
“15秒跑到防空洞”，15秒是一枚火箭弹从加沙地带发射到以色列南部城市斯德洛特的时间。这座人口总数约2.5万的小城就坐落在距离加沙地带仅一公里左右的位置。当地政府发放给每家房主2万美元用来“加护”房屋。
1991年之后，以色列法规要求每栋新建建筑，都须建民防设施，莫蒂说，他们管这叫“安全屋”，为让防空洞显眼，同时也为缓解人们尤其是孩子们面对空袭的恐惧，很多的“安全屋”被装饰上了色彩绚丽的涂鸦。
瑞恩住在特拉维夫，以色列著名的经济中心。和其他的以色列人一样，巴以冲突成了瑞恩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警报一响起来，他就要停下工作，躲避到安全屋中。
2012年巴以再次爆发冲突时，瑞恩小女儿3个月大，当时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在刺耳的空袭警报声中，初为人父的瑞恩带着她躲到了安全屋。那段时间里，带着孩子寻找“安全屋”成了瑞恩一家人每天需要面对的常态。
瑞恩说：“还好我的女儿小，我和妻子骗她，说防空警报是一场游戏，看谁躲得快。但孩子年纪大了，家长就没有法骗他们。这是当孩子长大后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在瑞恩的记忆里，没有小时候父母带他躲避防空洞的记忆，“当时我们并没有面对现在这样的导弹和火箭弹袭击，当时多数是军队间的冲突，很少波及平民。”瑞恩说，但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有些组织利用人肉炸弹在以色列城市中发动恐怖袭击。
唱着儿歌躲空袭
53岁莫蒂是以色列阿塔市一家旅游公司的英语导游，他正犯愁愈演愈烈的冲突让很多游客取消了前往以色列旅游。
不过，对莫蒂来说，没有火箭弹发射的日子还算挺好。莫蒂说：“约3/4的国土遭到火箭弹的威胁，而我所居住的阿塔市属于另外1/4”，这座距海法仅12公里的西北部小城俨然成为冲突中的“世外桃源”。他的父母和亲戚常会去他家里住几晚，以躲避防空警报不分昼夜的尖叫。
“以色列长期的安全训练，让人们养成了每次听到警报，就必须放下一切寻找掩体的习惯。一般有15秒的时间跑到防空洞里。如果在路上开车，附近没防空洞，就要立即停车趴下躲在车旁；如果你在城市里，那就找到最近的建筑，然后迅速找到防空洞跑进去。”莫蒂说。
“过去的几十年中，大部分以色列人每天都过这样的日子。我们的孩子，一直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从幼儿园开始，小孩子一旦听到警报，他们要马上跑进防空洞，而且要大声唱歌。”莫蒂说。
24岁的巴勒斯坦留学生阿里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2008年来到北京。记者见到阿里时，他有些憔悴，此前一天，他在电视上看到了加沙一栋被轰炸的建筑，就在他家后面。心急如焚的他赶紧和在加沙的父母联系，却一直联系不上，直到早上6点，确认父母安全后他才安心。
即使身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北京，阿里的生活仍然被巴以之间的冲突搅动。几乎从早到晚，他通过网络上的社交媒体来关注被轰炸的房屋，受伤的人，“这个人可能就是你的邻居、亲戚。”
阿里的祖辈曾为躲避战祸而迁往加沙地区，如今这里却成为巴以冲突最激烈的区域。炮火成为加沙人生活的一部分。“在加沙，每一小时都有可能发生巨变”，巴勒斯坦人雷克说。31岁的雷克也是留学生，在长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小时候不知道害怕，在外边疯玩也不会担心，”雷克说：“但家里爸爸妈妈却时刻担心，而爸爸出门买东西的时候，妈妈也时常担心是否能看到他回来。”
无法远离的冲突
高中毕业，阿里申请到了中国政府的奖学金。阿里说，留学生算是最容易离开加沙的群体，即便这样，他们也要“碰运气”。“出加沙的时候，我在边境检查点等待了三天。不敢吃饭，不敢睡觉，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出去。”
想要离开加沙前往中国，要通过拉法口岸进入埃及，从那里向南行约500米即是埃及的边防检查站。“通常需要提前几天去排队”，雷克介绍，“一次只有几百人能通过。通过检查后，前往埃及，再乘坐国际航班。”雷克说。而回程也是一样，如果口岸被封锁，他就无法回家。
“一次，航空公司通知埃及方面边界被封，因此不让我搭乘航班。”雷克说，因为没埃及签证，边界被封就意味着他不可能通过埃及进入加沙。没有封锁时，他们抵达埃及后，会被安排在一个房间等候，可能几小时也可能几天。凑够十几个人后，由一辆大巴直接送到埃及和加沙的边防检查站，换乘另一辆大巴直接送到加沙地区。
有很多人没有像阿里和雷克一样如愿求学成功，2008年至少700名已考取外国大学的学生由于口岸关闭而无法离开。实际上，即便是在国外，阿里也无法远离冲突。
2008年12月28日，阿里来北京过第一个生日，朋友们为他举办了生日派对。但就在前一天，近300巴勒斯坦人在大规模空袭中丧生，“我都快疯了，我没办法再过生日了”，阿里回忆道。
由于冲突，现在加沙地区每天只有2小时有电，在有限的时间里，人们抓紧时间给手机和电池充电。物资的匮乏也让巴勒斯坦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和其他地方都不一样。阿里的父亲在加沙地区一所联合国学校当老师，阿里从小就在那里上学，“每周上六天课，三天上午，三天下午”，阿里说，这样安排是因为加沙地区没有那么多学校，“只能一拨人上午上课，另一拨人下午上课。”
加沙地区的主要大学有4所，不过由于地区封锁和经济落后，很多人虽然受过高等教育并没有工作机会，大部分人只能待业，领取救济维持生计。巴勒斯坦的经济来源主要来自各国的援助。此次冲突以来，加沙地带唯一的货物口岸被关闭了，这意味着食品等生活必需品无法进入加沙。
加沙地区也仅有寥寥几个“医院”，但这些医院并不具备手术能力。口岸不开，伤患没有办法到外边求医。雷克说，他罹患癌症的父亲因此得不到治疗。说到这里，雷克拭去了眼里的泪水。雷克说，“小时候父亲常说，和平很快就会来。但我长大后发现现实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