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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央红军转兵历史研究的深入，随着红色旅游的深层次开展，1930年9月13日在株洲协丰长绸布店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史称“株洲会议”，引来了众多史学家们、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浓厚兴趣和关注。
毛泽东引领的“株洲转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终于拨开其神秘的面纱……
1930年8月初，在“左”倾冒险错误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的严令下，原计划攻打南昌的红一军团得知红三军团曾一度打下长沙，后遭敌军反攻，被迫退驻浏阳，现面临何键部重兵进攻，处在危急之中。为了支援红三军团，解浏阳之危，毛泽东、朱德决定率领红一军团西进湖南。
部队经过十来天的辗转行军，经宜丰、上高、万载黄茅，于8月19日晚到达文家市附近。第二天拂晓，与湘敌戴斗垣旅遭遇，迅即采取在运动中消灭敌军的迂回包围攻势，经3小时激战，毙敌旅长戴斗垣，毙伤敌1000余人，俘敌1000余人，获得了红一军团成立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朱德不顾连日行军作战的疲劳，当天就率部迅速撤离文家市，向浏阳中部地区挺进。当时天气异常炎热，又饥又渴的红一军团战士们汗流夹背地急行军在崎岖的山涧小道上，为的是争取尽快与红三军团会合。
8月23日中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与先期到达的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胜利会师。当毛泽东、朱德从马背上一跳下来，彭德怀、滕代远就疾步迎上前去，彭德怀欣喜地说：“老毛、老朱，你们辛苦了，我们在此恭候多时。”毛泽东笑着说：“老彭，我们是湘潭老乡，老乡等老乡见笑见笑了。”在谈笑风生中，几双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在红三军团总部吃中饭的时候，彭德怀介绍了红三军团第一次打下长沙的经过后，高兴地说：“现在全军士气很高，要求再打长沙，我们军团领导也决定再打长沙。你们来了打下长沙就更有把握了。现在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必须成立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由你们两位领导来主导。”
毛泽东听着彭德怀介绍红三军团决心再打长沙的打算，突然脸色黯然，放下饭碗，点燃一支烟，起身在屋子里来回踱了几步，然后停步窗前，远眺窗外群山，久久不语。沉思良久后，毛泽东转过身来对各位军政领导说：“我们下午开个联席会议，各军主要领导都要参加，你们看如何？”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都表示赞同。
联席会议如期举行。会上传达了远在上海的党中央主要负责人李立三的急电。原来李立三得知毛泽东佯攻南昌，彭德怀退出长沙，气得火冒三丈，指责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犯了“右倾错误”，急令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会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以便统一指挥，再打长沙。
在彭德怀的提议下，会议一致同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共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推举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总参谋长，杨岳彬任总政治部主任。方面军下辖第一、三两个军团3个军，共5万余人。同时还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的工作，毛泽东任主席。这支部队后来成为全国红军中最大的主力部队，史称“朱毛红军”，开始了红军从游击战争向运动战争的战略转变。
在第二天召开的总前委会议上，就红一方面军是否继续攻打长沙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认为：我军不具备攻打长沙的条件，因为长沙城内有31个团的敌军，城内又有很强的防御工事，我军虽称13个师，但实际上相当于13个团，且城内又无工人、士兵作内应，而且红军开始由游击战转向运动战，装备、技术、经验跟不上需要，取胜的可能性很小，不赞同打。朱德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他说：“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打阵地战，如果攻长沙，今后就要完全打阵地战、攻坚战，其后果可能导致红军的毁灭。”彭德怀陷入沉思，没有表态。
会上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央再打长沙的命令应坚决执行。红三军团某位领导无所顾忌地说：“三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会合了，还怕什么！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嘛，我们三军团单独打。”“你们既不打南昌，又不打长沙，还执行不执行中央的命令？”有人拿“中央”这顶大帽子压人。突然来的一着死棋，把毛泽东给将住了。争论愈演愈烈，不理智的刺耳话愈听愈多，毛泽东开始尽量耐心忍着。后来，忍无可忍了，对一味固执坚持打长沙的这位领导人说：“你认为可以打，那就由你来当总前委书记！”而这位领导人却回答说：“总前委书记还得由你来当，长沙也得打。”
为了顾全大局，毛泽东、朱德表示服从中央，会上总前委决定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为目的，开始向长沙城推进。少数服从多数，虽然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但在再打长沙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有被强迫和绑架的感觉。
预感再打长沙会不顺，事后证实果然如此
8月24日夜，月明星稀，天高云淡，一会儿，西北方滚动着大块灰白色的云彩，密度增大的云层挤压过来，蚕蚀着挂在中天的一弘弯月，道道雷电弧光在云层中闪烁，预示着天气将要变化。毛泽东焦燥不安，夜不能寐。他不停地吸着烟，也无法排解心头的烦恼。他漫步屋外，凝望夜空，一股惆怅沮丧的心情油然而生，他为自己的主张得不到理解和支持而感到孤独无助。
但是，有着海纳百川肚量的毛泽东，坦然面对，很快调整了心态。他感觉事已至此，只求一搏。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确保队伍团结，违心担当重任；他不撂挑子，运筹帷幄，采取措施，减少损失到最低点。尽可能如愿，争取胜利，即便失败，当作一次演练，让“左”倾冒险者得一次血的教训。毛泽东自言自语： “有失有得嘛！不过这种无畏的牺牲实在不必要呀！”毛泽东在十分矛盾的心态中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当天晚上，他给赣西南特委并转中央的信中汇报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决定，请求下一步行动并要中央派一个负责人到鄂南来。
8月24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浏阳永和发出“本方面军以消灭何健部进占长沙为目的，决定三路向长沙推进，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进军号令。25日，红军兵分三路开始向长沙推进，29日，各路红军开始向长沙发动进攻，分别进到长沙东南郊约30里的大圩铺、龙头铺、菱仲铺、枫树河、新桥一线，方面军总部也推进到长沙市郊的白田铺，从而形成对长沙的包围之势。 为了阻止红军的进攻，何键在长沙自南郊的猴子石起经新开铺、石马铺、阿弥岭、五里牌直至北郊的捞刀河一线，修筑了防御工事，守敌达10万余众。工事共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巨型鹿寨；第二道是密布的竹钉；第三道是高压电网。此外，还修筑了坚固的碉堡群。面对占有优势的敌军和坚固的防御工事，红军应该采取怎样的作战方针？朱德、毛泽东深知，红军的长处是野外作战，尚不具备打攻坚战的条件，如果硬攻敌人的坚固防御工事，必将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准备将敌军诱出工事，逐个加以消灭。8月30日，朱德、毛泽东发出命令： “方面军仍拟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9月1日，红军抓到一个敌军传令兵，缴获作战命令一份，得知敌军拟集结10个团的兵力自长沙南铁路线上的猴子石出击。当天晚上，红军调整部署，红三军团监视正面之敌，红一军团3个军布置在敌出击的侧西，准备迎击敌军。第二天等了一天，敌人不敢出城。
9月3日，敌人出来了，敌陈光中旅在易家湾偷渡，企图侧击红军，哪知红军早有准备，趁其半渡而攻打，七八百敌人水中被击毙，红军俘敌千余，共歼敌两个团，敌人缩了回去，从此长沙守敌不敢出城。之后，红军与敌军对峙半个月中，多次发起强攻，但敌在工事里始终龟缩不出。
9月10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再次下达总攻击命令，为破坏长沙外围的电网，彭德怀命令部队买了千余头水牛，在水牛尾醮上煤油，点燃牛尾冲阵，但遭敌人机枪扫射，水牛回头奔逃，冲乱了自己的阵脚。在没有重炮火力的有效摧毁下，红军靠肉搏上阵，给自己造成了不少的伤亡。加之红军弹药给养日益缺乏，攻城的难度越来越大。同时，总前委得知敌援兵将至，据报国民党张发奎部到达湘潭。若旷日持久，久攻不克，敌援兵到来时，红军有陷入腹背受敌之险。红军何去何从？
先后主持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和总前委会议，果断决定株洲转兵
设在长沙郊外白田铺肖家祠堂的红一方面军总部里，朱德拿着放大镜在墙上认真地看着军用地图，毛泽东一手拿着扇子，一手拿着烟，在屋内踱来踱去，额头上不停地冒汗。蓦地，毛泽东将烟头奋力丢在地上，转过身来，面对朱德，嘴里迸出一声：“撤长沙之围，退到株醴萍攸地区再作打算。”毛泽东与朱德统一意见后，以先去湘潭消灭张发奎军再取长沙为理由，在没有请示中央同意的情况下，果断地做出决策，于9月12日在白田铺总指挥部召开了红一方面军以上干部会议，经过耐心说服工作，最后一致同意撤围长沙，向株洲、醴陵方向转移。
9月13日下午1时半，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司令部进入株洲镇后，就驻扎在中正街（今解放街）的协丰长绸布店。毛泽东住在靠近湘江边的一家竹器店楼上。部队驻扎在株洲镇附近。
下午3时，在协丰长绸布店的木板楼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具体研究、部署红一方面军撤长沙之围后的行动方针，亦即解决“今后还打不打长沙这样的大城市”和“红军往哪里撤？如何撤”等主要问题。
参加会议的有：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总政委毛泽东，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兼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三军团副军团长兼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副总政委兼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政治部主任杨岳彬，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总参谋长朱云卿，参谋处长郭化若，红三军政委蔡会文，红四军军长林彪、政委罗荣桓，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长江局特派员周以栗等。
毛泽东坐在一张书桌的正面，桌子上摆着一堆材料，他一面翻看材料，一边讲话。毛泽东说：“今天我们这个会议，一方面是回顾一下这次打长沙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是讨论我们下一步的行动问题。我先讲讲，然后请大家讨论。”
他略一停顿后说：“这次我们两个军团攻打长沙，半个月都没有打下来，其中原因很多，我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未消灭敌之主力于工事之前，敌军有31个团之众，我们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5个团以上，但大多数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二是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和士兵暴动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三是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的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炮火破坏敌之工事，交通电器，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上，因而失去战机。以上三点是没有打进长沙去的原因，而第一点为主要原因。”
毛泽东点起了一支烟，接着说：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应撤回江西，打下被我们苏区四面包围的吉安为宜。”
针对未认识到“左”倾冒险错误危害者不继续打长沙就去打南昌的想法，毛泽东耐心地劝说：“依我们的经验，没有群众条件是很难占领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难消灭敌人的。我们这次打长沙，虽然消灭了敌5个团，那都是在敌人的工事以外将其消灭的，工事以内的敌人我们打了半个月，根本无法将其消灭，反而使我们自己伤亡了几千人。因此，根据我们目前的装备去打大城市，无异于是以卵击石，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最后，在毛泽东的耐心说服下，会议基本上统一了认识，作出了进攻吉安的决定，并于当晚8时发出了《红一方面军攻取吉安的命令》。根据这一命令，红一方面军分散为八路纵队，撤回江西，第一军团攻取吉安，第三军团攻取峡江、新淦、吉水，之后将赣江东西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在根据地内实行群众战争。
9月14日下午3时，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机关的干部和警卫连160余人，离开株洲，沿着株萍铁路往湘东、赣西方向前进。
毛泽东以其远见卓识的革命胆略，在危难之中挺身而出，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引领红军株洲转兵，从攻打大城市转为在敌人力量薄弱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开展群众战争，夺取并建立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从而首先在红军中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扭转了当时中国革命中出现的一次严重危机，使弱小的红军免遭覆灭的危险，为后来胜利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围剿”创造了条件。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也是红军从此走向正确方向，不断胜利的起点！
毛泽东引领的“株洲转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终于拨开其神秘的面纱……
1930年8月初，在“左”倾冒险错误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的严令下，原计划攻打南昌的红一军团得知红三军团曾一度打下长沙，后遭敌军反攻，被迫退驻浏阳，现面临何键部重兵进攻，处在危急之中。为了支援红三军团，解浏阳之危，毛泽东、朱德决定率领红一军团西进湖南。
部队经过十来天的辗转行军，经宜丰、上高、万载黄茅，于8月19日晚到达文家市附近。第二天拂晓，与湘敌戴斗垣旅遭遇，迅即采取在运动中消灭敌军的迂回包围攻势，经3小时激战，毙敌旅长戴斗垣，毙伤敌1000余人，俘敌1000余人，获得了红一军团成立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朱德不顾连日行军作战的疲劳，当天就率部迅速撤离文家市，向浏阳中部地区挺进。当时天气异常炎热，又饥又渴的红一军团战士们汗流夹背地急行军在崎岖的山涧小道上，为的是争取尽快与红三军团会合。
8月23日中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与先期到达的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胜利会师。当毛泽东、朱德从马背上一跳下来，彭德怀、滕代远就疾步迎上前去，彭德怀欣喜地说：“老毛、老朱，你们辛苦了，我们在此恭候多时。”毛泽东笑着说：“老彭，我们是湘潭老乡，老乡等老乡见笑见笑了。”在谈笑风生中，几双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在红三军团总部吃中饭的时候，彭德怀介绍了红三军团第一次打下长沙的经过后，高兴地说：“现在全军士气很高，要求再打长沙，我们军团领导也决定再打长沙。你们来了打下长沙就更有把握了。现在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必须成立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由你们两位领导来主导。”
毛泽东听着彭德怀介绍红三军团决心再打长沙的打算，突然脸色黯然，放下饭碗，点燃一支烟，起身在屋子里来回踱了几步，然后停步窗前，远眺窗外群山，久久不语。沉思良久后，毛泽东转过身来对各位军政领导说：“我们下午开个联席会议，各军主要领导都要参加，你们看如何？”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都表示赞同。
联席会议如期举行。会上传达了远在上海的党中央主要负责人李立三的急电。原来李立三得知毛泽东佯攻南昌，彭德怀退出长沙，气得火冒三丈，指责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犯了“右倾错误”，急令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会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以便统一指挥，再打长沙。
在彭德怀的提议下，会议一致同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共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推举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总参谋长，杨岳彬任总政治部主任。方面军下辖第一、三两个军团3个军，共5万余人。同时还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的工作，毛泽东任主席。这支部队后来成为全国红军中最大的主力部队，史称“朱毛红军”，开始了红军从游击战争向运动战争的战略转变。
在第二天召开的总前委会议上，就红一方面军是否继续攻打长沙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认为：我军不具备攻打长沙的条件，因为长沙城内有31个团的敌军，城内又有很强的防御工事，我军虽称13个师，但实际上相当于13个团，且城内又无工人、士兵作内应，而且红军开始由游击战转向运动战，装备、技术、经验跟不上需要，取胜的可能性很小，不赞同打。朱德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他说：“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打阵地战，如果攻长沙，今后就要完全打阵地战、攻坚战，其后果可能导致红军的毁灭。”彭德怀陷入沉思，没有表态。
会上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央再打长沙的命令应坚决执行。红三军团某位领导无所顾忌地说：“三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会合了，还怕什么！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嘛，我们三军团单独打。”“你们既不打南昌，又不打长沙，还执行不执行中央的命令？”有人拿“中央”这顶大帽子压人。突然来的一着死棋，把毛泽东给将住了。争论愈演愈烈，不理智的刺耳话愈听愈多，毛泽东开始尽量耐心忍着。后来，忍无可忍了，对一味固执坚持打长沙的这位领导人说：“你认为可以打，那就由你来当总前委书记！”而这位领导人却回答说：“总前委书记还得由你来当，长沙也得打。”
为了顾全大局，毛泽东、朱德表示服从中央，会上总前委决定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为目的，开始向长沙城推进。少数服从多数，虽然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但在再打长沙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有被强迫和绑架的感觉。
预感再打长沙会不顺，事后证实果然如此
8月24日夜，月明星稀，天高云淡，一会儿，西北方滚动着大块灰白色的云彩，密度增大的云层挤压过来，蚕蚀着挂在中天的一弘弯月，道道雷电弧光在云层中闪烁，预示着天气将要变化。毛泽东焦燥不安，夜不能寐。他不停地吸着烟，也无法排解心头的烦恼。他漫步屋外，凝望夜空，一股惆怅沮丧的心情油然而生，他为自己的主张得不到理解和支持而感到孤独无助。
但是，有着海纳百川肚量的毛泽东，坦然面对，很快调整了心态。他感觉事已至此，只求一搏。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确保队伍团结，违心担当重任；他不撂挑子，运筹帷幄，采取措施，减少损失到最低点。尽可能如愿，争取胜利，即便失败，当作一次演练，让“左”倾冒险者得一次血的教训。毛泽东自言自语： “有失有得嘛！不过这种无畏的牺牲实在不必要呀！”毛泽东在十分矛盾的心态中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当天晚上，他给赣西南特委并转中央的信中汇报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决定，请求下一步行动并要中央派一个负责人到鄂南来。
8月24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浏阳永和发出“本方面军以消灭何健部进占长沙为目的，决定三路向长沙推进，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进军号令。25日，红军兵分三路开始向长沙推进，29日，各路红军开始向长沙发动进攻，分别进到长沙东南郊约30里的大圩铺、龙头铺、菱仲铺、枫树河、新桥一线，方面军总部也推进到长沙市郊的白田铺，从而形成对长沙的包围之势。 为了阻止红军的进攻，何键在长沙自南郊的猴子石起经新开铺、石马铺、阿弥岭、五里牌直至北郊的捞刀河一线，修筑了防御工事，守敌达10万余众。工事共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巨型鹿寨；第二道是密布的竹钉；第三道是高压电网。此外，还修筑了坚固的碉堡群。面对占有优势的敌军和坚固的防御工事，红军应该采取怎样的作战方针？朱德、毛泽东深知，红军的长处是野外作战，尚不具备打攻坚战的条件，如果硬攻敌人的坚固防御工事，必将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准备将敌军诱出工事，逐个加以消灭。8月30日，朱德、毛泽东发出命令： “方面军仍拟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9月1日，红军抓到一个敌军传令兵，缴获作战命令一份，得知敌军拟集结10个团的兵力自长沙南铁路线上的猴子石出击。当天晚上，红军调整部署，红三军团监视正面之敌，红一军团3个军布置在敌出击的侧西，准备迎击敌军。第二天等了一天，敌人不敢出城。
9月3日，敌人出来了，敌陈光中旅在易家湾偷渡，企图侧击红军，哪知红军早有准备，趁其半渡而攻打，七八百敌人水中被击毙，红军俘敌千余，共歼敌两个团，敌人缩了回去，从此长沙守敌不敢出城。之后，红军与敌军对峙半个月中，多次发起强攻，但敌在工事里始终龟缩不出。
9月10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再次下达总攻击命令，为破坏长沙外围的电网，彭德怀命令部队买了千余头水牛，在水牛尾醮上煤油，点燃牛尾冲阵，但遭敌人机枪扫射，水牛回头奔逃，冲乱了自己的阵脚。在没有重炮火力的有效摧毁下，红军靠肉搏上阵，给自己造成了不少的伤亡。加之红军弹药给养日益缺乏，攻城的难度越来越大。同时，总前委得知敌援兵将至，据报国民党张发奎部到达湘潭。若旷日持久，久攻不克，敌援兵到来时，红军有陷入腹背受敌之险。红军何去何从？
先后主持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和总前委会议，果断决定株洲转兵
设在长沙郊外白田铺肖家祠堂的红一方面军总部里，朱德拿着放大镜在墙上认真地看着军用地图，毛泽东一手拿着扇子，一手拿着烟，在屋内踱来踱去，额头上不停地冒汗。蓦地，毛泽东将烟头奋力丢在地上，转过身来，面对朱德，嘴里迸出一声：“撤长沙之围，退到株醴萍攸地区再作打算。”毛泽东与朱德统一意见后，以先去湘潭消灭张发奎军再取长沙为理由，在没有请示中央同意的情况下，果断地做出决策，于9月12日在白田铺总指挥部召开了红一方面军以上干部会议，经过耐心说服工作，最后一致同意撤围长沙，向株洲、醴陵方向转移。
9月13日下午1时半，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司令部进入株洲镇后，就驻扎在中正街（今解放街）的协丰长绸布店。毛泽东住在靠近湘江边的一家竹器店楼上。部队驻扎在株洲镇附近。
下午3时，在协丰长绸布店的木板楼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具体研究、部署红一方面军撤长沙之围后的行动方针，亦即解决“今后还打不打长沙这样的大城市”和“红军往哪里撤？如何撤”等主要问题。
参加会议的有：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总政委毛泽东，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兼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三军团副军团长兼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副总政委兼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政治部主任杨岳彬，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总参谋长朱云卿，参谋处长郭化若，红三军政委蔡会文，红四军军长林彪、政委罗荣桓，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长江局特派员周以栗等。
毛泽东坐在一张书桌的正面，桌子上摆着一堆材料，他一面翻看材料，一边讲话。毛泽东说：“今天我们这个会议，一方面是回顾一下这次打长沙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是讨论我们下一步的行动问题。我先讲讲，然后请大家讨论。”
他略一停顿后说：“这次我们两个军团攻打长沙，半个月都没有打下来，其中原因很多，我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未消灭敌之主力于工事之前，敌军有31个团之众，我们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5个团以上，但大多数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二是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和士兵暴动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三是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的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炮火破坏敌之工事，交通电器，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上，因而失去战机。以上三点是没有打进长沙去的原因，而第一点为主要原因。”
毛泽东点起了一支烟，接着说：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应撤回江西，打下被我们苏区四面包围的吉安为宜。”
针对未认识到“左”倾冒险错误危害者不继续打长沙就去打南昌的想法，毛泽东耐心地劝说：“依我们的经验，没有群众条件是很难占领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难消灭敌人的。我们这次打长沙，虽然消灭了敌5个团，那都是在敌人的工事以外将其消灭的，工事以内的敌人我们打了半个月，根本无法将其消灭，反而使我们自己伤亡了几千人。因此，根据我们目前的装备去打大城市，无异于是以卵击石，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最后，在毛泽东的耐心说服下，会议基本上统一了认识，作出了进攻吉安的决定，并于当晚8时发出了《红一方面军攻取吉安的命令》。根据这一命令，红一方面军分散为八路纵队，撤回江西，第一军团攻取吉安，第三军团攻取峡江、新淦、吉水，之后将赣江东西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在根据地内实行群众战争。
9月14日下午3时，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机关的干部和警卫连160余人，离开株洲，沿着株萍铁路往湘东、赣西方向前进。
毛泽东以其远见卓识的革命胆略，在危难之中挺身而出，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引领红军株洲转兵，从攻打大城市转为在敌人力量薄弱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开展群众战争，夺取并建立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从而首先在红军中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扭转了当时中国革命中出现的一次严重危机，使弱小的红军免遭覆灭的危险，为后来胜利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围剿”创造了条件。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也是红军从此走向正确方向，不断胜利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