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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来，国有企业深刻领会“四种形态”的深刻内涵与实施目的，将“四种形态”工作与国有企业经济工作相结合，以“四种形态”监督促进国有企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主营业务快速增长保障“四种形态”工作进一步完善。
一、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具体内涵
党的十九大首次将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写入党章，中纪委二次、三次、四次全会又对贯通运用“四种形态”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与解读，“四种形态”的明确提出基于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科学实践，有效保证了我党反腐败斗争的长效性。国有企业贯通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治未病，狠刹腐败之风，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执行主体力量、运用的精准程度以及主体责任意识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导致国有企业中“四种形态”工作推开不力，时常被束之高阁。
二、国有企业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存在的问题
（1）落实“四种形态”部门与人员缺失
国有企业“四种形态”落实工作通常集中在党建部门，没有设置专门的纪检监察部门，且纪检干部通常为“兼职”，除纪检监察工作外，通常还承担着党建工作、宣传工作等其他重点工作，三转不彻底，工作人员被其他大量繁杂的事务性工作占据大部分经历，纪检监察力量不足，纪检监察工作被搁置。除此之外，国有企业纪检监察部门通常与被监察对象在同一栋楼里办公，工作与生活紧密交织在一起，在真正落实“四种形态”相关工作时，很容易被人情世故所牵绊，从而畏首畏尾，不敢较真碰硬。纪检监察工作开始走形变样，在不得不做的时候选择提前打招呼的突击式检查完成规定动作，在面临党纪处分时不区分具体情况，而是以一种“老好人”的心态，将从轻作为普遍处置原则，该重处分的给予轻处分，从而导致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准确处置问题，“四种形态”工作落实不到位。
（2）落实“四种形态”主体责任意识不足
国有企业领导通常以完成营收指标，创造经济收益为主要目标，从而导致国有企业从领导到员工对于“四种形态”落实的弱化，“四种形态”通常被束之高阁，搁置一旁。部分企业即使将“四种形态”的监督真正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通常也仅仅局限于对重要岗位和重要部门的监督，监督范围十分有限，且即使在监督过程中发现问题，通常也会从企业发展、企业形象、企业盈利的角度考虑，多采取批评教育的方式代替党纪处分、立案审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3）落实“四种形态“尺度把握不够准确
在部分国有企业实践中，我们发现由于工作人员监督执纪能力不足，难以精准区分“四种形态”的适用情况与时机。在运用第一种形态时，荒废红脸出汗的常态化推进，使得本该发挥预防功能、抓早抓小，及时“咬咬”耳朵、扯扯袖子的第一种形态流于形式，谈话函询被集体谈话、民主生活会所替代，失去了锋芒与针对性。在运用第二形态时产生过分的依赖，认为党纪轻处分既能对违纪行为进行处理，又不至于对于处理对象本身产生很大的影响，通常在一两年之后影响自动消失，一切恢复原状，处理对象本身也相对容易接受。在运用第三种形态时多持有侥幸心理，将其视为逃避立案审查的最后一道屏障，难以把握党纪重处分与立案审查之间的尺度。在运用第四种形态时，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人员能力限制十分明显，因涉及到立案审查，需要进行调查取证等一系列专业程序，国有企业基层纪检监察工作人员很难胜任，导致案件证据链不完整，难以移送司法机关，拖久不决，损失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三、国有企业更好的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对策
（1）设立专职部门，充实骨干力量
通常来讲国有企业所扮演经济角色的重要程度要大于政治角色，所以通常经济角色能够得到从上到下的高度重视，相反政治角色往往被忽略，但正因为国有企业的经济特性，权利与经济利益往往密不可分，所以纪检监察部门的单独设立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单独设立纪检监察部门，将纪检监察人员从事务性工作中抽离出来，支持纪检监察部门全面实现三转，独立考核、独立办公、专职监督、直接对主要领导负责，赋予纪检监察人员监督审查权利，才能真正将“四种形态”运用得当，落到实处，起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作用。
（2）加強党建引领，提高主体意识
党领导一切，党建引领是各项工作的基础，国有企业各级领导、工作人员都要加强党建引领意识，全面提高对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重视程度，以党建引领“四种形态”工作精准落实。首先，国有企业领导者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在专注经济任务的同时，将党建工作、纪检监察工作摆到与经济建设工作同等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位置，在企业内部传递相应的信号，促使党建、纪检监察工作全面推开，更好的落实“四种形态”。总之，必须在党建引领的基础上，切实统一思想、提高政治认识、站在全局高度统筹协调，才能真正实现“四种形态”的贯通运用。
（3）精准使用“四种形态”，提高执纪监督能力
在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时最重要的就是纪检监察人员对于“四种形态”适用情况的精准划分、对症下药，以及熟练运用，使纪检监察工作真正触及提出“四种形态”的本质与初衷，最终实现效果最大化。
以强化日常监督推进第一种形态落实。纪检监察机关不是办案机关，不能简单以党政纪处分为目的，更重要的是强化日常监督，将问题消灭在苗头和萌芽状态。另一方面要认真落实谈话、函询制度，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谈话流程与谈话内容，增加谈话的针对性，避免谈话流于形式，使谈话真正入脑入心;以教育大多数为重点推进第二种形态落实。在第二中形态中，监督对象通常只是有轻微的违反党纪行为，且主观故意和主观恶意都不大，甚至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因为工作疏漏，因此，在适用党纪处分时，除了处分运用警告、严重警告等党纪轻处分提起监察对象注意以外，还要秉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充分关心监察对象的心里状态与思想动态，把惩治和教育结合起来，使其放下包袱，改正错误，再积极投入到为群众服务的事业中去;以守好党内最后一道防线为己任，推进第三种形态落实。第三种形态是党内的最后一道防线，通常适用于严重违纪的同志，这类同志已经处在悬崖边缘，第三种形态的运用是悬崖勒马的最后一次机会，因此，纪检监察部门决不能姑息养奸，要充分利用第三种形态，有效组织党员干部滑向犯罪的深渊;以“零容忍”态度推进第四种形态落实。在运用第四种形态时，通常具有行为人存在主观故意，且情节恶劣等特征，适用的惩罚相对来说也较为严厉，后果相对严重，因此纪检监察人员在判断时要更加仔细和慎重，明确政策界限，给出合理的判断，并积极与司法机关配合，做好前期移交准备工作。
结论
由此可见，国有企业重拳出击，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相关工作。国有企业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国有企业经济特性、主体责任意识不足、执纪人员对“四种形态”把握不准确等多重原因作用，导致国有企业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落实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国有企业要克服自身内因，充分利用外部支持，高度重视“四种形态”落实工作，提高监督执纪能力，精准运用“四种形态”中的前三种，为党员干部筑牢防线、悬崖勒马，审慎运用第四种形态，坚决打击违法犯罪，为全体党员干部敲响警钟，推进反腐败斗争走向胜利。
参考文献：
[1]马继良，合恩平.国企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办公室业务，2019（02）：28.
[2]李嘉.“四种形态”在国企监督执纪中的实战探索[J].冶金企业文化，2018（04）：12-14.
一、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具体内涵
党的十九大首次将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写入党章，中纪委二次、三次、四次全会又对贯通运用“四种形态”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与解读，“四种形态”的明确提出基于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科学实践，有效保证了我党反腐败斗争的长效性。国有企业贯通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治未病，狠刹腐败之风，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执行主体力量、运用的精准程度以及主体责任意识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导致国有企业中“四种形态”工作推开不力，时常被束之高阁。
二、国有企业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存在的问题
（1）落实“四种形态”部门与人员缺失
国有企业“四种形态”落实工作通常集中在党建部门，没有设置专门的纪检监察部门，且纪检干部通常为“兼职”，除纪检监察工作外，通常还承担着党建工作、宣传工作等其他重点工作，三转不彻底，工作人员被其他大量繁杂的事务性工作占据大部分经历，纪检监察力量不足，纪检监察工作被搁置。除此之外，国有企业纪检监察部门通常与被监察对象在同一栋楼里办公，工作与生活紧密交织在一起，在真正落实“四种形态”相关工作时，很容易被人情世故所牵绊，从而畏首畏尾，不敢较真碰硬。纪检监察工作开始走形变样，在不得不做的时候选择提前打招呼的突击式检查完成规定动作，在面临党纪处分时不区分具体情况，而是以一种“老好人”的心态，将从轻作为普遍处置原则，该重处分的给予轻处分，从而导致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准确处置问题，“四种形态”工作落实不到位。
（2）落实“四种形态”主体责任意识不足
国有企业领导通常以完成营收指标，创造经济收益为主要目标，从而导致国有企业从领导到员工对于“四种形态”落实的弱化，“四种形态”通常被束之高阁，搁置一旁。部分企业即使将“四种形态”的监督真正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通常也仅仅局限于对重要岗位和重要部门的监督，监督范围十分有限，且即使在监督过程中发现问题，通常也会从企业发展、企业形象、企业盈利的角度考虑，多采取批评教育的方式代替党纪处分、立案审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3）落实“四种形态“尺度把握不够准确
在部分国有企业实践中，我们发现由于工作人员监督执纪能力不足，难以精准区分“四种形态”的适用情况与时机。在运用第一种形态时，荒废红脸出汗的常态化推进，使得本该发挥预防功能、抓早抓小，及时“咬咬”耳朵、扯扯袖子的第一种形态流于形式，谈话函询被集体谈话、民主生活会所替代，失去了锋芒与针对性。在运用第二形态时产生过分的依赖，认为党纪轻处分既能对违纪行为进行处理，又不至于对于处理对象本身产生很大的影响，通常在一两年之后影响自动消失，一切恢复原状，处理对象本身也相对容易接受。在运用第三种形态时多持有侥幸心理，将其视为逃避立案审查的最后一道屏障，难以把握党纪重处分与立案审查之间的尺度。在运用第四种形态时，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人员能力限制十分明显，因涉及到立案审查，需要进行调查取证等一系列专业程序，国有企业基层纪检监察工作人员很难胜任，导致案件证据链不完整，难以移送司法机关，拖久不决，损失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三、国有企业更好的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对策
（1）设立专职部门，充实骨干力量
通常来讲国有企业所扮演经济角色的重要程度要大于政治角色，所以通常经济角色能够得到从上到下的高度重视，相反政治角色往往被忽略，但正因为国有企业的经济特性，权利与经济利益往往密不可分，所以纪检监察部门的单独设立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单独设立纪检监察部门，将纪检监察人员从事务性工作中抽离出来，支持纪检监察部门全面实现三转，独立考核、独立办公、专职监督、直接对主要领导负责，赋予纪检监察人员监督审查权利，才能真正将“四种形态”运用得当，落到实处，起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作用。
（2）加強党建引领，提高主体意识
党领导一切，党建引领是各项工作的基础，国有企业各级领导、工作人员都要加强党建引领意识，全面提高对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重视程度，以党建引领“四种形态”工作精准落实。首先，国有企业领导者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在专注经济任务的同时，将党建工作、纪检监察工作摆到与经济建设工作同等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位置，在企业内部传递相应的信号，促使党建、纪检监察工作全面推开，更好的落实“四种形态”。总之，必须在党建引领的基础上，切实统一思想、提高政治认识、站在全局高度统筹协调，才能真正实现“四种形态”的贯通运用。
（3）精准使用“四种形态”，提高执纪监督能力
在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时最重要的就是纪检监察人员对于“四种形态”适用情况的精准划分、对症下药，以及熟练运用，使纪检监察工作真正触及提出“四种形态”的本质与初衷，最终实现效果最大化。
以强化日常监督推进第一种形态落实。纪检监察机关不是办案机关，不能简单以党政纪处分为目的，更重要的是强化日常监督，将问题消灭在苗头和萌芽状态。另一方面要认真落实谈话、函询制度，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谈话流程与谈话内容，增加谈话的针对性，避免谈话流于形式，使谈话真正入脑入心;以教育大多数为重点推进第二种形态落实。在第二中形态中，监督对象通常只是有轻微的违反党纪行为，且主观故意和主观恶意都不大，甚至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因为工作疏漏，因此，在适用党纪处分时，除了处分运用警告、严重警告等党纪轻处分提起监察对象注意以外，还要秉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充分关心监察对象的心里状态与思想动态，把惩治和教育结合起来，使其放下包袱，改正错误，再积极投入到为群众服务的事业中去;以守好党内最后一道防线为己任，推进第三种形态落实。第三种形态是党内的最后一道防线，通常适用于严重违纪的同志，这类同志已经处在悬崖边缘，第三种形态的运用是悬崖勒马的最后一次机会，因此，纪检监察部门决不能姑息养奸，要充分利用第三种形态，有效组织党员干部滑向犯罪的深渊;以“零容忍”态度推进第四种形态落实。在运用第四种形态时，通常具有行为人存在主观故意，且情节恶劣等特征，适用的惩罚相对来说也较为严厉，后果相对严重，因此纪检监察人员在判断时要更加仔细和慎重，明确政策界限，给出合理的判断，并积极与司法机关配合，做好前期移交准备工作。
结论
由此可见，国有企业重拳出击，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相关工作。国有企业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国有企业经济特性、主体责任意识不足、执纪人员对“四种形态”把握不准确等多重原因作用，导致国有企业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落实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国有企业要克服自身内因，充分利用外部支持，高度重视“四种形态”落实工作，提高监督执纪能力，精准运用“四种形态”中的前三种，为党员干部筑牢防线、悬崖勒马，审慎运用第四种形态，坚决打击违法犯罪，为全体党员干部敲响警钟，推进反腐败斗争走向胜利。
参考文献：
[1]马继良，合恩平.国企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办公室业务，2019（02）：28.
[2]李嘉.“四种形态”在国企监督执纪中的实战探索[J].冶金企业文化，2018（04）：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