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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时间，十条人命。随着周克华被击毙，长达九年的追与逃终于结束。而他的历次逃脱之路，无疑成为重大犯罪档案中的又一谜团。揭开和研究这些谜团，有助于警醒世人
南京枪击案后，共有1.3万民警进行地毯式搜捕；长沙枪击案后，几近全城布警，荷枪实弹地排查；“8·10”重庆劫案后，军方亦参与搜捕，连夜搜山，并展开三道包围拦截。
光天化日之下却能消失于层层封锁之中，警方数次倾巢出动均一无所获，周克华案的特殊性值得反思。
作案时间均为上午
10起案件均发生于工作日的上午9点至12点之间。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多犯罪嫌疑人都会选择在上午作案。“在那个时间段，街上的人相对较少，易于逃脱。且一般罪犯在行动前都已进行了精心策划。经过一夜的漫长等待，没有必要再等到下午了。”
周克华所选择的时间集中在工作日上午，地点为喧闹的市中心或密集的生活区，案发后从容离开而非仓皇而逃。如此嚣张。与他强大的心理素质不无关系。
“一系列枪击案均属于单纯的窃财犯罪，这类犯罪的目的在于供自己享用，而不像其他报复犯罪，可以和你同归于尽。所以他一定要考虑如何安全脱身。”西南政法大学刑侦学教授郑海认为，上午作案后有充足的白天时间，方便下一步计划。因此，虽然袭击的目标是偶然选择，但周克华的10次作案均将时间控制在了中午之前。
“正如每次枪击都是一枪毙命，周克华会尽量缩短在现场的时间。他的所有选择都以为安全脱身为目的。”郑海说。
事发交通发达城市
专家认为，周克华在选择作案城市时，交通是重要考量标准。南京，临江近海，拥有远东内河第一大港南京港，“黄金水道”穿城而过；长沙，河网密布，湘江全年可通航；重庆，长江干流自东向西横贯全境，水、陆、空三种交通资源汇集。除水路外，三座城市更有发达的轨道交通，为周克华提供了多种选择。另外，三座城市的城区地形复杂，适合逃逸和躲藏。
此外，周克华的作案地点每次都选在人群聚集区，且大多集中于同一区域。2009年10月14日长沙南郊公园的枪击案，与芙蓉南路枪击案案发地点相距不到两公里：与“6·28”天心区枪击案发生点相距约5公里，而与雨花区枪击案相距7公里左右。
对于周克华的“高调”，西南政法大学侦查学教授郑海解释到，一般规律来说，犯罪分子在选择城市与地点时，都会结合自身的情况进行考量与踩点。劫财犯罪的地点选择一般有三个因素：是否有财可抢、是否有作案机会，以及作案后是否能够逃脱。而同一地点集中犯案，则在于他对周围环境已十分熟悉，便于轻车熟路快速撤离。“闹市区大额取款的几率更大，且在人多嘈杂的地点，嫌犯反而更容易隐没在人群中。但周克华也不可能顾及到所有客观条件，数额大、易逃跑，对他来说已是万事俱备，其他因素都是其次了。”
“周克华非常善于分析警方的心理。例如‘5·16’案的作案地点，不到五十米便是沙坪坝公安分局。他正是利用‘灯下黑’的现象，逃过了法眼。”郑海认为，周克华冷静的心理素质，使得他不畏人群，为满足大额窃财的目的铤而走险。
作案地点皆邻近铁路或高速
在案发四起的长沙，京广铁路穿城而过。2011年6月28日，长沙突降暴雨，周克华于上午9时枪杀一名工地老板。有目击者称其作案后“从容东去”，经过一家机电市场前往韶山南路。此路正通向南二环，与京广铁路相交汇。“8·10”重庆枪击案发生后，周克华搭乘摩的，于一公里外的新桥加气站下车。该站紧邻襄渝线，也正是在这条铁路上，铁警朱彦超因公殉职。
据《中国新闻周刊》统计，大多案发地点位于距铁路不足一公里处，明显看出周克华对铁路的偏爱。“从犯罪心理学角度来说，犯罪嫌疑人会选择自身擅长的方式逃跑。而周克华选择沿着铁路，这属于他的个人习惯，也许他对铁路周围的环境更加熟悉。”李玫瑾教授说。在确定作案每一个步骤时，罪犯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在专家看来，周克华将作案地点贴近铁路，使他不必借助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便能快速逃离现场，此外趺路周边往往人烟稀少、树木丛生，也为他提供了有利的逃亡条件。
依靠原始步行
2012年南京枪击案发后，警方随即调集大量警力赶到现场，刑警、特警等公安“尖刀”部队亦全部出动。案发后约10分钟，一架警务直升机也加入搜寻队伍。为逮捕周克华，南京启动“关城门”方案，进行地毯式搜查，然而依旧无功而返。
据相关报道，10起劫案中，周克华唯一乘坐过的交通工具是摩的。南京劫案后，有目击者称周克华乘上了开往泗洪的大客车。但警方于南京长江二桥将该车截获进行搜查，却一无所获。
“不选择客车这一类公共交通工具。而更倾向于独立行动，甚至是最原始的步行。”西南政法大学刑侦学教授郑海认为，选择步行正体现了周克华的狡猾之处。如果第一时间想到乘车，那说明他很慌张，且容易被人注意。步行可以缓解他紧张的心理，思考下一步行动。此外，步行的灵活性使得他能够利用一些监控死角，避开警方搜捕，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关城门”对周克华并未奏效。
南京枪击案后，共有1.3万民警进行地毯式搜捕；长沙枪击案后，几近全城布警，荷枪实弹地排查；“8·10”重庆劫案后，军方亦参与搜捕，连夜搜山，并展开三道包围拦截。
光天化日之下却能消失于层层封锁之中，警方数次倾巢出动均一无所获，周克华案的特殊性值得反思。
作案时间均为上午
10起案件均发生于工作日的上午9点至12点之间。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多犯罪嫌疑人都会选择在上午作案。“在那个时间段，街上的人相对较少，易于逃脱。且一般罪犯在行动前都已进行了精心策划。经过一夜的漫长等待，没有必要再等到下午了。”
周克华所选择的时间集中在工作日上午，地点为喧闹的市中心或密集的生活区，案发后从容离开而非仓皇而逃。如此嚣张。与他强大的心理素质不无关系。
“一系列枪击案均属于单纯的窃财犯罪，这类犯罪的目的在于供自己享用，而不像其他报复犯罪，可以和你同归于尽。所以他一定要考虑如何安全脱身。”西南政法大学刑侦学教授郑海认为，上午作案后有充足的白天时间，方便下一步计划。因此，虽然袭击的目标是偶然选择，但周克华的10次作案均将时间控制在了中午之前。
“正如每次枪击都是一枪毙命，周克华会尽量缩短在现场的时间。他的所有选择都以为安全脱身为目的。”郑海说。
事发交通发达城市
专家认为，周克华在选择作案城市时，交通是重要考量标准。南京，临江近海，拥有远东内河第一大港南京港，“黄金水道”穿城而过；长沙，河网密布，湘江全年可通航；重庆，长江干流自东向西横贯全境，水、陆、空三种交通资源汇集。除水路外，三座城市更有发达的轨道交通，为周克华提供了多种选择。另外，三座城市的城区地形复杂，适合逃逸和躲藏。
此外，周克华的作案地点每次都选在人群聚集区，且大多集中于同一区域。2009年10月14日长沙南郊公园的枪击案，与芙蓉南路枪击案案发地点相距不到两公里：与“6·28”天心区枪击案发生点相距约5公里，而与雨花区枪击案相距7公里左右。
对于周克华的“高调”，西南政法大学侦查学教授郑海解释到，一般规律来说，犯罪分子在选择城市与地点时，都会结合自身的情况进行考量与踩点。劫财犯罪的地点选择一般有三个因素：是否有财可抢、是否有作案机会，以及作案后是否能够逃脱。而同一地点集中犯案，则在于他对周围环境已十分熟悉，便于轻车熟路快速撤离。“闹市区大额取款的几率更大，且在人多嘈杂的地点，嫌犯反而更容易隐没在人群中。但周克华也不可能顾及到所有客观条件，数额大、易逃跑，对他来说已是万事俱备，其他因素都是其次了。”
“周克华非常善于分析警方的心理。例如‘5·16’案的作案地点，不到五十米便是沙坪坝公安分局。他正是利用‘灯下黑’的现象，逃过了法眼。”郑海认为，周克华冷静的心理素质，使得他不畏人群，为满足大额窃财的目的铤而走险。
作案地点皆邻近铁路或高速
在案发四起的长沙，京广铁路穿城而过。2011年6月28日，长沙突降暴雨，周克华于上午9时枪杀一名工地老板。有目击者称其作案后“从容东去”，经过一家机电市场前往韶山南路。此路正通向南二环，与京广铁路相交汇。“8·10”重庆枪击案发生后，周克华搭乘摩的，于一公里外的新桥加气站下车。该站紧邻襄渝线，也正是在这条铁路上，铁警朱彦超因公殉职。
据《中国新闻周刊》统计，大多案发地点位于距铁路不足一公里处，明显看出周克华对铁路的偏爱。“从犯罪心理学角度来说，犯罪嫌疑人会选择自身擅长的方式逃跑。而周克华选择沿着铁路，这属于他的个人习惯，也许他对铁路周围的环境更加熟悉。”李玫瑾教授说。在确定作案每一个步骤时，罪犯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在专家看来，周克华将作案地点贴近铁路，使他不必借助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便能快速逃离现场，此外趺路周边往往人烟稀少、树木丛生，也为他提供了有利的逃亡条件。
依靠原始步行
2012年南京枪击案发后，警方随即调集大量警力赶到现场，刑警、特警等公安“尖刀”部队亦全部出动。案发后约10分钟，一架警务直升机也加入搜寻队伍。为逮捕周克华，南京启动“关城门”方案，进行地毯式搜查，然而依旧无功而返。
据相关报道，10起劫案中，周克华唯一乘坐过的交通工具是摩的。南京劫案后，有目击者称周克华乘上了开往泗洪的大客车。但警方于南京长江二桥将该车截获进行搜查，却一无所获。
“不选择客车这一类公共交通工具。而更倾向于独立行动，甚至是最原始的步行。”西南政法大学刑侦学教授郑海认为，选择步行正体现了周克华的狡猾之处。如果第一时间想到乘车，那说明他很慌张，且容易被人注意。步行可以缓解他紧张的心理，思考下一步行动。此外，步行的灵活性使得他能够利用一些监控死角，避开警方搜捕，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关城门”对周克华并未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