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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精神’对于一个国家的兴衰具有决定性作用。从根本上说，要培养中国‘企业家精神’，政府必须放松和解除管制，强化市场功能，弱化官员造租和寻租能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資本的供给日益充裕”，资本不再是稀缺的生产要素了，其重要性在逐渐下降。与此同时，拥有技术或者管理能力的人才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而在人力资本中，“企业家”是重中之重，因为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是企业，企业的核心是企业家。“企业家”这一概念的演变，形象表明了“企业家”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企业家”最初的含义是冒险的逐利者，1755年，法国经济学家康替龙将“企业家”这一术语首次引入经济学理论；1803年，萨伊赋予企业家以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协调者”的角色；1848年，穆勒认为“企业家”承担着“协调者”“中间商”“创新者”和“不确定性承担者”诸角色，且可以在诸角色之间权变选择。
随着企业家地位的提高，人们归纳企业家具有的特质，称之为“企业家精神”，比如诚实、理性、正直、独立、公正、创造力和自豪感等。而在企业家的所有特质中，最核心的是创新，最基本的则是诚信。
制度、宗教培育“有信仰的资本”
回顾西方文明的复兴，“企业家精神”尤其是企业家诚信，在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始终扮演重要角色。而企业家诚信的形成，也非无源之水。一方面，是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那样，宗教信仰使得人们在追逐经济利益时，比较注重手段的正当性，形成所谓的“道德经济”。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各种行会，都是出于宗教目的而建立。有些行会或商人同业公会，干脆称作“慈善会”，最著名的如图尔内的圣克里斯托夫慈善会等，资产者几乎都是行会会员。在13世纪，对圣体崇拜的发展促进了行会组织的蓬勃兴起，大部分行会完全是为圣体圣事而组成的。资产者、商人和手工匠人组织在一起，是“为了发展、提倡和崇敬祭台的圣体”。在宗教生活渗透到方方面面的中世纪，在到处弥漫着宗教精神的氛围中，可鄙的斤斤计较和精明算计是没有立锥之地的——明目张胆的剥削行为就更不用说了。比利时学者亨利？皮朗对此有过一段精辟的评论：“中世纪的经济……无愧于它同时代的教堂。它使资产者廉价地得到了生活上的好处。它无情地打击各种营私舞弊行为，使劳动者免遭受竞争和剥削，规定了劳动者的工作和工资，关心他的卫生条件，开创了学徒制度，禁止雇用妇女和儿童。”这或许可以作为欧洲中世纪“道德经济”的一个注脚。
另一方面，企业家诚信的养成，除了宗教因素外，还与相对开放、公平的社会制度有关。具有相对独立人格的商人，只要努力，就有机会获得成功，这种可通过努力就能实现的、可预期的成功机会，也会促成企业家通过诚实劳动实现自我。“斯迈尔斯神话”表明，工业革命在英国取得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国有一个合理的社会阶层垂直流动机制。“斯迈尔斯神话”与“美国梦”类似，认為英国早期的工业家们大多是靠自我奋斗成功的“自我塑造之人”：他们大多“出身卑微，生长在普通甚至是贫穷的家庭，作为工资劳动者开始其职业生涯，通过自学获得必要的知识；他们大多工作勤奋、生活节俭、品格高尚，有些人还具有发明创造才能；他们创办企业，从小打小闹开始，最终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并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尽管实证研究表明，新生的工厂主、企业家集团，大多来自在社会中处境较佳、占有社会资源优势的群体。但这与“斯迈尔斯神话”并不矛盾，家庭出身等先天条件在个人成功中具有加成作用，这在任何社会都不能避免。关键在于不能人为地阻塞阶层垂直流动的通道，保障下层社会也有机会通过努力实现梦想。在这方面，英国恰好具有这样一种机制：英国较早地发展了一种以“土地贵族一中等阶级一工资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存在着日益增大的层次复杂的中间阶层，社会各阶层或阶级间的界线较模糊，各阶层之间没有刚性的制度性差别，唯一的区别是占有财富的多寡。各阶层都不是封闭的群体，个人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在社会阶层的阶梯上攀爬上升，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充满进取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业革命与企业家集团的兴起仅仅是这个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一个例证和延续。18世纪前后欧洲不同国家有着截然相反的财富获取方式。法国和普鲁士的法院、政府、军队，更能吸引才能人士加盟，但在英国，司法和公共部门多由兼职者担任，年轻人更可能通过商业、工业或金融业创造财富，这其中的少部分人最终成为推动工业革命的经济精英。凡勃伦在其名著《企业论》中指出：有远见的企业家非常重视包括诚信在内的商誉。而社会阶层流动的公平机制，则是促使企业家“有远见”或者说追求长期利益的重要原因。
在我们所受的教育中，英国的成功主要是对外掠夺与对内剥削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不能解释工业革命在英国的成功。历史上依赖对外掠夺、对内剥削的国家很多，但并未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勿庸讳言，对外掠夺与对内剥削加速了英国的成功，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其它因素。
英国学者伊恩？布兰德尼在其《有信仰的资本：维多利亚时代的商业精神》一书中，通过介绍10位有代表性的企业家，指出政治体制和宗教信仰在培养“企业家精神”中具有重要作用：这些企业家“都深深地被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道德观和基督教的价值观所激励，他们做事有条理、有规律；生活节俭，在工作上不懈地努力和自我提升；在生活方面又是自律和自我节制的榜样。其中七位是彻头彻尾的禁酒主义者，另外三位只是偶尔喝一点。他们毫无例外地早睡早起，选择有益于健康令人奋发的独特体能锻炼——很多人喜欢在早上洗冷水澡，而不愿意参加抽烟、赌博、晚宴、跳舞等颓废的娱乐消遣活动。虽然这些企业家们常常严格地要求自己，但他们却不是乏味的人。他们反对缺乏快乐的单调生活，鼓励人有开明的思想，培养人们对艺术和政治运动的浓厚兴趣。他们充满温情，富于同情心，坚定地要提高员工的生活质量——不但是物质上，也包括文化、社交、道德等方面的提升。”
19世纪末，英国的优势逐渐丧失，这是英国不能与时俱进的结果。1851年，一个法国人参加了在水晶宫举办的博览会后说：像英国这样一个贵族国家却成功养活了它的人民；而法国，一个民主的国家，却只会为贵族进行生产。但是，英国的优势是一种比较优势，即在当时是比较公平的，也给了底层向高层转变的通道。但这种相对优势，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就会被其它国家超越。在维多利亚时代，财富的分配始终不均，贫富对比十分明显。一方面，有贵族宫殿式的庄园生活；另一方面，则是农人破败的茅屋草舍。一方面，是工厂主舒适的生活享受；另一方面，则是失业工人绝望的生存挣扎。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一个国家存在着天堂与地狱的鸿沟。英国首相迪斯雷利曾把这一时期的英国说成是“两个民族”的国家，并深深担忧：“当茅屋不舒服时，宫殿是不会安全的。”与之相对应的，是英国人引以为傲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制度、文官制度、司法制度、议会选举制度等，在“光荣革命”后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不过时过境迁，到了工业革命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这套制度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仅以议会选举为例，1715年选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47%，到1813年，则只占25%了。1793年一个由辉格党组成的团体“人民之友会”曾发表过一份报告，说英格兰总共400多个议席中，占一半以上的256个议席是由11075个选民选出来的。选民人数少对于贵族最为有利，它能使贵族寡头利用贿选来操纵选举。当时，贿选风气盛行，几乎每一个议员都是靠花钱买来的。议员花钱进议会，又必然指望政府再花钱收买他们。于是腐败之风盛行，这就是“腐败的旧制度”。 与此同时，企业家精神弱化，创新动力不足，燃油动力出现了，英国仍依赖于蒸汽机而不愿意投资新技术。随着美国、德国、日本的崛起，英国相对衰落。总之，在进入工业化之后，英国却沉迷于世界霸主的无限自豪中，他们将这一切归结于英国的制度优越，而忽视了制度中的结构性弊病。直到19世纪下半叶，当英国越过强盛的巅峰时，人们才开始反思，进而对政治制度进行大调整。
正式规则约束企业家私德
19世纪末，美国取代英国的崛起，一般强调的是美国“企业家精神”中的创新，但诚信依然在美国“企业家精神”崛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主流价值观或者说立国精神来自清教文化。清教徒是16世纪中叶英国国教会内以加尔文学说为旗帜的改革派，他们因为不满教会改革，逃到北美大陆，清教徒构成了当时北美移民的主体。“他们提倡勤俭清洁的生活，希望在新大陆上建造自己的山巅之城”。“清教主義成为当时人们共同的价值观，他们提倡的思想主要有：虔敬、谦卑、严肃、诚实、勤勉和节俭”。
清教徒的价值观有助于“企业家精神”、尤其是创新与诚信精神的培养。清教徒信奉“上帝对人的获救有绝对自由权，但人可以通过在尘世职业上的成就以获得受到上帝恩宠的确证。”相信努力工作便能取悦上帝，勤劳致富是获得再生的唯一手段。清教徒们自觉地努力工作，把工作视为快乐，这种观念促使他们不断开拓边疆，征服自然，养成了敢于冒险、不断进取的精神，这种性格使美国人获得了物质上的成功。
勤俭致富的价值观还表现在美国人敬仰推崇那些白手起家的英雄（a self-made man），在美国这样一个尊重个体的社会，人人信奉“自助者天助之”，相信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都可以凭借勤奋获得成功。
清教徒强调相互协作的精神。最早的清教徒培根說：“爱就是与社区绑定在一起”。这种精神至今延续，例如美国童子军是全国性组织，但也是社区的重要组织，它的口号就是“勇往直前，天天向上”。美国人虽然有很强的个人主义，但参与社区活动的投入比中国高得多，这为现代社会的合作经济提供了物质基础，像Linux、Facebook等社区协作文化的形成，可能就与这种精神相关。
清教徒的价值主张既有利于经济增长，又有利于经济增长中的合作精神，这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培养具有正向引导作用，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进入19世纪中期以后，美国经济发展迅猛，到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已经跃居世界首位，到1913年，美国GDP占世界GDP总量达到19.1%。
不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最容易受到考验的恰恰也是道德，如果不能抵御物质诱惑，人们的道德水平可能随着经济增长而降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给社会带来了财富，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垄断企业的出现，破坏了公平竞争。大公司运用种种不义手段夺取原料产地、垄断市场、牟取巨额利润，破坏了旧有的经济秩序。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贫富差距更为悬殊，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广大人民未能从经济发展中获益，仍旧生活在贫困之中。1893年，全国9%的家庭占有全国71%的财富。而被经济利益冲昏了头脑的企业家，为富不仁，工厂生产条件十分恶劣。工时长，安全设施缺乏，工人起码的工作安全得不到保障。
特别地，医药、食品安全问题严重。“工厂把发霉的火腿切碎填入香肠；工人们在肉腚上走来走去并随地吐痰；毒死的老鼠被掺进绞肉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这样令人作呕的场景，是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屠场》的片段，描绘的是芝加哥某肉类食品加工厂的场景。据说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边吃早点边读这本小说，读到这里，罗斯福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来，又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抛出窗外。
与此同时，大财团操纵政治，党魁政治恶性发展，政府腐败触目惊心，民主政治为大财富集团任意践踏。各州和地方法官的选派、议会选举和立法程序都受到了腐败集团的影响和控制。1880年至1920年间被称为美国的“进步时代”，期间腐败横行、假冒伪劣猖獗、重大灾难屡屡发生，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与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争取自身合法权益，广大农民、工人、妇女进行了广泛的斗争，“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那些宣称热爱自由却反对煽动的人，正如要庄稼却不耕种土地，要下雨却不要打雷打闪。他们要海洋却不要海浪的咆哮。这样的斗争可能是精神的，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但必须是斗争。没有要求，权势不会倒退半步。这在以前不曾有，将来也不会有。”正是广大人民的积极斗争，获得了政治家的同情与支持。原本坚持自由主义经济的美国，开始对经济进行干预，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比如反垄断的《谢尔曼法》，保障食品安全的《纯食品和药品法》，等等。正是在这段时间内，美国社会完成了一系列改革，从根本上完成了国家治理结构转型，使得美国社会能够重新适应经济的巨大变迁。
20世纪初，亨利？福特提出“制造人人都买得起的汽车”的梦想和卓越远见，并宣布八小时工作制，最低日工资5美元，是当时工资水平的两倍以上（取代了9小时2.34美元的日工资标准）。这造就了千千万万的有车阶级，亨利？福特也因此被尊称为“为世界装上轮子的人”。亨利？福特改善了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与工人实现了共赢。当然，在给予工人阶级更多报酬的同时，企业家们开始实行“科学管理”，科学管理有助于提高效率，这种创新在一定时期内，保障了美国的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
不过，“科学管理”也有弊端，霍博兄弟特别地批判了泰勒创建的科学管理，指出这一理论的中心不在于“科学”，而是蔑视（工）人，泰勒主义延伸出来的时间与动作研究、生产控制、质量控制、成本核算、薪酬定级等机制都事实上摒弃了人的创造性，破坏了集体主义精神。对“泰勒主义”的尊崇，是一种标准化管理对传统人性化管理的替代，它更科学、更有效，但也失去了个性化与主动性。专家取代了传统“企业家”，而专家也是通过“批量”生产的高学历获得者，所谓专家，就是拿个MBA，在大企业中工作两年，以后靠不断换老板来刷新自己的职位和薪水。霍博兄弟通过比较传统企业家与批量生产的专家后得出认为：旧时代的企业家创办企业，是因为爱，比如初期以生产炸药为业的杜邦公司，老板杜邦十分迷恋化学实验，他的祖父、父亲都被炸死在实验室里，他却依然每日沉浸在其中；再比如HP公司，当初是两个人开的一间修理作坊，创始人之一休利特始终对技术保持着浓厚兴趣。而专家，或者说职业经理人，则单纯地追求金钱，将个人利益放在首位，而非企业的业绩。甚至伪造业绩，欺骗投资者。尽管美国的相关立法越来越完善，但失去信仰的管理人员，总是通过发现规则漏洞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甚至把利用规则漏洞当成了“快乐来找茬”游戏，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孔夫子所说的“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观点。 霍博兄弟的观点，表明的是两种管理体系的冲突。“旧时代”更注重个人精神，而“科学管理”则将活生生的人置于正式规则之下，更规范但也缺乏活力。客观地说，霍博兄弟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总体来看，传统的道德伦理约束，让位给正式的监管制度；企业家的私德，被规范化的制度约束，是一个总体趋势。霍博兄弟试图通过强化个人信仰使来约束管理层，估计也不具可行性。社会的发展趋势必然是从感性走向理性，以硬性的制度约束来取代软性的自我约束，以标准化管理取代个性化管理。新教伦理在当代社会的影响日趋下降，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二战”期间美军炮击日本将领山本五十六，当时还比较纠结，感觉这不符合骑士精神，认为军人就应该正面对决，而不应该搞暗杀。但到了今天，美国的“斩首行动”已经成了常规战术，至于所谓的“骑士精神”，估计都没这个概念了。总之，非正式规则给予现代经济一个良好的开端，但随着专业分工的发展，正式规则必将成为主要的约束手段。资本市场发展到今天，监管的难度越来越大，但仍有完善的空间。美国次贷危机的一个重要诱因就是缺乏事后惩罚机制，“雷曼兄弟”破产了，但责任人富尔德却“带着挣到的5亿美元作为一个富人抽身离开雷曼！”在美国政府对破产企业进行救济时，高层管理人员却优先把救济金用来支付“金色降落伞”。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拼命地创造金融衍生品，甚至将贷款放给了根本无力偿还的人，违背了信贷业务的基本原则和常识，因为他们预期政府会救市。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次贷危机根源仍在于规则缺陷，继续完善规则仍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给予企業家公平竞争环境
从英美两国以及其它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企业家精神”对于一个国家的兴衰具有决定性作用。當年英国衰落即源于英国精神的长期低迷，社会冲突不断，人们丧失了进取精神。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丧失进取精神的美国企业家，其龙头企业也多被日本，以及而后的韩国、德国、中国台湾和大陆企业赶超，以致走向破产。
英美等国“企业家精神”与国家兴衰的关系演变，对于中国企业家具有积极的借鉴、指导意义。近代中国引入公司制度后，中国也出现了一批成功的企业家，如盛宣怀、陈光甫、卢作孚、张謇、刘鸿生、张元济等。当时他们面临的也是社会诚信不足问题，其中做得比较成功的企业采取了家族企业形式，像荣氏企业、南洋烟草等，在企业中家族占有控股优势，以此保障自身权益，但这种方式并不能充分发挥公司的融资优势。在专业性比较强的银行业，出现了职业经理人，如张嘉璈、贝祖诒、周作民、李馥荪等人，这些人的特点是具有现代金融知识。但他们被聘为职业经理人，与他们拥有的社会声誉大有关系，因而他们与其他股东也是因为信任形成合作关系。由于这些职业经理人并不控股，公司的融资优势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挥。另外，还有许多企业家采取与政府官商合作的方式，借用国家信用，迅速地扩张了企业规模。应当说，近代企业家在诚信不足的情况下，仍能取得一定成功，与他们因地制宜，采取适合国情的经营方式大有关系。
不过，在具体经营中，仍存在许多问题，而且随着企业扩张，利益诱惑增大，其合作关系也面临困境。许多家族企业发生了父子、兄弟争权夺利的现象。而一些职业经理人，也在经营中不断扩大自身股份，最终成了控股者，把公共公司变成了家族企业。至于那些依附特权的商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是不一而足。荣德生曾悲叹民国时期道德的沦丧：“人心变易，大异往昔，自私者多，直道者少”。范旭东也批评“敦厚友于，在重利的工商界，根本不足挂齿。”杜亚泉认为，近代公司出现诸多问题，本质上是没有解决“义”“利”的关系，而这与当时中国处于快速转型期有关、相关观念未能跟进，甚至错误地理解西方价值观有关。近代之前，中国将“利”和“义”对立起来，而近代以来，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在欧美流行的极端唯物质主义引入中国，最开始表现为富强论，不久变为天演论。在不知不觉中把国人引入到生存竞争的漩涡而不能自拔。物质万能被放在了核心位置，弱肉强食成为了效仿的准则。杜亚泉指出当时中国引入物质主义的错误性：在西方世界，人们在强调利己、权利、竞争的同时，还把服务观念放在重要位置，强调各勤其事，各竞其业。然而在引入中国之后，人们则是直接把追求利益放在一切之上。
近代中国企业家的一个特点是其与政治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不但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及国营企业的经营者利用政治特权获得超经济利润，而且民营企业家也多采取吸引官僚入股的方式获得竞争优势。到了抗战胜利后，资本与权力高度结合，形成权贵资本主义，企业家们不仅仅是钻规则的漏洞，更是为自己量身定做制订规则。这种牺牲国家利益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破坏了经济秩序，也败坏了商业伦理。当然，主要责任不在企业家，主要还是政府的“统制主义”经济政策与腐败的官僚体系，决定了企业家不得不走与权力相结合的道路。曾经慨叹“接近政治如玩火”的陈光甫，却终生以“玩政治”而获益。然而这并不是有良知的企业家想要的结果，坏的制度，必然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果。
建国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企业家阶层一度消失，国营企业的厂长并非企业家，他们按照国家计划安排生产、营销，经营中主要依靠国家信用，经营者信用问题不大，但缺乏自主权，没有积极性，因而没有效率。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新一代的企业家，他们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但依赖的既非诚信，也非创新，而是特权。这也是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决定的必然结果。政府垄断了过多资源，企业家要获得成功，要么本身具有官方身份或背景，要么买通官员，进行权钱交易。完全按照市场原则经营的民营企业家，很难取得成功。而这种凭借政治特权获取暴利的经营模式，使得企业家缺乏创新精神；企业家与权力相结合所具有的“原罪”，又使他们缺乏安全感，因而不会追逐长期利益，对于信誉自然也不看重。
从根本上说，要培养中国“企业家精神”，政府必须放松和解除管制，强化市场功能，弱化官员造租和寻租能力。“政府的管制越多，赋予政府机关的权力越大，政府手中的自由裁量权也就越多，政府官员的意志决定经济社会命运和市场运行的力量也就越强，未来也就不确定、越不可知，企业和个人就越不怎么考虑未来，自然就不怎么讲信誉。”应当说，大部分企业家希望通过正当手段获取财富，主动与官员联手的是少数，多数企业家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实际上也希望在透明、规范、法治、公平的商业环境中运作，不愿意冒法律和政治上的风险。只有给予企业家公平竞争的环境，企业家才有动力追求正当而长远的利益，也才能形成具有创新动力与诚信激励的“企业家精神”。
随着经济的发展，“資本的供给日益充裕”，资本不再是稀缺的生产要素了，其重要性在逐渐下降。与此同时，拥有技术或者管理能力的人才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而在人力资本中，“企业家”是重中之重，因为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是企业，企业的核心是企业家。“企业家”这一概念的演变，形象表明了“企业家”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企业家”最初的含义是冒险的逐利者，1755年，法国经济学家康替龙将“企业家”这一术语首次引入经济学理论；1803年，萨伊赋予企业家以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协调者”的角色；1848年，穆勒认为“企业家”承担着“协调者”“中间商”“创新者”和“不确定性承担者”诸角色，且可以在诸角色之间权变选择。
随着企业家地位的提高，人们归纳企业家具有的特质，称之为“企业家精神”，比如诚实、理性、正直、独立、公正、创造力和自豪感等。而在企业家的所有特质中，最核心的是创新，最基本的则是诚信。
制度、宗教培育“有信仰的资本”
回顾西方文明的复兴，“企业家精神”尤其是企业家诚信，在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始终扮演重要角色。而企业家诚信的形成，也非无源之水。一方面，是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那样，宗教信仰使得人们在追逐经济利益时，比较注重手段的正当性，形成所谓的“道德经济”。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各种行会，都是出于宗教目的而建立。有些行会或商人同业公会，干脆称作“慈善会”，最著名的如图尔内的圣克里斯托夫慈善会等，资产者几乎都是行会会员。在13世纪，对圣体崇拜的发展促进了行会组织的蓬勃兴起，大部分行会完全是为圣体圣事而组成的。资产者、商人和手工匠人组织在一起，是“为了发展、提倡和崇敬祭台的圣体”。在宗教生活渗透到方方面面的中世纪，在到处弥漫着宗教精神的氛围中，可鄙的斤斤计较和精明算计是没有立锥之地的——明目张胆的剥削行为就更不用说了。比利时学者亨利？皮朗对此有过一段精辟的评论：“中世纪的经济……无愧于它同时代的教堂。它使资产者廉价地得到了生活上的好处。它无情地打击各种营私舞弊行为，使劳动者免遭受竞争和剥削，规定了劳动者的工作和工资，关心他的卫生条件，开创了学徒制度，禁止雇用妇女和儿童。”这或许可以作为欧洲中世纪“道德经济”的一个注脚。
另一方面，企业家诚信的养成，除了宗教因素外，还与相对开放、公平的社会制度有关。具有相对独立人格的商人，只要努力，就有机会获得成功，这种可通过努力就能实现的、可预期的成功机会，也会促成企业家通过诚实劳动实现自我。“斯迈尔斯神话”表明，工业革命在英国取得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国有一个合理的社会阶层垂直流动机制。“斯迈尔斯神话”与“美国梦”类似，认為英国早期的工业家们大多是靠自我奋斗成功的“自我塑造之人”：他们大多“出身卑微，生长在普通甚至是贫穷的家庭，作为工资劳动者开始其职业生涯，通过自学获得必要的知识；他们大多工作勤奋、生活节俭、品格高尚，有些人还具有发明创造才能；他们创办企业，从小打小闹开始，最终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并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尽管实证研究表明，新生的工厂主、企业家集团，大多来自在社会中处境较佳、占有社会资源优势的群体。但这与“斯迈尔斯神话”并不矛盾，家庭出身等先天条件在个人成功中具有加成作用，这在任何社会都不能避免。关键在于不能人为地阻塞阶层垂直流动的通道，保障下层社会也有机会通过努力实现梦想。在这方面，英国恰好具有这样一种机制：英国较早地发展了一种以“土地贵族一中等阶级一工资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存在着日益增大的层次复杂的中间阶层，社会各阶层或阶级间的界线较模糊，各阶层之间没有刚性的制度性差别，唯一的区别是占有财富的多寡。各阶层都不是封闭的群体，个人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在社会阶层的阶梯上攀爬上升，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充满进取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业革命与企业家集团的兴起仅仅是这个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一个例证和延续。18世纪前后欧洲不同国家有着截然相反的财富获取方式。法国和普鲁士的法院、政府、军队，更能吸引才能人士加盟，但在英国，司法和公共部门多由兼职者担任，年轻人更可能通过商业、工业或金融业创造财富，这其中的少部分人最终成为推动工业革命的经济精英。凡勃伦在其名著《企业论》中指出：有远见的企业家非常重视包括诚信在内的商誉。而社会阶层流动的公平机制，则是促使企业家“有远见”或者说追求长期利益的重要原因。
在我们所受的教育中，英国的成功主要是对外掠夺与对内剥削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不能解释工业革命在英国的成功。历史上依赖对外掠夺、对内剥削的国家很多，但并未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勿庸讳言，对外掠夺与对内剥削加速了英国的成功，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其它因素。
英国学者伊恩？布兰德尼在其《有信仰的资本：维多利亚时代的商业精神》一书中，通过介绍10位有代表性的企业家，指出政治体制和宗教信仰在培养“企业家精神”中具有重要作用：这些企业家“都深深地被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道德观和基督教的价值观所激励，他们做事有条理、有规律；生活节俭，在工作上不懈地努力和自我提升；在生活方面又是自律和自我节制的榜样。其中七位是彻头彻尾的禁酒主义者，另外三位只是偶尔喝一点。他们毫无例外地早睡早起，选择有益于健康令人奋发的独特体能锻炼——很多人喜欢在早上洗冷水澡，而不愿意参加抽烟、赌博、晚宴、跳舞等颓废的娱乐消遣活动。虽然这些企业家们常常严格地要求自己，但他们却不是乏味的人。他们反对缺乏快乐的单调生活，鼓励人有开明的思想，培养人们对艺术和政治运动的浓厚兴趣。他们充满温情，富于同情心，坚定地要提高员工的生活质量——不但是物质上，也包括文化、社交、道德等方面的提升。”
19世纪末，英国的优势逐渐丧失，这是英国不能与时俱进的结果。1851年，一个法国人参加了在水晶宫举办的博览会后说：像英国这样一个贵族国家却成功养活了它的人民；而法国，一个民主的国家，却只会为贵族进行生产。但是，英国的优势是一种比较优势，即在当时是比较公平的，也给了底层向高层转变的通道。但这种相对优势，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就会被其它国家超越。在维多利亚时代，财富的分配始终不均，贫富对比十分明显。一方面，有贵族宫殿式的庄园生活；另一方面，则是农人破败的茅屋草舍。一方面，是工厂主舒适的生活享受；另一方面，则是失业工人绝望的生存挣扎。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一个国家存在着天堂与地狱的鸿沟。英国首相迪斯雷利曾把这一时期的英国说成是“两个民族”的国家，并深深担忧：“当茅屋不舒服时，宫殿是不会安全的。”与之相对应的，是英国人引以为傲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制度、文官制度、司法制度、议会选举制度等，在“光荣革命”后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不过时过境迁，到了工业革命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这套制度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仅以议会选举为例，1715年选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47%，到1813年，则只占25%了。1793年一个由辉格党组成的团体“人民之友会”曾发表过一份报告，说英格兰总共400多个议席中，占一半以上的256个议席是由11075个选民选出来的。选民人数少对于贵族最为有利，它能使贵族寡头利用贿选来操纵选举。当时，贿选风气盛行，几乎每一个议员都是靠花钱买来的。议员花钱进议会，又必然指望政府再花钱收买他们。于是腐败之风盛行，这就是“腐败的旧制度”。 与此同时，企业家精神弱化，创新动力不足，燃油动力出现了，英国仍依赖于蒸汽机而不愿意投资新技术。随着美国、德国、日本的崛起，英国相对衰落。总之，在进入工业化之后，英国却沉迷于世界霸主的无限自豪中，他们将这一切归结于英国的制度优越，而忽视了制度中的结构性弊病。直到19世纪下半叶，当英国越过强盛的巅峰时，人们才开始反思，进而对政治制度进行大调整。
正式规则约束企业家私德
19世纪末，美国取代英国的崛起，一般强调的是美国“企业家精神”中的创新，但诚信依然在美国“企业家精神”崛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主流价值观或者说立国精神来自清教文化。清教徒是16世纪中叶英国国教会内以加尔文学说为旗帜的改革派，他们因为不满教会改革，逃到北美大陆，清教徒构成了当时北美移民的主体。“他们提倡勤俭清洁的生活，希望在新大陆上建造自己的山巅之城”。“清教主義成为当时人们共同的价值观，他们提倡的思想主要有：虔敬、谦卑、严肃、诚实、勤勉和节俭”。
清教徒的价值观有助于“企业家精神”、尤其是创新与诚信精神的培养。清教徒信奉“上帝对人的获救有绝对自由权，但人可以通过在尘世职业上的成就以获得受到上帝恩宠的确证。”相信努力工作便能取悦上帝，勤劳致富是获得再生的唯一手段。清教徒们自觉地努力工作，把工作视为快乐，这种观念促使他们不断开拓边疆，征服自然，养成了敢于冒险、不断进取的精神，这种性格使美国人获得了物质上的成功。
勤俭致富的价值观还表现在美国人敬仰推崇那些白手起家的英雄（a self-made man），在美国这样一个尊重个体的社会，人人信奉“自助者天助之”，相信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都可以凭借勤奋获得成功。
清教徒强调相互协作的精神。最早的清教徒培根說：“爱就是与社区绑定在一起”。这种精神至今延续，例如美国童子军是全国性组织，但也是社区的重要组织，它的口号就是“勇往直前，天天向上”。美国人虽然有很强的个人主义，但参与社区活动的投入比中国高得多，这为现代社会的合作经济提供了物质基础，像Linux、Facebook等社区协作文化的形成，可能就与这种精神相关。
清教徒的价值主张既有利于经济增长，又有利于经济增长中的合作精神，这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培养具有正向引导作用，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进入19世纪中期以后，美国经济发展迅猛，到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已经跃居世界首位，到1913年，美国GDP占世界GDP总量达到19.1%。
不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最容易受到考验的恰恰也是道德，如果不能抵御物质诱惑，人们的道德水平可能随着经济增长而降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给社会带来了财富，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垄断企业的出现，破坏了公平竞争。大公司运用种种不义手段夺取原料产地、垄断市场、牟取巨额利润，破坏了旧有的经济秩序。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贫富差距更为悬殊，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广大人民未能从经济发展中获益，仍旧生活在贫困之中。1893年，全国9%的家庭占有全国71%的财富。而被经济利益冲昏了头脑的企业家，为富不仁，工厂生产条件十分恶劣。工时长，安全设施缺乏，工人起码的工作安全得不到保障。
特别地，医药、食品安全问题严重。“工厂把发霉的火腿切碎填入香肠；工人们在肉腚上走来走去并随地吐痰；毒死的老鼠被掺进绞肉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这样令人作呕的场景，是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屠场》的片段，描绘的是芝加哥某肉类食品加工厂的场景。据说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边吃早点边读这本小说，读到这里，罗斯福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来，又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抛出窗外。
与此同时，大财团操纵政治，党魁政治恶性发展，政府腐败触目惊心，民主政治为大财富集团任意践踏。各州和地方法官的选派、议会选举和立法程序都受到了腐败集团的影响和控制。1880年至1920年间被称为美国的“进步时代”，期间腐败横行、假冒伪劣猖獗、重大灾难屡屡发生，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与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争取自身合法权益，广大农民、工人、妇女进行了广泛的斗争，“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那些宣称热爱自由却反对煽动的人，正如要庄稼却不耕种土地，要下雨却不要打雷打闪。他们要海洋却不要海浪的咆哮。这样的斗争可能是精神的，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但必须是斗争。没有要求，权势不会倒退半步。这在以前不曾有，将来也不会有。”正是广大人民的积极斗争，获得了政治家的同情与支持。原本坚持自由主义经济的美国，开始对经济进行干预，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比如反垄断的《谢尔曼法》，保障食品安全的《纯食品和药品法》，等等。正是在这段时间内，美国社会完成了一系列改革，从根本上完成了国家治理结构转型，使得美国社会能够重新适应经济的巨大变迁。
20世纪初，亨利？福特提出“制造人人都买得起的汽车”的梦想和卓越远见，并宣布八小时工作制，最低日工资5美元，是当时工资水平的两倍以上（取代了9小时2.34美元的日工资标准）。这造就了千千万万的有车阶级，亨利？福特也因此被尊称为“为世界装上轮子的人”。亨利？福特改善了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与工人实现了共赢。当然，在给予工人阶级更多报酬的同时，企业家们开始实行“科学管理”，科学管理有助于提高效率，这种创新在一定时期内，保障了美国的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
不过，“科学管理”也有弊端，霍博兄弟特别地批判了泰勒创建的科学管理，指出这一理论的中心不在于“科学”，而是蔑视（工）人，泰勒主义延伸出来的时间与动作研究、生产控制、质量控制、成本核算、薪酬定级等机制都事实上摒弃了人的创造性，破坏了集体主义精神。对“泰勒主义”的尊崇，是一种标准化管理对传统人性化管理的替代，它更科学、更有效，但也失去了个性化与主动性。专家取代了传统“企业家”，而专家也是通过“批量”生产的高学历获得者，所谓专家，就是拿个MBA，在大企业中工作两年，以后靠不断换老板来刷新自己的职位和薪水。霍博兄弟通过比较传统企业家与批量生产的专家后得出认为：旧时代的企业家创办企业，是因为爱，比如初期以生产炸药为业的杜邦公司，老板杜邦十分迷恋化学实验，他的祖父、父亲都被炸死在实验室里，他却依然每日沉浸在其中；再比如HP公司，当初是两个人开的一间修理作坊，创始人之一休利特始终对技术保持着浓厚兴趣。而专家，或者说职业经理人，则单纯地追求金钱，将个人利益放在首位，而非企业的业绩。甚至伪造业绩，欺骗投资者。尽管美国的相关立法越来越完善，但失去信仰的管理人员，总是通过发现规则漏洞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甚至把利用规则漏洞当成了“快乐来找茬”游戏，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孔夫子所说的“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观点。 霍博兄弟的观点，表明的是两种管理体系的冲突。“旧时代”更注重个人精神，而“科学管理”则将活生生的人置于正式规则之下，更规范但也缺乏活力。客观地说，霍博兄弟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总体来看，传统的道德伦理约束，让位给正式的监管制度；企业家的私德，被规范化的制度约束，是一个总体趋势。霍博兄弟试图通过强化个人信仰使来约束管理层，估计也不具可行性。社会的发展趋势必然是从感性走向理性，以硬性的制度约束来取代软性的自我约束，以标准化管理取代个性化管理。新教伦理在当代社会的影响日趋下降，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二战”期间美军炮击日本将领山本五十六，当时还比较纠结，感觉这不符合骑士精神，认为军人就应该正面对决，而不应该搞暗杀。但到了今天，美国的“斩首行动”已经成了常规战术，至于所谓的“骑士精神”，估计都没这个概念了。总之，非正式规则给予现代经济一个良好的开端，但随着专业分工的发展，正式规则必将成为主要的约束手段。资本市场发展到今天，监管的难度越来越大，但仍有完善的空间。美国次贷危机的一个重要诱因就是缺乏事后惩罚机制，“雷曼兄弟”破产了，但责任人富尔德却“带着挣到的5亿美元作为一个富人抽身离开雷曼！”在美国政府对破产企业进行救济时，高层管理人员却优先把救济金用来支付“金色降落伞”。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拼命地创造金融衍生品，甚至将贷款放给了根本无力偿还的人，违背了信贷业务的基本原则和常识，因为他们预期政府会救市。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次贷危机根源仍在于规则缺陷，继续完善规则仍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给予企業家公平竞争环境
从英美两国以及其它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企业家精神”对于一个国家的兴衰具有决定性作用。當年英国衰落即源于英国精神的长期低迷，社会冲突不断，人们丧失了进取精神。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丧失进取精神的美国企业家，其龙头企业也多被日本，以及而后的韩国、德国、中国台湾和大陆企业赶超，以致走向破产。
英美等国“企业家精神”与国家兴衰的关系演变，对于中国企业家具有积极的借鉴、指导意义。近代中国引入公司制度后，中国也出现了一批成功的企业家，如盛宣怀、陈光甫、卢作孚、张謇、刘鸿生、张元济等。当时他们面临的也是社会诚信不足问题，其中做得比较成功的企业采取了家族企业形式，像荣氏企业、南洋烟草等，在企业中家族占有控股优势，以此保障自身权益，但这种方式并不能充分发挥公司的融资优势。在专业性比较强的银行业，出现了职业经理人，如张嘉璈、贝祖诒、周作民、李馥荪等人，这些人的特点是具有现代金融知识。但他们被聘为职业经理人，与他们拥有的社会声誉大有关系，因而他们与其他股东也是因为信任形成合作关系。由于这些职业经理人并不控股，公司的融资优势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挥。另外，还有许多企业家采取与政府官商合作的方式，借用国家信用，迅速地扩张了企业规模。应当说，近代企业家在诚信不足的情况下，仍能取得一定成功，与他们因地制宜，采取适合国情的经营方式大有关系。
不过，在具体经营中，仍存在许多问题，而且随着企业扩张，利益诱惑增大，其合作关系也面临困境。许多家族企业发生了父子、兄弟争权夺利的现象。而一些职业经理人，也在经营中不断扩大自身股份，最终成了控股者，把公共公司变成了家族企业。至于那些依附特权的商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是不一而足。荣德生曾悲叹民国时期道德的沦丧：“人心变易，大异往昔，自私者多，直道者少”。范旭东也批评“敦厚友于，在重利的工商界，根本不足挂齿。”杜亚泉认为，近代公司出现诸多问题，本质上是没有解决“义”“利”的关系，而这与当时中国处于快速转型期有关、相关观念未能跟进，甚至错误地理解西方价值观有关。近代之前，中国将“利”和“义”对立起来，而近代以来，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在欧美流行的极端唯物质主义引入中国，最开始表现为富强论，不久变为天演论。在不知不觉中把国人引入到生存竞争的漩涡而不能自拔。物质万能被放在了核心位置，弱肉强食成为了效仿的准则。杜亚泉指出当时中国引入物质主义的错误性：在西方世界，人们在强调利己、权利、竞争的同时，还把服务观念放在重要位置，强调各勤其事，各竞其业。然而在引入中国之后，人们则是直接把追求利益放在一切之上。
近代中国企业家的一个特点是其与政治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不但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及国营企业的经营者利用政治特权获得超经济利润，而且民营企业家也多采取吸引官僚入股的方式获得竞争优势。到了抗战胜利后，资本与权力高度结合，形成权贵资本主义，企业家们不仅仅是钻规则的漏洞，更是为自己量身定做制订规则。这种牺牲国家利益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破坏了经济秩序，也败坏了商业伦理。当然，主要责任不在企业家，主要还是政府的“统制主义”经济政策与腐败的官僚体系，决定了企业家不得不走与权力相结合的道路。曾经慨叹“接近政治如玩火”的陈光甫，却终生以“玩政治”而获益。然而这并不是有良知的企业家想要的结果，坏的制度，必然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果。
建国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企业家阶层一度消失，国营企业的厂长并非企业家，他们按照国家计划安排生产、营销，经营中主要依靠国家信用，经营者信用问题不大，但缺乏自主权，没有积极性，因而没有效率。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新一代的企业家，他们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但依赖的既非诚信，也非创新，而是特权。这也是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决定的必然结果。政府垄断了过多资源，企业家要获得成功，要么本身具有官方身份或背景，要么买通官员，进行权钱交易。完全按照市场原则经营的民营企业家，很难取得成功。而这种凭借政治特权获取暴利的经营模式，使得企业家缺乏创新精神；企业家与权力相结合所具有的“原罪”，又使他们缺乏安全感，因而不会追逐长期利益，对于信誉自然也不看重。
从根本上说，要培养中国“企业家精神”，政府必须放松和解除管制，强化市场功能，弱化官员造租和寻租能力。“政府的管制越多，赋予政府机关的权力越大，政府手中的自由裁量权也就越多，政府官员的意志决定经济社会命运和市场运行的力量也就越强，未来也就不确定、越不可知，企业和个人就越不怎么考虑未来，自然就不怎么讲信誉。”应当说，大部分企业家希望通过正当手段获取财富，主动与官员联手的是少数，多数企业家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实际上也希望在透明、规范、法治、公平的商业环境中运作，不愿意冒法律和政治上的风险。只有给予企业家公平竞争的环境，企业家才有动力追求正当而长远的利益，也才能形成具有创新动力与诚信激励的“企业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