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阶级地域化基层社会的同构及其对国家治理的挑战问题，主要包含四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理论；第二个是特征；第三个是挑战；第四个是出路。具体来说，第一个，从理论上我们讲，所有的研究分层基本上就是一个职业分层，职业跟收入联系在一起。现在我们就发现其实在很多的城市里，它的职业分层与地域分层是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它的职业分层与地域分层的结合做得越来越大。因为在改革开放以前，毛泽东时代推行的贫富混居实际上淡化了地域分层，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社区里调研，这就是一个军区司令员的住宅，边上就是最穷最穷的人，最穷的人能够跟军区司令员共处一地，这是毛泽东时代的遗产。那现在这个状况已经看不到了，所以说职业分成与地域分层的同构性越来越强。
　　尤其对上海来讲，两种社会分层的界标，一个是道路，一个是地域。在以前的话，只要报出住在哪一条路，基本上阶层地位大部分都比较清楚，学者陈思和教授曾经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就是研究道路为界标对上海这样的一个分层。由于陈思和教授从小就生活在上海，对上海的道路界标的形成分层有非常切身的感受。道路作为分层的界标的这个效率越来越弱，而地域这个界标的分层越来越强，接下来，上海就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像法国巴黎、美国纽约这样的有富人区与穷人区的空间隔离。因此，理论思考的第一点就是职业分层与地域分层越来越趋向于同构和合一；第二点就是道路作为社会分层界标的效率越来越弱，地域作为社会分层的界标的效率是越来越强，会导致穷人区与富人区的一个空间的隔离。
　　第二个特征，经过我的调查研究发现，现在由于阶级的地域化，实际上它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中产、上中产阶级为载体的这个阶级地域化；还有一个就是以底层阶级为载体的地域化，以底层阶级为载体的地域化，主要是在城乡结合部。其实最有趣的研究应该是把这两种地域化的阶级做一个对比，城乡结合部我也去做过调查，但是这个调查现在还不够深。以中产阶级为载体的这个阶级的地域化，它主要有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用高财产传递愿望，这个非常高的财产传递的愿望，就是日本人曾经写过的一本书，叫阶级可以被继承、遗传，阶级是遗传的，就是说它这些人。我最近在读一本书是由美国学者保罗·福塞尔写的《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位》，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里面讲到了中产阶级是一个最谨小慎微、了无声息的一个阶层。后来发现确实是这样，中产阶级特别在意自己的职业安全，比如说我们老师现在不敢批评了，老师现在没有霸气了，所以说非常谨小慎微、了无声息。但是我调研的这个地方不是这样，它不是中产或者是下中产，它是一个上中产，但是又不是大福大贵，像很大的资本家。然后他们就特别在意自己的财产安全，他想自己的财产能够世世代代传递下去，这是第一个特征，具有很高的财产的传递愿望。像我们想有这个愿望，你肯定也没有那么多的财产，就银行存个几十万、上百万块钱，过几天我住院了，那笔钱你花掉了。所以说没有很强的，我们有时候就希望小孩能够读书读好一点，不要想继承财产，我也没有财产，但是他们不行，他们因为买了一栋别墅就两千万，那是很希望财产遗传下去。比如，关于房子，欧洲人对于房子他们是很希望能够世世代代地传递下去。
　　第二个特征，我用了一个词叫“跨小区联盟”或者叫“网络空间中的组织化”，这个跨小区联盟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在很多的老城区里面调研的时候，很多老百姓，老的城区里面很多关心的是本小区的议题，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调研的时候发现，他们不关心本小区议题，他们关心的是通过借助于微信、借助于网络形成的跨小区的联盟，关注的是两岸议题。第一个最关心的问题是，最好的医疗资源能不能在这里配置；第二个最关心的问题是，最好的教育资源能不能在这里配置。随着现在交通发达，交通已不是最关心的了。所以说就形成了一个跨小区联盟，这个跨小区联盟是我在老的城区里面做调研的时候，甚至在城乡结合部的底层阶级为载体的大型居住区里面有时候还没有看到。他们这个跨小区联盟的这个程度，紧密的程度很高、非常高。
　　第三个特征就是依法维权与过度维权并存。因为他们是有很强的法律概念的、法律意识的，甚至有一个养老院他们要建在他们那个地方，他们把养老院叫成死人院。然后就是说老小区的抗争的形态跟以上中产阶级作为载体的这个社区的抗争的形态、手段完全不一样。上中产阶级在抗争的时候，首先拿出法律的武器，依法维权，就是有点依法抗争、依法维权的色彩很强。但是同时，因为他们又具有很强的对财权的敏感，所以特别具有这种导致他们过度维权。所以我在社区里面调研就发现，我用了一个概念就是社区的公共素养与你的行政级别，与你的教育程度一点关系都没有，社区公共素养与你的教育水平，与你的行政级别没有关系。后来我又在想它与什么有关系，我感觉到它是与规训有关系，规训，有很多种的，有强制性的，有示范性的，有感化性的。所以这时候就发现，买别墅的人，越喜欢违章搭建，然后要拆他的违章搭建的时候，他暴力抗衡的程度比一般老百姓要强得多，对财产的敏感特别高。300个平方不够住的，一定要往地下挖，所以说北京很危险，上海也有很多挖地，有个朋友亲戚买了房，然后就感觉到往地下挖，他们的房子都快成危房了。这个在西方国家，有学者会告诉我们说，社区在现代西方国家已经失衡了，但是我们去看看他们的社区确实走了一条比较极端化的道路，就是法治化的道路，要在西方这种法制国家，你要往地下挖那可惨了，那你的成本可大了，那不仅是关进去的问题，那可能你子女找不到工作的问题，因为你人的信誉没有了。但是在我们这里也没办法，街道没办法，社区也没办法，这就是依法维权与过度维权。
　　第四个特征就是身份优势与地域优势的合一。由于我们以前人比较强调一种人的身份，什么叫身份优势，书里面的一句话，他说如果我的孩子正在上长笛课，他就表达一种孩子的兴趣。我小孩喜欢长笛，但是他说如果我的小孩正在学古大提琴，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暴露的不是他的孩子的兴趣这个信息，他暴露的是他的感情信号。我觉得是对的。以前我经常穿上西装走到电梯里边，年轻的时候不懂事的时候，趾高气扬的，学生问你干什么去？我说道东方艺术中心听叫响乐曲，我在表达我一种感情信号。其实交响乐我一点都听不懂，现在年纪大了变得朴实一点了，以前是非常虚伪，就是要表达一种感情信号。所以说，但是现在对于这个地方的人来讲，我就发现他的身份优势，因为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地域优势，因为我们住在这里住别墅，但是他们这些人就身份优势与地域优势是完全合一的。我们可能仅仅有时候会比较虚荣地表达一下我们的身份优势，但是这里身份优势与地域优势是高度合一的。 　　第三是挑战。第一个挑战，中国从平面社会向立体社会的转变好像开始启动了。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我自己研究古代中国社会制度唯一的一个观点，中国不是一个阶级社会，中国至少从科举制推行以后，阶级社会的色彩越来越弱了。但是我们看欧美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阶级社会，阶级社会的特点就是立体的，我们不是一个阶级社会，那我们是什么，我们主要是以一个个的民，民为方本，不是阶级为方本，民的困难是什么，就是一个个的家庭组合在一起的平面式的。所以你看我们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我们的很多的政策救助也好，劳保也好、低保也好很多的政策，它不是跟阶级连在一起的，它可能都是要落实到一个个家庭里面去的，这个是平面。王岐山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里有句话非常有名，在法国是只有阶级才能占据历史，君王是占据不了历史的。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一片云飘过来，下了几滴雨，就能打死几十个贵族，它这个贵族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阶层，一个庞大的奢侈的消费阶层，它的阶级对抗这么厉害。所以说，我一直觉得中国它不是一个阶级社会，它是一个平面社会，有时候我们特别强调政策能够惠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但是以前我们叫阶层，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统计学语言，比如十大阶层是一个统计学语言，那么现在来讲，我就感觉到阶级让我看到了非常客观性的存在这么一个地域化的一个阶级形态。我就感觉到从平面社会向立体社会的改变有可能出现。这里有几个问题，到底是平面社会有利于国家治理，还是阶级社会有利于国家治理，我现在没想清楚，它肯定会导致出不同的一个国家治理的形态。
　　第二个就是城市里面越来越存在一个阶级化的空间再生产。我们说这个空间的等级化程度越来越高，甚至有时候在城市里面越来越暴露出一个对于空间的一个斟酌。第三个就是管理的困境。管理的困境里面我调研的数据发现，财权这种安全意识、财产保护与业委会的冲突非常厉害，这个我就不多讲了，由于时间关系。
　　第四是出路。第一，我觉得应该是走社区内部治理民主化的道路，就是把这些人的很多一些关注的焦点慢慢地转移到对社区内部治理的关注上面，就是社区内部治理的民主化。第二个就是区域管理要走法制道路，所以我觉得像类似的这样一块上中产阶级为载体的一种空间和区域要走法制化的道路。第三个就是，我自己提出来，这是我最近一直呼吁的，就是说科学的城市规划要与社会治理实现它有机的结合。就是科学的城市规划，我最近读了很多城市规划方面的东西，你比如说在现在很多的城市规划，按照法国学者的一个观点，城市越来越成为一种过渡性、淘汰性、排挤性。世博会为我们贡献了这么多的公共产品，包括地铁，但是我发现它把大量的人排挤到了边远地区，排挤到像奉贤、闵行这边。它是属于一种过滤、排挤，按照法国的极端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这个观点，他把城市规划称之为一种无声的暴力。但是有时候我们发现，如果建的地铁越多、越便捷，将来这个城市它可能更多的应该是由一个个的，由20万人到30万人组成的一个城市单元组合而成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城市单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生态，我一直讲这个社区生态有穷人、有富人，有公共资源的配置，有小商、有摊贩。最近不是城市住建部的人，城市研究中心的人对滴水湖边上的城市规划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因为它是彻底失败的。因为它没有穷人，所以说我跟深圳的人讲，深圳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你这个城市连一个自行车车道和人行道都没有，你是不想让穷人在这儿活下去，所以说我跟深圳的城市规划基层管理的人讲，我说我第一次到深圳去，没有见到自行车道，没有人行道，这样激发我一种想象，我敢提出这样的判断。他们现在深表同意，他们认为就是这样，所以说深圳的街头抢劫率很高。上海是这么管的，开始没有这个自行车道，像复旦大学过去没有自行车道，没有人行横道，现在慢慢都把人行横道、自行车道都给划出来了，划出空间给穷人。
　　第四就是公共引擎与责任主体的对称性。什么意思，就是说像公共资源的配置，像最好的教育这样的配置，像教育医疗这样的配置，它可能不是街道这个层面能够解决得了的，甚至有时候也不是区级层面能够解决得了。所以说，我觉得公共议题这个责任主体有一种对称性以后，然后来慢慢地使住在这边的这些人，对自己的身份地位特别关注，对财产安全特别关注的一些人能够清楚的知道，城市的管理和规划不是按照他们这样一个财产的逻辑，买到好的房子就一定给你配置好的资源，不是按照单一的逻辑来配置的。它里面有很多的因素，人口因素，有很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有四条出路，社区内部治理的民主化、区域管理的法制化、科学的城市规划与社会治理的一个有机结合。就是公共议题与责任主体的一个对称性，来使地域化阶级、阶级地域化这样一个基层社会同构能够慢慢地对国家治理的这个挑战，使它能够降到比了低的程度，同时又有一定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
　　（刘建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