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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获自由后，他的父亲感叹这个家庭再也经不起折腾，他的律师希望他能好好过自己的日子，而他自己却认为这个结果跟内心的期待相距甚远—徐武，这位瘦弱的中年男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对信仰执著的人”。他说，在自己的信仰里，“维护法律公正”是最重要的字眼。
6月9日深夜，43 岁的徐武在父母陪同下，走出武钢第二职工医院精神科大楼，回到了离别四年多的家。
曾经火热的“徐武事件”，随着徐武的出院而逐渐平息。
被监视的自由
邻居们很少看到徐武——他大多数时间都呆在屋里，靠父亲徐桂斌几年前买的一本电脑教程，自学网页浏览、文字输入这类基础技能。在2006年年底被送进精神病院前，他还没碰过电脑。
不久前，徐武开通了QQ，甚至还在新浪注册了微博账户“@wuhanxuwu”。在精神病院呆了四年后，他已经没有什么朋友。虚拟的网络世界里的沟通，几乎是他现在接触外界的唯一渠道。
最近他迷上了微博，甚至有了近千名粉丝，而在他关注的400多人中，既有记者、律师，也有网球明星李娜、歌手韩红、地产商人潘石屹。
徐桂斌抱怨说，徐武现在每天除了吃饭，其他时间几乎都坐在电脑前，“尽在网上写些乱七八糟的话”。
徐武在忙着发微博。他打字很慢，一条百来字的微博，可能要耗费他一两个小时。他认为自己的智力下降了不少，并将这当成是在精神病院留下的后遗症。
7月11日，徐武发了一条新微博，以有些混乱的语句讲述了自己当年在北京流浪时被警察拘押的经历。他已发的40多条微博，几乎都与其在精神病院的见闻和逃亡期间的经历有关。或许是因为内容含混拗口，这些微博后的评论大多屈指可数。
但徐桂斌忐忑不安，担心儿子因此再招惹来麻烦。
尽管徐武已重获自由，但徐桂斌说，武钢和社区的工作人员至今仍每天24小时轮班在他家楼下蹲守，只要徐武一出门，这些人就会跟在后面。
回家后的一个月时间里，徐武只外出过三次：一次是买手机号码，另外两次是被人带去医院检查身体。他说每次都有五六个人紧紧跟在后面。
令徐桂斌不安的另一个情况是，在他家所在的居民楼附近，不久前新安装了好几个摄像头，“我们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下”。
那些陌生人和屋外的摄像头让徐武感到恐惧，担心随时被带回精神病院。缺乏安全感，似乎已经成为这位中年男人性格中的一部分。
徐武说自己经常有恐慌情绪。刚回家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甚至对电脑、电饭锅都心存畏惧，害怕它们会发生“爆炸”。
“执著”的人
现在的徐武像一位有着矛盾心理的人——他有时会叹着气表示“今后要学着适应社会，不再去为小事情扯皮”，但更多时候，他会以倔犟的口吻表示，过去的凄凉经历并未改变自己的信仰。
这位瘦弱的中年男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对信仰执著的人”。他说，在自己的信仰里，“维护法律公正”最重要，甚至不惜为之付出一切。
正是因为早年的“执著”，使得他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失去了自由。
尽管现在重获自由，但他认为这跟自己期待的结果相距甚远——在湖北省政府调查组发布的公告中，徐武依然被认定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
徐武拒绝接受这样的认定，也不承认被武汉市第一医院、武汉同济医院等三家医院诊断其患有梅毒的新病情。他向记者发誓说，在过去数年中，自己“不可能有那样的经历”（指性行为）。
在他看来，如果接受“精神病人”和“梅毒患者”的诊断，自己的一生就彻底葬送掉了。但除了发发微博外，徐武现在对如何自证清白毫无头绪。
他完全不听父亲的劝告，拒绝去武汉的任何一家医院对病情进行核实治疗。他认为这些医院会听命于政府，作出不利于自己的诊断。而楼下那些盯梢的人也打消了他到外省求诊的念头。
他总以一种有些盲目的乐观心态安抚自己，“等那些人不再盯着我之后，就会有办法了”。
出院后，武钢的干部曾到徐家，让徐武去上班，但徐武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在微博中写道：“又想（把我）搞进医院。”
不过，这位已过不惑之年的男人对自己的未来依然留有期待。他打算延续过去的爱好，去找一份法律维权领域的工作。
尽管身处底层，但徐武似乎总在追寻一种常人眼中虚无缥缈的荣耀。时至今日，他时常还会说出类似“要为中国的法制健全出力”这样的豪言壮语，甚至还希望能找到一个“懂得法律维权知识”的女人。但在现实中，他仍依靠父母养活。
参与代理徐武一案的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袁裕来说，在他过去接触过的众多民间维权案例中，“不少人会陷入到无休止的诉讼里去，尤其在个人行为得到外界的肯定后，有的人会不能自拔”。他认为徐武一门心思想从事法律职业的想法既有帮助他人的善意，但可能也有满足个人虚荣心的潜在心理。
袁裕来希望徐武在受人瞩目的生活平息之后，“能静下心来，好好去过自己的日子”。
有消息说，武钢方面将向徐家提供包括数十万现金和住房在内的一系列赔偿，而作为交换，徐家将放弃对徐武此前被送入精神病院收治一事的追究。但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徐家人和袁裕来对此传言均不作任何回应。
徐桂斌说，“我们已经经不起折腾，今后的路只能靠徐武自己去走了”。
6月9日深夜，43 岁的徐武在父母陪同下，走出武钢第二职工医院精神科大楼，回到了离别四年多的家。
曾经火热的“徐武事件”，随着徐武的出院而逐渐平息。
被监视的自由
邻居们很少看到徐武——他大多数时间都呆在屋里，靠父亲徐桂斌几年前买的一本电脑教程，自学网页浏览、文字输入这类基础技能。在2006年年底被送进精神病院前，他还没碰过电脑。
不久前，徐武开通了QQ，甚至还在新浪注册了微博账户“@wuhanxuwu”。在精神病院呆了四年后，他已经没有什么朋友。虚拟的网络世界里的沟通，几乎是他现在接触外界的唯一渠道。
最近他迷上了微博，甚至有了近千名粉丝，而在他关注的400多人中，既有记者、律师，也有网球明星李娜、歌手韩红、地产商人潘石屹。
徐桂斌抱怨说，徐武现在每天除了吃饭，其他时间几乎都坐在电脑前，“尽在网上写些乱七八糟的话”。
徐武在忙着发微博。他打字很慢，一条百来字的微博，可能要耗费他一两个小时。他认为自己的智力下降了不少，并将这当成是在精神病院留下的后遗症。
7月11日，徐武发了一条新微博，以有些混乱的语句讲述了自己当年在北京流浪时被警察拘押的经历。他已发的40多条微博，几乎都与其在精神病院的见闻和逃亡期间的经历有关。或许是因为内容含混拗口，这些微博后的评论大多屈指可数。
但徐桂斌忐忑不安，担心儿子因此再招惹来麻烦。
尽管徐武已重获自由，但徐桂斌说，武钢和社区的工作人员至今仍每天24小时轮班在他家楼下蹲守，只要徐武一出门，这些人就会跟在后面。
回家后的一个月时间里，徐武只外出过三次：一次是买手机号码，另外两次是被人带去医院检查身体。他说每次都有五六个人紧紧跟在后面。
令徐桂斌不安的另一个情况是，在他家所在的居民楼附近，不久前新安装了好几个摄像头，“我们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下”。
那些陌生人和屋外的摄像头让徐武感到恐惧，担心随时被带回精神病院。缺乏安全感，似乎已经成为这位中年男人性格中的一部分。
徐武说自己经常有恐慌情绪。刚回家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甚至对电脑、电饭锅都心存畏惧，害怕它们会发生“爆炸”。
“执著”的人
现在的徐武像一位有着矛盾心理的人——他有时会叹着气表示“今后要学着适应社会，不再去为小事情扯皮”，但更多时候，他会以倔犟的口吻表示，过去的凄凉经历并未改变自己的信仰。
这位瘦弱的中年男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对信仰执著的人”。他说，在自己的信仰里，“维护法律公正”最重要，甚至不惜为之付出一切。
正是因为早年的“执著”，使得他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失去了自由。
尽管现在重获自由，但他认为这跟自己期待的结果相距甚远——在湖北省政府调查组发布的公告中，徐武依然被认定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
徐武拒绝接受这样的认定，也不承认被武汉市第一医院、武汉同济医院等三家医院诊断其患有梅毒的新病情。他向记者发誓说，在过去数年中，自己“不可能有那样的经历”（指性行为）。
在他看来，如果接受“精神病人”和“梅毒患者”的诊断，自己的一生就彻底葬送掉了。但除了发发微博外，徐武现在对如何自证清白毫无头绪。
他完全不听父亲的劝告，拒绝去武汉的任何一家医院对病情进行核实治疗。他认为这些医院会听命于政府，作出不利于自己的诊断。而楼下那些盯梢的人也打消了他到外省求诊的念头。
他总以一种有些盲目的乐观心态安抚自己，“等那些人不再盯着我之后，就会有办法了”。
出院后，武钢的干部曾到徐家，让徐武去上班，但徐武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在微博中写道：“又想（把我）搞进医院。”
不过，这位已过不惑之年的男人对自己的未来依然留有期待。他打算延续过去的爱好，去找一份法律维权领域的工作。
尽管身处底层，但徐武似乎总在追寻一种常人眼中虚无缥缈的荣耀。时至今日，他时常还会说出类似“要为中国的法制健全出力”这样的豪言壮语，甚至还希望能找到一个“懂得法律维权知识”的女人。但在现实中，他仍依靠父母养活。
参与代理徐武一案的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袁裕来说，在他过去接触过的众多民间维权案例中，“不少人会陷入到无休止的诉讼里去，尤其在个人行为得到外界的肯定后，有的人会不能自拔”。他认为徐武一门心思想从事法律职业的想法既有帮助他人的善意，但可能也有满足个人虚荣心的潜在心理。
袁裕来希望徐武在受人瞩目的生活平息之后，“能静下心来，好好去过自己的日子”。
有消息说，武钢方面将向徐家提供包括数十万现金和住房在内的一系列赔偿，而作为交换，徐家将放弃对徐武此前被送入精神病院收治一事的追究。但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徐家人和袁裕来对此传言均不作任何回应。
徐桂斌说，“我们已经经不起折腾，今后的路只能靠徐武自己去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