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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个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世界上不会有终结的社会形态，但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终奋斗目标——逻辑上似乎存在的悖论一直困扰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理解。寻找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悖论的消解密码，一直是很多著名哲学家的毕生追求。尽管他们最终都失败了，然而在他们看来，这个工作是极其必要的和有意义的，因为，不仅要使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保持批判性和真理性，而且在逻辑上也应具有完备性和严密性。其实，哥德尔定理早就告诉了我们，任何完备性空间其实是不完备的，悖论是事物普遍的存在形式。同时，非线性科学的深入与后现代思维方式似乎为这个问题带来了新的解构，因为，在后现代看来，范畴的破缺是哲学发展的根本动力。
关键词：生产力；客观规律；共产主义；历史的终结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０8）09－００30－０6
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仅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解释，同时对于共产主义的运动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对此，马克思说道：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
这里，马克思告诉了我们，生产力是基础，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同样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石。反过来，马克思说：
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证明，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②。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③。
马克思这里说得很清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存在反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反作用也用了“决定性”这个词。事实上，这里已经出现了二重悖论。所谓决定，表示了派生性，就是因果关系。从逻辑上讲，已经被决定了，就没有了自主活动的任何余地，那么生产关系就不可能对生产力发生所谓的反作用。直接地说，结果不可能对原因产生作用，也就是说结果不可能去改变原因。就算有反作用，更不会出现决定性的反作用。恩格斯后来也有类似马克思的看法：
而这种颠倒——它在被认清以前是构成我们称之为思想观点的东西的——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我以为这是不言而喻的④。
可能恩格斯发现了逻辑上的问题，后来的说法有了变化，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中这样说到：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情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易了⑤。
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交互作用”，所谓交互作用，就像蛋生鸡，鸡再生蛋，是一个无限循环过程。这里除了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外，没有最终决定力量。但他同时也提到了“归根到底”，实际上还是决定论，悖论并未消除，或者说，悖论更严重了。这个思想后来他又做了更进一步的说明：
这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它由于它本来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了的相对独立性，又反过来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影响。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
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⑥。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无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⑦。
恩格斯的话实际上既有决定论，又有非决定论，难以摆脱内在逻辑完备的困境。到了1893年在《致弗·梅林》时，他把自己的思想做了总结，但悖论始终没有得到消除。
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的一个荒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能够对周围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⑧。
所谓相互作用，或者有决定性的相互作用，是可以这样理解的，一种生产力现状决定着一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和其他因素又决定着新的一种生产力。这个生产力已经不是原来的决定现在生产关系的生产力。这里有一个时间间隔。它们不间断地运作，形成循环地相互构成相互推进的、不断再生产不断更新的关系。但同时说有最终决定力量就违反逻辑了，事实上，如果生产力真是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又是哪里来的？
对此，英国著名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科亨早就注意到马克思的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一个所谓功能解释的方法，试图消解马克思的这个悖论。他认为马克思有一个首要性的论断，那就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具有首要性。所谓首要性，在科亨看来：
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说明的（首要命题）⑨。
他提出一个重要的词“说明”，首先马克思已经说得很清楚，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变化而变化，也就是决定的意思，不是什么说明。同时，“说明”是个什么东西呢？实际上，“说明”更说明不清楚。科亨的目的很清楚，试图调和首要性与事实不首要之间的矛盾。因为，他看到了：
马克思没有谈到关于生产力变化的源泉，这源泉，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处在生产关系中⑩。
在他看来，生产力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生产关系而不是别的，是因为这种生产关系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功能。他举了这样一个著名的例子，鸟有空心骨，因为空心骨易于飞行。首先，我们知道鸟不是因为会飞，才有空心骨，而是有了空心骨的鸟更适合飞。重要的是，他的功能解释无法解释他自己认为的马克思的两个源泉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我们依据马克思的叙述，所能得出的结论而且与现实也是吻合的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一个函数关系，生产力是自变量，生产关系是因变量。在马克思看来，似乎隐含着这个函数是一个线性函数，实际上，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函数在普遍情况下，一定是非线性的。然而，除此以外，我们对这个函数并没有获得更多的了解，曲线的各种性质，比如连续性、可导性、间断点、拐点、可测性、可积性等并不清楚。同时，在现实中存在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在函数上的表示也没有任何进展。有人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二维复合函数，但并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但无论怎么说，这样的尝试对问题的最终解决是有益的。
二、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恩格斯1886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到：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11}。
恩格斯上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一个重要思想，即历史的发展是存在规律性的，或者说历史的进程是由其内在规律所决定的。对于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后来恩格斯又做了阐释，在1895年《恩格斯致威·桑巴特》中说到：
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整个历史进程——指重大事件——到现在为止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也就是说，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2}。
不过，恩格斯在这里话中留下了话：“历史进程——指重大事件”，什么样的事件是重大事件呢？还有小的事件是不是就没有规律了？对此，马克思有另一种说法，他1867年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说到：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3}。
马克思这一句简单的话包含了三层含义：一是承认社会是存在经济运动规律，而且也是能够揭示的；二是和恩格斯有同样的观点，即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的。不过没有恩格斯说得那么决断了；三是提出了人的能动作用。对于人对历史的扰动作用，马克思早在1847年《哲学的贫困》中就谈到：
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14}。其实，1880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已经把人的主观作用做了分析：
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
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完全取决于我们了{15}。
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16}。
事情好像得到了完美的解决，既肯定了客观规律，又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过我们很快发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逻辑冲突，什么叫统治规律呢？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也就是不会被人所统治，怎么会“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
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矛盾的思维困境全来自于黑格尔，一方面黑格尔肯定了规律的客观性。
次序是客体的单纯外在的规定性，它过渡到内在固有的客观规定里去；这种客观规定就是规律{17}。
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他自己杜撰的所谓观念的客观和外在的客观的区分，把规律说成：
作为自在的区别，规律是自身激荡的运动永不消歇的源泉；当它在它的区别的观念中只与自身相关时，它就是自由的必然{18}。
黑格尔这里意指，当在观念客观时，规律就可以自由了，但也摆脱不了必然。显然的自相矛盾，但也容易理解，因为他的规律已经是他自己的观念了，所谓的观念的客观已经不是客观了。遗憾的是，他所说的自由，就可能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解成为主观能动性了，但本身的矛盾并没有消除。
英国反历史主义学家波普尔早在上世纪中叶之前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依据他的证伪原则，他认为，人类的历史过程并没有像自然世界过程那样的客观规律。原因在于：
人类历史的行程是受着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的。
我们不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告我们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
因此，我们不能预告人类历史的未来行程{19}。
波普尔把以历史规律为基础的社会预报称为历史主义，这个理论是：
历史主义者的全部思想和全部行动，其目的都在于解释过去，以便预告未来。
社会必然要变化，但却是沿着一条不能改变的前定道路，是通过被无情的必然性所前定的各个阶段而变化{20}。
同时，他把一种干预、尤其干预人事的主张，拒绝接受现存状况的历史必然性，要求行动而反对任何自满自足的倾向称为“行动主义”。波普尔注意到，应该历史主义和行动主义本是背道而驰的，而恰恰相反，它们走到了一起，原理在于：
尽管像这样的科学推理并不能直接鼓励活动，它却可以蕴含着对那些感到自己应当作某些事的人给以鼓舞。历史主义就确切地提供了这种鼓舞。它甚至于派给人类理性一席之地，因为它是科学的推理，是历史主义
的社会科学，唯有它才能告诉我们任何合理的活动所必定采取的方向，假如它要吻合行将到来的变化的方向{21}。
历史主义者可以走得更远。他可以补充说，应当采取最合理的态度就是这样的调整一个人自己的价值的体系，从而使它能符合行将到来的变化{22}。
波普尔指出，这种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如果仅从历史的，不从逻辑的观点来看，似乎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违背了逻辑同样也会违背历史。要一个人的行动和即将到来的时代相符合，只有用一种道德的善来维持。道德的维持暴露了行将来临的时代规律不是客观存在而被人发现的，而是人为规定的。
波普尔对历史主义方法论的批判，似乎解决了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内在矛盾，人的能动行为依据人本身对善的选择。但最后发现，他的消解是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否定或者历史的规律就是人本身的意志上。因此，这样的悖论消解并没有实际的意义，而且对规律否定的推断也是不顾事实和不合逻辑的。尽管如此，他的尝试性工作并不是毫无启示的。
三、历史的终结与辩证法
美国未来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中说：
黑格尔与马克思两人都曾相信，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终点的，会在人类实现一种能够满足他最深切的和最根本的愿望的社会形态后不再继续发展。这两位思想家因此都断言，会有“历史的终结”阶段：黑格尔将“终结”定位于一种自由的国家形态，而马克思则把它确定为共产主义社会{23}。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具有历史终结的思想，一直在争论，我们还是回到文本。恩格斯先在1845年《爱北斐特的演说》中说到了共产主义的特征：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利益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因而竞争就消失了。我们看到，在共产主义的组织里，现代社会制度的主要缺陷就会消除{24}。
我们先不说，人和人的利益是否可能出现一致了，以及是否可能没有竞争了？而是假如真的没有了竞争，社会还会发展吗？没有了发展不就是终结吗？恩格斯还说了在共产主义里，现代社会制度的主要缺陷就消失了，首先“主要缺陷”是指什么？而且在对共产主义的所有描述中也没有说过任何次要的缺陷。没有缺陷的社会是完美的社会，也必然是终结的社会。
后来，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进一步说到：
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是第一次出现了，但是它确实是出现了。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25}。
物质生活的愈来愈充裕是不容置疑的，而“生存斗争”的概念是容易引起误解的，生存斗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讲，人类只要生存一天，就会有一天生存斗争，不可能无斗争，无矛盾的生存。狭义来讲，也许就是为最基本生存条件而进行的斗争。不过“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肯定出现了问题。什么叫充分的，自由的？我们希望这个句子有个唯一一种确定的意义。不确定的意义，那其实就是根本没有意义。这就像是划一条不鲜明的界线，那其实就是根本没有划出界线。不过，后现代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帮助恩格斯说了话：
愈细致的考查实际语言，它同我们要求之间的冲突愈尖锐。这种冲突变得不可容忍；这个要求面临落空的危险。——我们踏上光滑的路面，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我们也正因此无法前行。我们要前行；所以我们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吧！{26}
问题不是到此为止了，假如真是“确实是出现了”所谓“充分的自由的发展”，那么，“充分自由的发展”以后呢？难道存在比“充分的自由的发展”更发展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不是历史终结吗？假如有人对此辩解，说可以在充分自由的社会制度上永远的发展下去。我们所说的历史终结不是指时间上的终结，而是一种社会制度的终结。
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27}。
如果觉得，“自由充分的发展”还不够充分表明历史的终结，那么，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已经十分明确地表明了历史终结理论：
在那个时候是各种宗派的许多模模糊糊的福音，其中每一派都有其万应灵丹；现在却是马克思的一个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理论，明确地规定了斗争的最终目标{28}。
辩证法告诉我们，首先不存在最终目标，更不存在所谓规定了的最终目标，而明确地规定不仅不可能，更是违背唯物史观。因为恩格斯已经告诉了我们：
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29}。
也许还有人认为，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的最终目标是斗争的最终目标。如果是这样，假如这个目标实现了，以后也就没有斗争了。如果说共产主义没有了斗争，也就没有了矛盾，那不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达到了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同样是终结了。对此，恩格斯在批判黑格尔时说过：
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末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而历史是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不可解决的矛盾{30}。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如果马克思主义本身违背了辩证法也会被历史所嘲弄，那它也终究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先驱的任何理论判断，都必须符合历史辩证法的规律。
对于违背辩证法恩格斯专门这样说到：“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31}
当然，还会有人说，共产主义可能没有了人与人之间斗争的矛盾，可能存在别的矛盾。首先马克思没有告诉我们在共产主义还存在什么其他矛盾，事实上，在唯物史观看来，假如真存在别的什么矛盾也会反映到人与人的斗争上来。马克思没有考虑这些，相反，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有一段关于共产主义的著名构想：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的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2}
这里马克思提出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依据是什么呢？先不说是否有可能劳动成为第一需要，就是劳动成为第一需要了，各尽所能了，财富就能各取所需了？这里面没有历史的必然性和逻辑的必然性。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察觉到这方面的问题，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人类没有绝对的依据肯定未来能够随心所欲。马克思这里的思维存在着片面化和线性化倾向。
另外，假如真有“按需分配”，那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就消失了，而这一对基本矛盾在马克思看来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没有了根本动力，那样的社会就不仅是历史的终结，而且是死寂了。
对于这些种种思维困境，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在《非人》中说的话也许提供了一个消解的线索。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形而上学却产生了大叙事重构——基督教、启蒙、浪漫主义、德国的思辨理想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些大叙事并不使神话感到完全陌生。它们肯定含有这样的意思：未来作为人类历史的
最高目的，在解放的名义下总是开放性的。但是它们保留了神话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历史总是被构想的。
与神话不同，现代的设想肯定不将其合法性建立在过去上，而是建立在未来上，它就这样向复杂化过程奉献了最好的支撑点。就是说，一个是设想解放，另一个是将未来程序化。
海德格尔命名为“格式塔”的科技设置事实上“完成了”形而上学，正如他所写的那样。理性原则，基本定理按照形而上学公设，将理性确定在“物质”的范围内，认为世界上一切事件都应解释为一个原因的结果{33}。
利奥塔通过对宏大叙事的一般性批判，在这里揭示出现代性的三个特征：一是把解放作为历史的最高目标，并且是开放的。既然是开放的，就永远不会灭亡。不会灭亡，也就意味着是终结形态；二是未来不仅是可以预见的，而且可以由人类按照程序来设计；三是世界历史的一切发展是由物质一个因素所决定其结果的。对现代性的批判，利奥塔提出了历史发展的另外两个维度——偶然性和人本身的自由选择，而这两个因素都是不可预见的，但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同样具有影响历史进程和结果的作用。尽管利奥塔的叙事逻辑也存在着矛盾，但对由物质唯一因素决定其历史结果的置疑还是启示着我们对历史复杂性的思考。
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34}。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Ι，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1页。
④⑤⑥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88、460-461、486-487、489-490页。
⑧{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6、405页。
⑨⑩［英］G·A·科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岳长龄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149页。
{11}{27}{29}{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1、308、337、31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9页。
{15}{16}{25}{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41、245、244-245、22-23页。
{17}{18} ［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11、412页。
{19}{20}{21}{22}［英］卡·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何林、赵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2、85、84、88页。
{23}［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黄胜强、许铭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05页。
{26}［奥地利］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世纪出版集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98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99页。
{33} ［法］利奥塔：《非人》，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5-76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
（责任编辑 陈金清）
关键词：生产力；客观规律；共产主义；历史的终结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０8）09－００30－０6
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仅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解释，同时对于共产主义的运动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对此，马克思说道：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
这里，马克思告诉了我们，生产力是基础，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同样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石。反过来，马克思说：
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证明，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②。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③。
马克思这里说得很清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存在反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反作用也用了“决定性”这个词。事实上，这里已经出现了二重悖论。所谓决定，表示了派生性，就是因果关系。从逻辑上讲，已经被决定了，就没有了自主活动的任何余地，那么生产关系就不可能对生产力发生所谓的反作用。直接地说，结果不可能对原因产生作用，也就是说结果不可能去改变原因。就算有反作用，更不会出现决定性的反作用。恩格斯后来也有类似马克思的看法：
而这种颠倒——它在被认清以前是构成我们称之为思想观点的东西的——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我以为这是不言而喻的④。
可能恩格斯发现了逻辑上的问题，后来的说法有了变化，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中这样说到：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情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易了⑤。
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交互作用”，所谓交互作用，就像蛋生鸡，鸡再生蛋，是一个无限循环过程。这里除了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外，没有最终决定力量。但他同时也提到了“归根到底”，实际上还是决定论，悖论并未消除，或者说，悖论更严重了。这个思想后来他又做了更进一步的说明：
这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它由于它本来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了的相对独立性，又反过来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影响。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
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⑥。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无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⑦。
恩格斯的话实际上既有决定论，又有非决定论，难以摆脱内在逻辑完备的困境。到了1893年在《致弗·梅林》时，他把自己的思想做了总结，但悖论始终没有得到消除。
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的一个荒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能够对周围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⑧。
所谓相互作用，或者有决定性的相互作用，是可以这样理解的，一种生产力现状决定着一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和其他因素又决定着新的一种生产力。这个生产力已经不是原来的决定现在生产关系的生产力。这里有一个时间间隔。它们不间断地运作，形成循环地相互构成相互推进的、不断再生产不断更新的关系。但同时说有最终决定力量就违反逻辑了，事实上，如果生产力真是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又是哪里来的？
对此，英国著名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科亨早就注意到马克思的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一个所谓功能解释的方法，试图消解马克思的这个悖论。他认为马克思有一个首要性的论断，那就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具有首要性。所谓首要性，在科亨看来：
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说明的（首要命题）⑨。
他提出一个重要的词“说明”，首先马克思已经说得很清楚，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变化而变化，也就是决定的意思，不是什么说明。同时，“说明”是个什么东西呢？实际上，“说明”更说明不清楚。科亨的目的很清楚，试图调和首要性与事实不首要之间的矛盾。因为，他看到了：
马克思没有谈到关于生产力变化的源泉，这源泉，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处在生产关系中⑩。
在他看来，生产力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生产关系而不是别的，是因为这种生产关系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功能。他举了这样一个著名的例子，鸟有空心骨，因为空心骨易于飞行。首先，我们知道鸟不是因为会飞，才有空心骨，而是有了空心骨的鸟更适合飞。重要的是，他的功能解释无法解释他自己认为的马克思的两个源泉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我们依据马克思的叙述，所能得出的结论而且与现实也是吻合的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一个函数关系，生产力是自变量，生产关系是因变量。在马克思看来，似乎隐含着这个函数是一个线性函数，实际上，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函数在普遍情况下，一定是非线性的。然而，除此以外，我们对这个函数并没有获得更多的了解，曲线的各种性质，比如连续性、可导性、间断点、拐点、可测性、可积性等并不清楚。同时，在现实中存在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在函数上的表示也没有任何进展。有人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二维复合函数，但并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但无论怎么说，这样的尝试对问题的最终解决是有益的。
二、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恩格斯1886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到：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11}。
恩格斯上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一个重要思想，即历史的发展是存在规律性的，或者说历史的进程是由其内在规律所决定的。对于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后来恩格斯又做了阐释，在1895年《恩格斯致威·桑巴特》中说到：
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整个历史进程——指重大事件——到现在为止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也就是说，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2}。
不过，恩格斯在这里话中留下了话：“历史进程——指重大事件”，什么样的事件是重大事件呢？还有小的事件是不是就没有规律了？对此，马克思有另一种说法，他1867年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说到：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3}。
马克思这一句简单的话包含了三层含义：一是承认社会是存在经济运动规律，而且也是能够揭示的；二是和恩格斯有同样的观点，即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的。不过没有恩格斯说得那么决断了；三是提出了人的能动作用。对于人对历史的扰动作用，马克思早在1847年《哲学的贫困》中就谈到：
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14}。其实，1880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已经把人的主观作用做了分析：
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
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完全取决于我们了{15}。
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16}。
事情好像得到了完美的解决，既肯定了客观规律，又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过我们很快发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逻辑冲突，什么叫统治规律呢？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也就是不会被人所统治，怎么会“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
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矛盾的思维困境全来自于黑格尔，一方面黑格尔肯定了规律的客观性。
次序是客体的单纯外在的规定性，它过渡到内在固有的客观规定里去；这种客观规定就是规律{17}。
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他自己杜撰的所谓观念的客观和外在的客观的区分，把规律说成：
作为自在的区别，规律是自身激荡的运动永不消歇的源泉；当它在它的区别的观念中只与自身相关时，它就是自由的必然{18}。
黑格尔这里意指，当在观念客观时，规律就可以自由了，但也摆脱不了必然。显然的自相矛盾，但也容易理解，因为他的规律已经是他自己的观念了，所谓的观念的客观已经不是客观了。遗憾的是，他所说的自由，就可能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解成为主观能动性了，但本身的矛盾并没有消除。
英国反历史主义学家波普尔早在上世纪中叶之前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依据他的证伪原则，他认为，人类的历史过程并没有像自然世界过程那样的客观规律。原因在于：
人类历史的行程是受着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的。
我们不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告我们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
因此，我们不能预告人类历史的未来行程{19}。
波普尔把以历史规律为基础的社会预报称为历史主义，这个理论是：
历史主义者的全部思想和全部行动，其目的都在于解释过去，以便预告未来。
社会必然要变化，但却是沿着一条不能改变的前定道路，是通过被无情的必然性所前定的各个阶段而变化{20}。
同时，他把一种干预、尤其干预人事的主张，拒绝接受现存状况的历史必然性，要求行动而反对任何自满自足的倾向称为“行动主义”。波普尔注意到，应该历史主义和行动主义本是背道而驰的，而恰恰相反，它们走到了一起，原理在于：
尽管像这样的科学推理并不能直接鼓励活动，它却可以蕴含着对那些感到自己应当作某些事的人给以鼓舞。历史主义就确切地提供了这种鼓舞。它甚至于派给人类理性一席之地，因为它是科学的推理，是历史主义
的社会科学，唯有它才能告诉我们任何合理的活动所必定采取的方向，假如它要吻合行将到来的变化的方向{21}。
历史主义者可以走得更远。他可以补充说，应当采取最合理的态度就是这样的调整一个人自己的价值的体系，从而使它能符合行将到来的变化{22}。
波普尔指出，这种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如果仅从历史的，不从逻辑的观点来看，似乎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违背了逻辑同样也会违背历史。要一个人的行动和即将到来的时代相符合，只有用一种道德的善来维持。道德的维持暴露了行将来临的时代规律不是客观存在而被人发现的，而是人为规定的。
波普尔对历史主义方法论的批判，似乎解决了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内在矛盾，人的能动行为依据人本身对善的选择。但最后发现，他的消解是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否定或者历史的规律就是人本身的意志上。因此，这样的悖论消解并没有实际的意义，而且对规律否定的推断也是不顾事实和不合逻辑的。尽管如此，他的尝试性工作并不是毫无启示的。
三、历史的终结与辩证法
美国未来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中说：
黑格尔与马克思两人都曾相信，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终点的，会在人类实现一种能够满足他最深切的和最根本的愿望的社会形态后不再继续发展。这两位思想家因此都断言，会有“历史的终结”阶段：黑格尔将“终结”定位于一种自由的国家形态，而马克思则把它确定为共产主义社会{23}。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具有历史终结的思想，一直在争论，我们还是回到文本。恩格斯先在1845年《爱北斐特的演说》中说到了共产主义的特征：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利益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因而竞争就消失了。我们看到，在共产主义的组织里，现代社会制度的主要缺陷就会消除{24}。
我们先不说，人和人的利益是否可能出现一致了，以及是否可能没有竞争了？而是假如真的没有了竞争，社会还会发展吗？没有了发展不就是终结吗？恩格斯还说了在共产主义里，现代社会制度的主要缺陷就消失了，首先“主要缺陷”是指什么？而且在对共产主义的所有描述中也没有说过任何次要的缺陷。没有缺陷的社会是完美的社会，也必然是终结的社会。
后来，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进一步说到：
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是第一次出现了，但是它确实是出现了。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25}。
物质生活的愈来愈充裕是不容置疑的，而“生存斗争”的概念是容易引起误解的，生存斗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讲，人类只要生存一天，就会有一天生存斗争，不可能无斗争，无矛盾的生存。狭义来讲，也许就是为最基本生存条件而进行的斗争。不过“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肯定出现了问题。什么叫充分的，自由的？我们希望这个句子有个唯一一种确定的意义。不确定的意义，那其实就是根本没有意义。这就像是划一条不鲜明的界线，那其实就是根本没有划出界线。不过，后现代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帮助恩格斯说了话：
愈细致的考查实际语言，它同我们要求之间的冲突愈尖锐。这种冲突变得不可容忍；这个要求面临落空的危险。——我们踏上光滑的路面，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我们也正因此无法前行。我们要前行；所以我们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吧！{26}
问题不是到此为止了，假如真是“确实是出现了”所谓“充分的自由的发展”，那么，“充分自由的发展”以后呢？难道存在比“充分的自由的发展”更发展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不是历史终结吗？假如有人对此辩解，说可以在充分自由的社会制度上永远的发展下去。我们所说的历史终结不是指时间上的终结，而是一种社会制度的终结。
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27}。
如果觉得，“自由充分的发展”还不够充分表明历史的终结，那么，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已经十分明确地表明了历史终结理论：
在那个时候是各种宗派的许多模模糊糊的福音，其中每一派都有其万应灵丹；现在却是马克思的一个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理论，明确地规定了斗争的最终目标{28}。
辩证法告诉我们，首先不存在最终目标，更不存在所谓规定了的最终目标，而明确地规定不仅不可能，更是违背唯物史观。因为恩格斯已经告诉了我们：
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29}。
也许还有人认为，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的最终目标是斗争的最终目标。如果是这样，假如这个目标实现了，以后也就没有斗争了。如果说共产主义没有了斗争，也就没有了矛盾，那不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达到了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同样是终结了。对此，恩格斯在批判黑格尔时说过：
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末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而历史是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不可解决的矛盾{30}。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如果马克思主义本身违背了辩证法也会被历史所嘲弄，那它也终究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先驱的任何理论判断，都必须符合历史辩证法的规律。
对于违背辩证法恩格斯专门这样说到：“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31}
当然，还会有人说，共产主义可能没有了人与人之间斗争的矛盾，可能存在别的矛盾。首先马克思没有告诉我们在共产主义还存在什么其他矛盾，事实上，在唯物史观看来，假如真存在别的什么矛盾也会反映到人与人的斗争上来。马克思没有考虑这些，相反，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有一段关于共产主义的著名构想：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的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2}
这里马克思提出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依据是什么呢？先不说是否有可能劳动成为第一需要，就是劳动成为第一需要了，各尽所能了，财富就能各取所需了？这里面没有历史的必然性和逻辑的必然性。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察觉到这方面的问题，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人类没有绝对的依据肯定未来能够随心所欲。马克思这里的思维存在着片面化和线性化倾向。
另外，假如真有“按需分配”，那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就消失了，而这一对基本矛盾在马克思看来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没有了根本动力，那样的社会就不仅是历史的终结，而且是死寂了。
对于这些种种思维困境，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在《非人》中说的话也许提供了一个消解的线索。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形而上学却产生了大叙事重构——基督教、启蒙、浪漫主义、德国的思辨理想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些大叙事并不使神话感到完全陌生。它们肯定含有这样的意思：未来作为人类历史的
最高目的，在解放的名义下总是开放性的。但是它们保留了神话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历史总是被构想的。
与神话不同，现代的设想肯定不将其合法性建立在过去上，而是建立在未来上，它就这样向复杂化过程奉献了最好的支撑点。就是说，一个是设想解放，另一个是将未来程序化。
海德格尔命名为“格式塔”的科技设置事实上“完成了”形而上学，正如他所写的那样。理性原则，基本定理按照形而上学公设，将理性确定在“物质”的范围内，认为世界上一切事件都应解释为一个原因的结果{33}。
利奥塔通过对宏大叙事的一般性批判，在这里揭示出现代性的三个特征：一是把解放作为历史的最高目标，并且是开放的。既然是开放的，就永远不会灭亡。不会灭亡，也就意味着是终结形态；二是未来不仅是可以预见的，而且可以由人类按照程序来设计；三是世界历史的一切发展是由物质一个因素所决定其结果的。对现代性的批判，利奥塔提出了历史发展的另外两个维度——偶然性和人本身的自由选择，而这两个因素都是不可预见的，但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同样具有影响历史进程和结果的作用。尽管利奥塔的叙事逻辑也存在着矛盾，但对由物质唯一因素决定其历史结果的置疑还是启示着我们对历史复杂性的思考。
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34}。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Ι，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1页。
④⑤⑥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88、460-461、486-487、489-490页。
⑧{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6、405页。
⑨⑩［英］G·A·科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岳长龄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149页。
{11}{27}{29}{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1、308、337、31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9页。
{15}{16}{25}{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41、245、244-245、22-23页。
{17}{18} ［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11、412页。
{19}{20}{21}{22}［英］卡·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何林、赵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2、85、84、88页。
{23}［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黄胜强、许铭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05页。
{26}［奥地利］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世纪出版集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98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99页。
{33} ［法］利奥塔：《非人》，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5-76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
（责任编辑 陈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