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外时看到，人们对时事做出价值评判时，总是从两个独立的方面来进行：一方面是国家或者社会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经线；另一方面是个人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纬线。回到国内，就像是没有纬线，连“尊严”这个词也让人感到陌生。提到尊严这个概念，我首先想到的是英文“dignity”，然后才想到相应的中文。在英文中，这个词不仅有尊严之义，还有体面、身份的意思。尊严不但指人受到尊重，它还是人的价值之所在。
　　从上古到现代，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里，没有几个人有过属于个人的尊严。举个大点的例子，中国历史上有过皇上对大臣施廷杖的事，无论是多大的官，一言不合，就可能当众受辱，高官尚且如此，遑论百姓。除了皇上一人，没有一个人能有尊严。有一件最怪的事是，按照传统道德，挨皇帝的板子倒是一种光荣，“文死谏”嘛。说白了就是，无尊严就是有尊严。此话如有任何古怪之处，罪不在我。到了现代以后，人与人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仍有这种遗风。虽然现在已经不用见官下跪，也不会再挨板子，但还是缺少个人的尊严。环境就是这样，公共场所的秩序就是这样，人对人的态度就是这样，不容你有任何自尊。举个例子，每到春运高峰，大家就会在媒体上看到一节硬座车厢里挤了三四百人，厕所里也挤满了人。谈到这件事，大家会说国家的铁路需要建设，说到铁路工人的工作难做，提到安全问题，提到所有的方面，就是不提这些民工这样挤作一团，完全没有个人的尊严——仿佛这件事很不重要似的。当然，只要民工都在过年时回家，火车总是要挤的，谁也想不出好办法。但个人的尊严毕竟大受损害，这件事总该有人提一提才对。
　　另一件事现在已是老生常谈，人走在街上感到内急，就不得不上公共厕所。一进去就觉得自己的尊严一点都没了。现在北京的公厕正在改观，这是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也会内急。假如外国人不来，厕所可能仍会臭下去。然而大街上的改了，小胡同里的还没有改。我认识的一位美国留学生说，有一次他在小胡同里内急，走进公厕撒了一泡尿，出来以后，猛然想到自己刚才满眼污秽，居然能站住了不倒，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急忙来告诉我。北京的某些街道很脏很乱，总要到开某个国际会议时才能有所改观，这叫借某某会的东风。不光老百姓这样讲，领导也这样讲。这话听起来有点不对味。不雅的景象被外人看了丢脸，没有外人时，自己住在里面也不体面，这后一点总是被人忘掉。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发现自己曾有一种特别的虚伪，虽然一句话说不清，但可以举些例子来说明。假如我看到火车上特别挤，就感慨一声道：这种事居然可以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假如我看到厕所特脏，又长叹一声：唉，北京市这是怎么搞的嘛！这其中有点幽默的成分，也有点当真。我的确觉得国家和政府的尊严受到了损害，并为此焦虑着。当然，我自己也想要点个人尊严，但以个人名义提出就过于直露，不够体面——言必称天下，不以个人面目出现，是知识分子的尊严所在。当然，现在我把这作为虚伪提出，已经自外于知识分子。但也有种好处，我找到了自己的个人面目。有关尊严问题，不必引经据典，我个人就是这么看。但中国忽视个人尊严，却不是我的新发现。从大智者到通俗作家，有不少人注意到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象：罗素说，中国文化里只重家族内的私德，不重社会的公德公益，这一点造成了很要命的景象；费孝通说，中国社会里有所谓“差序格局”，与己关系近的就关心，关系远的就不关心或少关心，结果有些事从来就没人关心。龙应台为这类事而愤怒过，三毛也大发过一通感慨。读者可能注意到了，所有指出这个现象的人，或是外国人，或是在国外生活过又回到了国内的人。没有这种经历的中国人，对此浑然不觉。我曾在外国居住四年，假如没有这种经历，恐怕也发不出这种议论，但这一点并不让我感到开心。环境脏乱的问题，火车拥挤的问题，社会秩序的问题，人们倒是看到了，但只从总体方面提出问题，讲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尊严。其实这些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削我们每个人的面子——对此能够浑然无觉，倒是咄咄怪事。
　　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断依据，是看他被当作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这件事有两重性：其一是别人把你当作人还是东西，是你尊严之所在；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还是东西，也是你的尊严所在。挤火车和上公共厕所时，人只被当作身体来看待。这里既有其一的成分，也有其二的成分，而归根结底，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
　　说来也奇怪，中华礼仪之邦，一切尊严都从整体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定义，就是没有个人的位置。一个人不在单位里、不在家里，不代表国家、民族，单独存在时，居然不算一个人，只算是一块肉。这种算法当然是有问题的。我的算法是，一个人独处荒岛而且谁也不代表，就像鲁滨孙那样，也有尊严，可以很好地活着。这就是说，个人是尊严的基本单位。知道了这一点，车厢太挤时，我就不会再挤进去并且浑然无觉了。
　　（晋艺摘自北方文艺出版社《一只特立独行的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