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丽丝·莱辛，英国女作家，曾获得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第五个孩子》（《The Fifth Child》）创作于1988年，是一部科幻现实主义小说。莱辛说，这部小说，她写了两遍。第一次，她将这本书写成了恐怖小说，后来又放弃，重新开头。第二次写的这个故事让人很不舒服，却更为现实。通读整个故事，我们能感受到故事情节带来的压抑感和窒息感。20世纪60年代，戴维和海蕊相识于办公室派对，这两个“古怪”的年轻人很快步入了婚姻殿堂，在戴维父亲的资助下买下了一幢本不在他们承受范围内的大房子，并希望在婚后能养育六个孩子。前四个孩子的到来虽然让两位主人公倍感疲惫，但也算过得幸福，但当海蕊怀上第五个孩子后，猛烈的胎动和异常的反应让夫妇俩有了不祥的预感，即使海蕊服用大量的镇定剂也无法缓解她的痛苦，她甚至把这个孩子看成是自己的“敌人”。怀孕八个月的海蕊要求医生催生，并生下了11磅的班，长相怪异的班被海蕊叫作“异形怪物”。异于常人的班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被父亲遗弃，被兄弟姐妹冷落，并最终沦为与小混混为伍的不良少年。由于他的存在，这个大家庭也最终分崩离析，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热闹。
　　在这部现实主义小说中，海蕊作为班的母亲，承担了养育这个“奇怪”孩子的责任并扛下了所有痛苦，通过小说中的描写我们可以感受到海蕊从对家庭生活抱有幻想，到疲惫至极，再到独自扛起教育班的责任，到最终对班的未来完全失去信心的心路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戴维作为班的父亲，从班还在海蕊的肚子里就已经失去了耐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海蕊和戴维在维系家庭关系上所处的不同角色，以及女性和男性在道德关系上所处的不同地位。
　　一、海蕊与戴维的道德关系
　　Galligan认为，理想的道德关系便是平等和依恋的关系，这是所有人追求的目标，每个人都希望自我同他人被同等、公平地对待，同时每个人也都希望被关怀、被关注，没有人愿意被忽视和受到伤害。
　　小说开头，因为海蕊和戴维的“老派”和“传统”让二人觉得他俩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对于海蕊来说，工作只是用来打发婚前时光的工具，她从未排斥婚后会成为家庭妇女。而戴维认识海蕊时，已经三十岁了，在这之前，他以野心男子的严峻自律投入工作，结婚后他是为了“家”而努力。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可以感觉到夫妇二人对自己未来要肩负的责任十分明确，男耕女织，养育六个孩子。这种传统观念正好迎合了小说开头提到的二人的共同特质，“老派、保守、陈腐、胆怯、难以取悦，跟不上时代”。二人拥有的共同特质让他们一路坚信，养育更多的孩子是他们幸福生活的源泉，因此，在夫妇二人已经生育了四个孩子后，所有的家庭成员都一致认为他们应该停一停，而海蕊却对母亲说：“干吗不生？除了养育孩子，我还有什么更好的本事？”直到第五个孩子出生之前，海蕊和戴维之间的关系还十分融洽，当海蕊怀上班之后，由于情绪出现问题，戴维还会请假回家照顾妻子。
　　然而，随着海蕊出现激烈的胎动和各种反常的行为，戴维开始排斥海蕊，他不再像往日一样，和善地抚摸她的肚皮。当班出生后，家里所有的亲戚见到班的第一反应就是“毛骨悚然”。这让海蕊深为自责所苦，可怜的班，没人爱他。她自然无法爱他！“好爸爸”戴维几乎连碰都不碰他。此时的二人对这个长得像“小侏儒或怪物”并且行为“充满敌意”的儿子厌恶不已。可即便这样，他们还是羞于让人知道他们对班的看法。
　　随后，班的一系列行为让家里的每一个人感到威胁时刻存在，伤害哥哥保罗，吓走保姆，勒死客人带来的小狗，海蕊甚至希望班可以在她看管不到的时候从窗户边坠亡，当班跑上马路，海蕊一边希望可以抓住班，一边又希望意外出现，使班被车子撞死。这种纠结的情感一方面来自内心深处对这个异常孩子的嫌弃，另一方面来自外界的刺激—家人的“紧张、警觉、谴责、批评与憎恶”，让她自己觉得自己是个“罪犯”。她对戴维说：“我猜古时候，在原始社会里，人们惩罚生下怪胎的女人就是这样，好像全是她的错。但我们是文明人！”这时的戴维身为一家之主，却认为海蕊的反应过于“夸张”了。对于已经养育了四个孩子，而后又诞下古怪的第五个孩子的夫妇来说，共同承担起这份责任，面对家人的异样眼光在道德层面上都是无法逃避的。但是“传统”的海蕊却认为孩子的问题都源自生下孩子的母亲，她无法逃避内心的自责，而戴维作为孩子的父亲，虽然他已经“耐心”并小心翼翼地应对妻子的敏感与自责，但在行为上，他并没有向海蕊伸出援助之手。
　　而后，只要班在家，海蕊必须盯紧他，班被禁锢在他自己的房间，所有的交流都是和自己的母亲，父亲戴维在这个时候完全逃避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当班逐渐长大，家人认为班的威胁越来越大时，戴维站在父母一方，支持把班送去疗养院，尽管送班去疗养院就意味着送他去死。戴维从班出生就未尽过任何养育孩子的义务，相反，在遗弃孩子这个问题上却与海蕊站在了对立面。此时夫妇二人的道德立场完全改变。戴维先是用无声的沉默回应海蕊，紧接说出“我同意”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他甚至对海蕊说：“有他，就没有我们。”他的一句：“至少，他显然不是我的孩子。”说明遗弃班是必须的抉择，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海蕊完全划清界限。
　　当海蕊执意接回班之后，戴维的态度表现得更加强烈，他十分生气，甚至嘲笑海蕊天真地认为送班去疗养院是去改造他。他与海蕊开始分居，远离海蕊和班。对他而言，班是海蕊的责任，而他的责任是那四个孩子—他们真正的孩子。由此可以看出，戴维早已将班排除在这个家庭以外，谈到四个孩子，他与海蕊是一体的，他们共同承担养育他们的责任，至于班，他只属于海蕊。在教育班的问题上，海蕊孤立无援，无法得到戴维的认同、帮助，甚至没有一丝安慰。从道德层面上，戴维背弃了维系婚姻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在海蕊与医生的交谈中，她道出了多年的苦楚，没有人因为她生下四个漂亮、聪明、正常的小孩赞美她，相反，生下班，她就成了这个家的罪人。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作为父亲的戴维却完全摆脱了“罪行”，而这一切都源自戴维的自私。
　　班上了中学后，家人对海蕊的指责更加强烈。他们很少认为海蕊可怜，多数时候是说：不负责任的海蕊、自私的海蕊、疯狂的海蕊……他们还一致认为，海蕊—这个家庭的毁灭者，她只是个替罪羊。而海蕊和戴维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戴维很晚才下班，有时甚至不回家。当戴维要卖掉房子，但海蕊提出为了孩子保留房子时，戴维说：“我们没有孩子，海蕊。或者应该说我没有孩子，你倒还有一个孩子。”作为班的父亲，戴维此时表现出来的态度是漠不关心、推卸责任，甚至当他们马上要搬走，海蕊留给班新家的地址时，戴维却以讽刺、不苟同的神色望着她。从道德层面上来说，戴维至少应该承担一半感化和教育班的责任，但是他不仅逃避他在家庭中应该扮演的角色，还对班和海蕊造成了深深的伤害，当自己的子女纷纷离去时，他不僅没有维系家庭的完整，反而将责任推给了海蕊，认为是海蕊带回班造成了孩子的疏离和家庭的破碎，从某种角度看，戴维的缺乏责任感是造成这个家庭分崩离析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父权制社会下海蕊和戴维的关系
　　卢梭认为，由于缺乏经济上的独立，女性缺乏道德上的自主性，女性的美德是在家庭的私人领域对男性服从、温顺、谦卑和贞洁。这种“父权制”的妇女观主张女性的美德是在婚姻内对丈夫的依附和顺从，认为一个独立的、以家庭幸福之外为追求目标的女性就是丢掉了自己可贵的美德。
　　在这部小说中，戴维和海蕊之间的关系就是典型的“父权制”家庭关系。他们的夫妻关系看似和谐，但当遇到观念不一致或是需要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戴维永远凌驾于海蕊之上。班出生后，戴维对他的态度冷漠，主张遗弃班并置他于死地，当海蕊提出不同意见时，独裁统治的戴维将这种观念强加于海蕊，传统并深受父权制影响的海蕊也一度顺从。当海蕊接回班时，戴维的态度更是冷嘲热讽，极尽所能施压于海蕊，他用各种语言、动作、行为向海蕊表明，带回班是错误的，并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海蕊，深受父权制影响的海蕊无力反抗，只能默默地抚养班，竭尽所能去教化班。
　　从头至尾，海蕊从未谴责或反抗过戴维，对于戴维的冷漠、疏离和言语攻击，海蕊只是默默地承受。相反，戴维的过错被所有人视而不见，而细心照顾“异常”儿子的母亲却被所有人横加指责。在和医生的对话中，可以感受到海蕊深深的迷茫与困惑，同时也传达了父权制观念对女性的伤害，这种伤害不仅来自戴维，还有他的家人。
　　三、结语
　　总之，这部小说从女性主义伦理学的角度出发，深度刻画了母亲海蕊和父亲戴维的形象，细致地描述了夫妇二人的道德关系，反映了英国传统社会女性深受父权制观念的迫害和伤害的现状，同时也表达了莱辛对争取女性权利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