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从有皇帝起，到末代皇帝——宣统，总共有四百零八位，张宏杰（《坐天下很累：中国式权力的九种滋味》一书作者）只选了其中几位。这几位大抵都是心理上有些问题的。如果他们生活在现代都是需要看心理医生的，但在中国古代，他们都是高居九五之尊、一言而为天下法的皇帝，因此他们不仅给国家、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就连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是不幸的。张宏杰认为，“权力过于巨大，是造成中国皇帝不幸的根本原因。”对于一般的皇帝尚且如此，更何况心理有问题的皇帝呢？
　　对于这些，前人写到皇帝时很少有涉及，因为传统就如庄子所说的“明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张宏杰打破了这一点。前人描写和评论光绪皇帝，都是侧重讲他的不幸和慈禧太后的专横，很少有人探索这位皇帝的心理；朝政简单地分为“帝党”与“后党”，“帝党”主张变法改革，“后党”顽固保守；把光绪与慈禧的冲突简单化为进步与反动的斗争。其实，光绪四岁进宫，慈禧太后对他寄托了很大希望，而光绪性格内向，胆小、暴躁、偏执、骄纵，而又缺少办事能力。又因为康有为一班人操作不当，导致戊戌政变，慈禧的希望逐渐落空，从失望到最终绝望。张宏杰认为，光绪的心理问题与清代的帝王教育有关。清代的帝王教育是实施于强者的，而作为天生弱质的光绪根本无法承受这种教育之重，他被这种教育压垮了。
　　张宏杰的分析是有趣的，例如他写西汉末年篡位的王莽。王莽的本意是要做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完人，结果一不小心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是为了“挺身拯救这些可爱的人民”呢？还是被最高的权力和巨大的利益所诱惑呢？最后恐怕王莽自己也说不清楚了。从心理的迷宫转入了历史的迷宫。写明太祖朱元璋的就是一篇“心理咨询记录”。朱元璋想通过大批量的杀人达到“天下大治”，后来他发现“杀人也没法治，总不能把天下人都杀光吧，所以请先生来给看看”。张宏杰坦然以心理医生的身份说，“此人疑是伴有情感焦虑的偏执型人格障碍患者，并有攻击性施虐倾向”，然后根据《英国克氏医学全书》对朱元璋“偏执型人格障碍”“攻击性施虐倾向”和“心理病态”作了分析。你可以不同意张宏杰这些独出心裁的描写和议论，但细读下来不会对你没有一点启发。中国皇帝制度太久远了，并已深入人心，因此多方面考察与研究皇帝很有必要。
　　一直以来，国人有个皇帝情结，迟迟不能完全消退。这反映了人性中对权力的渴望。社会上存在权利不平等，人性中想要追求最高权力的渴望就不可遏制。这如同排队按顺序上车一样，排队制度建立不起来，就不能制止人们在上车时争抢。
　　中国的皇帝大约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理论上讲，他兼有四大权力：一是政权，皇帝是国家的首领，他对全国的土地和人拥有无限权力。《诗经·北山》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人的胆子超过了古人，有个小土皇帝竟敢说他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古人只敢承认自己是奉天管民的。二是神权，也就是君权神授。皇帝是天子，是天在人间唯一的代表，代表天统治人们。《尚书·盘庚》中明确地说“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意为：你们的命是我从老天那里讨来的，我不是威吓你们，你们是要靠我养活的）。三是父权，古代是宗法制，周代天子是宗子，代表血统，管理本族人民，所以老百姓不仅是臣民，而且是子民。后世人民构成日益复杂，天子统治尚有先秦遗意。四是道统，即所谓真理权，或话语权。中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这个“教”不是佛教、道教，而是教育的“教”），皇帝的问题反映了中国几千年来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张宏杰以皇帝为切入点，独辟蹊径，书中既有关于皇帝具体生活场景和心灵动态的描绘，也有其所依托的文化背景的分析，值得关心中国历史进程的人们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