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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威尔逊的对墨外交是其民族自决原则与实践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文从民族自决角度阐述了威尔逊-对墨外交中三个阶段的特征及内容，并结合美国文化与外交的特点，对其民族自决原则与实践的矛盾进行了理论分析，揭示了这一原则的本质及目的。
[关键词]威尔逊，民族自决原则，墨西哥，美国外交，美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K7 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1－0054－06
墨西哥紧邻美国西南，是美国对拉美外交的主要对象之一。上台伊始，威尔逊就力图以民族自决原则稳定墨西哥政局，维护和扩展美国在墨西哥的政治经济利益，树立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新形象。但墨西哥的动荡局势并未因此而好转，反而更加恶化。威尔逊高谈民族自决原则，却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武力干涉主义者。种种巨大的反差令历史学家困惑不解，有人甚至认为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是一种外交欺骗。因此，从民族自决原则的角度探讨威尔逊的对墨政策及其实质，就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民族自决原则在墨西哥的实践
就任总统之前，威尔逊就对塔夫脱政府的“金元外交”提出异议，要求以民主道义原则重新定位美国的拉美政策。而墨西哥的现实是，乌尔塔发动政变，以武力手段建立和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虽然军人干政是拉美国家、包括墨西哥的政治传统，但在威尔逊看来，这一事件无疑是对他崇信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极大挑战，也是他宣扬和实践民族自决原则的机会。因此，威尔逊一改美国的外交惯例，拒绝承认乌尔塔临时政权，要求其离位，代之以在民选基础上由各派组成的立宪政府。
1913年3月11日，在就任总统后首次发表的政策演说中，威尔逊指出，美拉双方交往的基础应该是：“公正政府总是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没有基于法律、公众意愿与同意基础上的秩序，就不会有和平。”因此，美国对乌尔塔的态度是：“我们不同情那些试图夺取政府权力以获取个人利益或实现个人野心的人。我们是和平的朋友，但我们知道，在这种形势下，任何持久或稳定的和平都不可能存在。”在这一政策主导下，威尔逊一方面召回了原驻墨大使亨利·威尔逊，委派约翰·林德前往墨西哥，具体操作“倒乌”事宜，另一方面是阻止英、德等欧洲大国对乌尔塔政权的支持。
但威尔逊的外交“造势”并未取得显著成效，反而刺激了墨西哥人民的民族感情。加之英、德等国的支持，所以，乌尔塔非但没有听命美国而离位，反而于1913年10月10日解散国会，变本加厉地推行军事独裁统治。针对这一事件，11月23日，威尔逊公开宣布：“如果乌尔塔将军不迫于形势而退位，运用非和平手段祛除他将是美国的义务。”因为，“我们是美洲立宪政府的朋友。不仅如此，我们还是它的引路人。……对它们，我们希望以各种方式表示我们的友谊。除了立宪政府，它们别无他法获得自由和平的发展”。11月24日，威尔逊又再次把“倒乌”目标放大为拉美的和平与发展，把美国的干涉美化为“保护中美洲的和平与秩序，确保中美洲自治的过程不被打断或弃置一旁”。
当一切准备好之后，威尔逊就以坦皮科事件为借口，直接出兵占领了墨西哥的韦腊克鲁斯港口。对于这一武装干涉行为，威尔逊在1914年4月12日接受英国记者塞缪尔·G·布赖恩采访时解释道：“我的理想是在墨西哥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正义政府。但我的热情是为了该共和国底层85％的人民。”他宣称：“墨西哥人民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处理自己的事务，我们真诚表示尊重他们的权利。”一边是赤裸裸的军事占领，一边又大谈尊重墨西哥人民的自决权，这的确使人匪夷所思。但仔细分析这一时期威尔逊的对墨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矛盾政策的内涵，即承认墨西哥人民拥有决定自己国家事务的权利，但又以堂皇的借口强调美国的“道义帮助权”(或日干涉权)，实际上是否认了墨西哥人民的自决权。
威尔逊的武装干涉自然会严重损伤墨西哥人民的民族感情。墨西哥人民奋起抵抗侵略，国际社会纷起谴责，就连美国国内也有许多人持批评态度。乌尔塔政权也面临着国内各党派的联合反对和美国政府的军事外交压力。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双方接受由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三国提出的外交调停。最后的结果是，美国撤兵，乌尔塔离位，卡兰萨接管墨西哥政权。威尔逊可以说实现了他的“倒乌”目标，完成了他改造墨西哥的第一步，在世界人民面前标榜了他的民族自决原则，但同时也暴露了这一原则中强权政治和民族优劣论的本质。为了“规范”墨西哥的发展和保证美国在墨的政治经济利益，威尔逊的对墨政策会随时发生变化，但不论怎样改变，威尔逊都不会对墨西哥事务放任不管，也不会让墨西哥人民获得真正的自决权。于是，美墨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转入第二阶段。
卡兰萨组建新政府后，威尔逊对国内政的干预并未罢手，而是希望在“倒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听命于美国的政府。他曾明白地说：“美国的目的不只是迫使乌尔塔退位，而是发挥能够发挥的一切影响，以保证墨西哥有一个较好的政府。”卡兰萨不仅在“倒乌”期间对美国政府的行为进行激烈抨击，组建政府后，更是反对美国对墨西哥内政指手画脚。这使得威尔逊认为他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统治者，于是就把支持的对象转向与卡兰萨对立的、对美国表现出友好态度的比利亚身上。在美国的干预和支持下，比利亚于1914年9月23日向卡兰萨宣战，并率军进入墨西哥城。墨西哥内战爆发，其政局再次出现动荡和混乱。
墨西哥内战期间，虽然威尔逊想以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扶比(利亚)抑卡(兰萨)，压服双方停战媾和，但这只限于政策上的讨论，并未真正付诸实施。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卡兰萨态度强硬，拒绝接受美国调停。另一方面，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墨西哥成为德国牵制美国的一个外交工具。如果过多卷入墨西哥事务，就会影响美国的中立主义政策。因此，在对墨政策方面，美国更多地采取了不干预政策。对于其他民族拥有的自决权利，威尔逊进行了更明确的阐述。在1915年1月8日的“杰克逊纪念日”演说中，他指出：“每个民族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是一项基本原则。……国家是他们(墨西哥人民)的，政府是他们的，自由也是他们的。……在决定自己的事务方面，他们有着与我们同样的自由。”11月，威尔逊再次对其墨西哥政策进行修正，对美国的“道义帮助权”给予了否定。他表示，美国“不想从墨西哥得到任何东西，根本不想在它的内政方面越俎代庖或声称有权这么做”。这就从理论上承认了墨西哥人民拥有完全的决定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力，是这一阶段威尔逊民族自决原则的重大转变或发展。所以，墨西哥内战的最后结果是，比利亚不敌，卡兰萨控制了墨西哥绝大部分领土，成为事实上的国家政府。1915年10月19日，美国和其他拉美6国，正式承认了这一新政府。
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威尔逊放弃了美国在墨的 政治经济利益，给予了墨西哥人民真正的自决权，那就大错特错了。威尔逊政府对墨政策的变化，是其根据形势的需要，以最合理的借口达到最好的效果。在威尔逊这里，自决权和干预权是不可分割的，也是分不开的。当形势需要时，威尔逊也不惜采用武力。此后他与卡兰萨政府的军事冲突，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卡兰萨政府渡过内战危机后，在国内推行以国有化为特征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触动了美国在外国资本家的利益，使美国政府难以容忍。加之对卡兰萨激烈的民族主义态度耿耿于怀，诸多因素，使威尔逊对卡兰萨政府十分不满。当比利亚对美国边境进行骚扰时，威尔逊再次找到了干涉墨西哥的借口，美墨关系进入到兵戎相见的第三阶段。
1916年3月9日，比利亚率军骚扰了美国边境小城哥伦布镇。这一事件引起美国舆论大哗。3月15日，威尔逊即以美墨双方均有越境权为由，派遣军队进入墨西哥追讨比利亚。墨西哥人民对美国的武装干涉进行了坚决回击，并在6月20日的卡里萨尔遭遇战中，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对此，威尔逊要求立即释放被俘美军，并在起草的对国会联席会议的讲话稿中叫嚣：卡兰萨政府“不以任何有效的方式使用其部队保护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的人民，也不允许我们采取绝对必要的步骤保护他们。眼下，我们没有任何选择，只有消灭墨西哥诸州的各类武装部队”。虽然这份讲话稿最后没有提交国会，但其中强权政治的内容，却暴露出威尔逊民族自决原则的真正面目。
由于诸多原因，特别是德国施行潜艇战后，美德矛盾逐步加剧，美国因为决定参加世界大战而对墨西哥投鼠忌器，才使美国冲突没有演化成大规模的军事对抗。1917年1月27日至2月5日，美国撤军，墨西哥随后成立新国会，卡兰萨当选为总统。3月13日美国任命亨利·P·弗莱彻为驻墨大使，开始了与卡兰萨政府的正常外交往来。美墨之间的冲突终于告一段落。
对民族自决原则矛盾性的理论分析
威尔逊对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推行以民族自决原则为特征的新外交。他多次宣称墨西哥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内部事务，但他又多次干预墨西哥政权形式及其统治人选，甚至前后两次出兵墨西哥。这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在威尔逊这里恰恰又表现为一个整体，确实令史学家们困惑不解。但是，如果联系威尔逊的政治观、宗教观以及美国文化、外交传统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矛盾在威尔逊的思想和美国文化外交中有深刻的根源，并在美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相对落后国家或地区的政策中经常表现出来。因此，揭示威尔逊民族自决原则中的深层思想根源及其本质，对我们深刻认识其对国外交以及美国外交的本质，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威尔逊民族自决原则的核心内容之一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认为，民主政治是解决落后国家社会问题的“万应良方”。同时又认为，落后国家民主政治的建立应接受在此方面比较先进和成熟的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教育和指导。美国应承担起这一历史责任，积极推动这些国家走上民主化道路，即便是采用武力也是正当的。于是，在威尔逊的对墨政策上，这种以非民主手段去达到所谓建立民主的目的就结合在了一起。西方历史学家也看到了这一点。如美国历史学家查里斯·S·索恩斯就指出：“威尔逊关于民主和立宪政体的想法是真诚的……造成(拉美人民)接受这一观点的困难是，从一开始，威尔逊就明显地认为，美国必须用强有力的手段，以非民主的行为去建立民主。”朱利叶斯·普拉特在考察了威尔逊政府的对拉美政策后也得出结论：“美国的干涉都没有促进威尔逊和布赖恩声称的民主理想事业”，威尔逊政府的政策，“虽然带来秩序，但不是民主，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促进民主的愿望所产生的政策反而加强了外国人控制的独裁主义统治”。尽管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批评了威尔逊在推行民主政治方面的非民主手段，但他们却认同其促进民主的“善良动机”，所以，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仍然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窠臼，因而也不可能揭示出上述矛盾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其实，以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为范式，引导或推动其他国家接受或采纳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是美国决策者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经常采用的一种手段或方式。尽管这些政策和行为包含有对专制、腐败、践踏人权等的否定，但美国统治者推行输出民主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在民主、人权、平等、自由等漂亮言词的掩盖下，渗透和扩张美国的经济文化影响，建立和维护美国在某一国家、地区乃至全世界的优势(或霸权)地位。因此，美国输出民主的战略意图就必然会与被输出国的民众意愿相违背。最后的结果，一方面是输出国的民主宣传与非民主手段如影随形，另一方面是被输出国的由外力强制下的民主，或者是国内局势的更加动荡和恶化。威尔逊秉承和发扬美国这一外交传统，并以此作为其民族自决原则的核心内容，尽管其外交被打上了“理想主义”的标签或被冠之以“传教士外交”，但其输出民主政治的意图与历任美国统治者相比并没有什么改变，造成的后果也大同小异。对此，我国著名美国文化与外交史专家王晓德指出：“威尔逊从他的使命观出发，设想向全世界，尤其是向不发达国家传播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要求其他国家沿着美国设计好的方向发展”，“威尔逊政府的对墨政策一方面反映出美国在落后国家传播其价值观念的内容，但更多地暴露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一个主权国家的强盗逻辑”。对于美国输出民主战略的本质及作用，王晓德教授总结为：“美国在海外输出或促进民主根本无法摆脱现实利益的制约，在执行过程中只能成为实现美国政治、经济、文化、战略等利益的一种工具，所以往往收效甚微，出现的结果与美国宣称的目标相悖。”上述观点，对我们正确认识威尔逊民族自决原则中民主政治的本质及作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加尔文教长老会派宗教观的熏陶下，威尔逊相信，世界上的所有民族都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能力，只要加以适当引导，每一民族都可以具有自决能力。但他同时又认为，美利坚民族作为上帝选定的民族，注定要在这个世界上起到垂范、引导的作用，引领其他民族走向美好的未来。这种承认各民族的自决能力和美利坚民族的优越感结合在一起，使威尔逊在实践其民族自决原则时，在外交政策上表现出一种矛盾性。他在宣称给予其他民族以自决权的同时，又坚持要对后者进行教育和培养。究其本质，是美国白人文化中“白人的负担”式的种族主义情结在作祟。在美国白人文化中，移居北美大陆的清教徒的选民意识，和他们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成功，促使美国白人形成了美利坚民族的优越感。他们认定，作为一个特殊民族，美利坚民族担负着特殊的使命。它不但要在北美大陆进行“文明”对“野蛮”、“先进”对“落后”的征服，还要把美国的文化理念和政治制度传播于全世界。英国学者吉尔·伦德斯塔德就对美国白人文化的这种特性总结道：“美国传统上视自 己为世界上负有特殊使命的一个独特民族。其他国家只有利益，而美国却肩负责任。”特别是美国统治者，更是把美国白人民众的这种普遍心理运用于外交方面，以此作为他们向外“播撒”自由、文明、民主种子的理论基础，成就他们向外扩张的“事业”。威尔逊深受美国这种文化观念的影响，“白人的负担”式的种族主义情结在他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和明显。他不仅从理论上论证美利坚民族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而且在其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待相对落后国家和民族的外交政策上，更是美利坚民族优越论的身体力行者。在其文章和演讲中，威尔逊多次表述对落后国家和民族人民的轻视和不信任，甚至直白地说，在与他们打交道时，“如果我只能通过偶尔击倒某人来保持对他的道义影响，如果这就是他尊重我的基础，那么出于为他的缘故，我就偶然将其击倒。如果一个人不安静地坐下来听你说，就骑在他的脖子上，强迫他听”。那么，这种民族优劣论观念实行于墨西哥，他要给予墨西哥人民以自决权的漂亮许诺，就会很容易被现实的对后者民众的“教化”和“训导”所代替。对此，弗雷德雷克·S·卡尔洪评价道：“他(威尔逊)在使(拉美)人民得到其自由的努力中，否决了他们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如果说卡尔洪由于对威尔逊“良好动机”的认同而不可能从根本上阐明上述矛盾性的深层根源的话，那么，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摩根索则从美国白人文化心态方面，道出了美国外交背后种族主义的实质。他指出：“在我们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态度中似乎存在着根除不掉的倾向。我们总是认为，自西半球赢得独立以来北方巨人所享有的不可动摇的优势，简直是自然规律。人口趋势、工业化、政治和军事的发展，可能会修改这一规律，但不能根本改变它。同样由于几个世纪以来少数白人种族主宰着世界政治历史，而有色人种主要是这一历史的客体，因此，对于所有种族来说，都难以想像会出现白人种族的优越政治地位不复存在的情况，也确实难以想像会出现种族间的关系颠倒过来的情况。”从上述文化心态出发，美国对其他民族的“帮助”和“训练”，尽管冠冕堂皇，但实质仍是美利坚民族的优越论。
从表面上看来，威尔逊批评西奥多·罗斯福的“大棒政策”和塔夫脱总统的“金元外交”，坚持以民族自决原则建立新的美墨关系。他曾宣称，如果国家的外交政策不是建立在道义、而是物质利益的基础上，那就是极大的错误。所以，他一直是以传教士式的言辞来宣扬自己的外交政策多么崇高和神圣，给人的感觉是，他的外交政策是纯粹道义的和利他主义的，与美国的物质经济利益没有或很少联系。但作为国家的领导人，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又是他必须遵循的法则，或者说是他采纳和实行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于是，在其民族自决原则和实际的外交政策之间就出现一种巨大的反差。笔者认为，在历史的任何时期，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构成了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任何置身于这一竞争场所的国家，不论其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其根本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力争以最小的代价来最大限度地获取有利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这是外交的实质和目的，资本主义的美国也不例外。威尔逊虽高谈：“美国不是一个纯粹贸易者的主体，而是一个自由人的主体。我们的伟大建立在我们的自由之上——是道义的，而不是物质的。”在谈到对墨西哥外交时，威尔逊更是说：“根据物质利益决定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曾看到这些物质利益威胁了美国的宪法自由。”但墨西哥作为美国在拉美的主要投资场所和销售市场，已经成为美国事实上的“经济殖民地”。为维护美国资本家的利益，威尔逊必须以强力手段“稳定”墨西哥局势，建立一个符合美国要求的“理想政府”。对于卡兰萨政府的国有化改革，他必然持反对态度，寻机干涉墨西哥内政。因此，威尔逊的外交政策不但不是神圣和无私的，而且在使用“大棒”以维护美国“金元”利益方面甚至超过了他的前任。从本质上讲，威尔逊在墨西哥实行民族自决原则的目的和他的前任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只是以此为其外交政策加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而已。
威尔逊秉承美国非殖民主义外交传统，以民族自决原则抵制欧洲诸国对墨西哥的殖民扩张。但同时，他又坚持并发展门罗主义，加紧对墨西哥实行政治、经济、文化渗透，使其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历来把拉美地区视为自己的“禁脔”。《门罗宣言》的发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阻止欧洲殖民主义制度再次扩展到拉美地区的作用，但其主要目的，是在共同地域、相同制度和价值观的幌子下，阻止欧洲列强染指美洲大陆，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未来扩张扫清道路。19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天定命运”思潮的泛起，美国对拉美的外交政策发展为“门罗主义”，并以此作为向拉美渗透和扩张的有力工具。威尔逊奉“门罗主义”为圭臬。他明确地说：“美国根据自己的权限宣布了门罗主义。按照美国的责任，门罗主义一直总是被坚持，而且将永远被坚持。”他不仅以“门罗主义”和欧洲国家染指墨西哥内政相对抗，甚至还根据形势的需要对其进行发展和引申，把使西半球任何国家免遭欧洲大国政治控制的原旨，发展为不使它们遭受后者的经济控制。当英、德支持乌尔塔政权对抗美国之时，他不但谴责欧洲大国对乌尔塔政府的支持和对拉美事务的干涉，而且宣称：“在门罗主义宣布与坚持中，本政府表明愿意使本半球的人民免遭欧洲大国的侵略。……如果(我们)保持沉默或无动于衷，似乎同情这种对墨西哥权利和福利的干涉，本政府将是玩忽职守。”就是促使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爱默曼电报事件”，也可以看出威尔逊对门罗主义的坚守态度。美国学者查里斯·S·索恩斯认为，威尔逊在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美地区推行的政策，就有保护本大陆安全的考虑，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一直力图使墨西哥成为反美的后方基地，更加剧了威尔逊的猜疑和实行门罗主义的决心。索恩斯的解释表面上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并没有揭示出威尔逊坚守门罗主义的真正原因。其实，从根本上来讲，威尔逊反对殖民主义，只是反对欧洲列强的旧殖民主义制度，而他坚持和奋斗的，则是美国在拉美、乃至在全世界上的领袖(或霸主)地位。
综上所述，威尔逊的对国外交是其早期民族自决原则及实践的典型代表。通过对其政策变化及实质的阐述和分析，我们认为，虽然他的这一原则和欧洲诸国及其美国前任统治者的外交政策相比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深层本质，仍然没有脱离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外交模式的藩篱，更是美国文化和外交传统的集中反映，其目的仍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
责任编辑 倪金荣
[关键词]威尔逊，民族自决原则，墨西哥，美国外交，美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K7 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1－0054－06
墨西哥紧邻美国西南，是美国对拉美外交的主要对象之一。上台伊始，威尔逊就力图以民族自决原则稳定墨西哥政局，维护和扩展美国在墨西哥的政治经济利益，树立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新形象。但墨西哥的动荡局势并未因此而好转，反而更加恶化。威尔逊高谈民族自决原则，却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武力干涉主义者。种种巨大的反差令历史学家困惑不解，有人甚至认为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是一种外交欺骗。因此，从民族自决原则的角度探讨威尔逊的对墨政策及其实质，就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民族自决原则在墨西哥的实践
就任总统之前，威尔逊就对塔夫脱政府的“金元外交”提出异议，要求以民主道义原则重新定位美国的拉美政策。而墨西哥的现实是，乌尔塔发动政变，以武力手段建立和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虽然军人干政是拉美国家、包括墨西哥的政治传统，但在威尔逊看来，这一事件无疑是对他崇信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极大挑战，也是他宣扬和实践民族自决原则的机会。因此，威尔逊一改美国的外交惯例，拒绝承认乌尔塔临时政权，要求其离位，代之以在民选基础上由各派组成的立宪政府。
1913年3月11日，在就任总统后首次发表的政策演说中，威尔逊指出，美拉双方交往的基础应该是：“公正政府总是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没有基于法律、公众意愿与同意基础上的秩序，就不会有和平。”因此，美国对乌尔塔的态度是：“我们不同情那些试图夺取政府权力以获取个人利益或实现个人野心的人。我们是和平的朋友，但我们知道，在这种形势下，任何持久或稳定的和平都不可能存在。”在这一政策主导下，威尔逊一方面召回了原驻墨大使亨利·威尔逊，委派约翰·林德前往墨西哥，具体操作“倒乌”事宜，另一方面是阻止英、德等欧洲大国对乌尔塔政权的支持。
但威尔逊的外交“造势”并未取得显著成效，反而刺激了墨西哥人民的民族感情。加之英、德等国的支持，所以，乌尔塔非但没有听命美国而离位，反而于1913年10月10日解散国会，变本加厉地推行军事独裁统治。针对这一事件，11月23日，威尔逊公开宣布：“如果乌尔塔将军不迫于形势而退位，运用非和平手段祛除他将是美国的义务。”因为，“我们是美洲立宪政府的朋友。不仅如此，我们还是它的引路人。……对它们，我们希望以各种方式表示我们的友谊。除了立宪政府，它们别无他法获得自由和平的发展”。11月24日，威尔逊又再次把“倒乌”目标放大为拉美的和平与发展，把美国的干涉美化为“保护中美洲的和平与秩序，确保中美洲自治的过程不被打断或弃置一旁”。
当一切准备好之后，威尔逊就以坦皮科事件为借口，直接出兵占领了墨西哥的韦腊克鲁斯港口。对于这一武装干涉行为，威尔逊在1914年4月12日接受英国记者塞缪尔·G·布赖恩采访时解释道：“我的理想是在墨西哥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正义政府。但我的热情是为了该共和国底层85％的人民。”他宣称：“墨西哥人民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处理自己的事务，我们真诚表示尊重他们的权利。”一边是赤裸裸的军事占领，一边又大谈尊重墨西哥人民的自决权，这的确使人匪夷所思。但仔细分析这一时期威尔逊的对墨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矛盾政策的内涵，即承认墨西哥人民拥有决定自己国家事务的权利，但又以堂皇的借口强调美国的“道义帮助权”(或日干涉权)，实际上是否认了墨西哥人民的自决权。
威尔逊的武装干涉自然会严重损伤墨西哥人民的民族感情。墨西哥人民奋起抵抗侵略，国际社会纷起谴责，就连美国国内也有许多人持批评态度。乌尔塔政权也面临着国内各党派的联合反对和美国政府的军事外交压力。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双方接受由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三国提出的外交调停。最后的结果是，美国撤兵，乌尔塔离位，卡兰萨接管墨西哥政权。威尔逊可以说实现了他的“倒乌”目标，完成了他改造墨西哥的第一步，在世界人民面前标榜了他的民族自决原则，但同时也暴露了这一原则中强权政治和民族优劣论的本质。为了“规范”墨西哥的发展和保证美国在墨的政治经济利益，威尔逊的对墨政策会随时发生变化，但不论怎样改变，威尔逊都不会对墨西哥事务放任不管，也不会让墨西哥人民获得真正的自决权。于是，美墨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转入第二阶段。
卡兰萨组建新政府后，威尔逊对国内政的干预并未罢手，而是希望在“倒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听命于美国的政府。他曾明白地说：“美国的目的不只是迫使乌尔塔退位，而是发挥能够发挥的一切影响，以保证墨西哥有一个较好的政府。”卡兰萨不仅在“倒乌”期间对美国政府的行为进行激烈抨击，组建政府后，更是反对美国对墨西哥内政指手画脚。这使得威尔逊认为他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统治者，于是就把支持的对象转向与卡兰萨对立的、对美国表现出友好态度的比利亚身上。在美国的干预和支持下，比利亚于1914年9月23日向卡兰萨宣战，并率军进入墨西哥城。墨西哥内战爆发，其政局再次出现动荡和混乱。
墨西哥内战期间，虽然威尔逊想以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扶比(利亚)抑卡(兰萨)，压服双方停战媾和，但这只限于政策上的讨论，并未真正付诸实施。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卡兰萨态度强硬，拒绝接受美国调停。另一方面，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墨西哥成为德国牵制美国的一个外交工具。如果过多卷入墨西哥事务，就会影响美国的中立主义政策。因此，在对墨政策方面，美国更多地采取了不干预政策。对于其他民族拥有的自决权利，威尔逊进行了更明确的阐述。在1915年1月8日的“杰克逊纪念日”演说中，他指出：“每个民族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是一项基本原则。……国家是他们(墨西哥人民)的，政府是他们的，自由也是他们的。……在决定自己的事务方面，他们有着与我们同样的自由。”11月，威尔逊再次对其墨西哥政策进行修正，对美国的“道义帮助权”给予了否定。他表示，美国“不想从墨西哥得到任何东西，根本不想在它的内政方面越俎代庖或声称有权这么做”。这就从理论上承认了墨西哥人民拥有完全的决定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力，是这一阶段威尔逊民族自决原则的重大转变或发展。所以，墨西哥内战的最后结果是，比利亚不敌，卡兰萨控制了墨西哥绝大部分领土，成为事实上的国家政府。1915年10月19日，美国和其他拉美6国，正式承认了这一新政府。
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威尔逊放弃了美国在墨的 政治经济利益，给予了墨西哥人民真正的自决权，那就大错特错了。威尔逊政府对墨政策的变化，是其根据形势的需要，以最合理的借口达到最好的效果。在威尔逊这里，自决权和干预权是不可分割的，也是分不开的。当形势需要时，威尔逊也不惜采用武力。此后他与卡兰萨政府的军事冲突，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卡兰萨政府渡过内战危机后，在国内推行以国有化为特征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触动了美国在外国资本家的利益，使美国政府难以容忍。加之对卡兰萨激烈的民族主义态度耿耿于怀，诸多因素，使威尔逊对卡兰萨政府十分不满。当比利亚对美国边境进行骚扰时，威尔逊再次找到了干涉墨西哥的借口，美墨关系进入到兵戎相见的第三阶段。
1916年3月9日，比利亚率军骚扰了美国边境小城哥伦布镇。这一事件引起美国舆论大哗。3月15日，威尔逊即以美墨双方均有越境权为由，派遣军队进入墨西哥追讨比利亚。墨西哥人民对美国的武装干涉进行了坚决回击，并在6月20日的卡里萨尔遭遇战中，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对此，威尔逊要求立即释放被俘美军，并在起草的对国会联席会议的讲话稿中叫嚣：卡兰萨政府“不以任何有效的方式使用其部队保护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的人民，也不允许我们采取绝对必要的步骤保护他们。眼下，我们没有任何选择，只有消灭墨西哥诸州的各类武装部队”。虽然这份讲话稿最后没有提交国会，但其中强权政治的内容，却暴露出威尔逊民族自决原则的真正面目。
由于诸多原因，特别是德国施行潜艇战后，美德矛盾逐步加剧，美国因为决定参加世界大战而对墨西哥投鼠忌器，才使美国冲突没有演化成大规模的军事对抗。1917年1月27日至2月5日，美国撤军，墨西哥随后成立新国会，卡兰萨当选为总统。3月13日美国任命亨利·P·弗莱彻为驻墨大使，开始了与卡兰萨政府的正常外交往来。美墨之间的冲突终于告一段落。
对民族自决原则矛盾性的理论分析
威尔逊对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推行以民族自决原则为特征的新外交。他多次宣称墨西哥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内部事务，但他又多次干预墨西哥政权形式及其统治人选，甚至前后两次出兵墨西哥。这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在威尔逊这里恰恰又表现为一个整体，确实令史学家们困惑不解。但是，如果联系威尔逊的政治观、宗教观以及美国文化、外交传统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矛盾在威尔逊的思想和美国文化外交中有深刻的根源，并在美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相对落后国家或地区的政策中经常表现出来。因此，揭示威尔逊民族自决原则中的深层思想根源及其本质，对我们深刻认识其对国外交以及美国外交的本质，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威尔逊民族自决原则的核心内容之一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认为，民主政治是解决落后国家社会问题的“万应良方”。同时又认为，落后国家民主政治的建立应接受在此方面比较先进和成熟的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教育和指导。美国应承担起这一历史责任，积极推动这些国家走上民主化道路，即便是采用武力也是正当的。于是，在威尔逊的对墨政策上，这种以非民主手段去达到所谓建立民主的目的就结合在了一起。西方历史学家也看到了这一点。如美国历史学家查里斯·S·索恩斯就指出：“威尔逊关于民主和立宪政体的想法是真诚的……造成(拉美人民)接受这一观点的困难是，从一开始，威尔逊就明显地认为，美国必须用强有力的手段，以非民主的行为去建立民主。”朱利叶斯·普拉特在考察了威尔逊政府的对拉美政策后也得出结论：“美国的干涉都没有促进威尔逊和布赖恩声称的民主理想事业”，威尔逊政府的政策，“虽然带来秩序，但不是民主，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促进民主的愿望所产生的政策反而加强了外国人控制的独裁主义统治”。尽管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批评了威尔逊在推行民主政治方面的非民主手段，但他们却认同其促进民主的“善良动机”，所以，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仍然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窠臼，因而也不可能揭示出上述矛盾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其实，以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为范式，引导或推动其他国家接受或采纳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是美国决策者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经常采用的一种手段或方式。尽管这些政策和行为包含有对专制、腐败、践踏人权等的否定，但美国统治者推行输出民主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在民主、人权、平等、自由等漂亮言词的掩盖下，渗透和扩张美国的经济文化影响，建立和维护美国在某一国家、地区乃至全世界的优势(或霸权)地位。因此，美国输出民主的战略意图就必然会与被输出国的民众意愿相违背。最后的结果，一方面是输出国的民主宣传与非民主手段如影随形，另一方面是被输出国的由外力强制下的民主，或者是国内局势的更加动荡和恶化。威尔逊秉承和发扬美国这一外交传统，并以此作为其民族自决原则的核心内容，尽管其外交被打上了“理想主义”的标签或被冠之以“传教士外交”，但其输出民主政治的意图与历任美国统治者相比并没有什么改变，造成的后果也大同小异。对此，我国著名美国文化与外交史专家王晓德指出：“威尔逊从他的使命观出发，设想向全世界，尤其是向不发达国家传播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要求其他国家沿着美国设计好的方向发展”，“威尔逊政府的对墨政策一方面反映出美国在落后国家传播其价值观念的内容，但更多地暴露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一个主权国家的强盗逻辑”。对于美国输出民主战略的本质及作用，王晓德教授总结为：“美国在海外输出或促进民主根本无法摆脱现实利益的制约，在执行过程中只能成为实现美国政治、经济、文化、战略等利益的一种工具，所以往往收效甚微，出现的结果与美国宣称的目标相悖。”上述观点，对我们正确认识威尔逊民族自决原则中民主政治的本质及作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加尔文教长老会派宗教观的熏陶下，威尔逊相信，世界上的所有民族都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能力，只要加以适当引导，每一民族都可以具有自决能力。但他同时又认为，美利坚民族作为上帝选定的民族，注定要在这个世界上起到垂范、引导的作用，引领其他民族走向美好的未来。这种承认各民族的自决能力和美利坚民族的优越感结合在一起，使威尔逊在实践其民族自决原则时，在外交政策上表现出一种矛盾性。他在宣称给予其他民族以自决权的同时，又坚持要对后者进行教育和培养。究其本质，是美国白人文化中“白人的负担”式的种族主义情结在作祟。在美国白人文化中，移居北美大陆的清教徒的选民意识，和他们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成功，促使美国白人形成了美利坚民族的优越感。他们认定，作为一个特殊民族，美利坚民族担负着特殊的使命。它不但要在北美大陆进行“文明”对“野蛮”、“先进”对“落后”的征服，还要把美国的文化理念和政治制度传播于全世界。英国学者吉尔·伦德斯塔德就对美国白人文化的这种特性总结道：“美国传统上视自 己为世界上负有特殊使命的一个独特民族。其他国家只有利益，而美国却肩负责任。”特别是美国统治者，更是把美国白人民众的这种普遍心理运用于外交方面，以此作为他们向外“播撒”自由、文明、民主种子的理论基础，成就他们向外扩张的“事业”。威尔逊深受美国这种文化观念的影响，“白人的负担”式的种族主义情结在他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和明显。他不仅从理论上论证美利坚民族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而且在其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待相对落后国家和民族的外交政策上，更是美利坚民族优越论的身体力行者。在其文章和演讲中，威尔逊多次表述对落后国家和民族人民的轻视和不信任，甚至直白地说，在与他们打交道时，“如果我只能通过偶尔击倒某人来保持对他的道义影响，如果这就是他尊重我的基础，那么出于为他的缘故，我就偶然将其击倒。如果一个人不安静地坐下来听你说，就骑在他的脖子上，强迫他听”。那么，这种民族优劣论观念实行于墨西哥，他要给予墨西哥人民以自决权的漂亮许诺，就会很容易被现实的对后者民众的“教化”和“训导”所代替。对此，弗雷德雷克·S·卡尔洪评价道：“他(威尔逊)在使(拉美)人民得到其自由的努力中，否决了他们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如果说卡尔洪由于对威尔逊“良好动机”的认同而不可能从根本上阐明上述矛盾性的深层根源的话，那么，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摩根索则从美国白人文化心态方面，道出了美国外交背后种族主义的实质。他指出：“在我们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态度中似乎存在着根除不掉的倾向。我们总是认为，自西半球赢得独立以来北方巨人所享有的不可动摇的优势，简直是自然规律。人口趋势、工业化、政治和军事的发展，可能会修改这一规律，但不能根本改变它。同样由于几个世纪以来少数白人种族主宰着世界政治历史，而有色人种主要是这一历史的客体，因此，对于所有种族来说，都难以想像会出现白人种族的优越政治地位不复存在的情况，也确实难以想像会出现种族间的关系颠倒过来的情况。”从上述文化心态出发，美国对其他民族的“帮助”和“训练”，尽管冠冕堂皇，但实质仍是美利坚民族的优越论。
从表面上看来，威尔逊批评西奥多·罗斯福的“大棒政策”和塔夫脱总统的“金元外交”，坚持以民族自决原则建立新的美墨关系。他曾宣称，如果国家的外交政策不是建立在道义、而是物质利益的基础上，那就是极大的错误。所以，他一直是以传教士式的言辞来宣扬自己的外交政策多么崇高和神圣，给人的感觉是，他的外交政策是纯粹道义的和利他主义的，与美国的物质经济利益没有或很少联系。但作为国家的领导人，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又是他必须遵循的法则，或者说是他采纳和实行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于是，在其民族自决原则和实际的外交政策之间就出现一种巨大的反差。笔者认为，在历史的任何时期，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构成了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任何置身于这一竞争场所的国家，不论其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其根本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力争以最小的代价来最大限度地获取有利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这是外交的实质和目的，资本主义的美国也不例外。威尔逊虽高谈：“美国不是一个纯粹贸易者的主体，而是一个自由人的主体。我们的伟大建立在我们的自由之上——是道义的，而不是物质的。”在谈到对墨西哥外交时，威尔逊更是说：“根据物质利益决定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曾看到这些物质利益威胁了美国的宪法自由。”但墨西哥作为美国在拉美的主要投资场所和销售市场，已经成为美国事实上的“经济殖民地”。为维护美国资本家的利益，威尔逊必须以强力手段“稳定”墨西哥局势，建立一个符合美国要求的“理想政府”。对于卡兰萨政府的国有化改革，他必然持反对态度，寻机干涉墨西哥内政。因此，威尔逊的外交政策不但不是神圣和无私的，而且在使用“大棒”以维护美国“金元”利益方面甚至超过了他的前任。从本质上讲，威尔逊在墨西哥实行民族自决原则的目的和他的前任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只是以此为其外交政策加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而已。
威尔逊秉承美国非殖民主义外交传统，以民族自决原则抵制欧洲诸国对墨西哥的殖民扩张。但同时，他又坚持并发展门罗主义，加紧对墨西哥实行政治、经济、文化渗透，使其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历来把拉美地区视为自己的“禁脔”。《门罗宣言》的发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阻止欧洲殖民主义制度再次扩展到拉美地区的作用，但其主要目的，是在共同地域、相同制度和价值观的幌子下，阻止欧洲列强染指美洲大陆，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未来扩张扫清道路。19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天定命运”思潮的泛起，美国对拉美的外交政策发展为“门罗主义”，并以此作为向拉美渗透和扩张的有力工具。威尔逊奉“门罗主义”为圭臬。他明确地说：“美国根据自己的权限宣布了门罗主义。按照美国的责任，门罗主义一直总是被坚持，而且将永远被坚持。”他不仅以“门罗主义”和欧洲国家染指墨西哥内政相对抗，甚至还根据形势的需要对其进行发展和引申，把使西半球任何国家免遭欧洲大国政治控制的原旨，发展为不使它们遭受后者的经济控制。当英、德支持乌尔塔政权对抗美国之时，他不但谴责欧洲大国对乌尔塔政府的支持和对拉美事务的干涉，而且宣称：“在门罗主义宣布与坚持中，本政府表明愿意使本半球的人民免遭欧洲大国的侵略。……如果(我们)保持沉默或无动于衷，似乎同情这种对墨西哥权利和福利的干涉，本政府将是玩忽职守。”就是促使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爱默曼电报事件”，也可以看出威尔逊对门罗主义的坚守态度。美国学者查里斯·S·索恩斯认为，威尔逊在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美地区推行的政策，就有保护本大陆安全的考虑，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一直力图使墨西哥成为反美的后方基地，更加剧了威尔逊的猜疑和实行门罗主义的决心。索恩斯的解释表面上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并没有揭示出威尔逊坚守门罗主义的真正原因。其实，从根本上来讲，威尔逊反对殖民主义，只是反对欧洲列强的旧殖民主义制度，而他坚持和奋斗的，则是美国在拉美、乃至在全世界上的领袖(或霸主)地位。
综上所述，威尔逊的对国外交是其早期民族自决原则及实践的典型代表。通过对其政策变化及实质的阐述和分析，我们认为，虽然他的这一原则和欧洲诸国及其美国前任统治者的外交政策相比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深层本质，仍然没有脱离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外交模式的藩篱，更是美国文化和外交传统的集中反映，其目的仍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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