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桥生命守望者”的三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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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救了一些人,但我依然觉得任重道远,在当前社会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很多人的心灵失去了栖息的场所。我希望可以尽我的力量挽救一些生命,如果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心的话,那么这个世界该有多好啊!”
  ——摘自陈思的《大桥日记》
  
  守望 尽量挽救一引起生活
  
  南京长江大桥,车来车往。大桥南堡的墙上,常年靠着一块大大的心形牌子,上写:“天无绝人之路,退一步海阔天空,善待生命每一天”,还留有电话和手机号。这颗“心”的主人名叫陈思,就在附近转悠。现年39岁的陈思与大桥同龄,1990年从江苏宿迁来南京做工,现在是一家物流企业的工人。从2003年9月19日救起第一个人至今,陈思已在4588米长的南京长江大桥上成功救助了126名轻生者,被南京市民誉为“大桥生命守望者”。2006年,陈思被授予中国志愿者的最高奖——“全国十佳杰出志愿者”。包括《人民日报》《纽约时报》、央视、凤凰卫视在内的数百家中外媒体都对他进行过报道。
  可就是这位擅长疏导轻生者的救人“英雄”,8月19日却走进中央电视台“心理访谈”栏目,向现场的心理专家诉说心中压力,寻求帮助。
  陈思怎么了?在南京浦口区盘城镇江北村的 “心灵驿站”里,他向记者细说了此次进京的原委和积压在心中的烦恼。
  
  烦心 自责不能解救更多
  
  有资料显示,每年有近200名轻生者在长江大桥上获救。陈思挽救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然而,正如心理学原理所言,“负面体验会产生愧疚”,白天救人的场景、自杀者的惨状,常常搅得陈思无法入眠,进而让他觉得,只要有人在大桥上轻生,都是自己解救不及时的过错,为此痛恨自己而不能自拔。
  心理学家杨凤池告诉陈思,每个生命个体都是独立的,即使再崇高的人,也无法对别人的生命承担责任,而拯救轻生者又是一项社会工作,想用个体责任取代社会责任,角色定位错位,必然产生心理失衡。要在行动中学会“速忘”,忘掉一切有损自己情绪的负面东西,及时腾空自己的心灵空间,才能接纳更多的阳光,温暖自己也照亮别人。
  其实,产生帮助别人的“共情”,是善良的心理行为。但“共情过度”,反而会造成“利他主义”的自我痛苦,这是需要加以防范的。而“好心情——好行为”是最佳效应。
  陈思说,经过心理专家的辅导,现在心里敞亮多了,也释然多了。相信自己的心态能慢慢调整过来。不过,他的烦恼远不止20分钟“心理访谈”的内容。
  
  烦钱 自费救助捉襟见肘
  
  轻生者大多在身无分文后选择弃世。而陈思每救起一个轻生者,除了劝慰外,还要为对方的生活埋单。比如就近找个小旅舍住下,买点吃的喝的东西,买点治头疼脑热的药品,买件在救助中被扯破的褂子,临走再买张车票等等,这些都需要陈思跑腿、掏腰包。救人要紧,你能谈钱吗?
  其实,陈思的腰包并不鼓。给私人老板打工的他每月也就挣个千把块钱,妻子打零工收入更低,还要供养女儿读书。被救者少则住个三两天,最长的住了28天。然而,他们离开后大多隐姓埋名,断绝与他的联系,更不用说经济回馈了。日积月累下来,共花掉了他家七八万的积蓄,以致家里买房的计划被一推再推。2005年,他的“心灵港湾”网站也因无钱养护而被迫关闭。
  费时也是费钱。经妻子妥协,他只在每个双休日骑摩托车上桥巡看。试想,如果这两天他不上桥而去上班,不也能挣到钱吗?尤其是去年,为了安置被救者,他专门租了3间屋办起“心灵驿站”,一间作为南京大学心理志愿者的疏导室,两间住人,给被救者安了个家。这个家外墙全涂成淡蓝色,宁静而醒目,不过每年5000元的房租却让陈妻愁肠百结。
  只要救助不停,家里付出就会不止,陈思知道这个循环的结果,他只能靠说好话和陪罪换来全家的暂时安宁。“你不吃不喝,又能帮上几个人?”面对妻子的责问,他常常无言以对。
  
  烦名 被舆论追逐还是抛弃
  
  “我没想到这辈子出那么大的名。”陈思坦言。他12岁的女儿曾对炫富的同学反击道:“你们家再富,也没有那么多的记者去采访。”走进陈家,显眼处挂的是陈思分别与鲁豫、和晶的大幅合照。“我在大桥上经常被游客认出,要求合影和签名。”陈思不无自豪地告诉记者。
  出名的代价是公众对你的要求只升不降,意味着自己的付出有增无减。比如频繁的媒体采访,耗工耗时,总请假老板不乐意,自己也还要配合“演戏”。比如给被救助者的经济资助少了,别人就会说,没见过这么抠门的先进……
  “出名太累,但没名又不甘心。”陈思处在两难之中。去年12月1日,他曾在博客上宣告:“由于生活秩序被打破,从现在起谢绝媒体采访。”可是,“电视台一来,女主持一恭维,我又乖乖地跟他们上大桥了,媒体的诱惑太大了。”他实话实说:“有时候我真不想干了,可不干,又怕人说我沽名钓誉,干吧,实在是打肿脸充胖子。”
  “那你现在的心愿是什么?”记者问。
  “我双休日骑摩托车上大桥,每天的汽油费是10块钱,等哪天付不起汽油费了,我就坦然不上桥,起码不做固定的‘守望者’了,你看行吗?”
  “行不行都可以试试,如果哪天你真的不上桥了,应该相信社会能理解和包容一个已经尽了力的人。”说完这话,记者和陈思不由得都沉默起来。
  
  烦恼 呼唤完善救助体制
  
  陈思的烦恼,其实是千千万万社会志愿者的共同烦恼。只不过陈思勇敢地说了出来。我们总习惯于对“社会义士”的发现、弘扬和褒奖,而忽视对他们所从事工作的社会化援助和支持,客观上让他们变成单打独斗的“孤胆英雄”,最终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
  陈思进退两难的烦恼,来自个人和社会角色的交错混淆,反映了社会救助机制的缺失和对生命权保护的乏力,而“见义勇为”和“道德正义”是无法弥补“制度缺陷”的。陈思的无奈和烦恼,也可理解成是对构建公共心理救助体制的迫切呼唤。当然,防范自杀是个全球性的难题,近年来我们的政府也做了大量有效的防控工作。建立可持续救助的社会救助体系,包括资金募集、基金储备等保障机制,形成个人和社会一体化的联动模式。相信那时,陈思们将会笑口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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