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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两国最高级别的年度对话机制上，中国传递的信息是非对抗以及搁置争议寻求互利，已经体现出足够的诚意。
6月6日至7日，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这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内最后一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为接下来一年的中美合作画下底图。
中方与美方就两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的重点议题达成60多项成果。中方将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美方承诺，货币政策正常化过程中，充分考虑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外溢性影响，注意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中美双方认识到，钢铁和其他行业的产能过剩是全球性问题，是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和需求低迷的结果，需要集体应对。中美双方同意，加快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力争早日达成一个互利共赢的高水平协定。双方将通过中美高技术与战略贸易工作组详细讨论出口管制问题，继续推动省州和城市间贸易和投资双边合作，进一步加强在基础设施建设、知识产权保护、农业、中小企业、清洁能源研发创新、经济政策研究等方面的沟通合作。双方将加强在美人民币交易与清算合作，欢迎金融交易平台之间的持续合作，致力于加强两国金融市场和产品的互联互通，同意开展绿色金融合作。两国金融监管机构愿意推进信息共享和跨境执法合作。
成果解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对本刊记者介绍说，此次对话成果的进一步落实，对中美双方，尤其是对中国宏观政策的下一步走向尤为关键。这些成果涉及目前中美双方在经济和政策领域里矛盾冲突最多、最受两国企业和金融业关注、对下一步中国宏观政策、对外开放、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影响最大的方面。
张宇燕认为，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有四项成果最为引人瞩目：交换双边投资协定（BIT）负面清单；人民币业务将在北美开展，中方将给美方25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额度（RQFII）；提振经济，避免人民币竞争性贬值；中方将减掉1.1亿至1.5亿钢铁产能，并承诺不新增产能。
张宇燕指出，中美BIT谈判旨在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为中美投资者相互保护对方在两国直接投资财产与利益的安全。中美BIT谈判达成对双方企业在对外投资时，除了被明确列出的负面清单，如国家安全、核心信息技术等之外的一切领域，都享受与本国企业同样便利的国民待遇。美国还需要对负面清单中列举的关键基础设施、重要技术、国家安全三项给出更清晰的定义。要澄清美国的安全审查制度，明确哪些领域是美国国家安全涵盖的范围，以消除中国企业被随意中止项目的可能。
在知识产权保护、外资并购审查机制方面，中国要作出更多知识产权保护承诺，美国则需要考虑进一步放开中国企业对美国国内高技术产业的投资、进口、技术转让等方面的限制，提供更宽松的政策环境。中国需要考虑在美国企业诉求较多的金融服务、农业、汽车、医疗等领域进一步开放，并在涉及投资审批程序、投资者法律保护等方面作出承诺。美国则需要对中国上述领域产业做更多切合实际的考虑。中方将给美方25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额度，反映了中国积极开放金融市场的态度。但美国对冲基金参与进来，将直接考验中国在金融市场开放方面的容忍度。目前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并不够稳健，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风险管控能力还有欠缺。开放RQFII是此次对话成果中的一大亮点，但相对于美国更多的诉求和中国的客观压力之间的矛盾，未来还有更多议题需要对话协商。
张宇燕指出，中美两国之间的博弈是以经济和金融为基础的。从中长期来看，美国的经济将继续运行在中低速发展轨道上，中国将维持中高速增长。这是双方制定战略与经济政策的基础。但我们还应该认识到，美国经济增长具有多种社会与政治基本面支撑，除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居于世界首位的财富积累之外，人力资本潜质、社会协作潜质、创新能力潜质以及霸权地位潜质都与美国经济增长深刻地相互影响，使得美国在长期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掌握多方面国际秩序的主导权。另外，美国的“能源独立”将对全球能源地缘政治格局产生巨大的影响。随着美国页岩气和页岩油的大规模开发，世界油气版图发生了新变化，世界石油版图中心从中东中亚转向西半球，这对美国经济复苏乃至中美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带来深远的影响。
中美应正视分歧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心伯向本刊记者表示，2015年以来的中美关系，竞争与摩擦呈上升之势，但一些领域的竞争与摩擦导向了不同的结果。稳定双边关系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合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并赋予两国关系以新的重要性。中国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和对两国关系更强的塑造能力。奥巴马执政的最后阶段对华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但风险上升。下一任美国总统仍将在对华关系上综合运用交往、合作与制约、平衡两手，双边关系有可能出现局部紧张和对抗。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虽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双方分歧和矛盾仍然存在。由于谋求南海利益，美国重返亚太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使得南海矛盾升级，新旧矛盾交织成为笼罩在G20峰会前面的乌云。吴心伯指出，习近平主席讲过，“宽广的太平洋不应该成为各国博弈的竞技场，而应该成为大家包容的大平台。”虽然分歧仍在，但分歧不是采取对抗态度的理由，双方都应该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以务实和建设性的态度加以管控。中美在亚太地区毕竟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要“防止浮云遮眼，避免战略误判”。保持经常性对话，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培育“共同而非排他的‘朋友圈’”。
吴心伯说，在这次两国最高级别的年度对话机制上，中国传递的信息是非对抗以及搁置争议寻求互利，已经体现出足够的诚意，中美两国应当在共同关注的网络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重大问题上携起手来应对挑战。“妥善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中美只有冷静下来用和平的方法关照各方利益，才能使矛盾更好地解决。
6月6日至7日，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这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内最后一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为接下来一年的中美合作画下底图。
中方与美方就两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的重点议题达成60多项成果。中方将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美方承诺，货币政策正常化过程中，充分考虑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外溢性影响，注意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中美双方认识到，钢铁和其他行业的产能过剩是全球性问题，是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和需求低迷的结果，需要集体应对。中美双方同意，加快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力争早日达成一个互利共赢的高水平协定。双方将通过中美高技术与战略贸易工作组详细讨论出口管制问题，继续推动省州和城市间贸易和投资双边合作，进一步加强在基础设施建设、知识产权保护、农业、中小企业、清洁能源研发创新、经济政策研究等方面的沟通合作。双方将加强在美人民币交易与清算合作，欢迎金融交易平台之间的持续合作，致力于加强两国金融市场和产品的互联互通，同意开展绿色金融合作。两国金融监管机构愿意推进信息共享和跨境执法合作。
成果解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对本刊记者介绍说，此次对话成果的进一步落实，对中美双方，尤其是对中国宏观政策的下一步走向尤为关键。这些成果涉及目前中美双方在经济和政策领域里矛盾冲突最多、最受两国企业和金融业关注、对下一步中国宏观政策、对外开放、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影响最大的方面。
张宇燕认为，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有四项成果最为引人瞩目：交换双边投资协定（BIT）负面清单；人民币业务将在北美开展，中方将给美方25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额度（RQFII）；提振经济，避免人民币竞争性贬值；中方将减掉1.1亿至1.5亿钢铁产能，并承诺不新增产能。
张宇燕指出，中美BIT谈判旨在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为中美投资者相互保护对方在两国直接投资财产与利益的安全。中美BIT谈判达成对双方企业在对外投资时，除了被明确列出的负面清单，如国家安全、核心信息技术等之外的一切领域，都享受与本国企业同样便利的国民待遇。美国还需要对负面清单中列举的关键基础设施、重要技术、国家安全三项给出更清晰的定义。要澄清美国的安全审查制度，明确哪些领域是美国国家安全涵盖的范围，以消除中国企业被随意中止项目的可能。
在知识产权保护、外资并购审查机制方面，中国要作出更多知识产权保护承诺，美国则需要考虑进一步放开中国企业对美国国内高技术产业的投资、进口、技术转让等方面的限制，提供更宽松的政策环境。中国需要考虑在美国企业诉求较多的金融服务、农业、汽车、医疗等领域进一步开放，并在涉及投资审批程序、投资者法律保护等方面作出承诺。美国则需要对中国上述领域产业做更多切合实际的考虑。中方将给美方25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额度，反映了中国积极开放金融市场的态度。但美国对冲基金参与进来，将直接考验中国在金融市场开放方面的容忍度。目前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并不够稳健，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风险管控能力还有欠缺。开放RQFII是此次对话成果中的一大亮点，但相对于美国更多的诉求和中国的客观压力之间的矛盾，未来还有更多议题需要对话协商。
张宇燕指出，中美两国之间的博弈是以经济和金融为基础的。从中长期来看，美国的经济将继续运行在中低速发展轨道上，中国将维持中高速增长。这是双方制定战略与经济政策的基础。但我们还应该认识到，美国经济增长具有多种社会与政治基本面支撑，除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居于世界首位的财富积累之外，人力资本潜质、社会协作潜质、创新能力潜质以及霸权地位潜质都与美国经济增长深刻地相互影响，使得美国在长期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掌握多方面国际秩序的主导权。另外，美国的“能源独立”将对全球能源地缘政治格局产生巨大的影响。随着美国页岩气和页岩油的大规模开发，世界油气版图发生了新变化，世界石油版图中心从中东中亚转向西半球，这对美国经济复苏乃至中美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带来深远的影响。
中美应正视分歧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心伯向本刊记者表示，2015年以来的中美关系，竞争与摩擦呈上升之势，但一些领域的竞争与摩擦导向了不同的结果。稳定双边关系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合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并赋予两国关系以新的重要性。中国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和对两国关系更强的塑造能力。奥巴马执政的最后阶段对华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但风险上升。下一任美国总统仍将在对华关系上综合运用交往、合作与制约、平衡两手，双边关系有可能出现局部紧张和对抗。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虽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双方分歧和矛盾仍然存在。由于谋求南海利益，美国重返亚太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使得南海矛盾升级，新旧矛盾交织成为笼罩在G20峰会前面的乌云。吴心伯指出，习近平主席讲过，“宽广的太平洋不应该成为各国博弈的竞技场，而应该成为大家包容的大平台。”虽然分歧仍在，但分歧不是采取对抗态度的理由，双方都应该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以务实和建设性的态度加以管控。中美在亚太地区毕竟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要“防止浮云遮眼，避免战略误判”。保持经常性对话，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培育“共同而非排他的‘朋友圈’”。
吴心伯说，在这次两国最高级别的年度对话机制上，中国传递的信息是非对抗以及搁置争议寻求互利，已经体现出足够的诚意，中美两国应当在共同关注的网络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重大问题上携起手来应对挑战。“妥善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中美只有冷静下来用和平的方法关照各方利益，才能使矛盾更好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