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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我都让女儿追随着她自己的心愿，并带她“行走”于大千世界，让她在行走中体味人生，找寻自己的目标。
在真实的社会里行走
熟悉女儿的人都说她有点儿与众不同——从没上过补习班，学习成绩却一直优秀；小小年纪就爱探寻宗教、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奥妙；热衷“不务正业”——做义工、组织学生戏剧社、给同学做心理辅导。如今，女儿已经是美国名校的大二学生，每当别人问她：“你的童年快乐吗？”她总是自豪地回答：“当然快乐！”从小到大，我都让女儿追随着她自己的心愿，并带她“行走”于大千世界，让她在行走中体味人生，找寻自己的目标。
女儿最初的行走，源于现实的无奈。1992年6月，女儿呱呱落地，那时，我是一家省级党报的记者，丈夫是部队的一名科技干部，长年在外地工作。女儿3岁进入幼儿园。每年寒暑假，由于我和丈夫的老家都不在沈阳，女儿便没人照顾。于是，3岁的女儿就成了我的“小跟班”，跟着我东南西北地到处采访。
那时，女儿已经识了很多字。每次带着她去采访，只要给她一本童话书、一瓶水和一点儿食品，告诉她妈妈要工作，她就乖乖地坐在一旁看书，从来不打扰我。就这样，不用刻意培养，女儿自然而然养成了爱看书的好习惯。
转眼女儿6岁，要上小学了。为了让她有个快乐的童年，我们把她送到一个基本不留家庭作业、只注重素质教育的学校。放了学，我们绝不带她去补课，而是让她凭着自己的兴趣画画、读书、做游戏。上小学后的寒暑假和以前一样，女儿还是跟着我四处采访。这时，她已经不单是个“小跟班”，而是常常介入采访活动，自称是“实习小记者”。
那时候，我负责公检法部门的报道，公安、法院、检察院，甚至连监狱、劳教所，女儿都经常跟我出入。有一次，我带她采访了一宗少年杀人案：两个14岁的女孩儿同时爱上了一个男孩儿，为了争夺这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当街举刀恐吓另一个女孩儿，结果在争执拉扯中，举刀的女孩儿失手杀死了对方。
当时，女儿的年龄和这3个孩子差不多。采访结束后，女儿说，她注意到这3个孩子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来自离异家庭，都没有得到正常的父母之爱。而这些孩子正处于逆反期，他们表面上很反叛很张狂，其实心里非常脆弱和迷茫，非常渴望关心和爱。这时候如果有人爱他们，他们就会把这爱看得比生命都宝贵，因而常常表现得很偏执、很狂热。这3个孩子之间的悲剧就是这样发生的。
这些经历使女儿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让她对生命、对人生有了思考。2007年9月的一个周末，我去学校接女儿回家，路上，接到一个报料电话，说有一个男孩儿自杀了。于是，我开车带着女儿赶到位于沈阳新城子区（现沈北新区）的一个村庄，找到了那个自杀男孩儿的家。这个男孩儿15岁，半个月前，他的班长——一个美丽优秀的女孩儿，因为老师当众读了另一个班的男生写给她的所谓“情书”，羞愤交加，向坐在身后的这个男孩儿借了50元，坐车到市内，从一座大厦的15层楼跳了下来，当场死亡。学校为了掩盖事情真相，不仅让这个男孩儿作假证而且逼他转学。男孩儿以死抗争，服毒自杀。
采访回来的路上，女儿一直在默默地流泪，为那两个与她同龄的花季生命的过早凋零，也为他们的脆弱和逃避，更为这种不懂得学生心理、不尊重学生隐私的教育体制。
下一个周末从学校回来，女儿告诉我，她将这两个少年的自杀事件给同学们讲了，还和同学们搞了个“珍惜生命”的主题班会，大家就有关生命意义的话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妈妈，这一辈子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和苦难，我都不会放弃生命。我要把我的一生过得精彩而有意义。”那一天，女儿郑重地对我说。
理想为学习插上翅膀
2002年8月，女儿10周岁时，我参加了一家杂志社组织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海外笔会，正赶上暑假，便决定带着女儿去。那时候，我的月工资只有3000元，而女儿的澳新之旅的费用是1.5万元，几乎是我半年的收入。但我觉得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更能丰富人生阅历，启迪生命智慧，于是毫不犹豫地为孩子交了钱。
在奥克兰机场，台湾籍的杨导游对我女儿说了这样一句话：“小妹妹，你太幸运了！我在这里做了十几年导游，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来自中国内地的孩子。”
我惊诧于他的感慨。他解释说，中国内地的家长很少带这么小的孩子出国旅游，尤其是来这里。他在这里见到的这么大的亚裔孩子，大多来自日本、韩国、中国香港或台湾地区。
为了锻炼女儿的能力，我告诉导游不要管她，无论出关入关都让她自己应付。于是，女儿背着旅行包，走在我们16人旅行团的最前面。出关和入关时，她用英语回答海关检查人员的问题，居然一路绿灯。遇到哪个阿姨叔叔买东西问价，她也主动帮忙，成为我们团名副其实的“小翻译”。
那次旅行让女儿大开眼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迷人的自然风光、奇特的风情习俗、文明进步的民主政治，特别是澳大利亚人对孩子的关爱和尊重，都让10岁的女儿感受颇深。
回来后，我发现女儿有了很大变化，她对我说，外面的世界很美好，她长大了要出国留学开阔眼界。此后，她不但努力学习，还关注世界局势，关注各国政治文化，也更加喜欢旅游，于是，我经常在她的假期带她出国或在国内旅游。
收获纯净仁慈之心
2007年，女儿上高中一年级。从这一年开始，她成为沈阳义工联的一名成员，一名光荣的志愿者。
作为重点高中的学生，很多孩子几乎将所有的休息时间都用在了补课上，女儿却牺牲了许多对她来说异常宝贵的学习时间和精力去做义工，她做得很认真。
2008年重阳节，她随义工联去一家安老院慰问演出，负责照顾几个脑瘫老人。当时已是晚秋时节，衣着单薄的她在寒风里，一边陪老人看节目，一边喂他们吃水果，并不停地给他们擦嘴巴，那份专注和耐心让人看了很感动。
做义工让女儿懂得了只要献出自己的爱与关怀，就能减轻不幸者的痛苦与悲伤，让他们的生命多一些温馨和美好，而自己也会收获幸福与快乐，间接有了直面残酷现实的勇气和信心。
2009年10月，一个英国青年代表团来沈阳访问，做义工的女儿争取到为代表团做翻译的机会。女儿回来后告诉我，在3天的随团翻译中，她经常被问到同一个问题：“都说中国的孩子没有童年，你有童年吗？你的童年快乐吗？”
女儿自豪地说：“我不但有童年，而且有一个非常快乐的童年。”
2010年，18岁的女儿同时被美国6所著名大学录取，热衷国际关系专业的她选取了此专业在美国排名领先的塔夫茨大学。在接受这所大学面试时，女儿那流利的英语、满脸的阳光、妙趣横生的成长故事，让面试官也忍不住开心地笑起来，他们说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儿。她笑着告诉面试官：“那是因为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妈妈！”（摘自西祠胡同）
在真实的社会里行走
熟悉女儿的人都说她有点儿与众不同——从没上过补习班，学习成绩却一直优秀；小小年纪就爱探寻宗教、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奥妙；热衷“不务正业”——做义工、组织学生戏剧社、给同学做心理辅导。如今，女儿已经是美国名校的大二学生，每当别人问她：“你的童年快乐吗？”她总是自豪地回答：“当然快乐！”从小到大，我都让女儿追随着她自己的心愿，并带她“行走”于大千世界，让她在行走中体味人生，找寻自己的目标。
女儿最初的行走，源于现实的无奈。1992年6月，女儿呱呱落地，那时，我是一家省级党报的记者，丈夫是部队的一名科技干部，长年在外地工作。女儿3岁进入幼儿园。每年寒暑假，由于我和丈夫的老家都不在沈阳，女儿便没人照顾。于是，3岁的女儿就成了我的“小跟班”，跟着我东南西北地到处采访。
那时，女儿已经识了很多字。每次带着她去采访，只要给她一本童话书、一瓶水和一点儿食品，告诉她妈妈要工作，她就乖乖地坐在一旁看书，从来不打扰我。就这样，不用刻意培养，女儿自然而然养成了爱看书的好习惯。
转眼女儿6岁，要上小学了。为了让她有个快乐的童年，我们把她送到一个基本不留家庭作业、只注重素质教育的学校。放了学，我们绝不带她去补课，而是让她凭着自己的兴趣画画、读书、做游戏。上小学后的寒暑假和以前一样，女儿还是跟着我四处采访。这时，她已经不单是个“小跟班”，而是常常介入采访活动，自称是“实习小记者”。
那时候，我负责公检法部门的报道，公安、法院、检察院，甚至连监狱、劳教所，女儿都经常跟我出入。有一次，我带她采访了一宗少年杀人案：两个14岁的女孩儿同时爱上了一个男孩儿，为了争夺这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当街举刀恐吓另一个女孩儿，结果在争执拉扯中，举刀的女孩儿失手杀死了对方。
当时，女儿的年龄和这3个孩子差不多。采访结束后，女儿说，她注意到这3个孩子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来自离异家庭，都没有得到正常的父母之爱。而这些孩子正处于逆反期，他们表面上很反叛很张狂，其实心里非常脆弱和迷茫，非常渴望关心和爱。这时候如果有人爱他们，他们就会把这爱看得比生命都宝贵，因而常常表现得很偏执、很狂热。这3个孩子之间的悲剧就是这样发生的。
这些经历使女儿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让她对生命、对人生有了思考。2007年9月的一个周末，我去学校接女儿回家，路上，接到一个报料电话，说有一个男孩儿自杀了。于是，我开车带着女儿赶到位于沈阳新城子区（现沈北新区）的一个村庄，找到了那个自杀男孩儿的家。这个男孩儿15岁，半个月前，他的班长——一个美丽优秀的女孩儿，因为老师当众读了另一个班的男生写给她的所谓“情书”，羞愤交加，向坐在身后的这个男孩儿借了50元，坐车到市内，从一座大厦的15层楼跳了下来，当场死亡。学校为了掩盖事情真相，不仅让这个男孩儿作假证而且逼他转学。男孩儿以死抗争，服毒自杀。
采访回来的路上，女儿一直在默默地流泪，为那两个与她同龄的花季生命的过早凋零，也为他们的脆弱和逃避，更为这种不懂得学生心理、不尊重学生隐私的教育体制。
下一个周末从学校回来，女儿告诉我，她将这两个少年的自杀事件给同学们讲了，还和同学们搞了个“珍惜生命”的主题班会，大家就有关生命意义的话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妈妈，这一辈子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和苦难，我都不会放弃生命。我要把我的一生过得精彩而有意义。”那一天，女儿郑重地对我说。
理想为学习插上翅膀
2002年8月，女儿10周岁时，我参加了一家杂志社组织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海外笔会，正赶上暑假，便决定带着女儿去。那时候，我的月工资只有3000元，而女儿的澳新之旅的费用是1.5万元，几乎是我半年的收入。但我觉得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更能丰富人生阅历，启迪生命智慧，于是毫不犹豫地为孩子交了钱。
在奥克兰机场，台湾籍的杨导游对我女儿说了这样一句话：“小妹妹，你太幸运了！我在这里做了十几年导游，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来自中国内地的孩子。”
我惊诧于他的感慨。他解释说，中国内地的家长很少带这么小的孩子出国旅游，尤其是来这里。他在这里见到的这么大的亚裔孩子，大多来自日本、韩国、中国香港或台湾地区。
为了锻炼女儿的能力，我告诉导游不要管她，无论出关入关都让她自己应付。于是，女儿背着旅行包，走在我们16人旅行团的最前面。出关和入关时，她用英语回答海关检查人员的问题，居然一路绿灯。遇到哪个阿姨叔叔买东西问价，她也主动帮忙，成为我们团名副其实的“小翻译”。
那次旅行让女儿大开眼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迷人的自然风光、奇特的风情习俗、文明进步的民主政治，特别是澳大利亚人对孩子的关爱和尊重，都让10岁的女儿感受颇深。
回来后，我发现女儿有了很大变化，她对我说，外面的世界很美好，她长大了要出国留学开阔眼界。此后，她不但努力学习，还关注世界局势，关注各国政治文化，也更加喜欢旅游，于是，我经常在她的假期带她出国或在国内旅游。
收获纯净仁慈之心
2007年，女儿上高中一年级。从这一年开始，她成为沈阳义工联的一名成员，一名光荣的志愿者。
作为重点高中的学生，很多孩子几乎将所有的休息时间都用在了补课上，女儿却牺牲了许多对她来说异常宝贵的学习时间和精力去做义工，她做得很认真。
2008年重阳节，她随义工联去一家安老院慰问演出，负责照顾几个脑瘫老人。当时已是晚秋时节，衣着单薄的她在寒风里，一边陪老人看节目，一边喂他们吃水果，并不停地给他们擦嘴巴，那份专注和耐心让人看了很感动。
做义工让女儿懂得了只要献出自己的爱与关怀，就能减轻不幸者的痛苦与悲伤，让他们的生命多一些温馨和美好，而自己也会收获幸福与快乐，间接有了直面残酷现实的勇气和信心。
2009年10月，一个英国青年代表团来沈阳访问，做义工的女儿争取到为代表团做翻译的机会。女儿回来后告诉我，在3天的随团翻译中，她经常被问到同一个问题：“都说中国的孩子没有童年，你有童年吗？你的童年快乐吗？”
女儿自豪地说：“我不但有童年，而且有一个非常快乐的童年。”
2010年，18岁的女儿同时被美国6所著名大学录取，热衷国际关系专业的她选取了此专业在美国排名领先的塔夫茨大学。在接受这所大学面试时，女儿那流利的英语、满脸的阳光、妙趣横生的成长故事，让面试官也忍不住开心地笑起来，他们说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儿。她笑着告诉面试官：“那是因为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妈妈！”（摘自西祠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