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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公布《停战诏书》，宣布接受《彼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在多年炮火兵燹的洗礼后，中国抗日战争终于拉上了帷幕。
94岁的上海海事大学退休教授高文彬，回忆起那个时刻，依然非常激动。作为当年17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高文彬参加了战后盟军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活动——东京审判，时至今日，成了中国代表团唯一还健在的成员。
7月底，高文彬从上海市虹口区的家里搬了出来，住进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高干病房。因为身体不适，而照顾他的保姆有事请假回了老家，他不得不到医院来住着，以防有什么意外。
以前的节假日，保姆回家，高文彬也会到医院来住，所以他对医院生活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唯一不满的是这里上网不方便，因为他的女儿已经在美国成家，在自己家里，高文彬最大的乐趣就是用英语与远在大洋彼岸的女儿一家视频聊天，而在医院里，只能读报、看书。
距抗战胜利已经70年，高文彬也不再年轻，想当年，他是一名风华正茂的小伙子，是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成员之一，如今，也免不了满头稀疏的白发、无法拉直的皱纹以及微微颤抖的双手。
面试在上海锦江饭店
1922年出生的高文彬，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的父亲是上海一家洋行的普通职员。1945年，23岁的高文彬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进入上海市黄浦区政府任户政股主任，后来又到上海地方法院刑事法庭当书记员。
“当时，经历了多年战乱，上海一切都还在恢复当中，街头三教九流的人都有，整个社会有些乌烟瘴气。”高文彬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摇着头表示不堪回首。在这样一个利欲熏心的社会染缸中担任公职，高文彬的父母担心年轻单纯、涉世不深的他会随波逐流，建议他辞职另谋出路。
那个时候，日本已经宣布投降，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国最高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即东京审判）。中国拟派出的检察官向哲浚开始在国内选拔人才，组成东京审判的中国代表团。
那年4月，向哲浚来到上海招翻译，高文彬报名参加。“面试很简单，在上海最有名的涉外饭店锦江饭店中，向哲浚找出一份中文报纸，随手指出其中一段，让我当场翻译成英文。”得益于在东吴大学学习的经历，高文彬顺利通过了面试。在体检之后，高文彬便乘坐着美国涡轮式军用飞机，踏上了前往日本的旅程。
中国代表团的飞机降落在东京郊外的一个机场，第一次来到日本的高文彬至今都对日本萧条的场景记忆犹新。“日本街头的妇女穿的都是打满补丁且脏兮兮的衣服，一些年轻的日本姑娘由于家中的男子当兵战死，只能沦落到在车站、路口出卖自己的身体来维持生计。路上到处都是被轰炸后的残垣断壁，有烧焦的工厂，又只剩下一两根柱子的民房，几乎没有完好无损的房子。”高文彬描绘着自己的见闻。还有一些地段的大楼很有规律地一幢隔一幢地被炸毁，后来高文彬才知道，这是日本人自己有计划地炸掉的，主要是为了防止被轰炸后大火蔓延。“其实普通老百姓是战争最大的受害者。”高文彬叹息道。
经历战祸的洗礼，日本的情况并不比中国强多少，这令高文彬有些意外，而且似乎日本国内的普通百姓并不知道国外战场上发生了什么。
高文彬回忆，有一些日本女孩不知道盟军和日本的对立关系，甚至和盟军军官成为了男女朋友。与高文彬同住的一个美国军官在来到日本后不久，就有了一位漂亮的日本姑娘做女朋友，后来还时常把她带到宿舍来，这个与高文彬关系不错的美国军官会悄悄地跟他说，“今天中午我女朋友要来”，高文彬就会把房间让给他们。
“当时的日本民众倾其所有，来支持日本军队，但却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外面做过些什么，只知道他们为天皇而英勇作战。后来，在对南京大屠杀罪行进行审理的时候，前来旁听的日本人让法庭座无虚席，大多数都是抱着怀疑态度来听的，他们不愿意相信。庭审结束退庭时，那些来旁听的日本人就变得面如土色，匆匆离开。我还记得，其中有一个日本女人，一看到我们中国人就低着头，不敢正视我们。她应该是觉得羞愧。”高文彬说。
不仅仅是一名翻译
一场东京审判，持续了两年半的时间，从1946年5月3日开始，1948年11月12日才全部结束。在这期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开庭审判818次，出庭证人达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在4300件以上。1946年5月15日，高文彬随着向哲浚等人来到日本，直到1948年8月才离开，这段时间里，中国国内正进行着一场新的战争，而高文彬等人在东京的境况，也不啻另一场战争。
在东京审判中，由于审判由美国主导，所以法庭采用的是英美法系，而非大陆法系。当时英美法系的证据规则采取“法定证据主义”，即证据的提出是否合法，以及证据本身有无凭信力，由双方进行辩论，法官来认定证据有无凭信力。法官如果认为证据的提出不合法或证据本身无可凭信，可以当庭拒收。对于这样的审理规则，中国代表团有一些准备不足。
高文彬告诉记者，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审判涉及的55项罪行，有44项与中国相关，但是中国代表团仅仅只有17人，而且参加法庭审判的中方人员自始至终没有超过10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美国代表团有上百人。所以在审判过程中，无论是知识储备，还是精力、体力，中国代表团都落了下风。
不过，中国代表团在审判中依然留下了不少佳话。
时年54岁的检察官向哲浚，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之初，就带着工作人员到曾经的敌占区寻找侵略证据，并同国际检察局据理力争，将对日本战犯的起诉起始日争取到了张作霖“皇姑屯事件”事发日。此外，向哲浚还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总检察长联系，向盟军总部要求开放已被盟军封起来的日本陆军内部机密档案，委派两名懂日语的人员足足在里面翻了10余天，找到多份关于日本对中国作战文件、作战命令等方面的有力证据。
94岁的上海海事大学退休教授高文彬，回忆起那个时刻，依然非常激动。作为当年17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高文彬参加了战后盟军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活动——东京审判，时至今日，成了中国代表团唯一还健在的成员。
7月底，高文彬从上海市虹口区的家里搬了出来，住进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高干病房。因为身体不适，而照顾他的保姆有事请假回了老家，他不得不到医院来住着，以防有什么意外。
以前的节假日，保姆回家，高文彬也会到医院来住，所以他对医院生活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唯一不满的是这里上网不方便，因为他的女儿已经在美国成家，在自己家里，高文彬最大的乐趣就是用英语与远在大洋彼岸的女儿一家视频聊天，而在医院里，只能读报、看书。
距抗战胜利已经70年，高文彬也不再年轻，想当年，他是一名风华正茂的小伙子，是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成员之一，如今，也免不了满头稀疏的白发、无法拉直的皱纹以及微微颤抖的双手。
面试在上海锦江饭店
1922年出生的高文彬，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的父亲是上海一家洋行的普通职员。1945年，23岁的高文彬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进入上海市黄浦区政府任户政股主任，后来又到上海地方法院刑事法庭当书记员。
“当时，经历了多年战乱，上海一切都还在恢复当中，街头三教九流的人都有，整个社会有些乌烟瘴气。”高文彬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摇着头表示不堪回首。在这样一个利欲熏心的社会染缸中担任公职，高文彬的父母担心年轻单纯、涉世不深的他会随波逐流，建议他辞职另谋出路。
那个时候，日本已经宣布投降，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国最高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即东京审判）。中国拟派出的检察官向哲浚开始在国内选拔人才，组成东京审判的中国代表团。
那年4月，向哲浚来到上海招翻译，高文彬报名参加。“面试很简单，在上海最有名的涉外饭店锦江饭店中，向哲浚找出一份中文报纸，随手指出其中一段，让我当场翻译成英文。”得益于在东吴大学学习的经历，高文彬顺利通过了面试。在体检之后，高文彬便乘坐着美国涡轮式军用飞机，踏上了前往日本的旅程。
中国代表团的飞机降落在东京郊外的一个机场，第一次来到日本的高文彬至今都对日本萧条的场景记忆犹新。“日本街头的妇女穿的都是打满补丁且脏兮兮的衣服，一些年轻的日本姑娘由于家中的男子当兵战死，只能沦落到在车站、路口出卖自己的身体来维持生计。路上到处都是被轰炸后的残垣断壁，有烧焦的工厂，又只剩下一两根柱子的民房，几乎没有完好无损的房子。”高文彬描绘着自己的见闻。还有一些地段的大楼很有规律地一幢隔一幢地被炸毁，后来高文彬才知道，这是日本人自己有计划地炸掉的，主要是为了防止被轰炸后大火蔓延。“其实普通老百姓是战争最大的受害者。”高文彬叹息道。
经历战祸的洗礼，日本的情况并不比中国强多少，这令高文彬有些意外，而且似乎日本国内的普通百姓并不知道国外战场上发生了什么。
高文彬回忆，有一些日本女孩不知道盟军和日本的对立关系，甚至和盟军军官成为了男女朋友。与高文彬同住的一个美国军官在来到日本后不久，就有了一位漂亮的日本姑娘做女朋友，后来还时常把她带到宿舍来，这个与高文彬关系不错的美国军官会悄悄地跟他说，“今天中午我女朋友要来”，高文彬就会把房间让给他们。
“当时的日本民众倾其所有，来支持日本军队，但却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外面做过些什么，只知道他们为天皇而英勇作战。后来，在对南京大屠杀罪行进行审理的时候，前来旁听的日本人让法庭座无虚席，大多数都是抱着怀疑态度来听的，他们不愿意相信。庭审结束退庭时，那些来旁听的日本人就变得面如土色，匆匆离开。我还记得，其中有一个日本女人，一看到我们中国人就低着头，不敢正视我们。她应该是觉得羞愧。”高文彬说。
不仅仅是一名翻译
一场东京审判，持续了两年半的时间，从1946年5月3日开始，1948年11月12日才全部结束。在这期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开庭审判818次，出庭证人达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在4300件以上。1946年5月15日，高文彬随着向哲浚等人来到日本，直到1948年8月才离开，这段时间里，中国国内正进行着一场新的战争，而高文彬等人在东京的境况，也不啻另一场战争。
在东京审判中，由于审判由美国主导，所以法庭采用的是英美法系，而非大陆法系。当时英美法系的证据规则采取“法定证据主义”，即证据的提出是否合法，以及证据本身有无凭信力，由双方进行辩论，法官来认定证据有无凭信力。法官如果认为证据的提出不合法或证据本身无可凭信，可以当庭拒收。对于这样的审理规则，中国代表团有一些准备不足。
高文彬告诉记者，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审判涉及的55项罪行，有44项与中国相关，但是中国代表团仅仅只有17人，而且参加法庭审判的中方人员自始至终没有超过10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美国代表团有上百人。所以在审判过程中，无论是知识储备，还是精力、体力，中国代表团都落了下风。
不过，中国代表团在审判中依然留下了不少佳话。
时年54岁的检察官向哲浚，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之初，就带着工作人员到曾经的敌占区寻找侵略证据，并同国际检察局据理力争，将对日本战犯的起诉起始日争取到了张作霖“皇姑屯事件”事发日。此外，向哲浚还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总检察长联系，向盟军总部要求开放已被盟军封起来的日本陆军内部机密档案，委派两名懂日语的人员足足在里面翻了10余天，找到多份关于日本对中国作战文件、作战命令等方面的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