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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里，笔者作为已有55年党龄的老党员，在亲历与感动中遇到过不少的好同志，然而最使我深深怀念的是一位从延河边上走来的，基层文艺单位的优秀党委书记赵起扬。
受命于北京人艺
赵起扬1918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1937年，18岁的他奔赴延安，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在延安他先后参加了陕北安吴青年训练班和陕北公学学习，担任助理员。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赴河南省密县从事地下秘密工作。1942年，赵起扬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鲁艺工作团研究生，同时参加了歌剧《白毛女》，话剧《前线》、《粮食》的演出，成功地塑造了《白毛女》里赵大叔的艺术形象。1945年，他担任晋冀豫边区文联秘书、北方大学艺术学院主任教员、冀南区文委副书记。
1952年，年仅34岁的赵起扬，肩负着北京市委领导彭真、刘仁同志给予的重托，来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担任党委书记兼秘书长。
北京人艺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成立的，以莫斯科艺术剧院为样板的话剧专业剧团，并组成了以曹禺为院长，欧阳山尊、焦菊隐为副院长，赵起扬担任秘书长兼党委书记的领导班子。北京人艺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既有功成名就的大艺术家、大教授，又有资历很深的大导演、大演员；既有党领导的“演剧队”骨干，也有国统区的当红剧人；既有从国外回来的明星大腕，又有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学生……面对着这些特殊的艺术人群，作为党委书记该怎么当呢？赵起扬心里没有多大的底。
一天，时任市委副书记刘仁同志把他叫到市委办公室，格外地嘱咐说：“你首先要团结好剧院里的党内外专家，特别是曹禺和焦菊隐两位，要尊重、支持和帮助他们。据介绍，焦菊隐不大好合作，你一定要和他好好共事。”
这时，赵起扬深感自己的肩上担子很重，然而，他还是本着一贯就固有的作风，即忠厚正直、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刚柔相济，昂首挺胸地走马上任了。
在风口浪尖上
在“左”倾教条主义指导思想下，当时的文艺界更是多事之秋。
1960年的隆冬，剧院为了排演向建党40周年献礼的剧目，开展了一次“提高艺术质量大辩论”。这次活动的初衷仅仅是学术上的争鸣，即可以自由发表各种不同的戏剧观点，以便推动艺术创作的进一步繁荣，然而，由于当时已经搞过不少的政治运动，人们意识里开始习惯于此，因而便渐渐地、不知不觉地把“大辩论”也演变成一个小的政治运动。当时，大的环境背景是——党内“反对彭德怀右倾分子”的斗争刚刚过去；文艺界正在批判“修正主义文艺理论”和“资产阶级人性论”，巴人、孙谦、白刃等人作品都成为批判的“毒草”目标。因此，剧院的“大辩论”同样很快把艺术问题、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起来，在“大鸣、大放、大字报”中，把一些导演、演员的创作方法问题上纲上线为人生观、世界观问题，甚至是政治态度问题。在这样一个空气紧张，人人自危，“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关键时刻，赵起扬挺身而出召开紧急党委会，决定对刚刚搞了十天的“大辩论”来个“急刹车”，宣布群众辩论立即全部停止。而且，他还明确地提出：事实证明“大辩论”已经搞偏了、搞错了、搞过了，应该在今后吸取经验教训，同时剧院领导要在全院人员大会上公开向一些被挫伤艺术创造积极性，被伤害了感情的导演、演员们赔礼道歉。应当说，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也是有着很大政治风险的。为此，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同志，当着全体会议代表的面正式提出：“在我们文艺单位里，好书记还是有的嘛！北京人艺的赵起扬同志就是一个。”刚刚散会，老艺术家金山就匆匆来到赵起扬的面前，深深地鞠上一个躬，表示由衷敬佩之意。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在“文革”当中，赵起扬被扣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分子”、“党内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罪名。
夜宵费的故事
1958年“大跃进”年代里，剧院每天晚上的演出，参加者发放夜宵费两毛钱。当时，有人提出来一个“革命倡议”——在外边巡回演出时，全部取消发放夜宵费。而且，这被说成是演员队全体人员一致的意见，还在“大字报”上签了名。这，该怎么处理呢？
在党委会上，赵起扬旗帜鲜明地表示：“这种做法不妥当，它涉及到群众利益必须慎重对待。”演员队支部书记说：“这是群众的意见嘛！”赵起扬一脸严肃地问道：“群众？那还要领导干什么呢！”这样一句话把与会者都给镇住了。停了一下，他又继续解释说：“在当前大家头脑都有点发热的情况下，有人提出这种倡议并不奇怪。提出的人也可能是出于真心，可大家是不是真心愿意呢？恐怕有人心里并不愿意，也不敢说个‘不’字，生怕落个‘思想落后’甚至‘右倾’的罪名。所以，心里不愿意，嘴上还得说‘拥护’。大家出去巡回演出，本来很辛苦，很劳累。晚上演出超过11点钟才发给两毛钱的夜宵费，如果连这点补助也给取消了，人们身体怎么顶得住呢？”于是，他说服了党委委员，否定了这样的“革命化”办法。事后，有人反映说：“这件事虽小，但表现了党委书记的真功夫！”
“我坚决支持你搞话剧民族化！”
应该说，赵起扬对待总导演焦菊隐是一贯的尊重、信任、帮助和支持，也得到了对方的倾心回报，并收获到艺术上的累累硕果。1956年初，在戏剧艺术上一贯主张并坚持探索和创新的焦菊隐，想挑选一出古装戏来进行话剧吸收、运用民族戏曲表现方法的重要试验。有了这个想法以后，焦菊隐首先来找赵起扬商量，听取意见。赵起扬知道以后非常兴奋，认为这是话剧艺术中国化、民族化的开端，向焦菊隐明确表示——“只要认准了这个方向，你就放手去干！演员由你选，要谁给谁；钱可以多花一些；排练时间上不受限制，就是失败了也没关系，失败了再重来！”
接着，焦菊隐很快就选中了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
《虎符》排练正式开始了，这是一次事关北京人艺艺术道路和前途的试验。当时，不但剧院的人很是关注，戏剧圈子里的人也都瞪大眼睛看着。一时间，“北京人艺排练话剧加上京剧的锣鼓点儿了”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全国各个戏剧团体。焦菊隐在《虎符》的导演处理上，首先突破了话剧传统的镜框式舞台，打开了舞台时空的限制，第一次采用黑丝幕为整个舞台的背景，舞台上只有几件简洁而又有代表性的道具，其目的是突出演员的表演、突出人物。焦菊隐还将京剧的锣鼓经、道白和水袖等等，全部运用到排练中来。一句话，构思是大胆的，创新是艰难的，探索是不够成熟的。正是由于这是不同凡响的、别具一格的试验，演员们很不适应，很反感，很对立，以至在舞台上手足无措。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赵起扬肩上的压力并不比焦菊隐轻，一方面要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排练充分的支持，另一方面还要为排练中出現的思想干扰进行排除，保驾护航。事后，赵起扬回忆说：“当时的情况确实很严重，演员们每天都不断找我来‘诉苦’、‘发牢骚’，说这样的试验搞得他们都不会演戏了，甚至连主要演员也要求退出戏组……可是，面对这种情况，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知难而退，停止试验；要么硬着头皮坚持下去。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底，这毕竟是初次试验，但是我可不能流露出一点动摇情绪，只要我有一点犹豫，那可就全乱套了。同时，我还不能把这些情况如实地、具体地对导演说，怕他失去信心，排不下去。我当时想——要是失败了，我兜着，我做检查。不过，我对焦菊隐还是很有信心的，相信他能成功。”于是，赵起扬搬了一把椅子硬是坐到排练场上，随着戏的进展做好各种说服工作。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赵起扬苦口婆心，细致深入，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终于使演员们从不适应、抵触、对立，转变为和导演一起，为话剧艺术的创新发展而同心协力地探索着，前进着。
《虎符》走过坎坷不平的道路终于问世了，公演以后震动了整个话剧界。尽管，观众和同行们指出戏还存在着某些生硬不足之处，但是一致认为演出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虎符》是焦菊隐把我国民族戏曲的表现手法和精神，有意识地运用到话剧艺术里的大胆尝试，也是焦菊隐在探索话剧中国化、民族化上的一个新起点，一个奠基之作。
反面人物风波
在“左”的教条主义思想泛滥情况下，什么古怪事情都会发生，今天的青年或许不理解，然而，这却是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
1959年，《戏剧报》邀请赵起扬写一篇文章，全面总结介绍北京人艺的成就。写文章的时候，最让他感到困难的是举不举反面人物形象的例子。因为当时有一种“空气”，那就是歧视反面人物形象。演员扮演反面人物即使演得再好，报纸和电台等媒体也不予宣传，而只能宣传扮演正面人物形象，特别是工农兵英雄人物形象。有的剧团，在演出时扮演反面人物形象的演员不能参加谢幕，首长上台接见也不能上前握手、照相。北京人艺上演《日出》以后不久，竟然有人向剧院反映——有的观众“不正常地”在街上，追着扮演胡四的演员董行佶看，这是很成问题的。赵起扬听到以后，反问：“这算什么问题？这只能说明董行佶演得好。我看把它当成问题的现象，倒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他有些激动地说，“我们要用事实好好顶一顶这种‘空气’。反面人物形象怎么了？这也是导演和演员，特别是演员通过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艺术成果。难道扮演反面人物形象的演员也成‘反面’了，那以后谁还肯扮演反面人物形象啊？对这种不懂艺术规律的形而上学观点不能迁就，迁就了就是打击演员的创作积极性。据说，董行佶已经有了思想负担，应当帮他解脱掉。”于是，在文章当中，他坚决例举了一些演员成功扮演的反面人物形象，如《日出》里的胡四、《智取威虎山》里的黄排长、《茶馆》里的庞太监、《三块钱国币》里的警察、《悭吝人》里的阿巴公等等，肯定了他们的艺术贡献。
提到赵起扬团结、依靠、支持、帮助和保护知识分子，还有一个例子。当时，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不搞是不可以的，不出偏差也是不可能的。然而，赵起扬作为党委书记会尽量缩小打击面，有了偏差就坚决纠正。
在“肃反”运动中，有的演员历史上存在某些问题，但又够不上给予什么处分，上级曾经提出应当给予撤职，不许再演戏的处理。赵起扬却认为演员只是一种职业，不是官职，因此也无职可撤。他说：“演员的专长就是演戏，不许演戏并不利于个人改造。应当根据问题的性质，现实的表现，让他们继续演戏，在工作中教育改造。”一个工作中有贡献的老演员，满含热泪地对赵起扬说：“像我这样的情况，要在别处，不定哪次政治运动就给卡住了，更不用说业务上有什么发展，亏得是在北京人艺，亏得遇到你这么一位党委书记！”
冒险保护过关
1957年的夏季是个很不平常的日子，正当《虎符》演出轰动北京舞台的时候，平地一声雷，突然来了一个“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在整风鸣放期间，焦菊隐应党组织的诚恳邀请，在剧院内外座谈会上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意见，一夜之间如同变魔术一样，都被快速提升为“向党猖狂进攻的罪状”。由于当时通行的作法，是运用断章取义、形式类比和逻辑上纲的手段，把焦菊隐的意见一一推进了“右派言论”的范围，并在首都戏剧界的批判大会上，与会者已经把他的问题全部上纲上线，发言的调门儿提得很高很高，看来是很难逃脱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厄运了。
就在此刻，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把赵起扬和欧阳山尊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专门了解焦菊隐的情况。赵起扬明确地发表了以下的看法：“焦菊隐的问题并不太严重，他主要是对剧院工作有些意见。这个人在解放以前就是倾向进步的，这些年来在剧院工作中作用也是很大的，应该继续留在剧院里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廖沫沙说：“今天是彭真同志要我与你们商量这件事的。现在根据你们反映的情况，对焦菊隐应该保护过关。不过还要进行一下小规模的批评、帮助才好。”
在决定焦菊隐个人以及亲属命运，和北京人艺艺术前途的关键时刻，由于赵起扬的全力解释与开脱，这位戏剧大师终于得到了从宽处理。同时，剧院党组请曹禺、舒绣文、叶子、刁光覃等老艺术家参加，在小范围之内对焦菊隐进行了和风细雨的批评、帮助，他本人也作了诚恳的检讨。这样的处理深得人心，大家反映，此举对人艺的工作和焦菊隐个人都有巨大的帮助。
紧接下来，赵起扬一如既往地为焦菊隐继续发挥智慧才能创造条件。在剧院召开座谈会宣布对焦菊隐处理决定的当天，他就应邀参加了党组扩大会研究剧院的工作安排。又仅仅过了几天，焦菊隐就已经轻装上阵地开始导演老舍的新作《茶馆》了。为了支持焦菊隐的工作，剧院还特地请夏淳与他一起导演。由此，一部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代表之作、巅峰之作诞生了，一部享誉世界的中国舞台艺术珍品诞生了。显然，如果没有赵起扬全力以赴对焦菊隐拉一把的有力行动，以后他所有的成功艺术实践都将化为泡影。而且，如今人们再也不必谈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和话剧艺术民族化的理论，以及其经典作品《茶馆》了。
为什么要冒着“包庇右派”的政治风险，来保护焦菊隐呢？事后，赵起扬想了一下，淡淡地回答：“在接触中，我发现焦菊隐真有才华。他博通中外古今，在艺术上也真有想法。过去就对党的戏剧事业有过贡献。北京人艺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至于艺术家，有些怪脾气，爱发牢骚，这也是难免的。焦菊隐总的政治倾向是进步的，爱国的，对他的历史问题，也应该本着党的‘实事求是’精神来看待。”
刚中有柔，体贴人心
老院长曹禺曾经这样描述赵起扬：“我常看见他耐下性子，听着无尽无休的诉说和对他的直接指责。我忘不了他凝神静听的神色，有条不紊的解答。他有时也激动起来，面红耳赤，但从不在这时感情用事做出决定。当他集思广益，明辨是非之后，他是敢于作出重大决定的。他不怕任何流言蜚语，不怕人误解，他是一个‘顶得住’的人。”
是的，赵起扬就是这样一个刚中有柔，体贴人心的党的工作者。
赵起扬对待老演员戴涯的种种做法，大约最能够说明问题了。戴涯有一般历史问题，在“肃反”运动中经过审查，结论是“免于处理”。于是，赵起扬很快就决定安排他在《虎符》里，扮演魏王的重要角色。对于一个刚刚被审查过历史的人，重新被启用，这自然是很大的欣慰和荣誉，因此他便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排练中来，而且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然而，有谁能够想得到，这竟然是戴涯艺术生涯里最后的“绝唱”。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中，戴涯又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后来，由于年老体衰多病，作为“照顾对象”没有让他离开人艺，但是只能“闭门思过”，无法与同事们接触和往来。戴涯闲来无事不甘寂寞，在家中写出了一个剧本，把它交给了赵起扬，并在附信中写道：“我不求上演，只希望你能知道我不能忘情于戏剧，不能忘情于剧院的这颗心。”当时，对待戴帽子“右派”的所有要求一律不予考虑是极为正常的事情。但是，赵起扬竟然在百忙中抽空读了剧本，还亲自跑到戴涯的家里谈意见。后来几经修改以后，戴涯试探着问赵起扬：“你看有上演的可能吗？”赵起扬停了一下回答：“你让我考虑以后再答复吧。”几天以后，赵起扬又认真地作出了回答：“这个剧本要上演必须经过党委、艺委的讨论通过，我个人无权决定。万一同意上演的话，我想有一個条件，就是作者的署名不能写你，你也得为剧院着想啊！”戴涯听了以后，激动不已地说：“没有关系，如果能够上演，我就是死也瞑目了！”以后，虽然这个剧本没有能够列入剧院的上演计划，但是赵起扬的以诚相见，平等待人之态度，使戴涯感动以极，感激不尽。1966年，“文革”的前夕，赵起扬已经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就要来临，考虑再三，决定安排戴涯到暂时还不开展运动的农村去。赵起扬诚恳地对戴涯说：“有些事我也无法对你说清楚，你不要留在北京了，回到老家乡下去对你可能更好一些。”于是，戴涯便回到了江苏省镇江老家去了。1973年，戴涯64岁就病故了，辞世的时候，还不止一次地对家人说：“人艺的赵书记，好人啊！……”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剧院在八宝山召开了戴涯的追悼会，赵起扬已经患了重病，但还是跑去参加了追悼会，对这位老艺术家表示自己的无尽哀思。
这确乎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责任编辑 陈晰
受命于北京人艺
赵起扬1918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1937年，18岁的他奔赴延安，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在延安他先后参加了陕北安吴青年训练班和陕北公学学习，担任助理员。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赴河南省密县从事地下秘密工作。1942年，赵起扬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鲁艺工作团研究生，同时参加了歌剧《白毛女》，话剧《前线》、《粮食》的演出，成功地塑造了《白毛女》里赵大叔的艺术形象。1945年，他担任晋冀豫边区文联秘书、北方大学艺术学院主任教员、冀南区文委副书记。
1952年，年仅34岁的赵起扬，肩负着北京市委领导彭真、刘仁同志给予的重托，来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担任党委书记兼秘书长。
北京人艺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成立的，以莫斯科艺术剧院为样板的话剧专业剧团，并组成了以曹禺为院长，欧阳山尊、焦菊隐为副院长，赵起扬担任秘书长兼党委书记的领导班子。北京人艺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既有功成名就的大艺术家、大教授，又有资历很深的大导演、大演员；既有党领导的“演剧队”骨干，也有国统区的当红剧人；既有从国外回来的明星大腕，又有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学生……面对着这些特殊的艺术人群，作为党委书记该怎么当呢？赵起扬心里没有多大的底。
一天，时任市委副书记刘仁同志把他叫到市委办公室，格外地嘱咐说：“你首先要团结好剧院里的党内外专家，特别是曹禺和焦菊隐两位，要尊重、支持和帮助他们。据介绍，焦菊隐不大好合作，你一定要和他好好共事。”
这时，赵起扬深感自己的肩上担子很重，然而，他还是本着一贯就固有的作风，即忠厚正直、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刚柔相济，昂首挺胸地走马上任了。
在风口浪尖上
在“左”倾教条主义指导思想下，当时的文艺界更是多事之秋。
1960年的隆冬，剧院为了排演向建党40周年献礼的剧目，开展了一次“提高艺术质量大辩论”。这次活动的初衷仅仅是学术上的争鸣，即可以自由发表各种不同的戏剧观点，以便推动艺术创作的进一步繁荣，然而，由于当时已经搞过不少的政治运动，人们意识里开始习惯于此，因而便渐渐地、不知不觉地把“大辩论”也演变成一个小的政治运动。当时，大的环境背景是——党内“反对彭德怀右倾分子”的斗争刚刚过去；文艺界正在批判“修正主义文艺理论”和“资产阶级人性论”，巴人、孙谦、白刃等人作品都成为批判的“毒草”目标。因此，剧院的“大辩论”同样很快把艺术问题、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起来，在“大鸣、大放、大字报”中，把一些导演、演员的创作方法问题上纲上线为人生观、世界观问题，甚至是政治态度问题。在这样一个空气紧张，人人自危，“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关键时刻，赵起扬挺身而出召开紧急党委会，决定对刚刚搞了十天的“大辩论”来个“急刹车”，宣布群众辩论立即全部停止。而且，他还明确地提出：事实证明“大辩论”已经搞偏了、搞错了、搞过了，应该在今后吸取经验教训，同时剧院领导要在全院人员大会上公开向一些被挫伤艺术创造积极性，被伤害了感情的导演、演员们赔礼道歉。应当说，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也是有着很大政治风险的。为此，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同志，当着全体会议代表的面正式提出：“在我们文艺单位里，好书记还是有的嘛！北京人艺的赵起扬同志就是一个。”刚刚散会，老艺术家金山就匆匆来到赵起扬的面前，深深地鞠上一个躬，表示由衷敬佩之意。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在“文革”当中，赵起扬被扣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分子”、“党内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罪名。
夜宵费的故事
1958年“大跃进”年代里，剧院每天晚上的演出，参加者发放夜宵费两毛钱。当时，有人提出来一个“革命倡议”——在外边巡回演出时，全部取消发放夜宵费。而且，这被说成是演员队全体人员一致的意见，还在“大字报”上签了名。这，该怎么处理呢？
在党委会上，赵起扬旗帜鲜明地表示：“这种做法不妥当，它涉及到群众利益必须慎重对待。”演员队支部书记说：“这是群众的意见嘛！”赵起扬一脸严肃地问道：“群众？那还要领导干什么呢！”这样一句话把与会者都给镇住了。停了一下，他又继续解释说：“在当前大家头脑都有点发热的情况下，有人提出这种倡议并不奇怪。提出的人也可能是出于真心，可大家是不是真心愿意呢？恐怕有人心里并不愿意，也不敢说个‘不’字，生怕落个‘思想落后’甚至‘右倾’的罪名。所以，心里不愿意，嘴上还得说‘拥护’。大家出去巡回演出，本来很辛苦，很劳累。晚上演出超过11点钟才发给两毛钱的夜宵费，如果连这点补助也给取消了，人们身体怎么顶得住呢？”于是，他说服了党委委员，否定了这样的“革命化”办法。事后，有人反映说：“这件事虽小，但表现了党委书记的真功夫！”
“我坚决支持你搞话剧民族化！”
应该说，赵起扬对待总导演焦菊隐是一贯的尊重、信任、帮助和支持，也得到了对方的倾心回报，并收获到艺术上的累累硕果。1956年初，在戏剧艺术上一贯主张并坚持探索和创新的焦菊隐，想挑选一出古装戏来进行话剧吸收、运用民族戏曲表现方法的重要试验。有了这个想法以后，焦菊隐首先来找赵起扬商量，听取意见。赵起扬知道以后非常兴奋，认为这是话剧艺术中国化、民族化的开端，向焦菊隐明确表示——“只要认准了这个方向，你就放手去干！演员由你选，要谁给谁；钱可以多花一些；排练时间上不受限制，就是失败了也没关系，失败了再重来！”
接着，焦菊隐很快就选中了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
《虎符》排练正式开始了，这是一次事关北京人艺艺术道路和前途的试验。当时，不但剧院的人很是关注，戏剧圈子里的人也都瞪大眼睛看着。一时间，“北京人艺排练话剧加上京剧的锣鼓点儿了”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全国各个戏剧团体。焦菊隐在《虎符》的导演处理上，首先突破了话剧传统的镜框式舞台，打开了舞台时空的限制，第一次采用黑丝幕为整个舞台的背景，舞台上只有几件简洁而又有代表性的道具，其目的是突出演员的表演、突出人物。焦菊隐还将京剧的锣鼓经、道白和水袖等等，全部运用到排练中来。一句话，构思是大胆的，创新是艰难的，探索是不够成熟的。正是由于这是不同凡响的、别具一格的试验，演员们很不适应，很反感，很对立，以至在舞台上手足无措。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赵起扬肩上的压力并不比焦菊隐轻，一方面要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排练充分的支持，另一方面还要为排练中出現的思想干扰进行排除，保驾护航。事后，赵起扬回忆说：“当时的情况确实很严重，演员们每天都不断找我来‘诉苦’、‘发牢骚’，说这样的试验搞得他们都不会演戏了，甚至连主要演员也要求退出戏组……可是，面对这种情况，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知难而退，停止试验；要么硬着头皮坚持下去。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底，这毕竟是初次试验，但是我可不能流露出一点动摇情绪，只要我有一点犹豫，那可就全乱套了。同时，我还不能把这些情况如实地、具体地对导演说，怕他失去信心，排不下去。我当时想——要是失败了，我兜着，我做检查。不过，我对焦菊隐还是很有信心的，相信他能成功。”于是，赵起扬搬了一把椅子硬是坐到排练场上，随着戏的进展做好各种说服工作。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赵起扬苦口婆心，细致深入，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终于使演员们从不适应、抵触、对立，转变为和导演一起，为话剧艺术的创新发展而同心协力地探索着，前进着。
《虎符》走过坎坷不平的道路终于问世了，公演以后震动了整个话剧界。尽管，观众和同行们指出戏还存在着某些生硬不足之处，但是一致认为演出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虎符》是焦菊隐把我国民族戏曲的表现手法和精神，有意识地运用到话剧艺术里的大胆尝试，也是焦菊隐在探索话剧中国化、民族化上的一个新起点，一个奠基之作。
反面人物风波
在“左”的教条主义思想泛滥情况下，什么古怪事情都会发生，今天的青年或许不理解，然而，这却是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
1959年，《戏剧报》邀请赵起扬写一篇文章，全面总结介绍北京人艺的成就。写文章的时候，最让他感到困难的是举不举反面人物形象的例子。因为当时有一种“空气”，那就是歧视反面人物形象。演员扮演反面人物即使演得再好，报纸和电台等媒体也不予宣传，而只能宣传扮演正面人物形象，特别是工农兵英雄人物形象。有的剧团，在演出时扮演反面人物形象的演员不能参加谢幕，首长上台接见也不能上前握手、照相。北京人艺上演《日出》以后不久，竟然有人向剧院反映——有的观众“不正常地”在街上，追着扮演胡四的演员董行佶看，这是很成问题的。赵起扬听到以后，反问：“这算什么问题？这只能说明董行佶演得好。我看把它当成问题的现象，倒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他有些激动地说，“我们要用事实好好顶一顶这种‘空气’。反面人物形象怎么了？这也是导演和演员，特别是演员通过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艺术成果。难道扮演反面人物形象的演员也成‘反面’了，那以后谁还肯扮演反面人物形象啊？对这种不懂艺术规律的形而上学观点不能迁就，迁就了就是打击演员的创作积极性。据说，董行佶已经有了思想负担，应当帮他解脱掉。”于是，在文章当中，他坚决例举了一些演员成功扮演的反面人物形象，如《日出》里的胡四、《智取威虎山》里的黄排长、《茶馆》里的庞太监、《三块钱国币》里的警察、《悭吝人》里的阿巴公等等，肯定了他们的艺术贡献。
提到赵起扬团结、依靠、支持、帮助和保护知识分子，还有一个例子。当时，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不搞是不可以的，不出偏差也是不可能的。然而，赵起扬作为党委书记会尽量缩小打击面，有了偏差就坚决纠正。
在“肃反”运动中，有的演员历史上存在某些问题，但又够不上给予什么处分，上级曾经提出应当给予撤职，不许再演戏的处理。赵起扬却认为演员只是一种职业，不是官职，因此也无职可撤。他说：“演员的专长就是演戏，不许演戏并不利于个人改造。应当根据问题的性质，现实的表现，让他们继续演戏，在工作中教育改造。”一个工作中有贡献的老演员，满含热泪地对赵起扬说：“像我这样的情况，要在别处，不定哪次政治运动就给卡住了，更不用说业务上有什么发展，亏得是在北京人艺，亏得遇到你这么一位党委书记！”
冒险保护过关
1957年的夏季是个很不平常的日子，正当《虎符》演出轰动北京舞台的时候，平地一声雷，突然来了一个“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在整风鸣放期间，焦菊隐应党组织的诚恳邀请，在剧院内外座谈会上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意见，一夜之间如同变魔术一样，都被快速提升为“向党猖狂进攻的罪状”。由于当时通行的作法，是运用断章取义、形式类比和逻辑上纲的手段，把焦菊隐的意见一一推进了“右派言论”的范围，并在首都戏剧界的批判大会上，与会者已经把他的问题全部上纲上线，发言的调门儿提得很高很高，看来是很难逃脱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厄运了。
就在此刻，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把赵起扬和欧阳山尊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专门了解焦菊隐的情况。赵起扬明确地发表了以下的看法：“焦菊隐的问题并不太严重，他主要是对剧院工作有些意见。这个人在解放以前就是倾向进步的，这些年来在剧院工作中作用也是很大的，应该继续留在剧院里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廖沫沙说：“今天是彭真同志要我与你们商量这件事的。现在根据你们反映的情况，对焦菊隐应该保护过关。不过还要进行一下小规模的批评、帮助才好。”
在决定焦菊隐个人以及亲属命运，和北京人艺艺术前途的关键时刻，由于赵起扬的全力解释与开脱，这位戏剧大师终于得到了从宽处理。同时，剧院党组请曹禺、舒绣文、叶子、刁光覃等老艺术家参加，在小范围之内对焦菊隐进行了和风细雨的批评、帮助，他本人也作了诚恳的检讨。这样的处理深得人心，大家反映，此举对人艺的工作和焦菊隐个人都有巨大的帮助。
紧接下来，赵起扬一如既往地为焦菊隐继续发挥智慧才能创造条件。在剧院召开座谈会宣布对焦菊隐处理决定的当天，他就应邀参加了党组扩大会研究剧院的工作安排。又仅仅过了几天，焦菊隐就已经轻装上阵地开始导演老舍的新作《茶馆》了。为了支持焦菊隐的工作，剧院还特地请夏淳与他一起导演。由此，一部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代表之作、巅峰之作诞生了，一部享誉世界的中国舞台艺术珍品诞生了。显然，如果没有赵起扬全力以赴对焦菊隐拉一把的有力行动，以后他所有的成功艺术实践都将化为泡影。而且，如今人们再也不必谈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和话剧艺术民族化的理论，以及其经典作品《茶馆》了。
为什么要冒着“包庇右派”的政治风险，来保护焦菊隐呢？事后，赵起扬想了一下，淡淡地回答：“在接触中，我发现焦菊隐真有才华。他博通中外古今，在艺术上也真有想法。过去就对党的戏剧事业有过贡献。北京人艺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至于艺术家，有些怪脾气，爱发牢骚，这也是难免的。焦菊隐总的政治倾向是进步的，爱国的，对他的历史问题，也应该本着党的‘实事求是’精神来看待。”
刚中有柔，体贴人心
老院长曹禺曾经这样描述赵起扬：“我常看见他耐下性子，听着无尽无休的诉说和对他的直接指责。我忘不了他凝神静听的神色，有条不紊的解答。他有时也激动起来，面红耳赤，但从不在这时感情用事做出决定。当他集思广益，明辨是非之后，他是敢于作出重大决定的。他不怕任何流言蜚语，不怕人误解，他是一个‘顶得住’的人。”
是的，赵起扬就是这样一个刚中有柔，体贴人心的党的工作者。
赵起扬对待老演员戴涯的种种做法，大约最能够说明问题了。戴涯有一般历史问题，在“肃反”运动中经过审查，结论是“免于处理”。于是，赵起扬很快就决定安排他在《虎符》里，扮演魏王的重要角色。对于一个刚刚被审查过历史的人，重新被启用，这自然是很大的欣慰和荣誉，因此他便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排练中来，而且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然而，有谁能够想得到，这竟然是戴涯艺术生涯里最后的“绝唱”。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中，戴涯又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后来，由于年老体衰多病，作为“照顾对象”没有让他离开人艺，但是只能“闭门思过”，无法与同事们接触和往来。戴涯闲来无事不甘寂寞，在家中写出了一个剧本，把它交给了赵起扬，并在附信中写道：“我不求上演，只希望你能知道我不能忘情于戏剧，不能忘情于剧院的这颗心。”当时，对待戴帽子“右派”的所有要求一律不予考虑是极为正常的事情。但是，赵起扬竟然在百忙中抽空读了剧本，还亲自跑到戴涯的家里谈意见。后来几经修改以后，戴涯试探着问赵起扬：“你看有上演的可能吗？”赵起扬停了一下回答：“你让我考虑以后再答复吧。”几天以后，赵起扬又认真地作出了回答：“这个剧本要上演必须经过党委、艺委的讨论通过，我个人无权决定。万一同意上演的话，我想有一個条件，就是作者的署名不能写你，你也得为剧院着想啊！”戴涯听了以后，激动不已地说：“没有关系，如果能够上演，我就是死也瞑目了！”以后，虽然这个剧本没有能够列入剧院的上演计划，但是赵起扬的以诚相见，平等待人之态度，使戴涯感动以极，感激不尽。1966年，“文革”的前夕，赵起扬已经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就要来临，考虑再三，决定安排戴涯到暂时还不开展运动的农村去。赵起扬诚恳地对戴涯说：“有些事我也无法对你说清楚，你不要留在北京了，回到老家乡下去对你可能更好一些。”于是，戴涯便回到了江苏省镇江老家去了。1973年，戴涯64岁就病故了，辞世的时候，还不止一次地对家人说：“人艺的赵书记，好人啊！……”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剧院在八宝山召开了戴涯的追悼会，赵起扬已经患了重病，但还是跑去参加了追悼会，对这位老艺术家表示自己的无尽哀思。
这确乎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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